设想一下，这是20年后的中国，如果我们不是悲观论者的话，我们应该会享受到更加蔚蓝的天空、清洁的空气、健康的食品和更加智能的生活方式。
　　设想一下，这是20年后的中国，如果我们不是悲观论者的话，我们应该会享受到更加蔚蓝的天空、清洁的空气、健康的食品和更加智能的生活方式。我们中的很多人，无论是正当壮年或者已垂垂老去，都可以随口数出几家大的公司和成功的企业家，就像今天可以随口喊出马云、李彦宏的名字一样。
　　那么，当我们想起20年前的2015年的时候，我们会记起什么呢？我们也会想起刚刚公布的2014年宏观经济数据，人们赋予这一创过去24年新低的成绩单更多的符号意义；我们还会想起2014年的艰难生活，企业倒闭，老板失联，员工下岗，人们焦急的在互联网中寻找着方向；我们还会想起一个关于国家的宏大叙事，用“新常态”予以概括，2015年仍将是复杂而困难的一年。
　　那么，我们还应该想起什么呢？如果我们同意处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需要更多创新与创业，需要更多不依赖于传统制造业的就业增长，需要更多“激发市场活力”的力量的话，我们应该想起李克强总理在最近连续三次公开提到的一个群体——草根创业者。
　　第一次是在深圳的柴火公司，第二次是在国家最高级别的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第三次是在国务院新设400亿国家创投引导基金会议上，李克强说，要鼓励“万众创业，草根创新”。
　　创新与创业，这看似是一个老套的话题，当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式的表达之后，就有了更多符号性意义：在这个国家掀起“自上而下”的反腐运动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人们急需找到一个“自下而上”的突破口以释放市场的活力，在降低改革阻力的同时，增强未来中国的竞争能力。
　　尽管在过去十几年，这群被称为“草根”的创业者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传奇企业家和90年代的互联网精英的故事里，但在新年的第一个月里，这个被国家主政者三次提及的群体，正迎来创造历史的绝佳机会。
　　时间往前一点，我们对上世纪90年代创业潮记忆犹新，大部分现在的互联网精英如马云等，都能在90年代找到创业的起点。那一年，掀起了颇具重商主义色彩的“下海潮”，官员下海创业，带动一批年轻人，形成了著名的“92”黄金一代。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从体制层面为创业潮的到来打开机会窗口。
　　时间再往前一点，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整个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最早一批企业家诞生的年代，政策时紧时松，前景忽明忽暗，生存的压力和时代的浪潮共同营造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商业环境。那批诞生于“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中的企业家，比起后来者更具有国家情怀，而国家当政者要做的，就是在摸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商业的空间。
　　这是最为后来者津津乐道的两个时代，它们所造就的企业家主导了新世纪14年来中国的商业进程，并被现在的年轻人顶礼膜拜。前者多来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后者则产生于城市的工薪阶层。当年的“草根”嗅到了常人难以捕捉的国家信号，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而如今，我们正面临寻找新的改革起点的任务，看看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吧，如果我们承认“2015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样的论断的话，李克强总理关于“草根创业”的三次讲话就是一个不应该被忽视的国家信号。对这个信号的理解，意味着，我们要致力于寻找这样的草根，寻找那把打开国家未来之门的钥匙：他们可能在高校的实验室里，可能在某个城市的出租屋里，也可能在某个公司的办公室里，正做着无聊的工作。
　　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成为未来的马云、李彦宏乃至柳传志等企业家，也许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有绚丽的GDP数据——实际上，这个数字已经在下滑。但我们可以有无数个知名的企业家和全球知名的公司，有完善的商业体系和商业环境。他们将成为国家竞争新的资本。
　　如果说，李克强的三次公开讲话是一个国家信号，那400亿的国家基金则是信号的落地。我们想要在未来收获一批成功的企业家和传奇故事，乃至收获这个国家的未来，就要以新的方式去和现在的草根创业者打交道，即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去关注草根的创业环境，他们面临的体制障碍、资金短板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
　　我们还应该继续探索新的“政商关系”，这是反腐给我们的新思考，同时我们还要塑造新的市场关系，让市场参与的主题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下平等竞争。我们还要打破社会层级的限制，打通每一个年轻人“向上发展的通道”。
　　当然，我们还要向那些可能的“失败者”表达敬意——也许不应该用“失败”两个字来称呼他们。尽管创业者众多，但高达90%以上的失败率还是意味着“很多人写不进历史”，但这些“终将回归到普通人生活轨道”中的先行者，是下一段历史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