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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赵超老逝世二十周年。想起这位杰出的报人，心中不由湧动一份敬仰感佩之情。
对于赵超构，我早已久闻大名，但未得谋面。直到1989年，《新民晚报》在“文革”中遭到劫难，停刊10多年，在读者强烈要求下，在中央和市委支持下，开始酝酿复刊。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一个晚报复刊筹备组。我参加筹备组，在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上，得以与赵超构首次见面。会议地点在陕西北路辞书出版社一所小洋房的阳台上，这可能是当时晚报两任老总，赵超构和束纫秋栖身于辞书出版社的缘故吧！老社长赵超构心仪已久。见面时，看上去身材不高，精神矍铄，满面红光，没有一点矜持和矫饰，而是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显出他的正直、朴实和睿智。劫后余生，到会的原编委成员见面后，有千言万语，说不完讲不够。大家转着赵超构亲昵叫他“老将”，编委成员之间的友情，对晚报的深厚感情，令人感动！
筹备复刊，前前后后开了多次会议，讨论的有复刊后的办报方针、办报路子问题；有抽调招聘人员重建队伍问题，也有报社社址、设备、资金等问题。
老将在会上风趣地说：“文革”一开始，《新民晚报》被砸了牌子，封门停刊。时隔15年，大家都牵挂它。好像一个美人，年轻时死了，人家怀念她的美貌。如果复刊后出现个干瘪老太婆，岂不让人大失所望？原本大家就有这样的担忧，老将的话，讲到了大家心里。晚报同人决心将复刊后的报纸办出自己的特色来。
大家回顾了晚报创刊以来十七年经历的风风雨雨和经验教训。筹备组讨论最多的是办报方针和读者对象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报纸的定位问题。当时，正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候，新闻界异口同声反对“假、大、空”和“四人帮”遗风。会上，老将思想十分明确，特别强调晚报要实事求是，平等待人，少说空话，不唱高调，做到细水长流，和风细雨，起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
对于办报方针，老将认为晚报要突出一个“晚”字，面向基层，面向广大读者，办给千家万户老百姓看，办给上海人看；倘若能办出地方特色，那么全国各地的人也会要看。他说得很形象：晚报一定要进入普通百姓家，凡80岁的老爷爷到8岁的小娃娃都能从晚报上看到他们要看的东西，这样就办成功了！
《新民晚报》新的办报方针，就是在赵超构主持，经编委成员集体讨论提出来的。它就是“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后来，在复刊词中明确提出：《新民晚报》既不是摩天飞翔的雄鹰，也不是搏战风雨的海燕，更不是展翅万里的鲲鹏，它只是穿梭飞行于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几经周折，凤凰涅槃，终于在1982年元旦，停刊16年的新民晚报复刊，与读者见面了！
晚报复刊后，老将在“夜光杯”上开辟的“未晚谈”专栏，更是吸引我的眼球。正如杂文家曾彦修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林放文章老更成》文章中说的：“……这真是不看犹可，一看就使我不得不佩服；一个爱党爱国的，热爱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为人民而又敢于直言极谏的，观察敏锐而有时又带着点菩萨心肠的正直可爱的老知识分子就矗立在我面前了。”
从80年代开头，赵超构以林放笔名写的精彩杂文一篇篇刊出。不由得想到这位老知识分子、老报人，历尽劫难，受尽委屈，到了耄耋之年，他始终保持一颗对人民对祖国的真挚的心，对社会责任感，对真理和正义的始终不渝的热烈追求，这是何等不易啊！
不少杂文，至今还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如：当发现有些在十年造反中作恶多端的人物已混进党内占据了一定的领导岗位时，他及时写了《江东子弟今犹在》的文章，提醒大家。当闭关锁国政策为改革开放政策替代，许多人突然从盲目狂妄自大，变为“崇洋媚外”时，他又写了《有券便是娘》（券指外币兑换券）、《西崽相》。当社会上诈骗案迭出，上当者不少，甚至不乏头面人物，他就写了《骗子的演变》，总结了近四十年来的“诈骗演变史”。对封建遗毒对中国人民的危害，他看得很清楚，写了《“父子年”和“夫妻居”》，揭露封建习气对社会和政权机构的腐蚀。他写的《为民作主还是以民为主》，分析了两者的根本差别，认为崇拜清官，只不过是为了做隐奴隶，岂有他哉！关键是要有民主民权！
看了这三十年前写的杂文，其观察之敏锐，分析之深刻，直到今天，不少问题还不是热议的话题吗？看了这许多杂文，我们一定会得出同样的看法，即“就他的思想而言，老将是永远不老的”。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
直到1992年，我们《解放日报》发起的“九十年代上海人”的大讨论，老将已卧病在床，但他还为我们写了文章《扫除六害，谨防幽灵》，主张九十年代上海不仅应拥有现代物质文明，还应建成一道精神文明的万里长城，防止一切邪恶幽灵侵蚀。文章刊出时，离他去世仅一月不到。正像他自己说的：“真正的记者不到生命的终点是不放下笔的。”他身体力行，真可谓战到一息尚存！
与《新民晚报》同人接触过程中，经常会听到有关老将的许多感人的事迹。正如许多新闻界老朋友说他“一生是个记者，一生是个平民”。他廉洁俭朴，生活平民化，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住在虹口溧阳路瑞康里时，夏天下班后，爱在弄堂里乘凉，光着膀子，摇着蒲扇，端只小凳子一坐，与邻居谈天说地，听各种社会新闻。谁会把他看成“社会名流”、“报社老总”？他住的瑞康里八十二号，老式石库门是一楼一底一个亭子间的一幢旧屋，他的卧室兼书房只有十个平方米大小，一张三尺宽的铁床睡了几十年。上海市委统战部多次提出请他搬个地方，他始终没有同意。直到1990年，他去世前两年，因为儿女都有了孩子，实在挤不下，在朋友们一再相劝下，总算搬了家。新家在吴兴路，他因陋就简，没有任何装潢，石灰墙、水泥地，就搬进去住下了。
他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照规定，可以有一辆专用小车，他嫌“官气”，退掉了专车。作为报社社长，他也可以有一辆专车。他却跟其他报社领导拼车上班，家里的人即使生病就医，从来不用公车。他处处自律，洁身自好，不肯以权谋私。大女儿静男，大学毕业后去东北工作了三十多年，想调到上海复旦大学来；复旦大学先后两任校长苏步青、谢希德都是熟人，他就是不肯开这个口。他从不利用声名地位为自己，为子女谋一己之私利。他表里如一，光明磊落，担任报社领导工作数十年，从不拉帮结派搞内耗，始终和群众心连心。从报社到里弄到社会，他始终保持一颗平民的心。正因为植根于草根，他的文章处处反映了百姓的心声。他之所以能提出《新民晚报》应该像报春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话，来源于他的群众观点，始终生活于平民之中，根植于他的平民观。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一个寻常百姓。
他是一个伟大而普通的寻常百姓，然而正是他在新闻界树立了一代报人的风范，成为了当今新闻从业人员学习的楷模！
（作者为《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殷之俊
对于赵超构，我早已久闻大名，但未得谋面。直到1989年，《新民晚报》在“文革”中遭到劫难，停刊10多年，在读者强烈要求下，在中央和市委支持下，开始酝酿复刊。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一个晚报复刊筹备组。我参加筹备组，在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上，得以与赵超构首次见面。会议地点在陕西北路辞书出版社一所小洋房的阳台上，这可能是当时晚报两任老总，赵超构和束纫秋栖身于辞书出版社的缘故吧！老社长赵超构心仪已久。见面时，看上去身材不高，精神矍铄，满面红光，没有一点矜持和矫饰，而是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显出他的正直、朴实和睿智。劫后余生，到会的原编委成员见面后，有千言万语，说不完讲不够。大家转着赵超构亲昵叫他“老将”，编委成员之间的友情，对晚报的深厚感情，令人感动！
筹备复刊，前前后后开了多次会议，讨论的有复刊后的办报方针、办报路子问题；有抽调招聘人员重建队伍问题，也有报社社址、设备、资金等问题。
老将在会上风趣地说：“文革”一开始，《新民晚报》被砸了牌子，封门停刊。时隔15年，大家都牵挂它。好像一个美人，年轻时死了，人家怀念她的美貌。如果复刊后出现个干瘪老太婆，岂不让人大失所望？原本大家就有这样的担忧，老将的话，讲到了大家心里。晚报同人决心将复刊后的报纸办出自己的特色来。
大家回顾了晚报创刊以来十七年经历的风风雨雨和经验教训。筹备组讨论最多的是办报方针和读者对象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报纸的定位问题。当时，正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候，新闻界异口同声反对“假、大、空”和“四人帮”遗风。会上，老将思想十分明确，特别强调晚报要实事求是，平等待人，少说空话，不唱高调，做到细水长流，和风细雨，起一个“潜移默化”的作用。
对于办报方针，老将认为晚报要突出一个“晚”字，面向基层，面向广大读者，办给千家万户老百姓看，办给上海人看；倘若能办出地方特色，那么全国各地的人也会要看。他说得很形象：晚报一定要进入普通百姓家，凡80岁的老爷爷到8岁的小娃娃都能从晚报上看到他们要看的东西，这样就办成功了！
《新民晚报》新的办报方针，就是在赵超构主持，经编委成员集体讨论提出来的。它就是“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后来，在复刊词中明确提出：《新民晚报》既不是摩天飞翔的雄鹰，也不是搏战风雨的海燕，更不是展翅万里的鲲鹏，它只是穿梭飞行于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几经周折，凤凰涅槃，终于在1982年元旦，停刊16年的新民晚报复刊，与读者见面了！
晚报复刊后，老将在“夜光杯”上开辟的“未晚谈”专栏，更是吸引我的眼球。正如杂文家曾彦修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林放文章老更成》文章中说的：“……这真是不看犹可，一看就使我不得不佩服；一个爱党爱国的，热爱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为人民而又敢于直言极谏的，观察敏锐而有时又带着点菩萨心肠的正直可爱的老知识分子就矗立在我面前了。”
从80年代开头，赵超构以林放笔名写的精彩杂文一篇篇刊出。不由得想到这位老知识分子、老报人，历尽劫难，受尽委屈，到了耄耋之年，他始终保持一颗对人民对祖国的真挚的心，对社会责任感，对真理和正义的始终不渝的热烈追求，这是何等不易啊！
不少杂文，至今还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如：当发现有些在十年造反中作恶多端的人物已混进党内占据了一定的领导岗位时，他及时写了《江东子弟今犹在》的文章，提醒大家。当闭关锁国政策为改革开放政策替代，许多人突然从盲目狂妄自大，变为“崇洋媚外”时，他又写了《有券便是娘》（券指外币兑换券）、《西崽相》。当社会上诈骗案迭出，上当者不少，甚至不乏头面人物，他就写了《骗子的演变》，总结了近四十年来的“诈骗演变史”。对封建遗毒对中国人民的危害，他看得很清楚，写了《“父子年”和“夫妻居”》，揭露封建习气对社会和政权机构的腐蚀。他写的《为民作主还是以民为主》，分析了两者的根本差别，认为崇拜清官，只不过是为了做隐奴隶，岂有他哉！关键是要有民主民权！
看了这三十年前写的杂文，其观察之敏锐，分析之深刻，直到今天，不少问题还不是热议的话题吗？看了这许多杂文，我们一定会得出同样的看法，即“就他的思想而言，老将是永远不老的”。他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
直到1992年，我们《解放日报》发起的“九十年代上海人”的大讨论，老将已卧病在床，但他还为我们写了文章《扫除六害，谨防幽灵》，主张九十年代上海不仅应拥有现代物质文明，还应建成一道精神文明的万里长城，防止一切邪恶幽灵侵蚀。文章刊出时，离他去世仅一月不到。正像他自己说的：“真正的记者不到生命的终点是不放下笔的。”他身体力行，真可谓战到一息尚存！
与《新民晚报》同人接触过程中，经常会听到有关老将的许多感人的事迹。正如许多新闻界老朋友说他“一生是个记者，一生是个平民”。他廉洁俭朴，生活平民化，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住在虹口溧阳路瑞康里时，夏天下班后，爱在弄堂里乘凉，光着膀子，摇着蒲扇，端只小凳子一坐，与邻居谈天说地，听各种社会新闻。谁会把他看成“社会名流”、“报社老总”？他住的瑞康里八十二号，老式石库门是一楼一底一个亭子间的一幢旧屋，他的卧室兼书房只有十个平方米大小，一张三尺宽的铁床睡了几十年。上海市委统战部多次提出请他搬个地方，他始终没有同意。直到1990年，他去世前两年，因为儿女都有了孩子，实在挤不下，在朋友们一再相劝下，总算搬了家。新家在吴兴路，他因陋就简，没有任何装潢，石灰墙、水泥地，就搬进去住下了。
他是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照规定，可以有一辆专用小车，他嫌“官气”，退掉了专车。作为报社社长，他也可以有一辆专车。他却跟其他报社领导拼车上班，家里的人即使生病就医，从来不用公车。他处处自律，洁身自好，不肯以权谋私。大女儿静男，大学毕业后去东北工作了三十多年，想调到上海复旦大学来；复旦大学先后两任校长苏步青、谢希德都是熟人，他就是不肯开这个口。他从不利用声名地位为自己，为子女谋一己之私利。他表里如一，光明磊落，担任报社领导工作数十年，从不拉帮结派搞内耗，始终和群众心连心。从报社到里弄到社会，他始终保持一颗平民的心。正因为植根于草根，他的文章处处反映了百姓的心声。他之所以能提出《新民晚报》应该像报春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话，来源于他的群众观点，始终生活于平民之中，根植于他的平民观。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一个寻常百姓。
他是一个伟大而普通的寻常百姓，然而正是他在新闻界树立了一代报人的风范，成为了当今新闻从业人员学习的楷模！
（作者为《解放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