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大不大，不在于面积，而在于能否以大海般的心胸包容外来者；城市的价值高不高，不在于GDP，而在于住民是否有足够的人文素质。很多人去台湾旅游，是因为听说那里是保存中华文化最好的地方，台湾人温良恭俭让。
　　那么何谓中华文化？
　　我去台湾采访，游览车停下时，天正下大雨，主人给每个客人准备了雨伞，然后派人在车外撑伞，因为客人下了车但还没打起伞的那一瞬间有可能淋到雨；朋友想坐台北捷运去“总统府”，便向工作人员询问路线，对方打电话确认了路线，在纸条上写下如何转车、需要多少钱、下车后应怎么走，然后交给我朋友；陆客到银行办业务，工作人员说该行没这个业务，便走到门口指路，告诉陆客应去附近哪个银行办理；民众到地方政府洽公，走错了窗口，办事人员请民众坐着，自己去把“对”的办事人员请过来，替民众处理。
　　再讲几个现象：
　　若台湾民众在街头卖无证臭豆腐之类，只要摊子没有影响交通，便不会有警察来赶人；在台湾生活过的大陆人，往往纠结于如何将垃圾分类，但当地人每天按时出门等垃圾车，早已成为一项生活习惯；“北捷随机杀人”事件后，捷运上多了“人民保姆”——警察的巡逻，但仍不进行乘客安检；虽然台湾并非到处有监控，但破案速度非常快，因为小区监控不是摆设，而若命案发生在路上，过路司机都有责任将行车记录仪记录的东西发给警方；仪队哨兵在景点“站蜡人”时，会有便衣同袍替他擦汗，这是对哨兵的照顾，也是对游客的体贴——因为，这样就不会麻烦那些会纠结要不要帮忙的好心游客了。
　　有人说台湾人的温良恭俭让是日本人训练的结果——这种误解不新鲜。但我认为，台湾人淡定严谨的个性、重视环保的素质、彬彬有礼的风度，跟古代中国人如出一辙，而日本只是中华文化的“二道贩子”。
　　早在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诸如温良恭俭让的故事太多。
　　汴梁人若发现本地人欺负外地人，就会帮外地人，甚至自己花钱请官府调解，若外地人要做生意，本地同行会主动上门指导，甚至借给资金、材料；宋初汴梁百姓侵街摆摊成风，以致路上无法走仪仗，皇帝想出的办法是，简化自己的仪仗，以适应被百姓变窄的街道；为了方便百姓，汴梁的格局不像唐都长安那么方正，汴梁处处有市场，夜里不宵禁，还出现了最早的消防队（即军巡铺，“消防”来自日语）和城市管理部门（即街道司），而后者的主要职责是沿路洒水以保护百姓不受尘土困扰……
　　当时的中国不曾自称天朝上国，却最珍重自己的人民，若你看过《清明上河图》，便会发现这些端倪，而这张风俗画中的场景，就发生在很多现代中国人认为最丢脸的宋徽宗时期——这种误解也正常。毕竟，大部分人的认知是，地域广大的朝代才有面子。
　　然而，真正的宋史，跟台湾地区的现实惊人相似：北宋的下水道用了九百年，至今仍管用，让我想到马英九、郝龙斌当台北市长时专做改善下水道这种看不见的政绩。一千年前的汴梁，发展方向是方便生活，而非方便管理，一千年后的台湾，公权力部门的思维似乎仍是这样的：麻烦自己就能解决的事儿，为何去麻烦民众？而疑罪从无、司法独立、官不修衙、严禁公款吃喝、法官不能应酬和结交官员……这些为官之道和法治精神看起来很西化，其实都是“国货”，因为宋朝就是这么规定和实践的，而在台湾，这些传统精神全部完整保存着。
　　有一天，我翻到龙应台写“沙漠玫瑰”的文章，她说，自己和儿子见证了名为“沙漠玫瑰”的沙漠枯草“复活”的整个过程，所以为之欢呼，而没见证过程的邻居只看到了一把难看的地衣，所以不理解她的兴奋——而这就是我们要读历史、知来去的原因。读了历史，会更明白，台湾人的基因来自闽南，闽南人的基因来自唐宋时代的中原，因为地域上相对封闭，他们相对多地保留着中国人本来的样子，传承着中国人天生的严谨，所以其实，很多大陆人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传统”吸引了，于是产生了一定要去那里看看的冲动。
　　日前我询及台湾缺水问题时，一位台湾记者激动地说：“哪里有什么宝岛？台湾有地震、台风，各种天灾，但人民努力打拼、经营，把这个原本瘴疠遍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变成了宝岛。”我顿时想起了老师说过的，“爱拼才会赢”来自漳州方言，“爱”就是“要”，而非“喜欢”。闽南人的打拼精神和开拓精神，其实就是中国人最传统的特征。
　　我喜欢住在厦门，玩在台湾。两岸是彼此的镜子，必须借助对方，才能找回逐渐失落的本我。或许，正因现实多苟且，我们更不能坐井观天，更应上路去拥抱远方。舍此不谈，何必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