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个独特的人物，“戊戌变法”中他给人的印象很激进，而后的保皇党的组建和思想活动，以及“孔教会”的成立又给人一副保守分子的形象。对这样一个简单化为两个矛盾形象的历史人物，放回到那个旧秩序崩解、新秩序艰难诞生前夜的“旧邦新造”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其经验和教训对于今人仍有很大启发。章永乐先生的《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一书，其丰富的材料和精彩的分析就为我们把康有为放到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来理解他的思想和行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读后很有启发。以下就其中三个方面谈谈我读后的个人感想，以飨读者，同时求教于方家。
　　经学话语理论与新国际体系：经学对新知的局限
　　通过已知来理解未知是人类获取新知的一个方法。从历史来理解当下也是这种学习方式的一种反应。在晚清时期的康有为，接受了完整的旧学教育，对中国古典经、史、子、集的学习，形成了他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新世界时候的认知结构。他自然地通过经学理论话语来解读新世界的现象，获取对新世界的认识。这是永乐这本书里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揭示。
　　在晚清时代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这种国际体系的变动又如何影响了中国国内的宪制演进，康有为在儒家经学的学术脉络里把这个问题化约为“内外”问题，并用经学话语提出了自己的解读。比如面对“维也纳体系”的列国时代，康有为则用自己在《孔子改制考》中已成型的新“三世说”理论框架，也即是从中国春秋战国的列国时代迈向秦朝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理解新时代的国际秩序。他的“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当时的维也纳国际体系是据乱世前期、升平世后期，根据这个理论，作者认为在康有为眼里他钟爱的德国可以比喻为“强秦”，康有为甚至把德皇威廉二世看作明君，作为“强秦”的德意志第二国将统一欧洲，也就是“在国竞中去国”，走向升平世，如同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一样。在升平世阶段，各邦国还是有君主和贵族统治的，只有到了太平世，才成为公民的自治，“于是时，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
　　当时的“维也纳体系”是源于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回应。当时的欧洲诸国为君主制，对法国的共和制非常害怕。1814年，在奥地利、普鲁士、英国、俄国四国同盟打败了拿破仑之后，欧洲各王朝国家代表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持下，在维也纳召开会议，重新划分欧洲地图，奠定了“维也纳体系”。为了防止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共和革命的发生，各国世袭统治者们建立了一个统一相互协调机制，并把法国纳入到这个体系里来，形成了包括英、俄、奥、普、法（拿破仑之后法国很快已恢复了波旁王朝）在内的五强共治。其实也就是这五大强国构造了一个国际体系，世界的中心在他们那里。
　　康有为虽然周游列国，对国际知识的了解是当时人士中少有的，但是他的眼光总是拿着经学意义上的解读来对待一个完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国际新体系。康有为理解下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暂时位置，是一种颠倒的“华夷观”，这当然也可以在未来可以超越。在中国历史上，中国是“诸夏”，其他族群则为“蛮夷”，而在西方崛起的列国时代，中国则成了“蛮夷”，西方才是真正的“諸夏”。康有为的“华夷观”即是在经学话语理论下对国际秩序的理解。
　　在国际关系上，康有为也以经学话语来解读。比如，他在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竟然向日本表示，中、日之间有“齐鲁之亲”，为了拯救被废的光绪而让日本发兵中国，并认为不是侵略，不应受国际公法的制约。当然日本人没有听他的，他的“秦廷之哭”没有成功。
　　帕默尔说：“获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萨丕尔说：“词不只是钥匙，它也可以是桎梏。”康有为的经学话语的理论体现了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他的认知结构，在与中国大约两千多年前的时空完全新异的世界里，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就不适合新的时代了，这一再地制约着康有为对新事物的认识，即使他游历丰富，天赋超人，也难以避免旧学和新知的矛盾造成的认知的障碍。这实在是值得后人吸取的一大教训。
　　非保守的保守与变动的时势：认知更新的意义
　　在《万国竞争》这本书里，作者对康有为的执着精神有很好的分析，尤其是他一生的政制主张，“吾道一以贯之”的是君主立宪。这是与“长袖善舞、立场多变的梁启超相比”，该如何看待康有为的执着？
　　康的弟子梁启超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里有言：“老年人常思既往也……故保守。”恰好康有为早年搞维新变法，给人进取激进的形象，而后革命成为主流话语的时代，他依然坚定地选择君主立宪，似乎这正印证着老年人保守的道理。而根据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说法，其实不是因为一个人年老了而保守，保守与否与年龄无关，只是他的早年知识经历，让其在其后的人生中总是不停地回头来对话早年的价值观念，不管是进一步强化认同还是与之告别。
　　维也纳国际体系对康有为的影响非常之大。那个体系里，欧洲列国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制是当时的主流，但是维也纳体系也在衰变，新的体系在生长。康有为的观念里还停留在那个维也纳的时代，甚至到了1910年的时候，当葡萄牙发生了共和革命，共和派的旗帜在澳门升起的时候，康有为竟然致信清廷军机大臣，提议出兵收复澳门。理由是当年的条约是中国给葡萄牙君主签订的，中、葡是友邦，而共和派则是友邦的乱党。“行文万国，谓葡君返国复位，即将澳门归还”。这是“维也纳体系”下欧洲君主国关于共和革命的经验。而当时已非距离维也纳体系的时代了，王朝主义相比于一百年前已大大削弱。
　　在一个变迁如此迅速的国际时代，对世界的认知图景必须不断地更新。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在为自己的国家作理性决策的时候，政治精英更需要不断修补和更新脑海中的世界图景，尤其是对国际体系的理解。”
　　康有为对君主立宪的执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维也纳体系”的影响，当然也有他个人与清国君主光绪帝的情感关系，从而他的保守应该是非保守的保守。所谓非保守，是他对“虚君立宪”的主张，尽管有君主，但是“虚”的，没有实际权力的；所谓保守，则是他面对新的时代，时势变迁了，他依然没有“与时俱进”，还在坚持“虚君立宪”的君主立宪制则不免其保守了。这样突显出了一个人认知不断更新的意义，也就是保持对世界图景变化的认识，而不能固守一个过时的图景。 　　“共”是“和”的前提：康有为的“共和论”
　　在《万国竞争》一书里，第四章“不能共则不能和”给我印象很深。也是读过此章后发现康先生的某些思想颇有穿透力。对共和的讨论，也算是康有为的一个策略。他对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国是有着很大的担忧的，担心中国的分裂。这个担忧显然不是杞人忧天，事实很快验证了这个担忧是对的。不能共则不能和，这是对共和的理解的一个中国文化里的新维度。“共”与“和”在英文里则是“republic”，不容易拆解成兩个概念。
　　康有为接受了欧洲“维也纳体系”下较为主流的政治理论，也就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尤其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从而对共和非常抵触，提出了他的“不能共则不能和”观点。虽然如此，但是他的洞见是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的。
　　“不能共则不能和”这一命题最早出现于1923年11月，辛亥革命十多年后，应直系军阀之邀在西安的公开演讲里。当时民国军阀混战，康有为认为，名为“共和”，实为“共乱”。这里的“和”的前提“共”是指一整套为过任所共享的国家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比如铁路、电话、银行等等。他的建议是必须加强物质建设、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以增强“共”的属性。
　　当然，康有为这里的“共”还是为他的“虚君立宪”张目的。在康有为那里，这个“君”即是指当时的退了帝位的溥仪。作者对溥仪作为当时“虚君”之不可行的分析是很精彩的，在当时的形势看，不仅溥仪本身不具有了提供国人“共”的君主魅力，也有违革命者思想的主流，如作者所说，“重建君主制的‘时间窗口’已经关闭”。
　　尽管如此，康有为的“共”为“和”之前提的命题，依然在一百年后值得我们思考。尤其是富起来的中国，“共同富裕”之“共”尤为重要，这已不是铁路、银行、通讯等基础设施上的“共”；以“共同富裕”为基础的国人“共同体”的认同实现“和”。
　　永乐这本书多方面地揭示了康有为对西方的误判，以及何以抓住了正确的问题却抛出了错误的方案。这里的“不能共则不能和”就是一个例子。
　　结语
　　永乐先生的《万国竞争》一书通过对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代“先知型”的才子康有为面对新的“战国”形势对国际体系的认识和对国内宪制的选择。这是一个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的很典型的例子，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在话语使用上，语言是我们思维和价值观的载体。康有为的经学话语体系建立的新“三世说”理论，以此为框架对国际体系的解释和理解就具有根本的局限性，显示了康有为试图以中国春秋战国时候的“国际体系”的法则来处理十九、二十世纪的实际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体系的一再误判。有些误判如果实践起来，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损失。他个人的经历和学识从而形成的“世界观”，也即对世界的图景的认识，在面对变迁剧烈的国际形势，没能及时更新认知，这不能不说是康有为的又一大局限，这给国人留下了一个“老顽固”的“保守夫子”形象。个人的形象如果不足道的话，对中国这个族群的利弊得失则不可忽视。在“不能共则不能和”的命题下，抽取出他当年的“虚君”主张，这个命题则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和面对，我们如何加强人民之“共”，以提升其“和”。
　　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在国际体系大变动的时代，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已经不仅是一种个人主张，而变成了时代的紧迫需要。那么，就让我们加快自我教育，尝试着对时代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吧。”在这个过程中，面对新的世界变化，康有为在理论和认识上的得与失值得我们作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