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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初，钱锺书刊布《石语》。这是钱锺书一篇少作，晚年重印，可判断为他对早年旧稿的认同，如对人对事评价有所改变，则不必多此一举。
《石语》作于1938年2月，时钱锺书尚在巴黎，他记录了1932年除夕和陈衍的谈话，虽是谈话回忆，但“偶有愚见，随文附注”，“附注”中涉及的人事，其实是钱锺书当时的真实评价。其中一处涉及朱羲胄。《石语》中语：“琴南既殁，其门人朱某记乃师谈艺语为一书，印刷甚精，开卷即云：‘解经须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即以经解经之谓’；又曰：‘读经有害古文’。皆荒谬绝伦语。余亟嘱其弟子毁书劈板，毋贻琴南声名之玷。其弟子未能从也”（《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钱锺书随后有一“附注”：“朱名羲胄，潜江人。其书名《文微》。石遗书与朱答书均附卷末。‘望文生义’条遵石遗语删去，而于‘经与古文’之辨，则齗齗不相下。畏庐书多陈腐空泛，有一则云：‘东坡每诮东野诗如食小鱼，此外无他语。’真咄咄怪事。且极诋桐城派。盖暮年侈泰，不无弇州所云舞阳绛灌，既贵而讳屠狗吹箫之意也。朱氏本舌蹇吃，绝无学问。答石遗书有云：‘张和仲纂《千百年眼》一千卷，可笑’。”感觉钱锺书对朱羲胄评价似有怨气在其中。
朱羲胄（1890—1961）名心佛，号悟园，羲胄是其字。著有《悟园诗存》（1923年京华印书局印行）、《文微》（1925年刊刻，线装一册）、《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1948年世界书局出版，内含《贞文先生年谱》、《春觉斋述记》、《贞文先生学行记》、《林氏弟子表》）。
朱羲胄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与湖北辛亥元老张难先、董必武、李书城等均有交往。1915年，朱羲胄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时林纾、黄侃恰在北大，朱羲胄成为二位门生，尤服林琴南。朱羲胄北大毕业后曾任教于中国大学等校，1934年至1937年，他在上海任教暨南大学和大厦大学。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朱羲胄回武昌艺专任教。武汉沦陷后，武昌艺专迁四川江津，朱羲胄举家随迁，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不久应四川大学之聘，担任文学院国文系教授，后又转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1950年，朱羲胄兼任四川大学教育工会秘书长及工会副主席。朱羲胄从1939年至1955年在四川大学工作十六年，1955年，应武汉师范学院之聘，由川返鄂，回师院中文系任教授。
1958年，湖北天门縣有人检举朱羲胄早年参加过清乡，负有血债，后以所谓“反革命案”逮捕，因查无实据，当年免于起诉，但因此失去公职，生活极为潦倒。1961年11月，朱羲胄因病去世，1981年1月，始获平反。
朱羲胄长钱锺书二十岁，是他师长一辈的人。目前我们还没见到他们有直接交往的史料，但钱锺书何以对这位师长辈的人如此不客气，很耐人寻味。钱锺书说朱羲胄“本舌蹇吃”，可谓相当不敬，这个短处钱锺书如何知道？朱羲胄早年在顺天高等学堂读书时，曾和张申府同学，而张申府恰是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最欣赏他的老师，可以猜想，他们平时交谈时曾谈及朱羲胄，据说张申府早年的排满革命思想，还是受朱羲胄影响。钱锺书1929年到清华读书，当时《文微》已刊行多年，钱锺书对此书相当熟悉。
《文微》是朱羲胄早年听林纾讲课的笔记，他按通则、明体、籀诵、造作、衡鉴、周秦文评、汉魏文评、唐宋元明清文评、杂评、论诗词共十大类整理成文。1925年《文微》印行，封面马衡题字，王葆心作序，黄侃题词，由湖北名刻手陶子麟镌版。
钱锺书对朱羲胄的评价是“绝无学问”，更指朱羲胄谓明代张和仲《千百年眼》有一千卷是“可笑”的，应当说是相当苛刻的批评，批评指对的事实无误，但在情感上少点同情。上世纪二十年代，张燧《千百年眼》已有多种印本，并非稀见之书。查《文微》原书，朱羲胄原话是“明潇湘张和仲燧纂《千百年眼》一千卷”，此语是原文小字双行夹注。《千百年眼》原书为十二卷。旧时刻版习惯是一个版面上横笔统一先刻，再刻竖笔，也就是说“一、二”同时刻，再刻竖笔时，本应在“一”上，但刻工粗心，竖笔落在“二”上，误“二”为“千”字，古书刻印，此类失误时有所见。以常识判断，朱羲胄绝不可能将“十二卷”常见之书说成“一千卷”。上海王培军先生以钱锺书立场责朱羲胄未见原书，似也过苛。即令出错原因非此判断，手民之误的可能极大。钱锺书由此讥为“可笑”，显是成见作怪。上世纪六十年代钱锺书写《林纾的翻译》时，在注释中三次引述朱羲胄1948年出版《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中材料，在事实是否定了他早年对朱羲胄“绝无学问”的判断，或许钱锺书早已忘记当年他对朱羲胄的讥评了。另外钱锺书说《文微》中有一则“东坡每诮东野诗如食小鱼，此外无他语”，前句记忆精准。但“此外无他语”一句，原稿前后有引号，整理稿将此句与前句连在一起，我查《文微》原书并无此句，不是钱锺书记忆有误，即是整理者把引号误植了位置，当然这个笔误也可能是钱锺书的，因此稿本就是一篇随手札记，而非清稿。
朱羲胄一生倾服林纾，而钱锺书对林纾却有偏见。《石语》中认为林琴南书“多陈腐空泛”，原因是“暮年侈泰，不无弇州所云舞阳绛灌，既贵而讳屠狗吹箫之意也”。钱锺书对林纾的偏见，似与钱基博与林纾恩怨有关，由父辈关系迁怒朱羲胄也属自然。
1935年，钱基博在一篇自传中曾记他和林纾过节，钱基博说：“桐城之文，尚淡雅而薄雕镂，而畏庐则刻削伤气，纤浓匪淡，于桐城岂为当行！而气局偏浅。十五六年前，徒以博偶有掎抚，见之不甚愤愤，无端大施倾轧，文章化为矛戈，儒林沦于市道，嘱商务不印拙稿，而不知博本勿赖市文为生。有友人介绍博任北师大国文讲座，其时畏庐在北京文坛，气焰炙手可热，亦作臧仓，致成罢论，知者多为不平！”
钱基博早年因作《技击余闻补》，对林琴南书有所补正，他在正文前小记中有“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一类话，可能让林纾不快，才有后来钱基博认为商务不印钱书、北师大任教事受阻，均是林琴南作了手脚。钱锺书父子关系极密，此事想来不会不知，如非另有原因，因父辈恩怨迁怒朱羲胄，当是钱锺书讥评朱羲胄重要原因。
《石语》作于1938年2月，时钱锺书尚在巴黎，他记录了1932年除夕和陈衍的谈话，虽是谈话回忆，但“偶有愚见，随文附注”，“附注”中涉及的人事，其实是钱锺书当时的真实评价。其中一处涉及朱羲胄。《石语》中语：“琴南既殁，其门人朱某记乃师谈艺语为一书，印刷甚精，开卷即云：‘解经须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即以经解经之谓’；又曰：‘读经有害古文’。皆荒谬绝伦语。余亟嘱其弟子毁书劈板，毋贻琴南声名之玷。其弟子未能从也”（《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钱锺书随后有一“附注”：“朱名羲胄，潜江人。其书名《文微》。石遗书与朱答书均附卷末。‘望文生义’条遵石遗语删去，而于‘经与古文’之辨，则齗齗不相下。畏庐书多陈腐空泛，有一则云：‘东坡每诮东野诗如食小鱼，此外无他语。’真咄咄怪事。且极诋桐城派。盖暮年侈泰，不无弇州所云舞阳绛灌，既贵而讳屠狗吹箫之意也。朱氏本舌蹇吃，绝无学问。答石遗书有云：‘张和仲纂《千百年眼》一千卷，可笑’。”感觉钱锺书对朱羲胄评价似有怨气在其中。
朱羲胄（1890—1961）名心佛，号悟园，羲胄是其字。著有《悟园诗存》（1923年京华印书局印行）、《文微》（1925年刊刻，线装一册）、《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1948年世界书局出版，内含《贞文先生年谱》、《春觉斋述记》、《贞文先生学行记》、《林氏弟子表》）。
朱羲胄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与湖北辛亥元老张难先、董必武、李书城等均有交往。1915年，朱羲胄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时林纾、黄侃恰在北大，朱羲胄成为二位门生，尤服林琴南。朱羲胄北大毕业后曾任教于中国大学等校，1934年至1937年，他在上海任教暨南大学和大厦大学。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朱羲胄回武昌艺专任教。武汉沦陷后，武昌艺专迁四川江津，朱羲胄举家随迁，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审。不久应四川大学之聘，担任文学院国文系教授，后又转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1950年，朱羲胄兼任四川大学教育工会秘书长及工会副主席。朱羲胄从1939年至1955年在四川大学工作十六年，1955年，应武汉师范学院之聘，由川返鄂，回师院中文系任教授。
1958年，湖北天门縣有人检举朱羲胄早年参加过清乡，负有血债，后以所谓“反革命案”逮捕，因查无实据，当年免于起诉，但因此失去公职，生活极为潦倒。1961年11月，朱羲胄因病去世，1981年1月，始获平反。
朱羲胄长钱锺书二十岁，是他师长一辈的人。目前我们还没见到他们有直接交往的史料，但钱锺书何以对这位师长辈的人如此不客气，很耐人寻味。钱锺书说朱羲胄“本舌蹇吃”，可谓相当不敬，这个短处钱锺书如何知道？朱羲胄早年在顺天高等学堂读书时，曾和张申府同学，而张申府恰是钱锺书在清华读书时最欣赏他的老师，可以猜想，他们平时交谈时曾谈及朱羲胄，据说张申府早年的排满革命思想，还是受朱羲胄影响。钱锺书1929年到清华读书，当时《文微》已刊行多年，钱锺书对此书相当熟悉。
《文微》是朱羲胄早年听林纾讲课的笔记，他按通则、明体、籀诵、造作、衡鉴、周秦文评、汉魏文评、唐宋元明清文评、杂评、论诗词共十大类整理成文。1925年《文微》印行，封面马衡题字，王葆心作序，黄侃题词，由湖北名刻手陶子麟镌版。
钱锺书对朱羲胄的评价是“绝无学问”，更指朱羲胄谓明代张和仲《千百年眼》有一千卷是“可笑”的，应当说是相当苛刻的批评，批评指对的事实无误，但在情感上少点同情。上世纪二十年代，张燧《千百年眼》已有多种印本，并非稀见之书。查《文微》原书，朱羲胄原话是“明潇湘张和仲燧纂《千百年眼》一千卷”，此语是原文小字双行夹注。《千百年眼》原书为十二卷。旧时刻版习惯是一个版面上横笔统一先刻，再刻竖笔，也就是说“一、二”同时刻，再刻竖笔时，本应在“一”上，但刻工粗心，竖笔落在“二”上，误“二”为“千”字，古书刻印，此类失误时有所见。以常识判断，朱羲胄绝不可能将“十二卷”常见之书说成“一千卷”。上海王培军先生以钱锺书立场责朱羲胄未见原书，似也过苛。即令出错原因非此判断，手民之误的可能极大。钱锺书由此讥为“可笑”，显是成见作怪。上世纪六十年代钱锺书写《林纾的翻译》时，在注释中三次引述朱羲胄1948年出版《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中材料，在事实是否定了他早年对朱羲胄“绝无学问”的判断，或许钱锺书早已忘记当年他对朱羲胄的讥评了。另外钱锺书说《文微》中有一则“东坡每诮东野诗如食小鱼，此外无他语”，前句记忆精准。但“此外无他语”一句，原稿前后有引号，整理稿将此句与前句连在一起，我查《文微》原书并无此句，不是钱锺书记忆有误，即是整理者把引号误植了位置，当然这个笔误也可能是钱锺书的，因此稿本就是一篇随手札记，而非清稿。
朱羲胄一生倾服林纾，而钱锺书对林纾却有偏见。《石语》中认为林琴南书“多陈腐空泛”，原因是“暮年侈泰，不无弇州所云舞阳绛灌，既贵而讳屠狗吹箫之意也”。钱锺书对林纾的偏见，似与钱基博与林纾恩怨有关，由父辈关系迁怒朱羲胄也属自然。
1935年，钱基博在一篇自传中曾记他和林纾过节，钱基博说：“桐城之文，尚淡雅而薄雕镂，而畏庐则刻削伤气，纤浓匪淡，于桐城岂为当行！而气局偏浅。十五六年前，徒以博偶有掎抚，见之不甚愤愤，无端大施倾轧，文章化为矛戈，儒林沦于市道，嘱商务不印拙稿，而不知博本勿赖市文为生。有友人介绍博任北师大国文讲座，其时畏庐在北京文坛，气焰炙手可热，亦作臧仓，致成罢论，知者多为不平！”
钱基博早年因作《技击余闻补》，对林琴南书有所补正，他在正文前小记中有“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一类话，可能让林纾不快，才有后来钱基博认为商务不印钱书、北师大任教事受阻，均是林琴南作了手脚。钱锺书父子关系极密，此事想来不会不知，如非另有原因，因父辈恩怨迁怒朱羲胄，当是钱锺书讥评朱羲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