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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主义有“绝对历史主义”和“相对历史主义”之分，两种不同的观点，导致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学术研究，必须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主义，坚持“相对的历史主义”是理性之举，尤其是应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更应如此。
关键词：历史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
进行学术研究，最为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也就是考究某一概念或问题的历史流变，在历史的沿革中实现对此概念或问题的认识及把握。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历史主义。然而，历史主义的含义并不单一。波普曾用historicism和histories来区分两种不同含义的“历史主义”。前者是指声称“已经发现了历史规律，这使他们可以预言历史进程”。后者指“历史相对主义”或“一切思想的历史决定性”。前者将历史看作是绝对和必然的一个过程，由内在的某种规律决定。后者则主张相对性和多元性，强调或然性和特殊性。
两种不同的历史主义，导致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者将历史归结为某种规律的制约和左右，最终极易沦落为“历史宿命论”。后者则相对客观地看待历史的发展和规律的使然，合理地考量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是较为理性的历史观和态度。实际上，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特殊与一般、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是一个解释和被解释的过程；要注意“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具言之，“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的文本都具有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历史的文本性”一是指对一个社会真正的完整的过去即“历史”的了解是通过保存下来的文本进行的，二是这些文本作为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时，其本身再次充当文本解释的媒介。
当然，近年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打着后现代主义的大旗，全方位地近乎颠覆性地对社会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学术研究和已有的学术方法、成果、结论进行“解构”，其目的是再次进行“重构”。然而，后现代主义所秉承的“解构一切”的理念，实际上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既然后现代主义认为需要解构一切，那么，它自身，是否需要解构？如果需要，则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之基础在哪里？如果不需要，则与其观点大相径庭。这种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现代性视野下的“历史决定论”是应当被批判和解构的，人类的历史是充满了一个断裂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终极的走向——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地发展，也并非什么必然的规律使然。诚然，论者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是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然而，“断裂是连续的断裂、偶然是必然的偶然”，对较为长久的历史沿革的把握，应当是有所规律可以被找寻和发现的。当然出于严谨的需要，最好是能够有另外理论的援引和支持。于是通过历史的方法研究某一概念或者问题，有其合法性的前提。当然，严格说来，这种通过历史找寻规律的一种思路，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决定论”的结果，只是不同于历史主义作用下的绝对的历史决定论，是修正以后的新历史主义——注意“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发展曲折复杂。历史事变、事件的发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原因。一般说，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的，离开偶然性也无从谈必然性，但在大量偶然性中又确实存在或孕育着历史的必然。在历史发展中，杰出人物的作用很明显，而人们的主观因素归根到底又受因果律支配。如戊戌变法，当然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活动、宣传有很大关系，但最主要的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才有“公车上书”的壮举，使人们认识到救亡图存不仅要制械练兵，还需改变腐败的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就是这样缓进的和平改良也被镇压，使中国失去一次现代化机会。
同样，辛亥革命也不能简单看作是革命党人的活动或煽动，而是当时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所以，尽管清政府已实行新政，发展工商，废科举兴学堂，宣布预备立宪，但在八国联军战争后又激发新的矛盾，仍难免于垮台。如：1、因战争失败和辛丑条约的耻辱，激起人们的不满和民族感情，清政府被看作是“洋人的朝廷”；2、因大量赔款而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3、统治集团中出现皇室贵族与汉人大臣的矛盾，袁世凯与摄政王的矛盾；4、清政府与立宪党人的矛盾，与谘议局、资政院的矛盾；5、中外借款筑路的矛盾，民间集资筑路与收归国有的矛盾等，而且都在发展，表明清政府已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以至于立宪党人发动的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而武昌工兵营起义的枪声，竟然发展成为全国性革命运动。孙中山对此都感到突然。但一系列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又明显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现象与本质的统一。
近些年来，有些人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评论五四时代的思想争论，以所谓“全面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否定新文化运动，而当时怀念和宣扬“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指责宣传新文化是输入“猩红热、梅毒”、“魔鬼”的东方杂志记者等，则被视为继承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而受到称赞，却一字不提争论的焦点是“君道臣节”、“尊卑贵贱；“三纲伦理”及“特权人治”，不提当时的时代特点和要求。这也难说是实事求是，以难令人信服。
由此，笔者认为，“历史相对主义”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申言之，从历史观点看，或从历史的辩证法看，研究历史或文化问题，有几点是应当注意的：一、决不能忘记基本历史联系，必须弄清所要研究的对象或评论的事物的来龙去脉，把握事物演化的历史链条和前后环节，看到前因后果及其内在联系，不能否定一切。二、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注意产生历史事物的时空条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离开时代条件去肯定一切。三、历史总是发展的，研究历史或文化问题，必须与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相联系。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相对主义。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宛北中专）
关键词：历史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
进行学术研究，最为常见的一种研究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也就是考究某一概念或问题的历史流变，在历史的沿革中实现对此概念或问题的认识及把握。这种方法的理论基础就在于历史主义。然而，历史主义的含义并不单一。波普曾用historicism和histories来区分两种不同含义的“历史主义”。前者是指声称“已经发现了历史规律，这使他们可以预言历史进程”。后者指“历史相对主义”或“一切思想的历史决定性”。前者将历史看作是绝对和必然的一个过程，由内在的某种规律决定。后者则主张相对性和多元性，强调或然性和特殊性。
两种不同的历史主义，导致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者将历史归结为某种规律的制约和左右，最终极易沦落为“历史宿命论”。后者则相对客观地看待历史的发展和规律的使然，合理地考量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是较为理性的历史观和态度。实际上，历史是偶然与必然、特殊与一般、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是一个解释和被解释的过程；要注意“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具言之，“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的文本都具有其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历史的文本性”一是指对一个社会真正的完整的过去即“历史”的了解是通过保存下来的文本进行的，二是这些文本作为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时，其本身再次充当文本解释的媒介。
当然，近年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打着后现代主义的大旗，全方位地近乎颠覆性地对社会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学术研究和已有的学术方法、成果、结论进行“解构”，其目的是再次进行“重构”。然而，后现代主义所秉承的“解构一切”的理念，实际上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境地——既然后现代主义认为需要解构一切，那么，它自身，是否需要解构？如果需要，则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之基础在哪里？如果不需要，则与其观点大相径庭。这种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现代性视野下的“历史决定论”是应当被批判和解构的，人类的历史是充满了一个断裂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终极的走向——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地发展，也并非什么必然的规律使然。诚然，论者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是提供了一个另类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然而，“断裂是连续的断裂、偶然是必然的偶然”，对较为长久的历史沿革的把握，应当是有所规律可以被找寻和发现的。当然出于严谨的需要，最好是能够有另外理论的援引和支持。于是通过历史的方法研究某一概念或者问题，有其合法性的前提。当然，严格说来，这种通过历史找寻规律的一种思路，某种程度上，是“历史决定论”的结果，只是不同于历史主义作用下的绝对的历史决定论，是修正以后的新历史主义——注意“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发展曲折复杂。历史事变、事件的发生，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原因。一般说，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的，离开偶然性也无从谈必然性，但在大量偶然性中又确实存在或孕育着历史的必然。在历史发展中，杰出人物的作用很明显，而人们的主观因素归根到底又受因果律支配。如戊戌变法，当然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活动、宣传有很大关系，但最主要的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才有“公车上书”的壮举，使人们认识到救亡图存不仅要制械练兵，还需改变腐败的专制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就是这样缓进的和平改良也被镇压，使中国失去一次现代化机会。
同样，辛亥革命也不能简单看作是革命党人的活动或煽动，而是当时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所以，尽管清政府已实行新政，发展工商，废科举兴学堂，宣布预备立宪，但在八国联军战争后又激发新的矛盾，仍难免于垮台。如：1、因战争失败和辛丑条约的耻辱，激起人们的不满和民族感情，清政府被看作是“洋人的朝廷”；2、因大量赔款而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激化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3、统治集团中出现皇室贵族与汉人大臣的矛盾，袁世凯与摄政王的矛盾；4、清政府与立宪党人的矛盾，与谘议局、资政院的矛盾；5、中外借款筑路的矛盾，民间集资筑路与收归国有的矛盾等，而且都在发展，表明清政府已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以至于立宪党人发动的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而武昌工兵营起义的枪声，竟然发展成为全国性革命运动。孙中山对此都感到突然。但一系列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又明显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现象与本质的统一。
近些年来，有些人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评论五四时代的思想争论，以所谓“全面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否定新文化运动，而当时怀念和宣扬“君道臣节、名教纲常”，指责宣传新文化是输入“猩红热、梅毒”、“魔鬼”的东方杂志记者等，则被视为继承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而受到称赞，却一字不提争论的焦点是“君道臣节”、“尊卑贵贱；“三纲伦理”及“特权人治”，不提当时的时代特点和要求。这也难说是实事求是，以难令人信服。
由此，笔者认为，“历史相对主义”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申言之，从历史观点看，或从历史的辩证法看，研究历史或文化问题，有几点是应当注意的：一、决不能忘记基本历史联系，必须弄清所要研究的对象或评论的事物的来龙去脉，把握事物演化的历史链条和前后环节，看到前因后果及其内在联系，不能否定一切。二、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注意产生历史事物的时空条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离开时代条件去肯定一切。三、历史总是发展的，研究历史或文化问题，必须与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相联系。这实际上就是历史相对主义。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市宛北中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