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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以T村为案例，采用新内生式发展理论框架，从资源整合、民众参与、文化认同三要素角度解释了T村实现振兴发展的全过程，主要包括：（1）梳理了资源整合过程中超地方力量与地方力量的合作顺序和相关关系;（2）为解决利益冲突问题提出了第一书记与村支书互动机制和多方利益共享机制;（3）从土地制度变化、内部关系网建设、乡土文化培育3个方面阐述如何实现居民文化认同。
关键词：新内生发展;乡村振兴;资源整合;民众参与;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F3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9）13-0010-06
Abstract： Taking T-Villag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uses a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 Villages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elements：resource integr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1） combing the cooperation sequence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super-local power and local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2）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First Secretary and village head and the multi-party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are proposed.（3）Elaborate how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residents from three aspects：the change of land system，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relations network and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culture.
Key words：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Resource integr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Cultural identity
1 引言
經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农村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激励”和快速城市化的“投资激励”等外生措施效果的逐渐减弱。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成为了当今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此，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要求。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发展“经济多元化”，保护“乡村生态”，鼓励“资本下乡”，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内生性发展举措。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内生发展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
反观国外，为了解决农村衰弱问题，外来的企业或者政府直接的援助是主要的开发方法，由此出现了一种以持续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并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外源式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带来的结果是城乡二元问题日益严重、农村面临着严重的边缘化、空心化、衰竭化，并且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地位。基于对这种外生发展模式的反思，内生式发展模式逐渐出现。内生发展是以当地人为开发主体、培养当地的发展能力、维护当地发展权益，享受当地发展红利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开发模式。然而，从欧洲农村的研究与实践来看，早期研究者和实践者过多地强调了地方的权力和自主性，而忽略了地方与外部的关联，使得这种发展模式停留在“理想化”阶段[1]。Ray在对实践的进一步反思中，于2000年正式提出了新内生发展概念，其主要观点是在原有内生发展基础上，以地方参与和地方资源为前提，注重地方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
新内生式发展概念为乡村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在原有内生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内外部资源的共同整合，实现内生与外生的统一发展，使得农村事业在新的轨道上得以快速前进。但是新内生式发展在中国农村是否有很好的适应性？它的发展情况如何？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新问题？本文采用当前研究新内生发展理论最常用的方法——案例分析法来解答上述问题。笔者在对农村的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在过去的5年中，T村集体为了发展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都与新内生发展理论有着惊人的重合，这些做法的结果有好有坏，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为此，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T村发展过程为例，详细阐述了新内生发展理论在中国农村的实践和表现。
2 理论分析与研究策略
20世纪70年代末，内生发展思想开始被广泛关注并被应用于扭转农村的颓势、实现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1975年，瑞典哈玛斯库德财团在联合国总会报告中提到了一种发展方式，这种发展由社会内部推动，兼顾人口、环境、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倡议包含了最初的内生发展理念[2]。
20世纪80年代，欧洲学者在研究南欧农村发展时，因为过分强调地方内部资源的开发和地方居民力量的参与，忽略了与外部环境的连续，导致内生发展缺乏可操作性，成为一种“理想化”的理论观点[3]。经过一系列反思，学界的观点逐渐从单一独立的视角向多元联系视角转变。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宫本宪一、西川润等认识到城乡之间、地方与超地方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是解决内生发展理想化问题的关键[4-5]。区别于传统内生发展的新内生式发展理论逐渐成型。新内生发展的概念由Ray于2000年正式提出[6]，主要是以领土文化认同激发民众参与，以民众参与促进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最大化地方价值和树立地方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视农村与城市同等地位，重视内部与外部的动态互动、地方与超地方的有机整合，摆脱经济单一目标，力图实现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可持续发展的目的[7]。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在承认原有内生发展关注地方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提下，也关注了超越地方力量的作用，并且将两者动态联系在一起，消弭外生和内生发展的对立冲突。 中国在乡村振兴和扶贫发展由来已久，发展理念也经过了几次转型，总体来说，战略理念从外援型扶贫到内生型扶贫，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化，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合力，通过提升扶贫对象的可行性能力，激发其内在动力的扶贫动力。2013年以后，政府更注重乡村贫困人口内生发展能力，推动多方力量参与乡村发展，“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8]。中国的内生发展模式实际上与新内生发展论有相似之处，发展由底层以改革和创新之名推动，国家认同后强力介入全过程，并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9]。
综上所述，新内生式发展与当前中国乡村振兴的实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通过中国具体的振兴和脱贫实践，对新内生发展做出更好的解释。那么，新内生发展理论是如何解释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笔者调研发现，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T村在5年时间（2014—2018）内实现了乡村风貌大改观。本文尝试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新内生发展的资源、参与、认同三要素角度解读T村在实现内外部资源整合、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具体实践以及如何激发居民参与，实现文化认同。
在研究路径设计方面，本文主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和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研究所需的一手资料。首先，课题组在2018年7月15日前往T村调研，对村支书、第一驻村书记及部分村民代表进行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主要了解2014—2018年来T村相关决策和发展变化情况;同时，对全村49户居民做了详细的问卷调查，主要涉及家庭收入、人口、经济情况。两者相互补充对照。
3 典型案例解释：T村
3.1 资源整合 新内生式发展中，资源整合居于首位，是整个内生发展的开始。首先，从地方与超地方角度来看，资源可以分成内部资源和外部資源2类。内部资源是乡村本身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前者包括土地、植被、环境、空气等，后者包括习俗、人情、传统技艺等。外部资源是乡村发展中必不可少但无法先天拥有的资源，包括政府资源和非政府资源，主要表现为项目、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按照Ray的观点，新内生发展过程中主要推动力量依次是：地方力量、政府力量、非政府力量，而在T村的顺序为：政府力量、地方力量、非政府力量（2014—2018年）。具体过程：首先，政府代表人（驻村第一书记）将其所带来的外部政府资源（主要是资金和项目）注入地方，然后同村民一起对地方资源进行分类识别，进行合理性开发和运用，在使地方具有一定的优势条件后，吸引非政府的外部资源进入，最后地方、政府和非政府三方形成合力，实现当地的可持续性发展。具体模式如下图1所示。
3.1.1 政府超地方资源注入 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各地广泛实施了“驻村第一书记”制。T村中第一书记来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携带着政府的超地方资源，主要包括“资源节约型绿色生态村试点示范项目”、“T村低效林改造项目”等资金项目，详情如表1所示。
3.1.2 地方内部资源开发 地方内部资源开发要着重考虑以下3个方面内容：一是从整体视角出发，考虑内外部资源之间的联系，综合利用2类资源;二是避免片面、单独开发内部或者外部资源、人文或者自然资源，从资源之间的联系入手有机开发;三是考虑地区特点，防止重复性开发，避免丧失乡村特色。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和村支书对全村资源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最终总结出T村发展的5大瓶颈：（1）山水资源：山不美、水不秀、石不奇，整体平庸;（2）绿化资源：树种单调、夏季少花、秋季缺彩、冬季缺绿，单调;（3）现有产业：缺乏管理人才、缺少专业技术、缺少发展思路，经济增长乏力;（4）文化历史：相对可挖掘的东西少，缺乏包装运营能力;（5）基础设施落后，村容村貌不雅。针对以上5大瓶颈，驻村第一书记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与村委会达成一致共识，确定了T村发展思路为：先打造特色的环境，让村子有足够的吸引力（足够的本钱），然后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将土地、闲置宅基地流转起来，引入社会资本统一开发经营。T村发展路径为：在提升原有产业效益前提下，新增特色乡村旅游，打造大桃种植、三柴养殖、特色乡村旅游三足鼎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的产业格局。在此思路的指导下，T村在政府资金项目的支持下，提出了“三金”战术，即让地生“金”、让“柴”变“金”、用“绿”引“金”。
3.1.2.1 让“地”生“金” T村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帮助下，通过引进新型桃树品种，推广新型种植技术，实现景观和产出的双丰收。引进的新型桃树个矮，占地面积小，打理难度低，产出不逊色于普通“高挑”桃树，改变了传统的“大冠稀植”种植模式，同时又有很强的观赏性。改造的桃园2年内单产将翻一番，达到6万～7.5万kg/hm2，且便于机械化，为村民增产增收打下基础。借助“资源节约型绿色生态村试点示范项目”的资金支持对对原有12hm2大桃种植区进行集中整改，利用原有地形地质开挖沟渠，铺设管道，满足了桃园水源问题。利用“T村低效林改造项目”整理土地15.67hm2，并配套灌溉设施。完工后人均桃园由原来的707.02m2增加到1754.21m2，村人均桃园面积增加1.6倍。
3.1.2.2 让“柴”变“金” 养殖业与农业大学合作，改良养殖品种，提高产出率，引进吃粮少、产蛋多新型蛋鸡，使得成本降低，产出提升，综合效益至少增加10%。同时，着手申请北京市著名商标，实现品牌效益。借助信息化营销手段，定位有效客户，由于柴鸡蛋具有“满山找”的品牌，有先天的优势，适合于自媒体电商，通过成立微店的方式扩大销售的区域。
3.1.2.3 用“绿”引“金” 考虑村子现在单一依靠第一产业、村内也缺乏发展第二产业的条件的情况，T村充分利用优良的自然资源环境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态。通过旅游业带动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T村已经在环境方面开始着手准备，打造“山清水秀，花繁鱼跃”的淳朴悠然的乡村美景图，然后挖掘村里的自然资源、饮食资源、文化资源，以“乡土”、“野趣”为特色，以“体验经济”为核心，打造美食游、亲子游、畜牧游、科普游、文化游5个旅游品牌。 （1）山上四季花：以卧龙山绿化美化为突破点，打造春夏赏花、秋季观叶、冬季赏果看绿，四季有景的环境。通过种植不同季节开放的花植，保证T村一年四季都有颜“色”，设计打造了平谷区第一条“彩虹花带”。
（2）山下三池水：山下配合三池水的挖掘，打造桃花流水、桃林花溪、桃花倒影的特色水景。一共分三个小水池，其中上游做跌水源头和溪流景观，供小孩子摸鱼戏水;中游做鱼类养殖、建设钓鱼场;下游则在原有水面基础上进行改造改，种植荷花、养殖钓蟹。
（3）建设花园式村庄：5000株藤本月季也种在了村民的房前屋后，在村里形成了一道道靓丽花墙。3000株大花月季种在了村里的小广场，道路边;海棠花、油菜花种在了村口。配合卧龙山坡上的梯田花海，对面山坡的杜鹃花海，T村已然置于一片桃林花海之中，绿色、花香、生态的目标基本实现。
三“金”战术是新内生发展的具体表现，是产业融合的关键一招。从纵向来看，第一产业的巩固提升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完善水渠管道，引进新型品种，改良种植养殖技术实现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在种植的基础上拓展加工、包装、物流、制作等全部环节，使第一产业真正做大做强。对T村特色产品大桃、三柴（柴鸡、猪、驴）等农产品，可以通过向上延伸，发展桃果的创意种植;也可以向下延伸，在二次、加工包装、运输上下功夫，发展桃果罐头、桃木挂件、三柴大礼包等。从横向来看，T村认识到了乡村非传统功能。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是一个集体验、休闲、疗养、怀旧的场所，是村民们迈向“生活富裕”的重要依靠[8]。T村以发展旅游、电子商务为重要突破口，新增特色乡村旅游，打造大桃种植、三柴养殖、特色乡村旅游三足鼎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的产业格局，由原先的“两条腿走路”向“三条腿走路”过渡（图1）。
3.1.3 非政府资源进入 原有产业升级后，T村基礎设施、经济基础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具备了吸引外部非政府资源进入的条件。T村在第一书记和村支书的共同努力下，开始同社会各方力量进行对接。主要包括：（1）高校：T村先后与清华文创学院、北京农学院、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进行了合作，邀请学校专家和学生到T村进行考察调研，就乡村文化资源开发、农林项目开发、网络电商平台运营等方面集合各方意见，获得智力支持;（2）地产企业：在对当地村民进行摸底后，T村正在进行村民闲置房屋土地流转，将土地流转至村委会名下，由村委会与当地知名地产企业——龙湖地产进行“谈判”，一同开发地产项目;（3）社会创客。以2018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平谷乡创赛区暨“万物生长、休闲平谷”生态田园乡旅文创大赛为契机，面向全国征集民宿设计、文创产品和IP形象提升等创意设计方案，政府给予政策资金支持，推动优秀创意项目落地，吸引了大批优秀创客参与比赛，给T村带来了优秀的创意、先进的商业模式和众多的人脉资源。在后续促成项目落地时，政府和村委会又通力合作为创客们提供初始资金和政府帮扶。最终，实现了政府、乡村和社会力量的合流，成为促进T村振兴的支撑力量。在资源整合过程中，各方利益难免会产生冲突，阻碍乡村持续发展，而解决好利益冲突的方式关键在于民众参与。如果地方居民广泛参与到资源整合过程中来，相互协商、相互监督，在协商讨论的框架下将利益冲突谈拢，可以大大提高资源开发的效率，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
3.2 民众参与 参与是内生发展的关联纽带。农村内生发展是一个各方利益主体不断参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既要发挥地方村民主体参与作用，又要照顾其他利益方的需求意愿和积极性。因此，要特别处理好以下2对关系：一是以第一驻村书记所代表的超地方政府方和以村书记为代表的地方居民方;二是当地居民方与以企业为代表的超地方非政府方。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T村前者通过第一书记和村干部的互动机制来实现，后者则通过多方利益共享机制来完成。
3.2.1 第一书记与村干部互动机制 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政府与以村支书为代表的地方居民，两者关系的好坏关系到整个乡村振兴进行得是否顺利。两方同心协力，对内可以保证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外可以与超地方非政府方进行谈判;两方意见相左，则会产生信任危机和内部消耗。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鉴于村情政情不同、个性的差异，两种情况会交替出现。本文从信息公开和信任培养2个方面，通过调研过程中出现的3件事情，具体说明第一书记与村干部互动机制，事件包括：村子定调发展、项目实施建设、引进外部资本。
3.2.1.1 村子定调发展 由于T村经济陷入瓶颈、产业不振，上级政府在党中央号召下，派遣第一书记驻村帮助发展农村。第一书记一方面面临着上级的要求和村集体迫切希望改变的请求，另一方面手握大量项目资源和人脉资源，因此在为T村“号脉诊病”的过程中，第一书记具有较强话语权，村支书从旁辅助，积极配合，两者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第一书记携手村支书外出考察项目，学习外村先进经验，在这种不断互动的情况下，加深了两者间的信任。同时，第一书记通过村委会向当地村民及时汇报资金使用和考察内容情况，做到了信息透明、公开，大大加深了村民对外来第一书记的信任与支持。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书记初期可以凭借政府权威和资源在乡村发展中占据主导权，然而如果其本身脱离地方居民，权威性会逐渐丧失，信任感会逐渐降低。最终，在第一书记的主导、村支书的参与下，T村的发展思路逐渐清晰，这为T村下一步发展确定了基调。
3.2.1.2 项目实施建设 在确定发展思路后，第一书记迅速将手中资源“变现”，为T村提供技术培训，引进新型生物品种，大兴土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乡村基建过程中，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集体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对内动员村民建设家园，对外联系建筑公司到位材料，村民的人力、经验等地方力量从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第一书记则充当发起人和参与监督者，一方面将资金准备到位并及时公布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则与村民同吃同住，虚心接受当地居民的建议和意见，进一步加深与村民的信任和联系。
3.2.1.3 引进外部资本 在引进资方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愈发模糊。这其中既涉及第一书记为非政府方提供的“背书”支持，又牵扯地方居民的利益分配，需要两者的互相配合。村支书要凭借长时间基层工作所获得“威望”向村民耐心解释，第一书记需要以自身所带的“权威”做宣传确认，将村民的意见汇集一处，找到利益共同点，然后代表村民去与外部资方谈判。 在T村实际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村集体合谋阻碍第一书记、村民对第一书记的普遍不信任的情况。这既有2位书记自身偏好的缘故，更多的是第一书记和村支书做到了信息的透明，打消了各方的猜疑，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3.2.2 “村委会+企业+农民+第三方”利益共享机制 促进产业开发，实现资源整合，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完成，需要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具体包括：村委会、企业、农民、第三方机构4个主体。4个主体作用不同，其中村委会和企业是主要的合作方，村委会代表村民利益，是村民零散意见的收集整合者、村子闲置资源的收集者，代表村民与企业进行产业合作。企业是资金技术的提供者，承担着开发利用经营乡村业态的重担，同时也是部分村民的雇佣者。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是发展意向提供者、土地与劳力资源的拥有者，同时也是监督村委会和企业的监察者。第三方机构较为独立，负责约束其余三方的权利，公平公正地保证三方合作共赢，其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特别保护村民在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具体实施步骤：（1）村委会收集村民意愿，将村民手中闲置的土地的经营使用权流转到村集体名下;（2）村委会与公司谈判，以土地租赁作价形式入股;（3）公司与村委会协商规划旅游项目;（4）村民也可以以资本再度入股;（5）企业雇佣有能力农户担任公司里的员工;（6）村民享受分红（约定3年内不分红，第4年开始）;（7）引入第三方机构作为托管方，管理项目的资金使用。
3.3 文化认同 认同是内生发展的精神动力。随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瓦解，村庄的社会关联度进一步降低，如何激发当地居民参与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发展的重要一环，以新内生式发展理论来看，激发当地居民的文化上认同，培养“领土”意识是解决之道。领土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形地凝聚在一起，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体力量。这种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识是维系民族精神的历史纽带，是维护乡村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更是开展乡村治理的深厚文化根基[10]。培育领土文化，要着重唤起村民的领土意识，建立村民之间心理纽带，为乡民提高文化意义。
3.3.1 土地制度变化唤起领土意识 地方居民最重要的财富是土地以及土地衍生的房屋资产。随着承包户就业结构、收入结构乃至居住地的变化，“农一代”逐步退出、“农二代”不愿务农，村落日益“空心化”。T村如今60岁以上的人口已占全村常住人口的16%以上，65岁人口也占到15%以上，远远大于国际标准，属于严重老龄化乡村。同时全村劳动力（15～64岁）仅占全村常住人口的50%，平均劳动年龄45.43岁（远远高于中国平均劳动年龄37岁），年轻劳动力结构已然不复存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老弱化已经成为T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要解决村落日益空心化的問题，主要从利益激励出发，用利益特别是土地利益将居民留在农村，通过改变原有的土地制度保证农村土地收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吸引农村原生人口回乡。T村存在较多闲置宅基地。村委会计划将部分宅基地通过合约流转到村集体名下，进而与外部房地产公司合作谈判，开发新的民宿项目。在土地入股、村企联营，共享收益的前提下，实现了外出村民闲置土地资源的利用，用土地利益吸引着部分劳动力回乡工作，唤起领土意识。
3.3.2 内部关系网形成心理纽带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本土背景的“能人”、“贤人”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他们本身既拥有资源，又与乡村结有浓厚的感情。通过乡村内部关系网作用，以点带面促使人才、企业回归乡村。内部关系网是乡村“乡土性”体现，是“熟人社会”下共通的社会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在内部关系网中，要注重2类“乡贤”：一种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另一种是留守乡村的精英。前者拥有学识、专长、技艺、财富;后者则在乡村建设与治理发挥主导作用。以T村为例，前者的代表是村支书W书记，后者的代表是L企业家。T村一方面通过定期举办“乡情乡愁”行动，发挥“亲情、乡情、友情”的情感纽带作用，组织在外就业的游子、能人、企业家等参与家乡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营造良好的农业发展氛围，使农业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农民成为受人尊重的劳动者，给以“新农民”尊重感和认同感，让农民真正成为有体面的职业。
3.3.3 乡村文化提供文化意义 乡村振兴既要关注产业振兴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又要特别关注乡土文化培育所带来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是传承历史传统并植入现代基因而形成的地方特色突出、乡土气息浓厚的文化[11]。复兴乡村文明，有利于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动力和文化意义。T村通过评选村内“五好”家庭、“四有”新人，在乡村展览板展示，并向上推举宣扬和奖励“文明家庭”，以良好家风汇聚成好的村风民约，逐步树立文明的乡风;保留、培育、发展传统乡耕农作风俗，将耕种时的技艺、口诀、歌谣、工具、故事记录整理，发掘乡村革命年代故事，改革开放以来的艰辛“创业”奋斗经历，形成本村独有的精神气质，复兴农耕乡土文化;建立了本村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公众号，将乡村故事通过媒体平台传播出去，活用现代媒体宣传平台。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出发，详细介绍了新内生式发展的具体表现：地方在政府外部资源的帮助下整合资源，进而吸引非政府外部资源进入，构成三方资源合力发展的局面;通过第一书记和村干部的互动机制和多方利益共享机制来实现内部地方力量与外部政府力量、内部地方力量与外部非政府力量的协调，解决各主体利益冲突问题;通过土地制度变化、内部关系网构建和乡村文化发展，激发地方居民的领土认同，并以此为精神力量，促进农村的社会文化发展。与此同时，资源整合、民众参与、文化认同三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首先，资源整合方面，本文明确了先外部政府资源注入，然后内部地方资源开发，最后吸引外部非政府资源进入的发展顺序。其中外部政府资源主要为政府资金项目、技术;在内部开发过程中，T村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创造性提出了三“金”战术，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吸引外部非政府资源中，T村对接高校、地产企业和社会优秀创客，实现了多方力量合作共赢的局面。 其次，为了解决多方合作过程中利益冲突问题，T村在第一书记和村支书相互信任，主动向村民披露信息，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村委会、企业、农民、第三方机构四方分别承担不同责任，履行不同义务，承担不同角色，满足了各方的利益需求。
最后，T村通过土地在承包、流转方式增加土地价值，激发当地村民领土意识;通过内部关系网吸引本土优秀“乡贤”回归乡村参与建设;在逐步树立文明的乡风、复兴农耕乡土文化的同时构建了村民参与的精神动力，实现了居民的文化上认同，最终实现了乡村的新的内生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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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强，张怀超，刘占芳.乡村振兴：从衰落走向复兴的战略选择[J].经济与管理，2018，32（1）：6-11.
（责编：张宏民）
关键词：新内生发展;乡村振兴;资源整合;民众参与;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F3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9）13-0010-06
Abstract： Taking T-Villag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uses a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whole process of T Villages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elements：resource integr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1） combing the cooperation sequence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super-local power and local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integration;（2）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nflicts of interest，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First Secretary and village head and the multi-party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are proposed.（3）Elaborate how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residents from three aspects：the change of land system，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relations network and the cultivation of local culture.
Key words：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Resource integr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Cultural identity
1 引言
經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农村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激励”和快速城市化的“投资激励”等外生措施效果的逐渐减弱。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成为了当今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为此，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要求。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发展“经济多元化”，保护“乡村生态”，鼓励“资本下乡”，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内生性发展举措。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内生发展思想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
反观国外，为了解决农村衰弱问题，外来的企业或者政府直接的援助是主要的开发方法，由此出现了一种以持续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并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外源式发展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带来的结果是城乡二元问题日益严重、农村面临着严重的边缘化、空心化、衰竭化，并且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发展地位。基于对这种外生发展模式的反思，内生式发展模式逐渐出现。内生发展是以当地人为开发主体、培养当地的发展能力、维护当地发展权益，享受当地发展红利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开发模式。然而，从欧洲农村的研究与实践来看，早期研究者和实践者过多地强调了地方的权力和自主性，而忽略了地方与外部的关联，使得这种发展模式停留在“理想化”阶段[1]。Ray在对实践的进一步反思中，于2000年正式提出了新内生发展概念，其主要观点是在原有内生发展基础上，以地方参与和地方资源为前提，注重地方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动态互动。
新内生式发展概念为乡村发展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在原有内生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内外部资源的共同整合，实现内生与外生的统一发展，使得农村事业在新的轨道上得以快速前进。但是新内生式发展在中国农村是否有很好的适应性？它的发展情况如何？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新问题？本文采用当前研究新内生发展理论最常用的方法——案例分析法来解答上述问题。笔者在对农村的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在过去的5年中，T村集体为了发展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都与新内生发展理论有着惊人的重合，这些做法的结果有好有坏，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为此，本文以北京市平谷区T村发展过程为例，详细阐述了新内生发展理论在中国农村的实践和表现。
2 理论分析与研究策略
20世纪70年代末，内生发展思想开始被广泛关注并被应用于扭转农村的颓势、实现乡村振兴和发展的具体实践中。1975年，瑞典哈玛斯库德财团在联合国总会报告中提到了一种发展方式，这种发展由社会内部推动，兼顾人口、环境、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倡议包含了最初的内生发展理念[2]。
20世纪80年代，欧洲学者在研究南欧农村发展时，因为过分强调地方内部资源的开发和地方居民力量的参与，忽略了与外部环境的连续，导致内生发展缺乏可操作性，成为一种“理想化”的理论观点[3]。经过一系列反思，学界的观点逐渐从单一独立的视角向多元联系视角转变。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鹤见和子、宫本宪一、西川润等认识到城乡之间、地方与超地方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是解决内生发展理想化问题的关键[4-5]。区别于传统内生发展的新内生式发展理论逐渐成型。新内生发展的概念由Ray于2000年正式提出[6]，主要是以领土文化认同激发民众参与，以民众参与促进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最大化地方价值和树立地方优势，在这一过程中视农村与城市同等地位，重视内部与外部的动态互动、地方与超地方的有机整合，摆脱经济单一目标，力图实现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可持续发展的目的[7]。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在承认原有内生发展关注地方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提下，也关注了超越地方力量的作用，并且将两者动态联系在一起，消弭外生和内生发展的对立冲突。 中国在乡村振兴和扶贫发展由来已久，发展理念也经过了几次转型，总体来说，战略理念从外援型扶贫到内生型扶贫，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化，从政府主导到社会合力，通过提升扶贫对象的可行性能力，激发其内在动力的扶贫动力。2013年以后，政府更注重乡村贫困人口内生发展能力，推动多方力量参与乡村发展，“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8]。中国的内生发展模式实际上与新内生发展论有相似之处，发展由底层以改革和创新之名推动，国家认同后强力介入全过程，并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9]。
综上所述，新内生式发展与当前中国乡村振兴的实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通过中国具体的振兴和脱贫实践，对新内生发展做出更好的解释。那么，新内生发展理论是如何解释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笔者调研发现，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T村在5年时间（2014—2018）内实现了乡村风貌大改观。本文尝试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新内生发展的资源、参与、认同三要素角度解读T村在实现内外部资源整合、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具体实践以及如何激发居民参与，实现文化认同。
在研究路径设计方面，本文主要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和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来获得研究所需的一手资料。首先，课题组在2018年7月15日前往T村调研，对村支书、第一驻村书记及部分村民代表进行了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主要了解2014—2018年来T村相关决策和发展变化情况;同时，对全村49户居民做了详细的问卷调查，主要涉及家庭收入、人口、经济情况。两者相互补充对照。
3 典型案例解释：T村
3.1 资源整合 新内生式发展中，资源整合居于首位，是整个内生发展的开始。首先，从地方与超地方角度来看，资源可以分成内部资源和外部資源2类。内部资源是乡村本身所拥有的资源，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前者包括土地、植被、环境、空气等，后者包括习俗、人情、传统技艺等。外部资源是乡村发展中必不可少但无法先天拥有的资源，包括政府资源和非政府资源，主要表现为项目、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按照Ray的观点，新内生发展过程中主要推动力量依次是：地方力量、政府力量、非政府力量，而在T村的顺序为：政府力量、地方力量、非政府力量（2014—2018年）。具体过程：首先，政府代表人（驻村第一书记）将其所带来的外部政府资源（主要是资金和项目）注入地方，然后同村民一起对地方资源进行分类识别，进行合理性开发和运用，在使地方具有一定的优势条件后，吸引非政府的外部资源进入，最后地方、政府和非政府三方形成合力，实现当地的可持续性发展。具体模式如下图1所示。
3.1.1 政府超地方资源注入 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各地广泛实施了“驻村第一书记”制。T村中第一书记来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携带着政府的超地方资源，主要包括“资源节约型绿色生态村试点示范项目”、“T村低效林改造项目”等资金项目，详情如表1所示。
3.1.2 地方内部资源开发 地方内部资源开发要着重考虑以下3个方面内容：一是从整体视角出发，考虑内外部资源之间的联系，综合利用2类资源;二是避免片面、单独开发内部或者外部资源、人文或者自然资源，从资源之间的联系入手有机开发;三是考虑地区特点，防止重复性开发，避免丧失乡村特色。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驻村第一书记和村支书对全村资源进行了考察与分析，最终总结出T村发展的5大瓶颈：（1）山水资源：山不美、水不秀、石不奇，整体平庸;（2）绿化资源：树种单调、夏季少花、秋季缺彩、冬季缺绿，单调;（3）现有产业：缺乏管理人才、缺少专业技术、缺少发展思路，经济增长乏力;（4）文化历史：相对可挖掘的东西少，缺乏包装运营能力;（5）基础设施落后，村容村貌不雅。针对以上5大瓶颈，驻村第一书记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与村委会达成一致共识，确定了T村发展思路为：先打造特色的环境，让村子有足够的吸引力（足够的本钱），然后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将土地、闲置宅基地流转起来，引入社会资本统一开发经营。T村发展路径为：在提升原有产业效益前提下，新增特色乡村旅游，打造大桃种植、三柴养殖、特色乡村旅游三足鼎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的产业格局。在此思路的指导下，T村在政府资金项目的支持下，提出了“三金”战术，即让地生“金”、让“柴”变“金”、用“绿”引“金”。
3.1.2.1 让“地”生“金” T村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帮助下，通过引进新型桃树品种，推广新型种植技术，实现景观和产出的双丰收。引进的新型桃树个矮，占地面积小，打理难度低，产出不逊色于普通“高挑”桃树，改变了传统的“大冠稀植”种植模式，同时又有很强的观赏性。改造的桃园2年内单产将翻一番，达到6万～7.5万kg/hm2，且便于机械化，为村民增产增收打下基础。借助“资源节约型绿色生态村试点示范项目”的资金支持对对原有12hm2大桃种植区进行集中整改，利用原有地形地质开挖沟渠，铺设管道，满足了桃园水源问题。利用“T村低效林改造项目”整理土地15.67hm2，并配套灌溉设施。完工后人均桃园由原来的707.02m2增加到1754.21m2，村人均桃园面积增加1.6倍。
3.1.2.2 让“柴”变“金” 养殖业与农业大学合作，改良养殖品种，提高产出率，引进吃粮少、产蛋多新型蛋鸡，使得成本降低，产出提升，综合效益至少增加10%。同时，着手申请北京市著名商标，实现品牌效益。借助信息化营销手段，定位有效客户，由于柴鸡蛋具有“满山找”的品牌，有先天的优势，适合于自媒体电商，通过成立微店的方式扩大销售的区域。
3.1.2.3 用“绿”引“金” 考虑村子现在单一依靠第一产业、村内也缺乏发展第二产业的条件的情况，T村充分利用优良的自然资源环境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态。通过旅游业带动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此，T村已经在环境方面开始着手准备，打造“山清水秀，花繁鱼跃”的淳朴悠然的乡村美景图，然后挖掘村里的自然资源、饮食资源、文化资源，以“乡土”、“野趣”为特色，以“体验经济”为核心，打造美食游、亲子游、畜牧游、科普游、文化游5个旅游品牌。 （1）山上四季花：以卧龙山绿化美化为突破点，打造春夏赏花、秋季观叶、冬季赏果看绿，四季有景的环境。通过种植不同季节开放的花植，保证T村一年四季都有颜“色”，设计打造了平谷区第一条“彩虹花带”。
（2）山下三池水：山下配合三池水的挖掘，打造桃花流水、桃林花溪、桃花倒影的特色水景。一共分三个小水池，其中上游做跌水源头和溪流景观，供小孩子摸鱼戏水;中游做鱼类养殖、建设钓鱼场;下游则在原有水面基础上进行改造改，种植荷花、养殖钓蟹。
（3）建设花园式村庄：5000株藤本月季也种在了村民的房前屋后，在村里形成了一道道靓丽花墙。3000株大花月季种在了村里的小广场，道路边;海棠花、油菜花种在了村口。配合卧龙山坡上的梯田花海，对面山坡的杜鹃花海，T村已然置于一片桃林花海之中，绿色、花香、生态的目标基本实现。
三“金”战术是新内生发展的具体表现，是产业融合的关键一招。从纵向来看，第一产业的巩固提升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完善水渠管道，引进新型品种，改良种植养殖技术实现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在种植的基础上拓展加工、包装、物流、制作等全部环节，使第一产业真正做大做强。对T村特色产品大桃、三柴（柴鸡、猪、驴）等农产品，可以通过向上延伸，发展桃果的创意种植;也可以向下延伸，在二次、加工包装、运输上下功夫，发展桃果罐头、桃木挂件、三柴大礼包等。从横向来看，T村认识到了乡村非传统功能。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村是一个集体验、休闲、疗养、怀旧的场所，是村民们迈向“生活富裕”的重要依靠[8]。T村以发展旅游、电子商务为重要突破口，新增特色乡村旅游，打造大桃种植、三柴养殖、特色乡村旅游三足鼎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的产业格局，由原先的“两条腿走路”向“三条腿走路”过渡（图1）。
3.1.3 非政府资源进入 原有产业升级后，T村基礎设施、经济基础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具备了吸引外部非政府资源进入的条件。T村在第一书记和村支书的共同努力下，开始同社会各方力量进行对接。主要包括：（1）高校：T村先后与清华文创学院、北京农学院、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进行了合作，邀请学校专家和学生到T村进行考察调研，就乡村文化资源开发、农林项目开发、网络电商平台运营等方面集合各方意见，获得智力支持;（2）地产企业：在对当地村民进行摸底后，T村正在进行村民闲置房屋土地流转，将土地流转至村委会名下，由村委会与当地知名地产企业——龙湖地产进行“谈判”，一同开发地产项目;（3）社会创客。以2018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平谷乡创赛区暨“万物生长、休闲平谷”生态田园乡旅文创大赛为契机，面向全国征集民宿设计、文创产品和IP形象提升等创意设计方案，政府给予政策资金支持，推动优秀创意项目落地，吸引了大批优秀创客参与比赛，给T村带来了优秀的创意、先进的商业模式和众多的人脉资源。在后续促成项目落地时，政府和村委会又通力合作为创客们提供初始资金和政府帮扶。最终，实现了政府、乡村和社会力量的合流，成为促进T村振兴的支撑力量。在资源整合过程中，各方利益难免会产生冲突，阻碍乡村持续发展，而解决好利益冲突的方式关键在于民众参与。如果地方居民广泛参与到资源整合过程中来，相互协商、相互监督，在协商讨论的框架下将利益冲突谈拢，可以大大提高资源开发的效率，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
3.2 民众参与 参与是内生发展的关联纽带。农村内生发展是一个各方利益主体不断参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既要发挥地方村民主体参与作用，又要照顾其他利益方的需求意愿和积极性。因此，要特别处理好以下2对关系：一是以第一驻村书记所代表的超地方政府方和以村书记为代表的地方居民方;二是当地居民方与以企业为代表的超地方非政府方。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T村前者通过第一书记和村干部的互动机制来实现，后者则通过多方利益共享机制来完成。
3.2.1 第一书记与村干部互动机制 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政府与以村支书为代表的地方居民，两者关系的好坏关系到整个乡村振兴进行得是否顺利。两方同心协力，对内可以保证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外可以与超地方非政府方进行谈判;两方意见相左，则会产生信任危机和内部消耗。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鉴于村情政情不同、个性的差异，两种情况会交替出现。本文从信息公开和信任培养2个方面，通过调研过程中出现的3件事情，具体说明第一书记与村干部互动机制，事件包括：村子定调发展、项目实施建设、引进外部资本。
3.2.1.1 村子定调发展 由于T村经济陷入瓶颈、产业不振，上级政府在党中央号召下，派遣第一书记驻村帮助发展农村。第一书记一方面面临着上级的要求和村集体迫切希望改变的请求，另一方面手握大量项目资源和人脉资源，因此在为T村“号脉诊病”的过程中，第一书记具有较强话语权，村支书从旁辅助，积极配合，两者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第一书记携手村支书外出考察项目，学习外村先进经验，在这种不断互动的情况下，加深了两者间的信任。同时，第一书记通过村委会向当地村民及时汇报资金使用和考察内容情况，做到了信息透明、公开，大大加深了村民对外来第一书记的信任与支持。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书记初期可以凭借政府权威和资源在乡村发展中占据主导权，然而如果其本身脱离地方居民，权威性会逐渐丧失，信任感会逐渐降低。最终，在第一书记的主导、村支书的参与下，T村的发展思路逐渐清晰，这为T村下一步发展确定了基调。
3.2.1.2 项目实施建设 在确定发展思路后，第一书记迅速将手中资源“变现”，为T村提供技术培训，引进新型生物品种，大兴土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乡村基建过程中，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集体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对内动员村民建设家园，对外联系建筑公司到位材料，村民的人力、经验等地方力量从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第一书记则充当发起人和参与监督者，一方面将资金准备到位并及时公布使用情况，另一方面则与村民同吃同住，虚心接受当地居民的建议和意见，进一步加深与村民的信任和联系。
3.2.1.3 引进外部资本 在引进资方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愈发模糊。这其中既涉及第一书记为非政府方提供的“背书”支持，又牵扯地方居民的利益分配，需要两者的互相配合。村支书要凭借长时间基层工作所获得“威望”向村民耐心解释，第一书记需要以自身所带的“权威”做宣传确认，将村民的意见汇集一处，找到利益共同点，然后代表村民去与外部资方谈判。 在T村实际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村集体合谋阻碍第一书记、村民对第一书记的普遍不信任的情况。这既有2位书记自身偏好的缘故，更多的是第一书记和村支书做到了信息的透明，打消了各方的猜疑，将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
3.2.2 “村委会+企业+农民+第三方”利益共享机制 促进产业开发，实现资源整合，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完成，需要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具体包括：村委会、企业、农民、第三方机构4个主体。4个主体作用不同，其中村委会和企业是主要的合作方，村委会代表村民利益，是村民零散意见的收集整合者、村子闲置资源的收集者，代表村民与企业进行产业合作。企业是资金技术的提供者，承担着开发利用经营乡村业态的重担，同时也是部分村民的雇佣者。村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是发展意向提供者、土地与劳力资源的拥有者，同时也是监督村委会和企业的监察者。第三方机构较为独立，负责约束其余三方的权利，公平公正地保证三方合作共赢，其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特别保护村民在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具体实施步骤：（1）村委会收集村民意愿，将村民手中闲置的土地的经营使用权流转到村集体名下;（2）村委会与公司谈判，以土地租赁作价形式入股;（3）公司与村委会协商规划旅游项目;（4）村民也可以以资本再度入股;（5）企业雇佣有能力农户担任公司里的员工;（6）村民享受分红（约定3年内不分红，第4年开始）;（7）引入第三方机构作为托管方，管理项目的资金使用。
3.3 文化认同 认同是内生发展的精神动力。随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瓦解，村庄的社会关联度进一步降低，如何激发当地居民参与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发展的重要一环，以新内生式发展理论来看，激发当地居民的文化上认同，培养“领土”意识是解决之道。领土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形地凝聚在一起，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体力量。这种精神价值和文化意识是维系民族精神的历史纽带，是维护乡村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更是开展乡村治理的深厚文化根基[10]。培育领土文化，要着重唤起村民的领土意识，建立村民之间心理纽带，为乡民提高文化意义。
3.3.1 土地制度变化唤起领土意识 地方居民最重要的财富是土地以及土地衍生的房屋资产。随着承包户就业结构、收入结构乃至居住地的变化，“农一代”逐步退出、“农二代”不愿务农，村落日益“空心化”。T村如今60岁以上的人口已占全村常住人口的16%以上，65岁人口也占到15%以上，远远大于国际标准，属于严重老龄化乡村。同时全村劳动力（15～64岁）仅占全村常住人口的50%，平均劳动年龄45.43岁（远远高于中国平均劳动年龄37岁），年轻劳动力结构已然不复存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老弱化已经成为T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要解决村落日益空心化的問题，主要从利益激励出发，用利益特别是土地利益将居民留在农村，通过改变原有的土地制度保证农村土地收益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吸引农村原生人口回乡。T村存在较多闲置宅基地。村委会计划将部分宅基地通过合约流转到村集体名下，进而与外部房地产公司合作谈判，开发新的民宿项目。在土地入股、村企联营，共享收益的前提下，实现了外出村民闲置土地资源的利用，用土地利益吸引着部分劳动力回乡工作，唤起领土意识。
3.3.2 内部关系网形成心理纽带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有本土背景的“能人”、“贤人”是一股重要的力量。他们本身既拥有资源，又与乡村结有浓厚的感情。通过乡村内部关系网作用，以点带面促使人才、企业回归乡村。内部关系网是乡村“乡土性”体现，是“熟人社会”下共通的社会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在内部关系网中，要注重2类“乡贤”：一种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另一种是留守乡村的精英。前者拥有学识、专长、技艺、财富;后者则在乡村建设与治理发挥主导作用。以T村为例，前者的代表是村支书W书记，后者的代表是L企业家。T村一方面通过定期举办“乡情乡愁”行动，发挥“亲情、乡情、友情”的情感纽带作用，组织在外就业的游子、能人、企业家等参与家乡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营造良好的农业发展氛围，使农业成为受人尊重的职业，农民成为受人尊重的劳动者，给以“新农民”尊重感和认同感，让农民真正成为有体面的职业。
3.3.3 乡村文化提供文化意义 乡村振兴既要关注产业振兴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又要特别关注乡土文化培育所带来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是传承历史传统并植入现代基因而形成的地方特色突出、乡土气息浓厚的文化[11]。复兴乡村文明，有利于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动力和文化意义。T村通过评选村内“五好”家庭、“四有”新人，在乡村展览板展示，并向上推举宣扬和奖励“文明家庭”，以良好家风汇聚成好的村风民约，逐步树立文明的乡风;保留、培育、发展传统乡耕农作风俗，将耕种时的技艺、口诀、歌谣、工具、故事记录整理，发掘乡村革命年代故事，改革开放以来的艰辛“创业”奋斗经历，形成本村独有的精神气质，复兴农耕乡土文化;建立了本村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公众号，将乡村故事通过媒体平台传播出去，活用现代媒体宣传平台。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出发，详细介绍了新内生式发展的具体表现：地方在政府外部资源的帮助下整合资源，进而吸引非政府外部资源进入，构成三方资源合力发展的局面;通过第一书记和村干部的互动机制和多方利益共享机制来实现内部地方力量与外部政府力量、内部地方力量与外部非政府力量的协调，解决各主体利益冲突问题;通过土地制度变化、内部关系网构建和乡村文化发展，激发地方居民的领土认同，并以此为精神力量，促进农村的社会文化发展。与此同时，资源整合、民众参与、文化认同三方面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首先，资源整合方面，本文明确了先外部政府资源注入，然后内部地方资源开发，最后吸引外部非政府资源进入的发展顺序。其中外部政府资源主要为政府资金项目、技术;在内部开发过程中，T村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创造性提出了三“金”战术，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吸引外部非政府资源中，T村对接高校、地产企业和社会优秀创客，实现了多方力量合作共赢的局面。 其次，为了解决多方合作过程中利益冲突问题，T村在第一书记和村支书相互信任，主动向村民披露信息，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村委会、企业、农民、第三方机构四方分别承担不同责任，履行不同义务，承担不同角色，满足了各方的利益需求。
最后，T村通过土地在承包、流转方式增加土地价值，激发当地村民领土意识;通过内部关系网吸引本土优秀“乡贤”回归乡村参与建设;在逐步树立文明的乡风、复兴农耕乡土文化的同时构建了村民参与的精神动力，实现了居民的文化上认同，最终实现了乡村的新的内生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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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