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储蓄、强制储蓄和“税收—债券发行”安排——三种社会保障机制的比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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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我国当前经济转轨的特定历史环境出发,以代际交叠方法比较分析了个人储蓄型、安全基金型和现收现付型等三种社会保障机制。结合我国加入WTO进程中资本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改革中不断加速的劳动力流动、特定环境下的高储蓄现象,与古典结论相反,本文认为通过代际转移支付进行的积极的政府干预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能提高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唯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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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具有加剧之势。本文对此未直接加以评析,仅对中国古代的“子母权论”、“食货相通论”、“货币数量论”和“货币调节论”中的货币政策思路作发掘,旨在表明货币政策非中性含义。
在逻辑上,中国当前最大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现代农村(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环节是金融问题。本文通过对江西抚州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调查研究,试图透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分散性、多样性、复杂性的表象把握我国多年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飘摇不定、进退失据的内在非正式制度背景和技术约束,并提出以下观点:第一、条块的利益争夺和责任推诱造就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决策的非主体性特征和“最后责任人”角色;第二,合作金融与行政主导(无论来自条还是块)双主线的伴生与排异造成两线同时面
一人一股一票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本身存在着制度缺陷,在经理人员的产生过程中,由于提名规则、选举规则和选举程序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选举结果,并可能降低选举效率。而平均化的股权结构易于使得股东“搭便车”,导致监督空洞化,产生严重的“外部人-内部人”控制问题。目前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制度与规范的合作制度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问题更为严重。需要从产权制度入手,对现行制农村信用合作制度进行改革。
本文的主要宗旨在于阐明追求利润应该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首要经营目标。对该问题作者从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并针对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在政府的管制下经营目标严重偏离利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加速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向利润转轨的六条政策建议。
在中国农业正面临着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需要,农村金融却未能发挥相应的核心作用。本文通过对农村广义货币供应量、农村信贷资产总量、农村金融机构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和组织体系的现实审视,度图找出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需要间的差距,既而从提升农村金融产业地位、改革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农村地区利率自由化、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和培值竞争力等方面提出若干思考。
金融安全是我国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创建金融安全区的构想和思路。创建金融安全区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在各经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人民银行、金融机构、政府有关部门和新闻宣传等社会各方力量一起参与,共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开放资本帐户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发展,但中国开放资本帐户会从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方面形成潜在的风险,如何维护一国金融安全成为政府决策何时开放和如何开放的首要问题,而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在调节资本流动,防止国际资本冲击,阻止国内资本外流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金融与经济管理条块分割矛盾以及金融部门的职能限制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贯彻实施的力度和效应。当前,如结合各地实际,构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信用咨询担保体系,则可对促进个人消费信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运用一次有关1998年广东省405家FDI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四组企业(海外华资、日资、欧资和美资),并且区分了每一组所采用的投资战略。研究它们的投资战略为我们进一步评价我国加入世贸对来自各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提供了基础。但是,由加入世贸引起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与经济变革也可能意味着跨国公司投资战略的变化。本文在假定没有这些投资战略变化的情况下,对评价加入世贸的影响作了一次有限的尝试。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中国必须健全和完善本国的金融体系;中国必须保持汇率稳定的同时使汇率的变动具有必要的灵活性;中国在目前情况下必须保持资本管制;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结构改革之间的协调;中国必须加速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调整。中国有能力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但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推行必要的结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