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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揭丑运动”始于二十世纪初，它对社会及新闻传媒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新闻界的“揭丑运动”俨然成为追求“真理”、对抗“权威”的武器。在新媒介日益繁荣的今天，“揭丑运动”有了新的特征，媒介生态在其影响下有了新的变化。本文试图以“揭丑运动”为视角，深入挖掘其对我国媒介生态的积极、消极影响，为“媒介生态”健康发展提供参考视角。
关键词：“揭丑运动” 媒介生态
一、“揭丑运动”历史回顾：
“揭丑运动”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命名，如“扒粪运动”、“揭丑运动”、“黑幕揭发运动”，但是，纵观“揭丑运动”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实质都相同：揭露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离正常秩序的思想行为，而这行为的主体往往是“社会的良知”——媒体。
1、“揭丑运动”在美国的历程：加上其表现出来的媒介生态
“揭丑运动”始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当时美国新闻杂志界为唤醒社会正义、社会良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从而对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异常、社会秩序紊乱现象进行深刻揭露。对于学界“揭黑运动”的开始时间有着不同的划分，这里我们认同的是吴廷俊在《理念·制度·传统——论美国“揭黑运动”的历史经验》中的阐述，他认为：“与任何事情一样，作为舆论监督的黑幕揭发运动也有一个发生与发展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新闻声讨’。”当时普利策利用手中的报纸对社会的黑暗、腐败进行揭露，一方面是因为脱离政党报刊后，报刊获得了更多报道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商业报刊兴起后，报刊之间的自由竞争愈发激烈，普利策为了在报业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而转变报道策略。这一做法不仅使其报刊取得了重大成功，获得更丰富的收益，同时也塑造了普利策代表“公正”社会家的形象。
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在众议院办公楼奠基仪式上发表演讲称：“清教徒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里，有個拿着粪耙的男子。那人手里紧紧握着粪耙，目不斜视，只朝下看。天使因他辛劳而赠他一顶桂冠，他却全不在乎，继续干着挖掘污秽的不洁工作。”罗斯福对揭黑者的这一虐称流传开来，一些“黑幕揭发”记者，欣然视其为荣耀的徽章。
2、“揭丑运动”传入中国：
在我国，虽然很少使用“揭丑运动”，这并不表示我们的报刊没有“揭丑”的精神，而是我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揭露，更多是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指报刊应该对社会进行舆论的监督，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揭露出来，为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风气提供依据。而“自我批评”则是报刊应该反思报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便调整报道策略、提高报道的质量。延安整风时期的《解放日报》改版，便是我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
以《解放日报》为主的报刊，在报道题材上出现了重视国际新闻的报道，却将贴近人民的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报道放在了次要位置。报刊本应该发挥“党、政府、群众的喉舌”作用，但这样的议题设置是与之相违背的。长此以往，对报刊的舆论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在《解放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不仅使报道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而且为发挥社会舆论监督者作用提供了依据，更改善了媒介生态。
二、“揭丑运动”在中国表现的新特征：
1、“揭丑”参与主体的增加
在新媒体广泛发展的今天，新媒体扮演了“揭丑运动”的急先锋，新媒体本身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内容广、抵达率更高的特点。受此影响，受众接触媒介就更加便利，让媒介使用频率骤然上升，媒介与受众的交互性更强。2008年“天价烟”事件，因为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发表了一句不妥的言论，从而触发了广大网民们的愤怒。在网友的“挖掘下”，天价烟、名手表被揭露出来。随后，周久耕接受纪委查处，证实其涉嫌贪污受贿，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1年。
2、“揭丑”平台的更加开放
传统的“揭丑运动”参与主体主要是媒体人，媒体人进行深入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对事件进行披露后，公众才知晓事件的发展。媒体人的主导作用在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他们成为“揭丑”的把关者，他们具有选择性披露信息的权利。网络媒体日益丰富的今天，拓宽了传播的渠道，增强了受众与媒体的互动。开放的网络平台，让更多人有了“发声”的权利，而这开放的平台又汇集了公众的意见形成舆论，从而影响到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以往，面对质疑声，被质疑者通常选择沉默，即使有回应也被质疑声所淹没，但正如在‘搜索杨达才’的这场微博运动中，被质疑者和质疑者在同一平台进行了互动交流，双方具有了平等的表达权。”
3、“揭丑”被“工具化”
无疑，“网络揭丑”促使社会对被网络“揭丑”的事件不断关注，对事件的良好解决产生了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肃清”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但是，“网络空间揭丑信息中存在的打着‘揭丑’之名，实际上行着‘被工具化’之实的现象正在成为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在承认“网络揭丑”触手可及、传播影响广泛、促进社会风气好转时，我们也必须认清，这是在媒体人遵守职业操守前提下的产物。反则就有可能成为媒体相互攻击的“工具”；如果公众也不遵循基本的伦理道德，那么，“网络揭丑”也将会变成公众相互攻击的产物。当“网络揭丑”被“工具化”后，“揭幕者”与“被揭幕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微妙变化，“揭幕者”可能被“被揭幕者”反戈一击，利用网络公开“揭幕者”更多的“不良”信息。
三、“揭丑运动”对传媒的影响
“揭丑运动”对于新闻事件的跟进与披露报道，显示出新闻传播者对于媒介事件的态度，蕴含着传播者对于媒介事件的议程设置。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容易受到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传播者的传播行为在对媒介事件报道时会产生偏差，影响到公众舆论，同时也影响到“媒介生态”的生成与构建。
（一）“揭丑运动”对传媒的正面影响：
1、“揭丑运动”是传媒的“责任” 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器”、社会环境的监督者，揭露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暴露或隐藏的问题。虽然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就是其发挥监督的途径，然而，由于现有体制的不完善，舆论监督的不到位，使得自我监督、自我批评不及网络媒体广泛、深刻。2012年“皮鞋酸奶”、“毒胶囊”事件从最开始的发现，到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就是最好的范例。企业虽有对社会负责的义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监督的不到位，才使得类似事件不断重演。媒体的“聚光灯”对此进行关照后，唤醒了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广大新闻媒体在这样一个提倡“负责”的舆论问责环境下，不仅让公众开始对社会企业进行监督，也让公众开始解读媒体报道的出发点，让新闻媒体自觉地开始遵守“新闻自律”、“新闻责任”。
2、“揭丑运动”促进新闻专业主义的进步
“新闻专业”主义与“揭丑运动”一样，都是舶来品。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正是在“揭丑运动”迅速发展时萌芽的，他们通过描绘社会阴暗面促进社会发展，找到媒体报道的点。在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源于《大公报》，《大公报》提出的“四不方针”可以看作“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型。“媒体关注的效果就是建立一种舆论氛围，引发公众的参与热情。而这里的媒介能够在有效的法律约束下，对‘公共性’负责，从而达到中国化的媒介专业主义情境。”
（二）“揭丑运动”对传媒的负面影响：
1、“揭丑运动”替代司法审判：
“揭丑运动”本意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揭示出来，推动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舆论通过与司法审判的正和博弈，恰恰通过其监督作用遏制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出现……舆论的压力能促使其更加安于职守，而这种对话和沟通也会增加其智慧，使其更深刻理解民意和法意。”但是，当被“揭丑”的事件被曝光，不论是媒体或者公众都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知晓，“寻根究底”化身为探寻“正义”的武器。此时，媒体不仅对社会环境监督，而是跨越自身边界进行“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指传媒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涉案人做出定性、定罪、定量性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以煽情的语言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同情，诸多传媒单向度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相反意见。
媒体报道的出位，道德审判替代了司法审判，影响到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事实。在形成舆论的时候，就会片面地抑制一些事实，突出媒体框架内的事实，影响到舆论生态的平衡。
2、“揭丑运动”触碰了“新闻伦理”的底线：
“揭丑运动”本身就是对隐藏的事实进行挖掘、曝光，当事件被媒体不断地曝光，意味着我们距离真相愈来愈近，同时，曝光过程潜意识地契合了受众“窥探欲”。媒体受到公众“期待视野”影响，开始构建与受众视野一致的报道视角，寻求受众期待的报道内容。在“重庆官员不雅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时，公众除了关注视频中出现的官员，视频中的女子“赵红霞”也开始被众多网友“扒”出来，“赵红霞”个人信息满屏飞。最为离谱的是，一张被误当作“赵红霞”的照片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照片本人发表声明，但是网上仍然在对照片进行挖掘，最终“女模再发声明称照片遭盗用成赵红霞”。
我们谴责盗用照片行为，因为它侵犯了当事人肖像与名誉权，但同时也应该反思网络媒体，正是因为他们无休止地“深挖”，这让“揭丑”侵害了更多无辜的民众。因此，过度的“揭丑”不仅伤害了被“揭丑”的对象，而且对新闻伦理也是一种“蔑视”与“践踏”。
3、“揭丑运动”破坏了传媒生态
随着新媒介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由此构建的开放与虚拟的网络空间，容易形成“拟态环境”，影响公众。再由于受众媒介素养水平不同，“编码”与“解码”认知上存在差异，减少二者之间的误码率，让传者观点与受者观点达成一致，媒体作为公共舆论的聚集器，应该全面反映舆情，用理性的声音引导舆论，为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策略。
“揭丑运动”，不仅仅是要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揭露出来，促进问题的良好解决，更重要的是應该形成一种机制，治理问题的机制，规范自身报道，明确在报道中的责任与义务。
责编：李甜甜
关键词：“揭丑运动” 媒介生态
一、“揭丑运动”历史回顾：
“揭丑运动”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命名，如“扒粪运动”、“揭丑运动”、“黑幕揭发运动”，但是，纵观“揭丑运动”的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实质都相同：揭露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离正常秩序的思想行为，而这行为的主体往往是“社会的良知”——媒体。
1、“揭丑运动”在美国的历程：加上其表现出来的媒介生态
“揭丑运动”始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当时美国新闻杂志界为唤醒社会正义、社会良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从而对政治腐败、经济发展异常、社会秩序紊乱现象进行深刻揭露。对于学界“揭黑运动”的开始时间有着不同的划分，这里我们认同的是吴廷俊在《理念·制度·传统——论美国“揭黑运动”的历史经验》中的阐述，他认为：“与任何事情一样，作为舆论监督的黑幕揭发运动也有一个发生与发展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的‘新闻声讨’。”当时普利策利用手中的报纸对社会的黑暗、腐败进行揭露，一方面是因为脱离政党报刊后，报刊获得了更多报道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商业报刊兴起后，报刊之间的自由竞争愈发激烈，普利策为了在报业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而转变报道策略。这一做法不仅使其报刊取得了重大成功，获得更丰富的收益，同时也塑造了普利策代表“公正”社会家的形象。
1906年，西奥多·罗斯福在众议院办公楼奠基仪式上发表演讲称：“清教徒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里，有個拿着粪耙的男子。那人手里紧紧握着粪耙，目不斜视，只朝下看。天使因他辛劳而赠他一顶桂冠，他却全不在乎，继续干着挖掘污秽的不洁工作。”罗斯福对揭黑者的这一虐称流传开来，一些“黑幕揭发”记者，欣然视其为荣耀的徽章。
2、“揭丑运动”传入中国：
在我国，虽然很少使用“揭丑运动”，这并不表示我们的报刊没有“揭丑”的精神，而是我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揭露，更多是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指报刊应该对社会进行舆论的监督，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揭露出来，为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风气提供依据。而“自我批评”则是报刊应该反思报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便调整报道策略、提高报道的质量。延安整风时期的《解放日报》改版，便是我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典范。
以《解放日报》为主的报刊，在报道题材上出现了重视国际新闻的报道，却将贴近人民的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报道放在了次要位置。报刊本应该发挥“党、政府、群众的喉舌”作用，但这样的议题设置是与之相违背的。长此以往，对报刊的舆论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在《解放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不仅使报道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而且为发挥社会舆论监督者作用提供了依据，更改善了媒介生态。
二、“揭丑运动”在中国表现的新特征：
1、“揭丑”参与主体的增加
在新媒体广泛发展的今天，新媒体扮演了“揭丑运动”的急先锋，新媒体本身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内容广、抵达率更高的特点。受此影响，受众接触媒介就更加便利，让媒介使用频率骤然上升，媒介与受众的交互性更强。2008年“天价烟”事件，因为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发表了一句不妥的言论，从而触发了广大网民们的愤怒。在网友的“挖掘下”，天价烟、名手表被揭露出来。随后，周久耕接受纪委查处，证实其涉嫌贪污受贿，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1年。
2、“揭丑”平台的更加开放
传统的“揭丑运动”参与主体主要是媒体人，媒体人进行深入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对事件进行披露后，公众才知晓事件的发展。媒体人的主导作用在这个时候就凸显出来，他们成为“揭丑”的把关者，他们具有选择性披露信息的权利。网络媒体日益丰富的今天，拓宽了传播的渠道，增强了受众与媒体的互动。开放的网络平台，让更多人有了“发声”的权利，而这开放的平台又汇集了公众的意见形成舆论，从而影响到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以往，面对质疑声，被质疑者通常选择沉默，即使有回应也被质疑声所淹没，但正如在‘搜索杨达才’的这场微博运动中，被质疑者和质疑者在同一平台进行了互动交流，双方具有了平等的表达权。”
3、“揭丑”被“工具化”
无疑，“网络揭丑”促使社会对被网络“揭丑”的事件不断关注，对事件的良好解决产生了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肃清”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但是，“网络空间揭丑信息中存在的打着‘揭丑’之名，实际上行着‘被工具化’之实的现象正在成为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在承认“网络揭丑”触手可及、传播影响广泛、促进社会风气好转时，我们也必须认清，这是在媒体人遵守职业操守前提下的产物。反则就有可能成为媒体相互攻击的“工具”；如果公众也不遵循基本的伦理道德，那么，“网络揭丑”也将会变成公众相互攻击的产物。当“网络揭丑”被“工具化”后，“揭幕者”与“被揭幕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微妙变化，“揭幕者”可能被“被揭幕者”反戈一击，利用网络公开“揭幕者”更多的“不良”信息。
三、“揭丑运动”对传媒的影响
“揭丑运动”对于新闻事件的跟进与披露报道，显示出新闻传播者对于媒介事件的态度，蕴含着传播者对于媒介事件的议程设置。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容易受到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传播者的传播行为在对媒介事件报道时会产生偏差，影响到公众舆论，同时也影响到“媒介生态”的生成与构建。
（一）“揭丑运动”对传媒的正面影响：
1、“揭丑运动”是传媒的“责任” 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器”、社会环境的监督者，揭露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暴露或隐藏的问题。虽然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就是其发挥监督的途径，然而，由于现有体制的不完善，舆论监督的不到位，使得自我监督、自我批评不及网络媒体广泛、深刻。2012年“皮鞋酸奶”、“毒胶囊”事件从最开始的发现，到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就是最好的范例。企业虽有对社会负责的义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监督的不到位，才使得类似事件不断重演。媒体的“聚光灯”对此进行关照后，唤醒了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广大新闻媒体在这样一个提倡“负责”的舆论问责环境下，不仅让公众开始对社会企业进行监督，也让公众开始解读媒体报道的出发点，让新闻媒体自觉地开始遵守“新闻自律”、“新闻责任”。
2、“揭丑运动”促进新闻专业主义的进步
“新闻专业”主义与“揭丑运动”一样，都是舶来品。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正是在“揭丑运动”迅速发展时萌芽的，他们通过描绘社会阴暗面促进社会发展，找到媒体报道的点。在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源于《大公报》，《大公报》提出的“四不方针”可以看作“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型。“媒体关注的效果就是建立一种舆论氛围，引发公众的参与热情。而这里的媒介能够在有效的法律约束下，对‘公共性’负责，从而达到中国化的媒介专业主义情境。”
（二）“揭丑运动”对传媒的负面影响：
1、“揭丑运动”替代司法审判：
“揭丑运动”本意是通过媒体的报道，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揭示出来，推动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舆论通过与司法审判的正和博弈，恰恰通过其监督作用遏制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出现……舆论的压力能促使其更加安于职守，而这种对话和沟通也会增加其智慧，使其更深刻理解民意和法意。”但是，当被“揭丑”的事件被曝光，不论是媒体或者公众都不满足于对事件的知晓，“寻根究底”化身为探寻“正义”的武器。此时，媒体不仅对社会环境监督，而是跨越自身边界进行“媒介审判”。“媒介审判”是指传媒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涉案人做出定性、定罪、定量性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以煽情的语言激起公众对当事人憎恨或同情，诸多传媒单向度宣传，有意无意地压制相反意见。
媒体报道的出位，道德审判替代了司法审判，影响到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事实。在形成舆论的时候，就会片面地抑制一些事实，突出媒体框架内的事实，影响到舆论生态的平衡。
2、“揭丑运动”触碰了“新闻伦理”的底线：
“揭丑运动”本身就是对隐藏的事实进行挖掘、曝光，当事件被媒体不断地曝光，意味着我们距离真相愈来愈近，同时，曝光过程潜意识地契合了受众“窥探欲”。媒体受到公众“期待视野”影响，开始构建与受众视野一致的报道视角，寻求受众期待的报道内容。在“重庆官员不雅视频”在网络上流传时，公众除了关注视频中出现的官员，视频中的女子“赵红霞”也开始被众多网友“扒”出来，“赵红霞”个人信息满屏飞。最为离谱的是，一张被误当作“赵红霞”的照片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使照片本人发表声明，但是网上仍然在对照片进行挖掘，最终“女模再发声明称照片遭盗用成赵红霞”。
我们谴责盗用照片行为，因为它侵犯了当事人肖像与名誉权，但同时也应该反思网络媒体，正是因为他们无休止地“深挖”，这让“揭丑”侵害了更多无辜的民众。因此，过度的“揭丑”不仅伤害了被“揭丑”的对象，而且对新闻伦理也是一种“蔑视”与“践踏”。
3、“揭丑运动”破坏了传媒生态
随着新媒介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由此构建的开放与虚拟的网络空间，容易形成“拟态环境”，影响公众。再由于受众媒介素养水平不同，“编码”与“解码”认知上存在差异，减少二者之间的误码率，让传者观点与受者观点达成一致，媒体作为公共舆论的聚集器，应该全面反映舆情，用理性的声音引导舆论，为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策略。
“揭丑运动”，不仅仅是要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揭露出来，促进问题的良好解决，更重要的是應该形成一种机制，治理问题的机制，规范自身报道，明确在报道中的责任与义务。
责编：李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