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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刘姓玉盛公一族，于北宋初年从江西吉安迁至湖南新化茅坪，至今已逾千年。除新化外，其后裔分迁于湖南的安化、涟源、宁乡、新邵、隆回、武冈、新宁、溆浦、麻阳、永顺、中方、辰溪、汉寿、常德以及广西、贵州、重庆、湖北、云南各地定居，初步估算有数百万人，是当今全国刘姓中的一大支派。乾隆丙子年（1756年），新化县知县戴高为刘玉盛留在始迁地的次子刘远后裔所修的《刘氏重修族谱》作序：“此谱千有余牒，余曰：此新邑巨族也。复阅谱内人名，入乡贤祠者有人，入名宦祠者有人，入忠孝祠者有人，入节妇祠者有氏，以及我朝显达者不可胜纪。余曰：此世家名族也。”刘玉盛原籍江西吉安，从刘驹到刘玉盛祖父刘景隆，在吉安的居地，历代族谱记载多有歧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后裔分支曾多次组织前往江西寻访，均因各种原因无果而归。2018年5月，湖南各縣及重庆等地的后裔再度组成了14人的寻访团，前往吉安访查。笔者参与了这次访查。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有关文献，特撰此文。
一
元至大三年（1310年），刘文灿撰《刘氏通谱源流序》，序文中刘玉盛公“苏溪葬坟”四字后有“明洪武四年立司”七字注文。据此可知，此序并非元至大谱原，而此谱修于何时何地则不清楚。序曰：“始祖刘氏，原籍本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潼江湾早禾市。高祖刘驹……驹生嚣……嚣生二子若、宪……若生适祺，居本宅江西泰和;宪生三子，景隆寓江右，景铣居原籍泰和圳上，景铨迁徙楚南常德桃源县，地名樟树脚郑家。”
据此谱序，从刘驹到刘若、刘宪三代，一直住在原籍泰和县早禾市。从第四代开始，住在原籍“本宅”即老屋场的只剩下了刘若之子适祺，刘宪三子开始外迁。
未署撰者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谱序记载：“始祖刘氏，原籍本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早禾市梅子村人，鼻祖驹生嚣，嚣生若，若生景隆，寓地名潼江湾犀牛下水地。”
元至大序中记载刘嚣有若、宪二子，在万历十年（1582年）和万历庚寅年（1590年）两篇谱序上都只记一子刘若;元至大序中若生适祺，宪生景隆、景铣、景铨，此两序则仅记为“若生景隆”一子（将若、宪二公混为一人作若公，以致宪公生景隆变成了若公生景隆），其余若、宪所生适祺、景铣、景铨三人全未记载。可见万历十年和万历庚寅年两篇谱序为了叙述简明，已将景隆公之其余兄弟全都忽略不予记述，这也是族谱修撰中常见的现象。虽然万历十年和万历庚寅年两篇谱序叙述错讹较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其所记述的从驹公到景隆公所居之地是明确的：驹公、嚣公、若公祖孙三人“原籍本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早禾市梅子村”，到景隆公则已寓“潼江湾犀牛下水地”，这就把元至大序中的“景隆寓江右”落实到了具体地名“潼江湾犀牛下水地”;元至大序只记大地名“江右”，而这两篇谱序则只记小地名“潼江湾犀牛下水地”。以上元、明三篇谱序的作者都有些粗心，以致留下谜团让后人去猜解。至于此“潼江湾犀牛下水地”究竟在什么地方，万历十年和万历庚寅年两篇谱序都没有说，但至少已不在早禾市，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
到乾隆、嘉庆年间刘玉盛后裔族谱的记述，对刘驹子孙三代居原籍、刘景隆时搬迁外地这一史实已不太清楚，这些记述开始将玉盛公及之前的祖居之地笼统混杂地记在一个地域范围之内，且将元至大序、万历十年序、万历庚寅序三序中本来分属两个地域范围的早禾市、梅子村、圳上、潼江湾、犀牛下（水地）、鹅颈大丘等地名混在一起，变成了全在一个地域范围内的地名。
到了咸丰四年（1854年），玉盛裔族第一次联系政、远、滔三公后裔合修通谱，这一错误开始出现于通谱中。此通谱刘诒燕（芑孙）所写的《源流序》，开篇即说：“余族，籍本豫章吉州太和县梅子村早禾市圳上潼江湾，驹祖家焉。驹生嚣，唐时以功赐爵楚侯王，谥仁忠。子若宪，字腾宇。生景隆，字用贤……至我先进公……生玉盛，字绪昌，号福裔。官邵州刺史，升淮盐御史。解组居邵州云路街，今打信巷也。后落业上梅之茅坪，卒葬苏溪。”由于刘诒燕奔走四方联络族人，创修祖祠，主修通谱，功劳大影响广，这个说法从此开始深入人心。从此玉盛后裔修谱，大都只知其祖先原籍是吉安府泰和县梅子村早禾市圳上潼江湾，而不知其实在江西吉安府是先后居住过两个地方的。
三
玉盛裔族谱中记载的有关圳上、梅子村（坡）、潼江（湾）、犀牛下水地、鹅颈大丘等地名，未能在有关泰和的古代方志和文献中查到，但玉盛裔族远公后裔、明朝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刘显，于天顺元年（1457年）撰写的《刘氏家谱源流序》却说：“窃思我玉盛始祖，由螺川中山奉编来楚，居邵州，迁新化茅坪落业，派衍孟政、仲远、季滔三房，势同棋布。”
刘显这个“玉盛始祖由螺川中山奉编来楚”的说法，并未引起后来修谱者的注意。这是何原因？我想应该是后来的这些修谱作序者未能理解“螺川中山”的准确含义所致。
对“螺川中山”的含义，我以前一直也是困惑不解，但一直没时间对之深入思考和探索。直到最近，因为要参加刘陶俊发起的吉安泰和祖地考察活动，我做了一些文献调查工作，重点对“螺川中山”进行了一番研究，这才对其有了初步的认识。
按古代作者的行文习惯（其实今天也是如此），在介绍某人籍贯或来自某地时，如果用了并列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名，这些地名一定是大地名在前小地名在后，大地名管小地名，而不可能是并列不相统属的两个或几个地名。如“许荆，字少张，会稽阳羡人也”（《后汉书·许荆传》），“杨期，弘农华阴人”（《晋书·杨期传》），都是如此，前一个地名是郡名，后一个地名是县名。刘显序中的“螺川中山”，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即螺川为郡名，中山为县名，但螺川是何郡？中山是何县？螺川还必须管着中山这个县，这种情况到哪儿去找？不仅江西找不到，整个中国也是无法找到的。
后来我想，或许“螺川中山”是两个小一些的地名，螺川或许是一个乡名，中山或许是螺川这个乡下面的一个村。这种想法当然不合古人行文习惯，因为在一篇文章中不提州县名而直接写乡名、村名，是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的，读者将不知道这个乡和村究竟在哪儿。但我想，刘显是不是写这篇序时一时疏忽而漏写了州县之名呢？或许有这个可能。于是按照这个思路，从文献中查找，找到了几条有代表性的记载。 北宋人马令著《南唐书》，对五代南唐国（今江西一带）史事进行记述，其中有：“毛炳，丰城人也……苟获赀镪，即市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说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升。’自后或游螺川诸邑，遇酒即饮，不醉不止。”可见五代时，吉州（吉安）就有螺川的代称了。
南宋周必大是吉安庐陵人，宋孝宗隆兴年间他在家闲居期间，写有总题为《闲居录》的日记。其中记有隆兴二年九月戊申日，他与二兄游龙王祠（寺）之事。文中对螺川之名作了解释：“寺倚螺子山。按《图经》，山在庐陵县东北十里……州城以是为主山，故其名特著。下有螺湖，其流浅狭，入于江。故州之别名曰螺川焉。”
明朝杨士奇《赠本深还吉安》诗云：“螺川城外人千亿，争看神明太守回。”这位本深，就是宁波人陈本深，宣德年间曾两任吉安府太守。“螺川城外”，明显螺川就是代指吉安。
到了明代中期，在一些权威的方志和工具书中，干脆将螺川当成吉安的一个正式名称加以记载。《大明一统志》记吉安府：“郡名庐陵、安成（均汉名）、螺川（郡有螺山故名）。”其余文献不再征引。
由上可以认定，螺川就是吉安。螺川之指已明，那么中山就只能在吉安所属范围内去寻找。
四
在我们赴吉安寻访祖地之前一个多月，在微信群中讨论有关问题时，滔祖裔安化刘长友发了一页政祖裔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序的资料。正是这页谱序使我改变了寻找中山的方向，从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实这个政祖裔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谱序，也收在1999年印行的《刘氏文史》，我也曾经看过;但由于《刘氏文史》收录此序时没有注明出处，也未注明作者和撰写年代，我认为此序来历不明无法使用，因而对之未予重视。这次刘长友从安化烟溪滔公裔应诚公房1995年九修谱所收的旧谱序中找来了此序，而烟溪九修谱又是从民国癸酉年（1933年）新化城西总祠《续修刘氏通谱》首卷中录来。据此序中“我族谱牒自乾隆壬午初修，嘉庆丙子二修，同治甲戌三修，迄今逾四十载”的记载，同治甲戌年为1874年，过了四十年，即为1914年，可知此序写于民国3年，是一篇民国序。刘长友提供的此篇序文，文题为《政公房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叙》，文题下署为“滔公裔首春撰”，但序中行文又完全是政公之裔的口气。如文中说“政公三子仁、俊、杰……（俊、杰）两公子孙分迁无从考，唯我仁公迁常德……（其后裔）葆，即我族始祖也……我族谱牒自乾隆壬午初修……”文中多次提到“我族”，全为政公后裔口气，署名滔公后裔首春，实在不可理解。
但此序确实为我们寻找中山提供了明确线索。此序记述：“忆我祖由豫章九邑祠分派而来，其先居吉安洪都之太和永丰圳上，历传至景隆公，寓吉水之潼江弯（湾）。子四，英、雄、豪、进。”此序说“我祖……其先居吉安洪都之太和永丰圳上”，把洪都、吉安、泰和、吉水、永丰等府、县名混在一起，隶属混乱，作者不太懂历史政区沿革，不足为训。但序中说“历传至景隆公，寓吉水之潼江弯（湾）”，这个说法与玉盛裔族元、明老谱序高度一致，且将老谱序中指向不明的“寓地”，即景隆公离开早禾市以后的居住地，明确指向了吉水县。
既然刘显序已明确告诉我们，玉盛公是从中山迁到“楚南”的，既然汉寿金牛山谱序明确将景隆公寓地指向吉水，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吉水纳入寻查中山的范围。
我翻阅了多部文献，终于在道光《吉水县志》中找到了线索。
《吉水县志·坊乡·同水乡》（卷之四）有关五十九都所辖村落中，有中山村的记载，“中山”二字之下并有“爱敬刘氏”四字小注。
那么同水乡五十九都与中山村的具体位置在何处？在道光《吉水县志·舆地·地图》中，清晰地标明了同水乡所辖的几个都。五十九都在同水乡的西北部，地跨南北向那条水道的东西两侧，位于东西向那条水道的南面。两水交汇处的上方，有一行标注文字“枫子江水出同江河”，看来这两条水道，一名枫子江为南北流向，一名同江为东西流向。中山村就在五十九都这一地域范围之内。此处的这条同江，与玉盛裔族历代族谱中所记载的“潼江”发音完全相同。从这点来看，玉盛裔族历代族谱所载的潼江湾所在，也明显指向了这一区域。
那么这个地域范围在今吉水县的什么地方呢？查1989年出版的新编《吉水县志》，在第50頁有一幅《吉水县宋时行政区划对照表》。
据此表，宋代的同水乡包括1989年吉水县的金滩（部分）、黄桥、西沙（2002年与黄桥合并）、尚贤、枫江、盘谷、阜田七个乡镇。
中山之地已经明确，其为吉水县下属之村已无可疑，既然中山属于吉水管辖，那么刘显为何不说玉盛公由“吉水中山奉编来楚”，而偏要说由“螺川中山奉编来楚”呢？
原来中山村所在的同水乡，在北宋元七年（1092年）以前是归庐陵县管辖的。直到“元七年，（吉州庐陵郡）以庐陵之同水乡易吉（水）之顺化乡”（道光《吉水县志》卷之二“沿革”），同水乡始归吉水县管辖;光绪《吉安府志·地理志·沿革》也记了此事：“南唐置吉水场，保大八年升为县，其时盖割庐陵水东十一乡以置。宋至和元年割兴平等五乡置永丰县。元七年以庐陵之一乡来属，以县之顺化乡属庐陵。《吉水志》：一乡，今同水乡。”玉盛公与政、远、滔兄弟，早在元七年之前的数十年，就已离开了中山村。他们离开时此地尚属庐陵，虽然滔公曾于元丰年间回到故地，但元丰年间亦在元之前数年，他们不能预知中山村在他们离开之后会由庐陵改属吉水，于是留下的口传信息，只能是由庐陵中山村迁出。
《政公房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叙》中说：“（玉盛公）子三，政、远、滔。远住新化茅坪，滔居溆浦，政仍居蜀守庐墓。子三，仁、杰、俊。俊迁新化阿（藿）草城南之塔前，杰于南宋之末迁荆州江陵，后两公子孙分迁无考。唯我仁公迁常德，复徙龙阳，不多年仍返吉水，寻故居。生子一，曰福寿。寿子二，长国太、次国春。太子三，文平、文参、文启。平子二，喧暨赞。喧公官授浙江府尹，子一，茂实，官授常德府尹。子四，诏、谟、训、诰。诏公官授广东布政司（使），亦四子，宗先、宗贤、宗清、宗澄。贤子一，以存。存子一，凤。凤子一，葆，即我族始祖也。因元之季，海宇纷乱，盗贼蜂起，葆公由吴徙龙阳，落业金牛山白鹿寺所由来也。” 据此记载，政公长子刘仁，从成都迁到湖南常德，又迁龙阳（今汉寿），“不多年仍返吉水，寻故居”，回到中山老家（故居）去了。此时，中山村所属的同水乡早已从庐陵县划归吉水县管辖。仁公子孙此后又在中山村住了很多年，直到元朝末年“海宇纷乱，盗贼蜂起”，仁公的第十代孙刘葆，又由江西（玉盛裔族其他谱序中又称“吴西”，即江西）迁回龙阳，落业金牛山白鹿寺。《政公房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叙》记载的这段仁公后裔迁徙史是可信的，此序能具体地将潼江湾定位于吉水县，与仁公家族这一段迁徙史有关，因为他们从玉盛公离开中山村后，又回到已归吉水县管辖的中山村并繁衍十代人之久，这段时间至少有二百五十年。
五
2018年5月，我们在吉水县盘谷镇江背坑村，见到了该村刘氏于20世纪90年代新修的族谱，其所收录的清宣统元年《姚林、江背坑续修谱序》记载：“东向珍公之次子维公，为翰林学士，迁新淦之下社坑。传九世义甫公，乃徙中山。十六世惟旺公，徙江背坑。惟旺公是江背坑始祖，固昭然可知也。”
江背坑刘氏谱再次证实了吉水有中山之村名，此谱明确记载江背坑刘氏是由中山迁来。询问村长及其他族人，也都不清楚中山村究竟在何地。于是，我們前往阜田镇刘家村，远远地看见一处房子，近前转弯，一座祠堂突现眼前，大门上几个金色大字“中山刘氏”，让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啊！中山，这儿就是中山！”
随后刘家村人叫来了刘庆水，他是此村族谱的收藏人，五十岁左右。他十分热情，带我们至其家中查看族谱。他们藏有民国6年老谱和20世纪90年代新谱各一套。据谱序，他们与小江、江背坑刘姓出于同支，都是长沙王的后代。询问刘庆水以及其他老人，这里以前是否属五十九都，答称正是;问他们是否此村又称中山村，他们非常茫然，说完全不知此事;又问他们既然是长沙刘，为何祠堂门上却写着“中山刘氏”，说是自古就是如此写的，他们也不知所以然;又问他们是否知道江背坑，他们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江背坑刘姓就是从这里迁去的，这就印证了我们在江背坑谱序中看到的其十六世祖由中山“徙江背坑”的说法，也从侧面证实了我们关于此地就是中山的判断。我们再仔细查看刘庆水提供的民国6年谱谱序，第一篇就是刘永年写于乾隆四年己未八月的《合修谱序》，其中说：“吾义甫公派下，如吾中山、村背、江背坑、竹溪、三观下、枥陂六派，刊为一谱。”看到“中山”二字，我不禁大喜过望，这不就是我们苦苦寻找已久的中山吗！查访到这里，此地就是中山这个判断，不但有古《吉水县志》的记载，有小江和江背坑刘氏族谱记载的间接旁证，还有此村祠堂“中山刘氏”题额的佐证，更重要的是此地族谱所收的乾隆谱序也明确记载了此地就叫中山。至此，我们已完全解开了玉盛次子远公裔明朝进士、户部主事、都长芦盐运使刘显所撰天顺元年谱序所说：“玉盛公奉编由螺川中山徙楚南”中“螺川中山”的困惑。
上文提到，我们在盘谷镇江背坑看到他们族谱所收宣统元年《姚林、江背坑续修谱序》有“东向珍公之次子维公，为翰林学士，迁新淦之下社坑。传九世义甫公，乃徙中山”的记载，中山村族谱所收录署名为“年家姻教弟王岐瑞”，撰于乾隆四年的《刘氏重修族谱序》更证实了此点：“刘姓各派祖长沙定王，以世远不敢上溯，惟以玉堂公为一世祖。传至九世义甫公，由南州（南州，当为南岭《小江刘氏谱》载其三世祖刘滔：由下社坑徙居吉水南岭金家园，分徙粉溪、鹿角、北溪、金园、蛉田、睦塘、义凤、赵塘、西村、四塘、南廛、功德源、螺溪、中山、永新、永宁，湖广沙阳、潜江等派之祖）而徙中山。”
义甫公徙中山的年代，此谱与小江、江背坑三谱均未记具体时间。据中山村刘氏此谱首卷刘氏各派迁徙总图中山派世系记载：“第九世，义甫，字子集，行九，邑廪生。由南岭徙中山，是为中山基祖。宋建炎戊申（1128年）七月初七生，淳熙戊戌（1178年）正月初五日殁。”由此可知其寿为五十岁。如果他三十岁时迁入中山村，那就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左右，即1158年左右。我在另一篇族史研究的文章中论证，玉盛公与政、远、滔三公离开江西不是在北宋初年的“建隆一载”，他们到达新化茅坪应该在1072年以后。因为很多研究成果已经指出，北宋在开梅山及安化、新化两县设立（熙宁五年，1072年）之前，朝廷和地方官府是绝对禁止汉人进入梅山地区的，除非是在原籍无法立足而逃亡的非法进入者。
此文第四部分最后一段，我根据《政公房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叙》，论断政公长子刘仁，从成都迁到湖南常德，又迁龙阳（今汉寿），“不多年仍返吉水，寻故居”，回到中山老家（故居）去了。那么刘仁回到中山的具体年代，根据政、远、滔三公到达新化茅坪不会早于1072年的判断，应该是在1100年左右。这样看来，中山村刘氏始迁祖刘义甫迁入中山之时，玉盛公之嫡长孙刘仁及其后裔，已回到祖宗故地中山村60年左右了。可能当时刘仁一支人口不多，刘义甫迁入的人口也没多少，中山村还能容纳两支刘姓共住。此后两支刘姓，在此村共同生活了近两百年。直到元朝末年，刘仁的第十代孙刘葆，又由此地迁回龙阳，落业金牛山白鹿寺。
一
元至大三年（1310年），刘文灿撰《刘氏通谱源流序》，序文中刘玉盛公“苏溪葬坟”四字后有“明洪武四年立司”七字注文。据此可知，此序并非元至大谱原，而此谱修于何时何地则不清楚。序曰：“始祖刘氏，原籍本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潼江湾早禾市。高祖刘驹……驹生嚣……嚣生二子若、宪……若生适祺，居本宅江西泰和;宪生三子，景隆寓江右，景铣居原籍泰和圳上，景铨迁徙楚南常德桃源县，地名樟树脚郑家。”
据此谱序，从刘驹到刘若、刘宪三代，一直住在原籍泰和县早禾市。从第四代开始，住在原籍“本宅”即老屋场的只剩下了刘若之子适祺，刘宪三子开始外迁。
未署撰者名的万历十年（1582年）谱序记载：“始祖刘氏，原籍本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早禾市梅子村人，鼻祖驹生嚣，嚣生若，若生景隆，寓地名潼江湾犀牛下水地。”
元至大序中记载刘嚣有若、宪二子，在万历十年（1582年）和万历庚寅年（1590年）两篇谱序上都只记一子刘若;元至大序中若生适祺，宪生景隆、景铣、景铨，此两序则仅记为“若生景隆”一子（将若、宪二公混为一人作若公，以致宪公生景隆变成了若公生景隆），其余若、宪所生适祺、景铣、景铨三人全未记载。可见万历十年和万历庚寅年两篇谱序为了叙述简明，已将景隆公之其余兄弟全都忽略不予记述，这也是族谱修撰中常见的现象。虽然万历十年和万历庚寅年两篇谱序叙述错讹较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其所记述的从驹公到景隆公所居之地是明确的：驹公、嚣公、若公祖孙三人“原籍本江西吉安府泰和县早禾市梅子村”，到景隆公则已寓“潼江湾犀牛下水地”，这就把元至大序中的“景隆寓江右”落实到了具体地名“潼江湾犀牛下水地”;元至大序只记大地名“江右”，而这两篇谱序则只记小地名“潼江湾犀牛下水地”。以上元、明三篇谱序的作者都有些粗心，以致留下谜团让后人去猜解。至于此“潼江湾犀牛下水地”究竟在什么地方，万历十年和万历庚寅年两篇谱序都没有说，但至少已不在早禾市，这是可以肯定的。
二
到乾隆、嘉庆年间刘玉盛后裔族谱的记述，对刘驹子孙三代居原籍、刘景隆时搬迁外地这一史实已不太清楚，这些记述开始将玉盛公及之前的祖居之地笼统混杂地记在一个地域范围之内，且将元至大序、万历十年序、万历庚寅序三序中本来分属两个地域范围的早禾市、梅子村、圳上、潼江湾、犀牛下（水地）、鹅颈大丘等地名混在一起，变成了全在一个地域范围内的地名。
到了咸丰四年（1854年），玉盛裔族第一次联系政、远、滔三公后裔合修通谱，这一错误开始出现于通谱中。此通谱刘诒燕（芑孙）所写的《源流序》，开篇即说：“余族，籍本豫章吉州太和县梅子村早禾市圳上潼江湾，驹祖家焉。驹生嚣，唐时以功赐爵楚侯王，谥仁忠。子若宪，字腾宇。生景隆，字用贤……至我先进公……生玉盛，字绪昌，号福裔。官邵州刺史，升淮盐御史。解组居邵州云路街，今打信巷也。后落业上梅之茅坪，卒葬苏溪。”由于刘诒燕奔走四方联络族人，创修祖祠，主修通谱，功劳大影响广，这个说法从此开始深入人心。从此玉盛后裔修谱，大都只知其祖先原籍是吉安府泰和县梅子村早禾市圳上潼江湾，而不知其实在江西吉安府是先后居住过两个地方的。
三
玉盛裔族谱中记载的有关圳上、梅子村（坡）、潼江（湾）、犀牛下水地、鹅颈大丘等地名，未能在有关泰和的古代方志和文献中查到，但玉盛裔族远公后裔、明朝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刘显，于天顺元年（1457年）撰写的《刘氏家谱源流序》却说：“窃思我玉盛始祖，由螺川中山奉编来楚，居邵州，迁新化茅坪落业，派衍孟政、仲远、季滔三房，势同棋布。”
刘显这个“玉盛始祖由螺川中山奉编来楚”的说法，并未引起后来修谱者的注意。这是何原因？我想应该是后来的这些修谱作序者未能理解“螺川中山”的准确含义所致。
对“螺川中山”的含义，我以前一直也是困惑不解，但一直没时间对之深入思考和探索。直到最近，因为要参加刘陶俊发起的吉安泰和祖地考察活动，我做了一些文献调查工作，重点对“螺川中山”进行了一番研究，这才对其有了初步的认识。
按古代作者的行文习惯（其实今天也是如此），在介绍某人籍贯或来自某地时，如果用了并列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名，这些地名一定是大地名在前小地名在后，大地名管小地名，而不可能是并列不相统属的两个或几个地名。如“许荆，字少张，会稽阳羡人也”（《后汉书·许荆传》），“杨期，弘农华阴人”（《晋书·杨期传》），都是如此，前一个地名是郡名，后一个地名是县名。刘显序中的“螺川中山”，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即螺川为郡名，中山为县名，但螺川是何郡？中山是何县？螺川还必须管着中山这个县，这种情况到哪儿去找？不仅江西找不到，整个中国也是无法找到的。
后来我想，或许“螺川中山”是两个小一些的地名，螺川或许是一个乡名，中山或许是螺川这个乡下面的一个村。这种想法当然不合古人行文习惯，因为在一篇文章中不提州县名而直接写乡名、村名，是会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的，读者将不知道这个乡和村究竟在哪儿。但我想，刘显是不是写这篇序时一时疏忽而漏写了州县之名呢？或许有这个可能。于是按照这个思路，从文献中查找，找到了几条有代表性的记载。 北宋人马令著《南唐书》，对五代南唐国（今江西一带）史事进行记述，其中有：“毛炳，丰城人也……苟获赀镪，即市酒尽醉。时彭会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说赋茶三斤，毛氏传经酒半升。’自后或游螺川诸邑，遇酒即饮，不醉不止。”可见五代时，吉州（吉安）就有螺川的代称了。
南宋周必大是吉安庐陵人，宋孝宗隆兴年间他在家闲居期间，写有总题为《闲居录》的日记。其中记有隆兴二年九月戊申日，他与二兄游龙王祠（寺）之事。文中对螺川之名作了解释：“寺倚螺子山。按《图经》，山在庐陵县东北十里……州城以是为主山，故其名特著。下有螺湖，其流浅狭，入于江。故州之别名曰螺川焉。”
明朝杨士奇《赠本深还吉安》诗云：“螺川城外人千亿，争看神明太守回。”这位本深，就是宁波人陈本深，宣德年间曾两任吉安府太守。“螺川城外”，明显螺川就是代指吉安。
到了明代中期，在一些权威的方志和工具书中，干脆将螺川当成吉安的一个正式名称加以记载。《大明一统志》记吉安府：“郡名庐陵、安成（均汉名）、螺川（郡有螺山故名）。”其余文献不再征引。
由上可以认定，螺川就是吉安。螺川之指已明，那么中山就只能在吉安所属范围内去寻找。
四
在我们赴吉安寻访祖地之前一个多月，在微信群中讨论有关问题时，滔祖裔安化刘长友发了一页政祖裔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序的资料。正是这页谱序使我改变了寻找中山的方向，从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实这个政祖裔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谱序，也收在1999年印行的《刘氏文史》，我也曾经看过;但由于《刘氏文史》收录此序时没有注明出处，也未注明作者和撰写年代，我认为此序来历不明无法使用，因而对之未予重视。这次刘长友从安化烟溪滔公裔应诚公房1995年九修谱所收的旧谱序中找来了此序，而烟溪九修谱又是从民国癸酉年（1933年）新化城西总祠《续修刘氏通谱》首卷中录来。据此序中“我族谱牒自乾隆壬午初修，嘉庆丙子二修，同治甲戌三修，迄今逾四十载”的记载，同治甲戌年为1874年，过了四十年，即为1914年，可知此序写于民国3年，是一篇民国序。刘长友提供的此篇序文，文题为《政公房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叙》，文题下署为“滔公裔首春撰”，但序中行文又完全是政公之裔的口气。如文中说“政公三子仁、俊、杰……（俊、杰）两公子孙分迁无从考，唯我仁公迁常德……（其后裔）葆，即我族始祖也……我族谱牒自乾隆壬午初修……”文中多次提到“我族”，全为政公后裔口气，署名滔公后裔首春，实在不可理解。
但此序确实为我们寻找中山提供了明确线索。此序记述：“忆我祖由豫章九邑祠分派而来，其先居吉安洪都之太和永丰圳上，历传至景隆公，寓吉水之潼江弯（湾）。子四，英、雄、豪、进。”此序说“我祖……其先居吉安洪都之太和永丰圳上”，把洪都、吉安、泰和、吉水、永丰等府、县名混在一起，隶属混乱，作者不太懂历史政区沿革，不足为训。但序中说“历传至景隆公，寓吉水之潼江弯（湾）”，这个说法与玉盛裔族元、明老谱序高度一致，且将老谱序中指向不明的“寓地”，即景隆公离开早禾市以后的居住地，明确指向了吉水县。
既然刘显序已明确告诉我们，玉盛公是从中山迁到“楚南”的，既然汉寿金牛山谱序明确将景隆公寓地指向吉水，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吉水纳入寻查中山的范围。
我翻阅了多部文献，终于在道光《吉水县志》中找到了线索。
《吉水县志·坊乡·同水乡》（卷之四）有关五十九都所辖村落中，有中山村的记载，“中山”二字之下并有“爱敬刘氏”四字小注。
那么同水乡五十九都与中山村的具体位置在何处？在道光《吉水县志·舆地·地图》中，清晰地标明了同水乡所辖的几个都。五十九都在同水乡的西北部，地跨南北向那条水道的东西两侧，位于东西向那条水道的南面。两水交汇处的上方，有一行标注文字“枫子江水出同江河”，看来这两条水道，一名枫子江为南北流向，一名同江为东西流向。中山村就在五十九都这一地域范围之内。此处的这条同江，与玉盛裔族历代族谱中所记载的“潼江”发音完全相同。从这点来看，玉盛裔族历代族谱所载的潼江湾所在，也明显指向了这一区域。
那么这个地域范围在今吉水县的什么地方呢？查1989年出版的新编《吉水县志》，在第50頁有一幅《吉水县宋时行政区划对照表》。
据此表，宋代的同水乡包括1989年吉水县的金滩（部分）、黄桥、西沙（2002年与黄桥合并）、尚贤、枫江、盘谷、阜田七个乡镇。
中山之地已经明确，其为吉水县下属之村已无可疑，既然中山属于吉水管辖，那么刘显为何不说玉盛公由“吉水中山奉编来楚”，而偏要说由“螺川中山奉编来楚”呢？
原来中山村所在的同水乡，在北宋元七年（1092年）以前是归庐陵县管辖的。直到“元七年，（吉州庐陵郡）以庐陵之同水乡易吉（水）之顺化乡”（道光《吉水县志》卷之二“沿革”），同水乡始归吉水县管辖;光绪《吉安府志·地理志·沿革》也记了此事：“南唐置吉水场，保大八年升为县，其时盖割庐陵水东十一乡以置。宋至和元年割兴平等五乡置永丰县。元七年以庐陵之一乡来属，以县之顺化乡属庐陵。《吉水志》：一乡，今同水乡。”玉盛公与政、远、滔兄弟，早在元七年之前的数十年，就已离开了中山村。他们离开时此地尚属庐陵，虽然滔公曾于元丰年间回到故地，但元丰年间亦在元之前数年，他们不能预知中山村在他们离开之后会由庐陵改属吉水，于是留下的口传信息，只能是由庐陵中山村迁出。
《政公房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叙》中说：“（玉盛公）子三，政、远、滔。远住新化茅坪，滔居溆浦，政仍居蜀守庐墓。子三，仁、杰、俊。俊迁新化阿（藿）草城南之塔前，杰于南宋之末迁荆州江陵，后两公子孙分迁无考。唯我仁公迁常德，复徙龙阳，不多年仍返吉水，寻故居。生子一，曰福寿。寿子二，长国太、次国春。太子三，文平、文参、文启。平子二，喧暨赞。喧公官授浙江府尹，子一，茂实，官授常德府尹。子四，诏、谟、训、诰。诏公官授广东布政司（使），亦四子，宗先、宗贤、宗清、宗澄。贤子一，以存。存子一，凤。凤子一，葆，即我族始祖也。因元之季，海宇纷乱，盗贼蜂起，葆公由吴徙龙阳，落业金牛山白鹿寺所由来也。” 据此记载，政公长子刘仁，从成都迁到湖南常德，又迁龙阳（今汉寿），“不多年仍返吉水，寻故居”，回到中山老家（故居）去了。此时，中山村所属的同水乡早已从庐陵县划归吉水县管辖。仁公子孙此后又在中山村住了很多年，直到元朝末年“海宇纷乱，盗贼蜂起”，仁公的第十代孙刘葆，又由江西（玉盛裔族其他谱序中又称“吴西”，即江西）迁回龙阳，落业金牛山白鹿寺。《政公房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叙》记载的这段仁公后裔迁徙史是可信的，此序能具体地将潼江湾定位于吉水县，与仁公家族这一段迁徙史有关，因为他们从玉盛公离开中山村后，又回到已归吉水县管辖的中山村并繁衍十代人之久，这段时间至少有二百五十年。
五
2018年5月，我们在吉水县盘谷镇江背坑村，见到了该村刘氏于20世纪90年代新修的族谱，其所收录的清宣统元年《姚林、江背坑续修谱序》记载：“东向珍公之次子维公，为翰林学士，迁新淦之下社坑。传九世义甫公，乃徙中山。十六世惟旺公，徙江背坑。惟旺公是江背坑始祖，固昭然可知也。”
江背坑刘氏谱再次证实了吉水有中山之村名，此谱明确记载江背坑刘氏是由中山迁来。询问村长及其他族人，也都不清楚中山村究竟在何地。于是，我們前往阜田镇刘家村，远远地看见一处房子，近前转弯，一座祠堂突现眼前，大门上几个金色大字“中山刘氏”，让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啊！中山，这儿就是中山！”
随后刘家村人叫来了刘庆水，他是此村族谱的收藏人，五十岁左右。他十分热情，带我们至其家中查看族谱。他们藏有民国6年老谱和20世纪90年代新谱各一套。据谱序，他们与小江、江背坑刘姓出于同支，都是长沙王的后代。询问刘庆水以及其他老人，这里以前是否属五十九都，答称正是;问他们是否此村又称中山村，他们非常茫然，说完全不知此事;又问他们既然是长沙刘，为何祠堂门上却写着“中山刘氏”，说是自古就是如此写的，他们也不知所以然;又问他们是否知道江背坑，他们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江背坑刘姓就是从这里迁去的，这就印证了我们在江背坑谱序中看到的其十六世祖由中山“徙江背坑”的说法，也从侧面证实了我们关于此地就是中山的判断。我们再仔细查看刘庆水提供的民国6年谱谱序，第一篇就是刘永年写于乾隆四年己未八月的《合修谱序》，其中说：“吾义甫公派下，如吾中山、村背、江背坑、竹溪、三观下、枥陂六派，刊为一谱。”看到“中山”二字，我不禁大喜过望，这不就是我们苦苦寻找已久的中山吗！查访到这里，此地就是中山这个判断，不但有古《吉水县志》的记载，有小江和江背坑刘氏族谱记载的间接旁证，还有此村祠堂“中山刘氏”题额的佐证，更重要的是此地族谱所收的乾隆谱序也明确记载了此地就叫中山。至此，我们已完全解开了玉盛次子远公裔明朝进士、户部主事、都长芦盐运使刘显所撰天顺元年谱序所说：“玉盛公奉编由螺川中山徙楚南”中“螺川中山”的困惑。
上文提到，我们在盘谷镇江背坑看到他们族谱所收宣统元年《姚林、江背坑续修谱序》有“东向珍公之次子维公，为翰林学士，迁新淦之下社坑。传九世义甫公，乃徙中山”的记载，中山村族谱所收录署名为“年家姻教弟王岐瑞”，撰于乾隆四年的《刘氏重修族谱序》更证实了此点：“刘姓各派祖长沙定王，以世远不敢上溯，惟以玉堂公为一世祖。传至九世义甫公，由南州（南州，当为南岭《小江刘氏谱》载其三世祖刘滔：由下社坑徙居吉水南岭金家园，分徙粉溪、鹿角、北溪、金园、蛉田、睦塘、义凤、赵塘、西村、四塘、南廛、功德源、螺溪、中山、永新、永宁，湖广沙阳、潜江等派之祖）而徙中山。”
义甫公徙中山的年代，此谱与小江、江背坑三谱均未记具体时间。据中山村刘氏此谱首卷刘氏各派迁徙总图中山派世系记载：“第九世，义甫，字子集，行九，邑廪生。由南岭徙中山，是为中山基祖。宋建炎戊申（1128年）七月初七生，淳熙戊戌（1178年）正月初五日殁。”由此可知其寿为五十岁。如果他三十岁时迁入中山村，那就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左右，即1158年左右。我在另一篇族史研究的文章中论证，玉盛公与政、远、滔三公离开江西不是在北宋初年的“建隆一载”，他们到达新化茅坪应该在1072年以后。因为很多研究成果已经指出，北宋在开梅山及安化、新化两县设立（熙宁五年，1072年）之前，朝廷和地方官府是绝对禁止汉人进入梅山地区的，除非是在原籍无法立足而逃亡的非法进入者。
此文第四部分最后一段，我根据《政公房汉寿金牛山白鹿寺谱叙》，论断政公长子刘仁，从成都迁到湖南常德，又迁龙阳（今汉寿），“不多年仍返吉水，寻故居”，回到中山老家（故居）去了。那么刘仁回到中山的具体年代，根据政、远、滔三公到达新化茅坪不会早于1072年的判断，应该是在1100年左右。这样看来，中山村刘氏始迁祖刘义甫迁入中山之时，玉盛公之嫡长孙刘仁及其后裔，已回到祖宗故地中山村60年左右了。可能当时刘仁一支人口不多，刘义甫迁入的人口也没多少，中山村还能容纳两支刘姓共住。此后两支刘姓，在此村共同生活了近两百年。直到元朝末年，刘仁的第十代孙刘葆，又由此地迁回龙阳，落业金牛山白鹿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