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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王铎的书法堪称内地艺术品市场上最热的“明星”之一，几乎每季拍卖都有佳作与藏家见面，今年秋拍也不例外。其中，王铎晚年所作楷书、隶书长卷《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就是朵云轩2013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的两件重点拍品。据悉，此次拍卖将于12月22日至24日在上海四季酒店举槌，提前两天预展。
王铎书迹传世不少，常见熟识的不外行、草两体，而钟爱王铎书法的彼邦同道，甚至可以据此集为一本厚厚的字典，颇有助于从中查对数千汉字的各种行草书写法，可见其多。但是，说到王铎的正书功夫，则大多语焉不详，究其原因，一来墨迹流传罕见，再则研究尚未周到。
楷书长卷《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王铎自称“用颜平原笔”，实际并非单纯临摹，也不是借个名头完全表现自己，而是糅合了众多王铎对颜书正楷一体的独特理解。
全卷从点画波磔、结体构造来看，一丝不苟，笔笔规矩，神闲气定，力透纸背。行笔之间，无一处多余，无一处需要删减。这一风格确与颜书相合。但是，通篇大都用先秦古体书写，工整之余，更多了一份古意，许多文字在今人看来，不仅难以辨识，连借助普通工具书查找都有很大难度，这是与颜真卿所书完全不同的。以至于王铎自己也在卷后跋语中说，“虽不及鲁公纯正，殊觉别有一种风致”。
在书法中融入古文字写法，与晚明画坛的拟古潮流一样，是文人艺术希图突破世俗，达到完美精深的境界追求，其传统审美意识的起点更高，对创作者文化素养的要求更是非同一般。如果说王铎在中年以前也写正楷，并能达到相当水准，那么，就此卷《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来看，则显然已远在其上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王铎于1643年所书的真、行二体《王维五言诗卷》，论者以为当属王铎中年以后的楷书翘楚，但以正楷所书的内容仅为全卷的一部分，尚无法就其全貌作出评判。何况，审其书法，字里行间隐隐然火气犹存，笔画过渡露锋现象比比皆是。王铎晚年，正值标志性的“连绵书”创作最为频繁的时期，而在楷书方面却能做到如此笔笔精致，不惟难得，可谓无双！
隶书长卷《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稍异于楷书卷。它完全没按明人书写隶体的传统，而是尽力在追求一种古拙灵动的意趣。
通篇文字仍用古体，但行笔显然更为自由，波磔间不时见有连笔，文字排列也体现了较多的随意性，极具汉魏民间碑刻的流风余韵。这一现象是随着上古、中古时代的碑版彝器时有出土而产生，当为古文字考据学兴起使然，论者多以为滥觞于清代乾嘉时期。其实，这一判断的时间或将有所提前。
据书后款识，此卷作于“丙戌秋”，即清顺治三年（1646年）。那么，在明末清初，已有书家在借助于“复古”的手段，尝试着突破陈规寻求自我了。王铎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者。
颜真卿的《八关斋会报德记》作为其晚年的扛鼎之作，流传千古而不朽。唐代安史之乱时期，曾为安禄山部下的田神功，反戈一击，与叛军大战两天两夜，终于保住了宋州城。但田神功却积劳成疾，重病一场，部将徐向等在宋州城南开元寺大设斋会，邀集千余僧人诵经祈福，并请来年过六十的颜真卿，鲁公目睹宋州官民的虔诚，遂纵笔浩荡，亲撰纪文，以襄盛举。全文983字，以正楷书写，字大如拳，一气呵成，笔法老辣却不失天真，其肆意自在胜于《麻姑》，精到凝炼不输《多宝塔》，在端庄森严中透出一股萧逸洒脱之气，凛凛风骨，直与《瘗鹤铭》比肩。
颜书《八关斋会报德记》随后被刻成高3米、宽约51厘米的八棱石幢，以供观瞻。前人曾有“其事不足重，以鲁公书重之”的评价。可惜，碑石后来迭遭磨难，命运多舛。先是在武宗会昌年间的大规模灭佛事件中，毁去五面，大中三年由郡守崔倬根据拓本将其补全，明嘉靖时建碑亭保护，到了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曾试图盗取此碑，当地军民奋力保护，幸得留存，但在“文革”中，又作为“四旧”，碑、亭俱毁，石幢砸为三段，上部四分之三存于商丘市博物馆，其余则去向不明。现存者实为上世纪90年代据拓本重新勒石修建。
通观王铎的楷书、隶书长卷《八关斋会报德记》，一则庄重谨严，一则古趣盎然，内容相同，书风各异，所以既经问世，便得到识者青睐，卷中所钤古今著名人物的收藏印鉴，可为明证。
其中，已知最早的是清初学者宋荦（1634年至1713年，字牧仲）的三方印鉴：“宋荦之印”、“牧仲”、“商丘宋氏家藏宝玩章”。“西瀍”一印，疑为闽中郑洛英，他是乾隆庚寅年间的举人。两卷拼纸接缝处的长方小朱文印“怀任斋”，当为近人蒋礼鸿（1916年至1959年）、盛静霞（1917年至2006年）夫妇所用印。蒋氏为近代语言学名家，盛氏则精于诗词，时有当代李清照、赵明诚之誉。“怀仁”者，为蒋氏纪念其恩师任铭善之意。任氏更是汉语言学的一代大师。
王铎书法，在他生前和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重。其原因大概与他的“贰臣”之诟不无关系。但客观而言，如果按照传统中国所谓的“人品即书品”的评价来看，王铎恰恰是最不符合这一评判的人之一，因为，所谓“贰臣”，原本就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操控下的一个蔑辞罢了。他的书法，充满了堂堂正气，既不张狂，更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作为一个文人，能以个人心智为传统书法开创一代新貌，并以此传至后世的，还有什么比这贡献更大呢？
王铎书迹传世不少，常见熟识的不外行、草两体，而钟爱王铎书法的彼邦同道，甚至可以据此集为一本厚厚的字典，颇有助于从中查对数千汉字的各种行草书写法，可见其多。但是，说到王铎的正书功夫，则大多语焉不详，究其原因，一来墨迹流传罕见，再则研究尚未周到。
楷书长卷《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王铎自称“用颜平原笔”，实际并非单纯临摹，也不是借个名头完全表现自己，而是糅合了众多王铎对颜书正楷一体的独特理解。
全卷从点画波磔、结体构造来看，一丝不苟，笔笔规矩，神闲气定，力透纸背。行笔之间，无一处多余，无一处需要删减。这一风格确与颜书相合。但是，通篇大都用先秦古体书写，工整之余，更多了一份古意，许多文字在今人看来，不仅难以辨识，连借助普通工具书查找都有很大难度，这是与颜真卿所书完全不同的。以至于王铎自己也在卷后跋语中说，“虽不及鲁公纯正，殊觉别有一种风致”。
在书法中融入古文字写法，与晚明画坛的拟古潮流一样，是文人艺术希图突破世俗，达到完美精深的境界追求，其传统审美意识的起点更高，对创作者文化素养的要求更是非同一般。如果说王铎在中年以前也写正楷，并能达到相当水准，那么，就此卷《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来看，则显然已远在其上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王铎于1643年所书的真、行二体《王维五言诗卷》，论者以为当属王铎中年以后的楷书翘楚，但以正楷所书的内容仅为全卷的一部分，尚无法就其全貌作出评判。何况，审其书法，字里行间隐隐然火气犹存，笔画过渡露锋现象比比皆是。王铎晚年，正值标志性的“连绵书”创作最为频繁的时期，而在楷书方面却能做到如此笔笔精致，不惟难得，可谓无双！
隶书长卷《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稍异于楷书卷。它完全没按明人书写隶体的传统，而是尽力在追求一种古拙灵动的意趣。
通篇文字仍用古体，但行笔显然更为自由，波磔间不时见有连笔，文字排列也体现了较多的随意性，极具汉魏民间碑刻的流风余韵。这一现象是随着上古、中古时代的碑版彝器时有出土而产生，当为古文字考据学兴起使然，论者多以为滥觞于清代乾嘉时期。其实，这一判断的时间或将有所提前。
据书后款识，此卷作于“丙戌秋”，即清顺治三年（1646年）。那么，在明末清初，已有书家在借助于“复古”的手段，尝试着突破陈规寻求自我了。王铎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者。
颜真卿的《八关斋会报德记》作为其晚年的扛鼎之作，流传千古而不朽。唐代安史之乱时期，曾为安禄山部下的田神功，反戈一击，与叛军大战两天两夜，终于保住了宋州城。但田神功却积劳成疾，重病一场，部将徐向等在宋州城南开元寺大设斋会，邀集千余僧人诵经祈福，并请来年过六十的颜真卿，鲁公目睹宋州官民的虔诚，遂纵笔浩荡，亲撰纪文，以襄盛举。全文983字，以正楷书写，字大如拳，一气呵成，笔法老辣却不失天真，其肆意自在胜于《麻姑》，精到凝炼不输《多宝塔》，在端庄森严中透出一股萧逸洒脱之气，凛凛风骨，直与《瘗鹤铭》比肩。
颜书《八关斋会报德记》随后被刻成高3米、宽约51厘米的八棱石幢，以供观瞻。前人曾有“其事不足重，以鲁公书重之”的评价。可惜，碑石后来迭遭磨难，命运多舛。先是在武宗会昌年间的大规模灭佛事件中，毁去五面，大中三年由郡守崔倬根据拓本将其补全，明嘉靖时建碑亭保护，到了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曾试图盗取此碑，当地军民奋力保护，幸得留存，但在“文革”中，又作为“四旧”，碑、亭俱毁，石幢砸为三段，上部四分之三存于商丘市博物馆，其余则去向不明。现存者实为上世纪90年代据拓本重新勒石修建。
通观王铎的楷书、隶书长卷《八关斋会报德记》，一则庄重谨严，一则古趣盎然，内容相同，书风各异，所以既经问世，便得到识者青睐，卷中所钤古今著名人物的收藏印鉴，可为明证。
其中，已知最早的是清初学者宋荦（1634年至1713年，字牧仲）的三方印鉴：“宋荦之印”、“牧仲”、“商丘宋氏家藏宝玩章”。“西瀍”一印，疑为闽中郑洛英，他是乾隆庚寅年间的举人。两卷拼纸接缝处的长方小朱文印“怀任斋”，当为近人蒋礼鸿（1916年至1959年）、盛静霞（1917年至2006年）夫妇所用印。蒋氏为近代语言学名家，盛氏则精于诗词，时有当代李清照、赵明诚之誉。“怀仁”者，为蒋氏纪念其恩师任铭善之意。任氏更是汉语言学的一代大师。
王铎书法，在他生前和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重。其原因大概与他的“贰臣”之诟不无关系。但客观而言，如果按照传统中国所谓的“人品即书品”的评价来看，王铎恰恰是最不符合这一评判的人之一，因为，所谓“贰臣”，原本就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操控下的一个蔑辞罢了。他的书法，充满了堂堂正气，既不张狂，更毫无矫揉造作之态。作为一个文人，能以个人心智为传统书法开创一代新貌，并以此传至后世的，还有什么比这贡献更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