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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记者会的初次接触
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钱其琛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外长记者会，由我担任现场英语交替传译。当时我从英国肯特大学留学回来已两年，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工作。
记者会的交替传译比平日难度更大，容错度很小，翻译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了进入状态，我大约提前40分钟就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陕西厅等候。这是我第一次为这么重要的记者会做翻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心慌，手心发凉。
过了一会儿，钱其琛外长到了，他一如往常，冷静平和，快步走进来。
“紧张吗？”他看着我，关心地问。
“是，特别紧张。”我如实回答。
“今天是考试，考你，也考我呀。”钱外长这样说。
我一下子醒悟，这个时刻，怎么还在纠结自己的紧张，压力最大的是钱外长。我感到自责。突然想到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一种缓解大脑和心理紧张的办法是让肌肉紧张和活跃起来。于是，我跑到盥洗室，原地跳了50下，很快气喘吁吁、浑身发热，而激烈运动所导致的心跳加速，好像确实缓解了心理压力带来的紧张感，至少不觉得那么冷了。
我回到接待厅，钱外长仍然安静地坐在那里。他看着我跑出跑进，宽慰地笑笑。他的平静很快感染了我，我的内心也慢慢平静下来，准备迎接记者会。
记者会开始了。钱外长语速比较快，用词精炼简洁。现场如何准确把握他讲的话，对我真是不小的挑战。我努力跟上钱外长的思路。当人处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时，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记者会就结束了。
这是我与人大记者会的初次接触，至今印象深刻。这次经历让我在控制情绪的能力上实现了一次提升。
钱其琛外长于我而言是一位既严厉但又充满关怀的领导和老师。我曾经有两年主要是给钱外长做翻译，他的含而不露、专注、坚定和宽忍，对我影响很大。
单打独斗？不，我需要一个团队
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看上去像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沉着冷静地面对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经常会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对那么多问题应付自如的？
我的背后有个专业团队。
我在2013年3月第一次做发布会时，准备时间非常仓促。面对那么多社会经济问题和法律专业内容，我无法做到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懂弄透，整个过程让我备感吃力。我当时意识到，这种准备方法不是长久之计。
在2014年的筹备工作之时，我开始组建起一个小团队。首先选择的是人大机关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专家和有法学理论素养的干部，他们熟悉人大业务。后来在2015年的筹备工作中，我又邀请到几位院校和智库的成员加盟，包括法学、经济、国际关系和传播等方向。
团队的讨论常常出现多种声音与多个角度的交锋，正好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多元观点和多种诉求共存的现状，帮助我避免偏颇：
团队的任务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筛选和梳理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针对重点问题做调研和拟写答问要点。
第三个阶段是演练。在这个过程中，我鼓励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
寻觅公众心中的问号
我初做发言人时，最强烈的感受是被淹没进了问题的海洋。在每年发布会的准备过程中，我和团队时时考虑的是，怎样在有限的一个多小时，传递出公众期待的重要信息，解决人们心中最多、最大的那些问号。
从何处着手？先从媒体关注的问题中进行“海选”。我和团队在此基础上，最终选出大约70个重点问题，作为准备新闻发布会的基础。
为什么是70个，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
算是经验之谈吧。
“不是更多”，是因为无法更多，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也无须更多。70个“问题”实际上是70个“话题”，比如雾霾、反腐、“十三五”规划、朝核、南海等，它们是从大量问题中“浓缩”而来的，基本能覆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范围。虽然记者对每个话题都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我只需要做好对话题的准备，然后依靠技巧回应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提问。
“不能更少”，是因为再少恐怕就覆盖不住公众关注的范围了。
选择的标准首先是公众最关心什么，同时也要考虑问题的指向，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否应该由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来回应。比如涉及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就适合在相关部委负责人记者会上或者总理记者会上问。
第二个门槛是“喜欢听”。
如果说让人“听得懂”是“技术”，那么，让人“喜欢听”就是“艺术”了。
人们喜欢听什么样的话？我的体会是，人们最喜欢听真诚的话。真诚不是形式，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是一种触摸不到却能通达人心的感觉。只要对人民群众怀有敬畏感和责任感，真诚就会融入语言，言之有物，言之有情。
让人“喜欢听”，我个人体会，还可以有一些幽默。
例如，在2016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回答记者关于雾霾的提问时，谈到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压力山大”，让公众以非常形象的方式了解我们的立法者。这样的网络语言诙谐甚至俏皮，可以在发布会上营造让人放松的气氛。
但是，选择一些时髦的语言需要相当谨慎和适度。我很少现场临时想到什么说什么，讲出来的话多数是经过学习和了解的。这点要感谢团队中的年轻人和一些智库朋友，他们经常会用新鲜的观点和语言来阐发道理，让我觉得被吸引，从而容易接受他们的想法和建议。
第三个门槛是让人“记得住”。
回答每个问题都需要考虑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要点，要有几个关键句子，让人印象深刻。
训练、再训练
新闻发布会总有可預见和不可预见的成分，好的新闻发布会引人人胜之处，恰在于其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的交错。
对我而言，将重点问题的答问要点建构好，只完成了发布会准备工作的一半。若想应对好不可预见性，最大限度地提升临场应变能力，我需要：一是牢记答问要点，二是训练据此应对各类问题的能力。
训练的第一步是牢记要点，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要烂熟于心。目的是面对这类提问时，能较顺畅、清楚和口语化地表达出来。
我把一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开始都要强化前一次训练的答问提纲，再记新的答问提纲。我让助手把答问提纲一段一段地录在手机里，在午饭后散步的时间听，然后复述。针对出错率高的词汇和表述，有时下班后，我会找人少的公园，在一个角落对着一棵树重复多遍，希望训练出口腔肌肉的记忆惯性，避免在这些词汇上卡壳。这也是当年学英语时常用的强记方法。团队成员开玩笑地提醒我，每次要换一棵树，别让那棵树厌烦得枯萎掉。
训练的第二步是演练。
怎样训练？由团队成员围绕重点问题对我进行交叉提问。一般只有两三名助手参加，他们记下我的口误或遗漏，逐一指正。一次又一次的演练使我的表达越来越顺畅，也更加自信，自由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时常出现灵光一现的想法，成为将来可使用的亮点。
第三阶段是模拟演练。
根据我的经验和观察，一个人的能力在压力之下会受到自己紧张情绪的影响，正常的思维和表达都会受到抑制，好的情况下能发挥出70%，特别紧张的时候只能发挥50%左右。为了熟悉和适应现场的紧张感，需要提前进入角色，我会在发布会之前的最后一两天，进行模拟演练。团队会布置一个模拟新闻发布会的场景，包括架设起一台摄像机，准备好我需要使用的电脑，有人扮演主持人，有人当记者提问，还有人负责计时和记错。大家分工配合，严格按正式程序和方式进行，时间也是一个小时左右，基本可以接近发布会的强度。
最后一件需要记住的重要事情就是：微笑。
说到底，微笑是一种态度。这不仅是新闻发言人对公众的态度，我想，也应是中国对世界的态度。
（摘自《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
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钱其琛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外长记者会，由我担任现场英语交替传译。当时我从英国肯特大学留学回来已两年，在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工作。
记者会的交替传译比平日难度更大，容错度很小，翻译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为了进入状态，我大约提前40分钟就到了人民大会堂，在陕西厅等候。这是我第一次为这么重要的记者会做翻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心慌，手心发凉。
过了一会儿，钱其琛外长到了，他一如往常，冷静平和，快步走进来。
“紧张吗？”他看着我，关心地问。
“是，特别紧张。”我如实回答。
“今天是考试，考你，也考我呀。”钱外长这样说。
我一下子醒悟，这个时刻，怎么还在纠结自己的紧张，压力最大的是钱外长。我感到自责。突然想到在哪本书里看到过，一种缓解大脑和心理紧张的办法是让肌肉紧张和活跃起来。于是，我跑到盥洗室，原地跳了50下，很快气喘吁吁、浑身发热，而激烈运动所导致的心跳加速，好像确实缓解了心理压力带来的紧张感，至少不觉得那么冷了。
我回到接待厅，钱外长仍然安静地坐在那里。他看着我跑出跑进，宽慰地笑笑。他的平静很快感染了我，我的内心也慢慢平静下来，准备迎接记者会。
记者会开始了。钱外长语速比较快，用词精炼简洁。现场如何准确把握他讲的话，对我真是不小的挑战。我努力跟上钱外长的思路。当人处于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时，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记者会就结束了。
这是我与人大记者会的初次接触，至今印象深刻。这次经历让我在控制情绪的能力上实现了一次提升。
钱其琛外长于我而言是一位既严厉但又充满关怀的领导和老师。我曾经有两年主要是给钱外长做翻译，他的含而不露、专注、坚定和宽忍，对我影响很大。
单打独斗？不，我需要一个团队
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看上去像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沉着冷静地面对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经常会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对那么多问题应付自如的？
我的背后有个专业团队。
我在2013年3月第一次做发布会时，准备时间非常仓促。面对那么多社会经济问题和法律专业内容，我无法做到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懂弄透，整个过程让我备感吃力。我当时意识到，这种准备方法不是长久之计。
在2014年的筹备工作之时，我开始组建起一个小团队。首先选择的是人大机关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专家和有法学理论素养的干部，他们熟悉人大业务。后来在2015年的筹备工作中，我又邀请到几位院校和智库的成员加盟，包括法学、经济、国际关系和传播等方向。
团队的讨论常常出现多种声音与多个角度的交锋，正好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多元观点和多种诉求共存的现状，帮助我避免偏颇：
团队的任务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筛选和梳理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针对重点问题做调研和拟写答问要点。
第三个阶段是演练。在这个过程中，我鼓励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
寻觅公众心中的问号
我初做发言人时，最强烈的感受是被淹没进了问题的海洋。在每年发布会的准备过程中，我和团队时时考虑的是，怎样在有限的一个多小时，传递出公众期待的重要信息，解决人们心中最多、最大的那些问号。
从何处着手？先从媒体关注的问题中进行“海选”。我和团队在此基础上，最终选出大约70个重点问题，作为准备新闻发布会的基础。
为什么是70个，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
算是经验之谈吧。
“不是更多”，是因为无法更多，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也无须更多。70个“问题”实际上是70个“话题”，比如雾霾、反腐、“十三五”规划、朝核、南海等，它们是从大量问题中“浓缩”而来的，基本能覆盖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范围。虽然记者对每个话题都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我只需要做好对话题的准备，然后依靠技巧回应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提问。
“不能更少”，是因为再少恐怕就覆盖不住公众关注的范围了。
选择的标准首先是公众最关心什么，同时也要考虑问题的指向，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否应该由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来回应。比如涉及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就适合在相关部委负责人记者会上或者总理记者会上问。
第二个门槛是“喜欢听”。
如果说让人“听得懂”是“技术”，那么，让人“喜欢听”就是“艺术”了。
人们喜欢听什么样的话？我的体会是，人们最喜欢听真诚的话。真诚不是形式，是实实在在的感受，是一种触摸不到却能通达人心的感觉。只要对人民群众怀有敬畏感和责任感，真诚就会融入语言，言之有物，言之有情。
让人“喜欢听”，我个人体会，还可以有一些幽默。
例如，在2016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回答记者关于雾霾的提问时，谈到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压力山大”，让公众以非常形象的方式了解我们的立法者。这样的网络语言诙谐甚至俏皮，可以在发布会上营造让人放松的气氛。
但是，选择一些时髦的语言需要相当谨慎和适度。我很少现场临时想到什么说什么，讲出来的话多数是经过学习和了解的。这点要感谢团队中的年轻人和一些智库朋友，他们经常会用新鲜的观点和语言来阐发道理，让我觉得被吸引，从而容易接受他们的想法和建议。
第三个门槛是让人“记得住”。
回答每个问题都需要考虑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要点，要有几个关键句子，让人印象深刻。
训练、再训练
新闻发布会总有可預见和不可预见的成分，好的新闻发布会引人人胜之处，恰在于其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的交错。
对我而言，将重点问题的答问要点建构好，只完成了发布会准备工作的一半。若想应对好不可预见性，最大限度地提升临场应变能力，我需要：一是牢记答问要点，二是训练据此应对各类问题的能力。
训练的第一步是牢记要点，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要烂熟于心。目的是面对这类提问时，能较顺畅、清楚和口语化地表达出来。
我把一天分为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每个时段的开始都要强化前一次训练的答问提纲，再记新的答问提纲。我让助手把答问提纲一段一段地录在手机里，在午饭后散步的时间听，然后复述。针对出错率高的词汇和表述，有时下班后，我会找人少的公园，在一个角落对着一棵树重复多遍，希望训练出口腔肌肉的记忆惯性，避免在这些词汇上卡壳。这也是当年学英语时常用的强记方法。团队成员开玩笑地提醒我，每次要换一棵树，别让那棵树厌烦得枯萎掉。
训练的第二步是演练。
怎样训练？由团队成员围绕重点问题对我进行交叉提问。一般只有两三名助手参加，他们记下我的口误或遗漏，逐一指正。一次又一次的演练使我的表达越来越顺畅，也更加自信，自由发挥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时常出现灵光一现的想法，成为将来可使用的亮点。
第三阶段是模拟演练。
根据我的经验和观察，一个人的能力在压力之下会受到自己紧张情绪的影响，正常的思维和表达都会受到抑制，好的情况下能发挥出70%，特别紧张的时候只能发挥50%左右。为了熟悉和适应现场的紧张感，需要提前进入角色，我会在发布会之前的最后一两天，进行模拟演练。团队会布置一个模拟新闻发布会的场景，包括架设起一台摄像机，准备好我需要使用的电脑，有人扮演主持人，有人当记者提问，还有人负责计时和记错。大家分工配合，严格按正式程序和方式进行，时间也是一个小时左右，基本可以接近发布会的强度。
最后一件需要记住的重要事情就是：微笑。
说到底，微笑是一种态度。这不仅是新闻发言人对公众的态度，我想，也应是中国对世界的态度。
（摘自《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