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岳英灵集》是唐代丹阳进士殷璠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完成编选的唐诗选本，其中收录李白诗作十三首，包括《蜀道难》。殷璠曰：“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数十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大致是说，李白最爱饮酒，性格不受拘束，隐居山林间数十年，所以他的文章，大都豪迈奔放。至于他的《蜀道难》等诗歌，可谓是奇之又奇，自屈原以来，很少有这种格调的。在这段评价中，殷璠盛赞《蜀道难》等篇“奇之又奇”，可是，何谓“奇之又奇”？以《蜀道难》为代表的诗篇究竟奇在何处？历来是见仁见智。笔者不揣鄙陋，也想就此浅谈拙见，以求教于大方。
　　“奇”有许多意思，诸如“奇特”、“奇妙”等。经典诗歌各有各的奇妙之处，而殷璠在强调李白文章大都豪迈奔放的基础之上指出《蜀道难》等篇奇之又奇，且自屈原以来鲜有此体调，那么这里的“奇”按照“奇特”理解也许更好。所以笔者以为，《蜀道难》奇在有所创新。而殷评说“奇之又奇”，可见该诗奇特之处不止一处，具体体现在对乐府诗体的改造、对诗歌主题的拓宽、对传统手法的继承以及对山水诗歌的发展四个方面。
　　一、对乐府诗体的改造
　　“蜀道难”系乐府古题，是魏晋时代早就有的歌曲，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这个歌曲的内容，就是“备言铜梁、玉垒之阻”，歌咏蜀道之艰难与行旅之辛劳。李白此诗以“蜀道难”为题，主要描写的也是蜀道的艰险，故属于乐府诗。
　　初唐以来，乐府歌行的形式，一般都是七言古体诗，以齐言为主，但李白却取法楚辞并推陈出新，创造了新的形式。他善于把各种句法混用，形成一种不同于魏晋的新型杂言体七古。虽然我们按照过去的诗体分类，依然将这首《蜀道难》归为七古，但实际上诗中七言这一基本句式仅有二十一句，而其余二十八句则是三言、四言、五言、九言乃至十一言混用，长短错综，尽显变化。他还大胆地运用散文句法，用了许多语助词、叹词，以造成纵横驰骋的气势。譬如《蜀道难》开头二句，“噫吁嚱，危乎高哉”，七字之中有五个语气词，尤其是三个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叹词连用，将诗人对蜀道险峻的惊奇感受凸显出来。清代词人贺裳在其《载酒园诗话又编》中赞道，起句七字，“如累棋架卵，谁敢并于一处？”除此之外，全诗的韵律也随着诗歌内容的变化而变化，故一篇之中，转韵五次。当然，这还不算是李白诗歌中的极致，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转韵多达十二次。
　　二、对诗歌主题的拓宽
　　在李白之前，也有不少人以“蜀道难”为题进行创作。例如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张文琮，其创作的《蜀道难》就是描写蜀道险、行路难：“梁山镇地险，积石阻云端。深谷下寥廓，层岩上郁盘。飞梁架绝岭，栈道接危峦。揽辔独长息，方知斯路难。”
　　相较于乐府诗中的同题之作，李白的这首《蜀道难》虽然也是描写蜀道的艰险，但其重点却在对蜀道雄奇险峻的描绘渲染之上。在诗中，既有古蜀地与世隔绝的神秘，“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又有蜀先民开山辟道之神奇，“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既有蜀道的空旷萧森，“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又有蜀道的生机律动，“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这些令前人望而却步的艰难险阻，在李白的眼中，反成了一种美，一种阳刚之美。面对这些奇险壮丽的景观，李白一再用惊叹的语气传达出心灵的震撼，所谓的“蜀道难”，在李白的笔下，实际上成了对蜀道奇险之观的赞叹。
　　李白之所以能够将蜀道视为审美对象，从而拓宽原有诗歌的主题，一方面与其不受拘束、爱奇务险的个性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蜀道只能望而生畏，难以逾越，更难以欣赏，这才有了古乐府《蜀道难》；到了盛唐时期，国力雄厚，人们征服自然险阻的能力增强，视野随之扩大，审美自然会有相应的变化与发展，不但可以观赏奇险的山川，而且可以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三、对传统手法的继承
　　明代文学家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卷九）中这样评价李白的乐府诗：“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迹。”从中也可以看出，李白的诗歌创作其奇特之源来自传统经典，在对传统的创造性继承中彰显自己的特色。这首《蜀道难》历来为人称道的三次“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于回环往复中层层递进的抒情手法就是对《诗经》中民歌抒情手法的创造性继承和运用。
　　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诗中一共出现三次，犹如一条纽带，串联起整首诗篇；每一次出现，又将诗歌的内容与情感推向更高处，给人以波澜起伏之感。第一次出现是在诗歌开头，夹杂着诗人面对蜀道之危之高的各种感叹凭空而来，神奇而突兀，就像是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前奏，营造出紧张的气氛，定下豪迈奔放的基调。第二次出现是在一大段淋漓尽致的描绘之后，既是对上一段描写性文字的小结，又是一个暂时的间歇与停顿，让读者稍稍平复一下紧张的心情，回味一下刚刚经历的惊心动魄情景，以迎接下一个高潮。第三次出现是在全诗结尾处，在总结全诗的同时又不由得“侧身西望”，发出长长的嗟叹，也为全诗留下隽永的回味。这三次“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每一次出现都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强调，它们形成了全诗雄奇奔放的主旋律，在一唱三叹中使情感的抒发达到酣畅淋漓的效果。
　　四、对山水诗歌的发展
　　将自然山水性格化是李白《蜀道难》的突出特点，也是李白对山水诗创作的一大发展。近人范文澜说：“写作山水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范校本《文心雕龙·明诗》注）那时的山水诗创作刚刚成为一种潮流，仅仅是玄言诗中的几句呆板的模山范水。直到晋末宋初，谢灵运的创作才真正确立山水诗的地位。他的诗歌语言富丽精工，喜爱雕琢，追求形似，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进入盛唐时代，山水诗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人，追求空明灵动的神韵，以山水为审美对象来表现诗人内心世界，在山水中“安置”诗人的幽独的心灵，诸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等。
　　从诗歌的描写对象来看，这首《蜀道难》当属山水诗，却在创作风格上迥然不同于传统的侧重描绘山水的形貌情状的山水诗。它更着重于展现蜀道山川的“神”，借以抒写诗人的主观感受。在诗中，李白并没有着力刻画蜀道上的具体风景，而是极力渲染蜀道的雄奇险峻的特征：有去天不盈尺的高峰，有冲波逆折的激湍，有砯崖转石万壑雷鸣的巨响，有枯松倒挂斜倚绝壁的生机。而在传蜀道山川之神的同时，也展现了诗人自己的精神性格、神采个性，字里行间隐现着他的豪迈不羁的气概、磊落不平的胸襟、爱奇务险的性格以及对祖国山川的热爱之情。正是由于诗人的精神性格与蜀道山川的自然性格完全契合，才成就了他笔下性格化了的山水。
　　王东颍，教师，现居安徽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