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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英视角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为洞悉农村民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我国农村地区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源自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多。对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研究，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解释农民的政治参与现状，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对村庄政治参与的有效构建。本文以云南省南华县武庄乡的一个行政村为例，探讨在村庄政治中精英和非精英何以形成村庄政治参与现状，分析哪些因素使得现状得以维持和发展。
关键词 政治参与 精英理论 村庄精英
作者简介：窦金焕，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213-02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纲领性的文件昭示了，应当重视公民政治参与。就广大农村社会而言，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对农村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在全国人口数量中占绝对优势，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尤其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更需要农民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决策，这对农村经济、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有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等渠道，这些制度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平台，维护了稳定有序的农村社会环境。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从参与主体来看，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民主意识亟待提高；从参与的内容来看，农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有限，大部分集中在村一级，参与层次较低；从参与的方式方法上看，农民政治参与上一级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缺失，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关于选举权和代表权的规定，限制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等等上述事实都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这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严重制约。
二﹑精英理论
帕累托首先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了“精英”和“精英统治”的概念，他对精英的定义﹑对政治精英统治的必然性以及统治方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构成了其精英理论的主要内容，帕累托也因其开创性贡献成为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帕累托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在任何社会中，总存在着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一小部分人之间的分离和某种意义上的对立，后者就称之为“精英”。许多学者将政治精英视为民主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对实现农村自治的民主起着关键作用。郎友兴将中国乡村的民主化归为政府-精英主导的“发展中的民主”，也就是政治精英导向的民主化之路。以此为前提，农村自治内容之一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农村精英是否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为此，在对引入个案进行实证分析之后，笔者将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三﹑树村村民的政治参与
1998年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村委会组织法》，村级选举有了国家政策支持并在中国农村得到推广。两年后，这一村民自治体制在树村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实施了，但村民理解并认同这一新的村级权力运行体制，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据访谈资料，树村村民代表会议名存实亡。在与一般村民的访谈中，村民不知道村民代表是有还是没有，更不知道村民代表是做什么的。而在与村委会主任的访谈中也证实了这一存在，她说小组干部会取代了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有事开会一般都由各村民小组长参与，村委会议在实际的村务管理中发挥着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村委会议一年开展7-8次左右，会议形式有支部大会和小组干部会，会议内容大致涉及村干部换届工作﹑栽种季节生产工作﹑集体林权安排和政府政策落实（例如核桃产业推广﹑安全饮水工程实施等）。
综上所述，树村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集体经济缺失的纯农业型村庄。在村庄政治中，村干部包揽了村内大小事务，有事先在村委会进行一议再到村民大会上实行二议，两议拍板，村务由此稳妥实施。由此可见，树村村委会村干部是广大村民的“当家人”。现阶段，广大村民依然具有传统的思维和行为定势，习惯地听从村干部的指挥和管理。
引例：2009年初，上级部门批准了树村村委会递交的“安全饮水”工程的规划方案，并给予了政策扶持，提供专项拨款。村委会首先召开了村小组干部会，对扶持资金进行划分后要求有修建指标的自然村组长负责组织实施。之后，村组长组织开展村民大会商讨实施细节，5月初，有修建指标的5个自然村都完成了工程，自来水投入了生活使用中。
从树村村庄政治参与和两个引例中，可以作出以下总结：树村村庄精英对村庄政治有控制优势，非精英的政治参与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被迫接受性的参与，即成为响应政策的社会阶层，而没有机会参与到村庄决策过程中。甚至在日常事务管理中，非精英的政治参与也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在这样的村庄政治背景下，为何树村村庄政治参与秩序仍得以维持呢？
从村庄精英的角度来看：首先，村庄精英是国家与非精英之间的联系人，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村集体功能逐步弱化的情况下，国家的很多农村政策都需要村庄精英来传达和实施，例如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等。其次，村庄精英是非精英集体行动中的利益代言人，以自身的能力和个人魅力帮助其实现集体利益。自然村落分散广泛，彼此间联系不多，村庄精英彼此间交换不同的信息，通过宏观上的把握起到整合资源的作用。例如集中政策对某一自然村进行扶持等。再次，村庄精英是非精英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其掌握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村民获取信息、了解外部环境及市场需求的重要途径。
从非精英的角度看：非精英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30岁以下的村民部分具有高中文化，30岁以上的村民大部分为小学文化或小学以下文化水平），且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长期积淀成了依赖思想，认为政治离普通老百姓太远，政治是有钱人和当官的人的“游戏”，发生什么事情有政府和村干部处理，与自己“无关”，因而形成了不仅政治参与能力受限，而且参政意识非常薄弱的现状。再者，政府和村庄精英有意或无意的传统村官治理模式的影响，阻碍了民主政治参与意识在非精英群体的传播，因此，“官官民”的天经地义根深蒂固，非精英群体习惯于接受和落实实施政策。 四﹑精英与非精英的政治参与分析
通过村庄政治精英和非精英的政治参与的比较分析，将不得不思考是哪些因素促使形成了树村村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权威体制和熟人社会
按照阿尔蒙德等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政治行为主体可以分为臣民﹑顺民和公民等类型。而这些类型之间存在秩序性结构，也就是说，与政治文化发达程度的不同相对应，会存在臣民﹑顺民﹑公民等类型。中国长期处在威权体制下，而作为边远农村，传统政治文化在树村更是根深蒂固，村民政治文化处在较低程度，某种意义上处在顺民的层级上。这种熟人社会的非正式的联系有很强的缓冲和容纳能力，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有异议，更多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解决。
（二）村庄经济的制约
农民教育水平不高，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过于贫穷的人往往无心过问政治，列宁曾经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只有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了，农民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村务管理，才会去寻求政治地位。
（三）“孤岛”环境的制约
作为边远山区，树村传统的农业经济对外缺乏吸引力，无法引进投资者的投资和开发，因而形成了经济上的“孤岛”环境；加之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交通，阻碍了外来文化的传播，使得当地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在村民的意识中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又形成了文化意识上的“孤岛”环境。严重的社会封闭性形成了树村的“孤岛”环境，使得严重贫困的农民群众无法获知外界信息，进而在交流过程中进行取舍。“孤岛”环境的存在，缓和了外部社会环境对村庄的冲击力，使得村民在现状中怡然自得，安居乐业。
（四）社会信息传播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看，我国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通信不畅，农民平均文化程度低，信息传播媒介非常有限。而作为信息传递功能的地方政府由于利益偏好的扭曲，很难做到下情上达，客观公正，造成信息传递失真致使高层领导在决策时缺乏足够的依据。从参与主体看，精英群体深知参与成本：“胳膊拧不过大腿”，更愿意“明哲保身”，而非精英群体受制于自身现状，更是无法改变参与现状。
五﹑结论
农村精英是农民和农村利益的代言人，是村民选举的实践者和运作者，更是新型政治参与机制的创造者。中国农村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农村自治为普通村民尤其是“有管理权”的精英提供了参与农村事务管理和在村民选举中参与政治竞争的机会。同时，农民自己创造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村级精英在其竞争过程中对规则的需求而创造出不少具有民主意义的规则制度。中国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国农民需要民主，但关键的问题是，政治精英是否能为农民提供相关的民主参与机制。因此，发展政治精英——政府主导的中国乡村民主，必将推进农村精英政治参与机制的缔造。政府-精英主导的中国乡村民主是“发展中的民主”，这就是政治精英导向的民主化之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主政治的有关“产品”（如制度﹑法律﹑程序﹑民主化的策略等）是由政治精英“供给”（accommodating）的，这些产品是它们“构建”（crafting）的。由此可见，这一切离不开政治精英，政治精英推动中国农村的民主化的同时也推动了政治参与新机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美] 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德] 根特·舒伯特，陈雪莲.当代中国的村选：政治合法性的新生成空间？——来自梨树德经验.何增科.[德]托马斯·海贝勒，[德] 根特·舒伯特主编.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5]丁开杰.超级村庄的边界，嵌入与合法性基础——以深圳市的两个行政村为例.何增科，[德]托马斯·海贝勒，[德]根特·舒伯特主编.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6]周红云.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来源：村民直选抑或传统权力——以江西两个村的调查为例[A].何增科.[德] 托马斯·海贝勒，[德]根特·舒伯特主编.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C].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7]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徐勇自选集.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徐小龙.帕累托的精英理论评析.理论观察.2007（5）.
[9]郎友兴.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06（6）.
关键词 政治参与 精英理论 村庄精英
作者简介：窦金焕，昆明卫生职业学院。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213-02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纲领性的文件昭示了，应当重视公民政治参与。就广大农村社会而言，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对农村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在全国人口数量中占绝对优势，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问题。尤其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更需要农民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决策，这对农村经济、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有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等渠道，这些制度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平台，维护了稳定有序的农村社会环境。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农民政治参与从参与主体来看，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民主意识亟待提高；从参与的内容来看，农民政治参与的范围有限，大部分集中在村一级，参与层次较低；从参与的方式方法上看，农民政治参与上一级国家政治生活的途径缺失，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关于选举权和代表权的规定，限制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等等上述事实都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这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严重制约。
二﹑精英理论
帕累托首先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了“精英”和“精英统治”的概念，他对精英的定义﹑对政治精英统治的必然性以及统治方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构成了其精英理论的主要内容，帕累托也因其开创性贡献成为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帕累托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在任何社会中，总存在着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一小部分人之间的分离和某种意义上的对立，后者就称之为“精英”。许多学者将政治精英视为民主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而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对实现农村自治的民主起着关键作用。郎友兴将中国乡村的民主化归为政府-精英主导的“发展中的民主”，也就是政治精英导向的民主化之路。以此为前提，农村自治内容之一的政治参与过程中，农村精英是否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为此，在对引入个案进行实证分析之后，笔者将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三﹑树村村民的政治参与
1998年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村委会组织法》，村级选举有了国家政策支持并在中国农村得到推广。两年后，这一村民自治体制在树村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实施了，但村民理解并认同这一新的村级权力运行体制，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据访谈资料，树村村民代表会议名存实亡。在与一般村民的访谈中，村民不知道村民代表是有还是没有，更不知道村民代表是做什么的。而在与村委会主任的访谈中也证实了这一存在，她说小组干部会取代了村民代表会议。村委会有事开会一般都由各村民小组长参与，村委会议在实际的村务管理中发挥着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村委会议一年开展7-8次左右，会议形式有支部大会和小组干部会，会议内容大致涉及村干部换届工作﹑栽种季节生产工作﹑集体林权安排和政府政策落实（例如核桃产业推广﹑安全饮水工程实施等）。
综上所述，树村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集体经济缺失的纯农业型村庄。在村庄政治中，村干部包揽了村内大小事务，有事先在村委会进行一议再到村民大会上实行二议，两议拍板，村务由此稳妥实施。由此可见，树村村委会村干部是广大村民的“当家人”。现阶段，广大村民依然具有传统的思维和行为定势，习惯地听从村干部的指挥和管理。
引例：2009年初，上级部门批准了树村村委会递交的“安全饮水”工程的规划方案，并给予了政策扶持，提供专项拨款。村委会首先召开了村小组干部会，对扶持资金进行划分后要求有修建指标的自然村组长负责组织实施。之后，村组长组织开展村民大会商讨实施细节，5月初，有修建指标的5个自然村都完成了工程，自来水投入了生活使用中。
从树村村庄政治参与和两个引例中，可以作出以下总结：树村村庄精英对村庄政治有控制优势，非精英的政治参与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被迫接受性的参与，即成为响应政策的社会阶层，而没有机会参与到村庄决策过程中。甚至在日常事务管理中，非精英的政治参与也处于一种被动状态。在这样的村庄政治背景下，为何树村村庄政治参与秩序仍得以维持呢？
从村庄精英的角度来看：首先，村庄精英是国家与非精英之间的联系人，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村集体功能逐步弱化的情况下，国家的很多农村政策都需要村庄精英来传达和实施，例如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等。其次，村庄精英是非精英集体行动中的利益代言人，以自身的能力和个人魅力帮助其实现集体利益。自然村落分散广泛，彼此间联系不多，村庄精英彼此间交换不同的信息，通过宏观上的把握起到整合资源的作用。例如集中政策对某一自然村进行扶持等。再次，村庄精英是非精英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其掌握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村民获取信息、了解外部环境及市场需求的重要途径。
从非精英的角度看：非精英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较低（30岁以下的村民部分具有高中文化，30岁以上的村民大部分为小学文化或小学以下文化水平），且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长期积淀成了依赖思想，认为政治离普通老百姓太远，政治是有钱人和当官的人的“游戏”，发生什么事情有政府和村干部处理，与自己“无关”，因而形成了不仅政治参与能力受限，而且参政意识非常薄弱的现状。再者，政府和村庄精英有意或无意的传统村官治理模式的影响，阻碍了民主政治参与意识在非精英群体的传播，因此，“官官民”的天经地义根深蒂固，非精英群体习惯于接受和落实实施政策。 四﹑精英与非精英的政治参与分析
通过村庄政治精英和非精英的政治参与的比较分析，将不得不思考是哪些因素促使形成了树村村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权威体制和熟人社会
按照阿尔蒙德等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政治行为主体可以分为臣民﹑顺民和公民等类型。而这些类型之间存在秩序性结构，也就是说，与政治文化发达程度的不同相对应，会存在臣民﹑顺民﹑公民等类型。中国长期处在威权体制下，而作为边远农村，传统政治文化在树村更是根深蒂固，村民政治文化处在较低程度，某种意义上处在顺民的层级上。这种熟人社会的非正式的联系有很强的缓冲和容纳能力，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有异议，更多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解决。
（二）村庄经济的制约
农民教育水平不高，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但是，过于贫穷的人往往无心过问政治，列宁曾经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只有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了，农民才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村务管理，才会去寻求政治地位。
（三）“孤岛”环境的制约
作为边远山区，树村传统的农业经济对外缺乏吸引力，无法引进投资者的投资和开发，因而形成了经济上的“孤岛”环境；加之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交通，阻碍了外来文化的传播，使得当地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在村民的意识中立于不败之地。由此又形成了文化意识上的“孤岛”环境。严重的社会封闭性形成了树村的“孤岛”环境，使得严重贫困的农民群众无法获知外界信息，进而在交流过程中进行取舍。“孤岛”环境的存在，缓和了外部社会环境对村庄的冲击力，使得村民在现状中怡然自得，安居乐业。
（四）社会信息传播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看，我国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通信不畅，农民平均文化程度低，信息传播媒介非常有限。而作为信息传递功能的地方政府由于利益偏好的扭曲，很难做到下情上达，客观公正，造成信息传递失真致使高层领导在决策时缺乏足够的依据。从参与主体看，精英群体深知参与成本：“胳膊拧不过大腿”，更愿意“明哲保身”，而非精英群体受制于自身现状，更是无法改变参与现状。
五﹑结论
农村精英是农民和农村利益的代言人，是村民选举的实践者和运作者，更是新型政治参与机制的创造者。中国农村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农村自治为普通村民尤其是“有管理权”的精英提供了参与农村事务管理和在村民选举中参与政治竞争的机会。同时，农民自己创造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村级精英在其竞争过程中对规则的需求而创造出不少具有民主意义的规则制度。中国的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国农民需要民主，但关键的问题是，政治精英是否能为农民提供相关的民主参与机制。因此，发展政治精英——政府主导的中国乡村民主，必将推进农村精英政治参与机制的缔造。政府-精英主导的中国乡村民主是“发展中的民主”，这就是政治精英导向的民主化之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主政治的有关“产品”（如制度﹑法律﹑程序﹑民主化的策略等）是由政治精英“供给”（accommodating）的，这些产品是它们“构建”（crafting）的。由此可见，这一切离不开政治精英，政治精英推动中国农村的民主化的同时也推动了政治参与新机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美] 哈罗德·D.拉斯韦尔著.杨昌裕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德] 根特·舒伯特，陈雪莲.当代中国的村选：政治合法性的新生成空间？——来自梨树德经验.何增科.[德]托马斯·海贝勒，[德] 根特·舒伯特主编.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5]丁开杰.超级村庄的边界，嵌入与合法性基础——以深圳市的两个行政村为例.何增科，[德]托马斯·海贝勒，[德]根特·舒伯特主编.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6]周红云.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来源：村民直选抑或传统权力——以江西两个村的调查为例[A].何增科.[德] 托马斯·海贝勒，[德]根特·舒伯特主编.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C].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7]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政府主动性.徐勇自选集.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徐小龙.帕累托的精英理论评析.理论观察.2007（5）.
[9]郎友兴.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