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吹尽黄沙始到金
2004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对河北省抚宁县石门寨镇英武山村党支部书记李家庚的先进事迹作了重要批示，称赞他是“千千万万农村基层干部的优秀代表”。消息传出，李家庚同志的事迹便如插上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河北省委组织部电教中心遂决定，把李家庚的事迹搬上荧屏。
最初，电教中心的打算是拍一部电影。同志们找了专业的剧本创作者，用最快的速度拿出了一个十分精彩的电影文学剧本。当然，电影的创作目的是宣传李家庚的精神，真实反映英武山由穷变富的过程，所以片中人物都用了真实姓名。
谁知，当我们把剧本上报国家电影局审批时，却迎头被泼了一瓢冷水——国家电影局明确表示，拍电影不能用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情节可以完全取材于真实，但片中人物包括李家庚在内，其名字必须都要虚化。当时，我们都傻眼了。我们拍电影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宣传李家庚、树立典型人物的形象吗？把名字虚化了，谁还知道我们拍的是李家庚？甚至谁会相信，电影的情节均取材于真实事件呢？
我们很沮丧，开始想是不是要把这个剧本推倒，按部就班地拍一个人物专题片。导演组的意见是最好还是拍成电影，因为这个题材实在是太好了，这个真实的故事，甚至比虚构的传奇都要丰满，不拍成电影太可惜。电教中心的领导也认为，拍成电影，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尤其是，李家庚的操劳不是一天两天，他的故事也不是只进行了一年两年，以往的事件，用专题片的形式去再现，是很难出效果的。只有电影能表现出英武山人在困境中的困惑，在新生中的欢欣，从而衬托出主人公崇高的精神境界。
不能丰满地再现往事，是专题片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缺陷。而不能拍真人真事，则是电影的缺陷。如何取长补短，如何两者得兼？
一天，我们在看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时，恍然如有所悟。这个栏目做得很活，很前卫。尤其是里面一些记叙普通百姓生活的专题片，有解说，有主持人或记者对人物的采访，也有人物的现场活动。人物还会自己出场，演出以往经历过的历程。这些都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我们豁然开朗了，也终于敲定了创作的艺术形式，就是电影报告文学。
“实”与“虚”的融合
李家庚的事迹很多，但哪件应着重表现、哪件应一笔带过很重要。经常看到某些人物专题片，宣传人物唯恐不全面，桩桩件件叙述唯恐不详，结果大量的事件挤走了为时不多的片长，见事不见人。创作其实是件劳神而痛苦的事，因为你必须舍弃很多素材，你必须克服自己追求完美的欲望，有舍才能有得。
电影报告文学也是电影，是电影就得有一个戏剧美学追求。表现李家庚，我们只选取了他患病后担任村支部书记、带领农民追求幸福的三年中发生的事。患病之前和修路之后的事，我们都没有选择。这样，电影情节在时间上才具有逻辑性，矛盾冲突才会更集中，表现力和感染力才能更强。
为了避免成为一篇流水账，我们去掉了那些细枝末节的事件，主要集中表现了几件矛盾冲突十分尖锐的事件：村支书竞选、争夺水源以及后来打井的重重困难。在这里，我们给主人公的奋斗历程营造了一连串困境。竞选村支书，家人反对，自己的身体也反对，还有人要来争；竞选上了，要服众，就得拿出政绩来；为了带领村民脱贫，李家庚让村民养猪，村民怀疑，犹豫；养了猪了，水又成了问题，为争夺水源出现了打斗；要打井，可审批却至少得两年；县里开绿灯了，又缺钱；工程队找来了，主人公又病了；井打好了，水流又受阻……无数困境成为一个个包袱，通过表现李家庚如何面对和解决一个接一个的困难的经过，故事味出来了，人物也活了，从而将片子导向最后的高潮——在喷涌的清泉面前，人们欢欣雀跃，载歌载舞，正是传统创作观念中的“大团圆”结局，象征着未来的希望。
不过，说是电影，它还要兼顾真实感。我们采取了多种表现手法结合的方式。在时间上，有过去，有未来；在场景上，有布景，有实景；在叙事上，有主观，有客观；在情节上，有纪实，有合理想象。我们采用了解说旁白、现场采访和往事重演三种方式的结合，从而兼顾了该片的真实感和戏剧性。
“傻大胆”拍出“真味道”
我们决定放弃请演员出演的方案，请原事件、原生活中的当事人自己来演。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剧组其他主创人员说了以后，反对的声音骤然升起。英武山村的乡亲们世世代代都和大山为伴，与泥土为伍，他们之前根本就没有见过摄像机，更别说让他们在摄像机前演戏了。当年，张艺谋在拍《一个都不能少》时，“小老师”的出演者是从农村海选出来的魏敏芝。业余的魏敏芝让张大导演挠破了一层头皮。而我们却要完全用事件的亲历者来出演，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个胆大包天的想法。
我们的追求，就是表现出那种生活的原汁原味，反映出人物的真情真性，用事实讲故事，用事实征服人。在此之前，曾有人把李家庚的事迹编成一部叫《春打六九头》的话剧，用话剧演员扮演李家庚和村民们。剧本也很不错，但总感觉像是在看一个故事。观众流泪了，但过后却会为自己流泪而感到不好意思。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观众尽情流泪而不必感到不好意思。
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李家庚本人后，他却肯定了我们的想法，说可以试试。他的话给剧组带来了信心。
我们剧组没有住宾馆，而是分散住到各家各户，和老乡们一起睡炕头，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聊天一起干活。时间长了，我们和村里的乡亲处得和一家人一样，他们开始直称我们的姓名。可以说，这为进入实际拍摄后的沟通交流打好了基础。
拍摄初期我们一度几乎绝望。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演员”们的紧张程度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忘词，丢字，说着说着突然发笑和甩袖子，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毕竟不是专业的演员，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表演时，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你们只要演你们自己本人就好”。幸好，在我们不断的引导和强调下，“演员”们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
《英武山的儿子》在2005年7月1日正式播出，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在赞颂李家庚的同时，也对我们这个新的拍摄形式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拍摄本剧我们最大的感想就是：艺术的道路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只要敢想敢做，路子会越走越宽。
（作者为《英武山的儿子》一剧导演）
2004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对河北省抚宁县石门寨镇英武山村党支部书记李家庚的先进事迹作了重要批示，称赞他是“千千万万农村基层干部的优秀代表”。消息传出，李家庚同志的事迹便如插上翅膀，传遍了大江南北。河北省委组织部电教中心遂决定，把李家庚的事迹搬上荧屏。
最初，电教中心的打算是拍一部电影。同志们找了专业的剧本创作者，用最快的速度拿出了一个十分精彩的电影文学剧本。当然，电影的创作目的是宣传李家庚的精神，真实反映英武山由穷变富的过程，所以片中人物都用了真实姓名。
谁知，当我们把剧本上报国家电影局审批时，却迎头被泼了一瓢冷水——国家电影局明确表示，拍电影不能用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情节可以完全取材于真实，但片中人物包括李家庚在内，其名字必须都要虚化。当时，我们都傻眼了。我们拍电影为什么？不就是为了宣传李家庚、树立典型人物的形象吗？把名字虚化了，谁还知道我们拍的是李家庚？甚至谁会相信，电影的情节均取材于真实事件呢？
我们很沮丧，开始想是不是要把这个剧本推倒，按部就班地拍一个人物专题片。导演组的意见是最好还是拍成电影，因为这个题材实在是太好了，这个真实的故事，甚至比虚构的传奇都要丰满，不拍成电影太可惜。电教中心的领导也认为，拍成电影，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尤其是，李家庚的操劳不是一天两天，他的故事也不是只进行了一年两年，以往的事件，用专题片的形式去再现，是很难出效果的。只有电影能表现出英武山人在困境中的困惑，在新生中的欢欣，从而衬托出主人公崇高的精神境界。
不能丰满地再现往事，是专题片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缺陷。而不能拍真人真事，则是电影的缺陷。如何取长补短，如何两者得兼？
一天，我们在看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时，恍然如有所悟。这个栏目做得很活，很前卫。尤其是里面一些记叙普通百姓生活的专题片，有解说，有主持人或记者对人物的采访，也有人物的现场活动。人物还会自己出场，演出以往经历过的历程。这些都给了我们重要的启发。我们豁然开朗了，也终于敲定了创作的艺术形式，就是电影报告文学。
“实”与“虚”的融合
李家庚的事迹很多，但哪件应着重表现、哪件应一笔带过很重要。经常看到某些人物专题片，宣传人物唯恐不全面，桩桩件件叙述唯恐不详，结果大量的事件挤走了为时不多的片长，见事不见人。创作其实是件劳神而痛苦的事，因为你必须舍弃很多素材，你必须克服自己追求完美的欲望，有舍才能有得。
电影报告文学也是电影，是电影就得有一个戏剧美学追求。表现李家庚，我们只选取了他患病后担任村支部书记、带领农民追求幸福的三年中发生的事。患病之前和修路之后的事，我们都没有选择。这样，电影情节在时间上才具有逻辑性，矛盾冲突才会更集中，表现力和感染力才能更强。
为了避免成为一篇流水账，我们去掉了那些细枝末节的事件，主要集中表现了几件矛盾冲突十分尖锐的事件：村支书竞选、争夺水源以及后来打井的重重困难。在这里，我们给主人公的奋斗历程营造了一连串困境。竞选村支书，家人反对，自己的身体也反对，还有人要来争；竞选上了，要服众，就得拿出政绩来；为了带领村民脱贫，李家庚让村民养猪，村民怀疑，犹豫；养了猪了，水又成了问题，为争夺水源出现了打斗；要打井，可审批却至少得两年；县里开绿灯了，又缺钱；工程队找来了，主人公又病了；井打好了，水流又受阻……无数困境成为一个个包袱，通过表现李家庚如何面对和解决一个接一个的困难的经过，故事味出来了，人物也活了，从而将片子导向最后的高潮——在喷涌的清泉面前，人们欢欣雀跃，载歌载舞，正是传统创作观念中的“大团圆”结局，象征着未来的希望。
不过，说是电影，它还要兼顾真实感。我们采取了多种表现手法结合的方式。在时间上，有过去，有未来；在场景上，有布景，有实景；在叙事上，有主观，有客观；在情节上，有纪实，有合理想象。我们采用了解说旁白、现场采访和往事重演三种方式的结合，从而兼顾了该片的真实感和戏剧性。
“傻大胆”拍出“真味道”
我们决定放弃请演员出演的方案，请原事件、原生活中的当事人自己来演。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剧组其他主创人员说了以后，反对的声音骤然升起。英武山村的乡亲们世世代代都和大山为伴，与泥土为伍，他们之前根本就没有见过摄像机，更别说让他们在摄像机前演戏了。当年，张艺谋在拍《一个都不能少》时，“小老师”的出演者是从农村海选出来的魏敏芝。业余的魏敏芝让张大导演挠破了一层头皮。而我们却要完全用事件的亲历者来出演，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个胆大包天的想法。
我们的追求，就是表现出那种生活的原汁原味，反映出人物的真情真性，用事实讲故事，用事实征服人。在此之前，曾有人把李家庚的事迹编成一部叫《春打六九头》的话剧，用话剧演员扮演李家庚和村民们。剧本也很不错，但总感觉像是在看一个故事。观众流泪了，但过后却会为自己流泪而感到不好意思。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观众尽情流泪而不必感到不好意思。
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李家庚本人后，他却肯定了我们的想法，说可以试试。他的话给剧组带来了信心。
我们剧组没有住宾馆，而是分散住到各家各户，和老乡们一起睡炕头，一起吃一起住，一起聊天一起干活。时间长了，我们和村里的乡亲处得和一家人一样，他们开始直称我们的姓名。可以说，这为进入实际拍摄后的沟通交流打好了基础。
拍摄初期我们一度几乎绝望。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演员”们的紧张程度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忘词，丢字，说着说着突然发笑和甩袖子，这样的情况不断发生。毕竟不是专业的演员，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表演时，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你们只要演你们自己本人就好”。幸好，在我们不断的引导和强调下，“演员”们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
《英武山的儿子》在2005年7月1日正式播出，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在赞颂李家庚的同时，也对我们这个新的拍摄形式给予了极大的肯定。拍摄本剧我们最大的感想就是：艺术的道路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只要敢想敢做，路子会越走越宽。
（作者为《英武山的儿子》一剧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