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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上，中华民族具有辉煌的文明与领先的国际地位。明中叶以后，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在此秩序下毫无尊严和地位。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通过一系列的努力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即将实现。在完成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过程中，实现国家统一，发挥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力，致力于良好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重要的诉求。
关键词 国际秩序 国际诉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国人民建成富强、民主、和谐与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如果以2050年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时间节点，要实现以上目标，任务是极为艰巨的。为此，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和良性互动的国际秩序。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世界各国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随着各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进一步纠缠，今后的国际关系可能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如果应对不力，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不但不能完成，中国和平发展的未来战略空间还可能被进一步压缩。因此，中国必须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主动地抓住战略机遇，塑造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的国际新秩序，开创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前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
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辉煌文明与领先国际地位的民族。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中华文明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具有广泛与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将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看作是一种若干“同心圆”的扩散，还是将其看作是一种“朝贡体系”，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不同朝代虽有强盛衰弱之别，有统一分裂之变，但直至欧洲国家开始殖民扩张之前，中华帝国在亚洲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
明朝初年，国土不算广袤，军力不算强盛，但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制订了开明的对外政策。结果，“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国”。①永乐年间，朝庭派遣郑和为正使率庞大船队出访西洋。据在南京发现的下西洋副使太监洪保的寿藏铭记载，这些远航“风颿海舶，远迩必通。所至披靡，孰有不从。群星共北，众流趋东”。②这里虽有宣扬帝国威望的夸张之辞，但明王朝当时的主导地位亦可见一斑。这是中国经历的“1.0版”国际秩序。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它是一个等级制的秩序。中国高居塔顶之上，并用国家实力和儒家学说维持这一秩序。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世界其他国家往来，这种措施使传统中国“失去了调整自身、适应世界历史变迁的持续性的机遇”。③中国与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西方列强从17世纪中期起将“2.0版”国际新秩序强行推行到世界各地。在欧洲，该秩序是文明与历史的进步，但到了亚洲等地区，它的丑陋就暴露无遗。在工业化的同时，西方国家推行殖民化政策，亚洲国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同程度地丧失了主权与领土。西方的文化和市场原则被肆意利用，以维持不平等关系。这其实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秩序。在自由贸易的借口下，连鸦片贸易都成了西方商人的合法行当。由于制度和生产力落后，中华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下降。1840年以后，拒绝改革的清政府使中国丧失了世界大国的地位，甚至耻辱地失去了大片国土与权利。中国在这一秩序下毫无尊严和地位，西方的理由是亚洲国家不具备“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还不能享有一个主权国家的平等权利。
在“2.0版”国际秩序下，中国实质性的收获是开始了解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思想，开始学习现代国际关系的各种规则，并且以很大的代价体会了大国“秘密外交”等各种潜规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孙中山提出了以民权、民族和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思想，并且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决心通过自我革新来摆脱不平等的地位，追求新的、公正的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3.0版”国际秩序仍然是实力基础上的秩序，美苏两国拥有其他国家不能企及的巨大军事和经济力量。战后的美国经济一度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5%以上，这为它掌控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期，欧美社会出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普通公众与工人阶级反对战争与殖民主义对外政策，这迫使统治阶层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二次大战开始后，美国的国际主义外交方针战胜了孤立主义思想，为美国构思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能。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不仅依靠庞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在它坚实的软力量基础上。美国在规划战后国际秩序时，设计了一整套国际制度，它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及世界银行等构成，后来还增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多个军事同盟组织。依靠这些国际制度和一些国际法准则，美国形成了一种以操控国际制度为特点的霸权。它用自己的价值观构成国际规范，并以此确定相关国际组织的规则和目标。有了这些合法手段，对于违反其目标和利益的国家，美国便可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甚至发动战争进行打击。
与美国相比，苏联战后的国际影响力明显要小。苏联不能将自己的观念与准则转化为国际规范和规则，更无法主导战后出现的大批国际组织。俄罗斯帝国是殖民主义“2.0版”国际秩序的获益者，同时它又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落后者。正因如此，列宁曾经试图从自身做起，摆脱殖民主义秩序，但最终并未实现这一目标。斯大林在掌权后成为玩弄大国“秘密外交”和“势力范围”的高手，这一度为苏联在二战前后的国际政治中扩大了利益，但这也是苏联始终不能摆脱扩张主义传统，并最终解体的主要原因。
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逐渐崭露头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3.0版”的国际秩序已经形成，中国很难确定自己在这一秩序中的位置。虽然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在第二次大战后已经崩溃，中国的国家主权也大体恢复，但中国的最终统一尚未完成，国际环境相当恶劣。中国面临重建经济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但美苏冷战使中国不得不在两个阵营中选边站队，参与对抗。两个主要大国都曾经以中国为敌，当时中国领导人也对国家安全形势发生过严重错误的估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卷入两场地区性战争，同两个主要大国有过多次战争危机，在周边地区还不得不应对一些局部性军事冲突。新中国基本不能适应现存国际秩序，因此也不可能从这一秩序中获得利益。由于经济增长率低和人口翻番，从1950年至1973年，中国人均GDP的增长率仅为2.86%，低于世界同期水平。④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在这一时期受到较大的挫折。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议，中国对外政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开始了解西方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国门逐渐打开后，中国还借助国际市场来推动现代化建设，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40亿美元。从1979年至2010年，中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104833.8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到了2011年，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二。⑤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在现存国际秩序下进行的。1971年，中国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先后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中国逐步地实现了同国际经济体制的接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⑥这些组织、公约和国际法包涵了现存国际秩序几乎所有的规范、规则及重大议程。中国是发挥联合国作用的支持者，是自由贸易和主权平等原则的维护者。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快速上升，至2011年底，海外直接投资总存量达到3660亿美元，成功地利用国际市场解决了部分资源的匮乏。⑦
在安全领域，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派出两万多名军事人员参与安理会批准的30项国际维和行动。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反恐、防扩散及军控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大体上适应了战后国际秩序，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秩序的支持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与现存秩序的主导国——美国形成了密切的双边关系，两国在战略、经济、文化等几十个领域开展着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支撑着国际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阻止了冷战的再度发生。
但是，以上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接受美国主导下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国对这一秩序的不满一直是公开的。中国不能接受美国长期阻止大陆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不能接受西方国家维持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它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在多个领域中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不公正的措施不满，这些行为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不能接受西方国家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干预不同历史和文明背景国家的内政。为此，中国长期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着尖锐的斗争。那种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美政策软弱的看法是相当片面的，中国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核心利益去换取经济利益或其他国家的“好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既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这一秩序的受害者。⑧但总体看来，这一秩序对中国还是利大于弊。中国在最近30多年中逐渐适应了这一国际秩序，并始终为改革这一秩序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而抗争。这种看似矛盾冲突的状态其实是有着深刻背景的。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将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各种有益经验，要学习当今世界一切国家的先进文化。但中国不可能因此否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短期内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中国在坚持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方针的同时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以确保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其次，战后的国际秩序以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价值观为基础，虽然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公正与不合理之处，但是它同前一阶段“2.0版”的国际秩序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为他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同时，西方也需要中国的合作，西方国家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也获得巨大利益。西方国家面临着多种棘手的挑战，如果拒绝与中国合作，其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说，美国公开将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⑨
中国在构建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中的国际诉求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漫长道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的30年是一个更为关键的时期，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低潮期，科学技术的推进作用可能不如前一时期那样显著。国际竞争因此变得更为激烈，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调整，国际环境将更难预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表现出对发达国家不利的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的变化忐忑不安，他们正在谋求变化中的先手。发达国家、甚至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动向相当敏感和焦虑。因此，中国不仅要弄清楚自己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具体目标，更要明确告诉其他国家中国未来的国际诉求。朝着富强、民主、法治和公正方向发展的中国，完全可以用坦荡的胸怀去面对世界，在与世界的积极互动中追求自己正义的目标。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是实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标志，是这一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未来的30多年中要努力排除妨碍和平统一的国际与国内障碍，确保国家的最终统一。这一问题的国际障碍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干预，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这类干预的力度必定会逐步削弱。应当看到，国际上的障碍虽然复杂，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国内——即台湾内部存在的障碍是难以分割的。近年来，“台独”势力的气焰受到了打击，但是影响统一的鸿沟尚未填平。大陆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加诸于台湾的打算，更无意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两岸的经济差距有望在未来消除，而政治制度方面的障碍还会长期存在。不断加强的文化经济交流有助于两岸心理防线的消解，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不同制度的对接。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表明，国家的统一并不以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同一化为条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通过法理和法律途径的创新，通过对两岸民众权利和利益的保障，两岸同胞必将形成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的和平统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另一重要标志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成为东亚和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之一。要取得这一地位，首先有赖于中国军事力量在未来30年的稳步增长，有赖于国防现代化的顺利完成。2050年，中国将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大国之一，在第一岛链地区有可靠的海洋优势，在第二岛链地区有强大的维护和平与国际航行安全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还应拥有能快速部署到印度洋以西地区的军事能力，能对波斯湾及红海地区局部性、低烈度的国际冲突予以威慑和打击。其次，中国要有能力把自己倡议的新安全观转化为有效的政策，在东亚地区建立多边合作的安全机制，并对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将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实现地区各国共同安全的目标。以平等合作而不是对抗求安全的思想将在东亚地区获得普遍认同，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将成为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基本特点。
中国在地区事务中追求的目标是合作共赢。中国在东亚并不谋求霸权和垄断性的地位，不排除美国、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愿意同其他有能力的国家合作，共同主导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冷战时期的遗产——军事同盟可能仍然存在，但它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东亚国家对共同安全的需求大于对同盟体系的需求。将中国排除在地区安全体系以外，利用军事政治同盟包围和孤立中国，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在这一地区违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穷兵黩武、抱住冷战思维不放的行为同样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稳定与友好的周边关系，中国将保持并增进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在21世纪仍然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经济与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双方在构建21世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也将有多领域的合作。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中国有望在互谅互让基础上解决同印度的领土争端问题，解决同其他国家的海洋领土及专属经济区划分等问题。但是，解决领土及专属经济区的争议问题并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完成的工作。中国不会奉行扩张主义政策，中国可以等待其他国家的妥协意愿。中国将尊重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以换取印度尊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印两国将高度重视军备控制，以防止陷入“安全困境”中。中国将提升与其他南亚、中亚国家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可以适度增加成员国，它不仅是打击这一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主要工具，也是成员国加强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工具。中国要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支持它的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重大影响力。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应当高于20%，这个比重是衡量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自公元元年到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始终占世界经济的20%以上。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只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0%左右。⑩未来30多年中国的经济虽然将继续增长，但年平均增长率会下降到6%左右。在实现以上目标的同时，中国要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使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占到55%以上。要实现以上两个目标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中国未来必须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尽早完成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体制改革，提高在国际分工方面的地位，以确保持续增长的空间。
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参与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同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更加完善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中国国内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今后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中国要加快完成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在30年后应是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之一，从而成为中国影响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中国要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合作，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努力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要推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更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共同构建真正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作出贡献。
确保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今后几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能源建设任务重大。”在确定中国能源战略的时候，必须认真思考能源国际合作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因为能源问题发动战争；20世纪后半期，能源问题是中东战争背后的重要因素；同时，石油供需的不平衡还引起国际油价反复大幅度波动。研究表明，今后30年仍然是油气资源大体供求平衡的阶段，特别是全球性的“页岩气革命”，能明显缓解国际能源的供求关系。
当前，中国石油进口已经达到需求量的50%以上，未来30年是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国油气资源的短缺必然使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但是，从世界石油供需总量平衡角度看，中国不必因“石油资源短缺”而陷于“石油供应恐慌”。“页岩气革命”将蔓延到中国，明显缓和中国的油气短缺问题。中国在这一阶段完全有可能以国际合作为基本方针解决油气问题。与此同时，要认真从技术和经济两个角度为未来使用可再生能源做好准备。能源的国际合作必然要采取多样化的策略，但中东及波斯湾的油气将继续占较高比例，对于这一点需要有战略准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否成功，还要看中国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能否起到积极作用。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冷战结束至本世纪中叶，是孕育“4.0版”国际新秩序的阶段，也是中国参与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不断加强的年代。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实际上一直在尝试国际秩序的改革，以确保他们在新的国际秩序继续占有优势地位。他们以保护人权和实现民主为由，频繁地干预发展中国家内政，甚至使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诚然，维护和平和尊重人权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但是，西方能否借保护人权为由而将尊重国家主权、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弃之如敝履呢？其实，《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强调，为保护人类和尊重人权，最重要的方法是“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用是发愤立志，务当同心协力，以竟厥功”。这些重要思想因为冷战中的对抗而被忽视，因为西方的自私而被冷落。在重构21世纪新秩序时，世界各国应当重温宪章中的这些思想和原则。
中国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十八大报告对这些精神还作了深入的解释：“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构建未来的国际新秩序首先就是价值与观念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是未来新秩序的基础，是超越将世界各国人为分成对立集团、以意识形态对抗为标志的3.0版国际秩序的重要观念，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是对所有人民、文明和国家都负责任的思想创新。
要实现以上目标，中国还要在国内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体制，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尊重和维护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必定是在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中推进的。“国内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内部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有效组织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十八大已经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中国在人权建设的道路上正在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到21世纪中期，以上价值体系应得到公众普遍认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得以完成。同时，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将广泛传播，西方对中国歪曲诋毁的空间将逐渐缩小。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只有更自信地高举起人权的旗帜，才能揭穿西方某些国家以人权为幌子而行霸权的真面目，才能在建构21世纪国际秩序中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保持中美和平合作、实现中美共赢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的重要目标。冷战结束后，中美间的合作关系维持了大体的稳定发展，但是其中的坎坷曲折也非常突出，这是国际结构调整的必然表现。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定会挑战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中国的所得必然是美国的所失。因此，阻碍两国合作，压制中国的发展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经常性选项。当然，战略性的互疑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美国的打压，中国社会精英中也存在对美国的怀疑心理，认为美国因其霸权需要而不会接受中国崛起。
21世纪的中美合作事关世界全局，是维持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因素。当前，两国在几十个领域进行着密切的合作，经贸和金融领域的数据非常可观。在各种国际多边制度中，中美两国也进行着广泛的合作，如在军控与防止核扩散等国际安全问题、多数地区性国际问题以及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双方都有着积极的互动。美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美合作的意义，“在广泛的全球问题系列中，包括多边制度的未来、全球金融体系、核未来、网络安全、外层空间、气候变化、全球资源短缺及亚洲安全——美中关系都将是问题解决或失败的一个主要推动者”。因此，中美两国在未来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有基础的。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多样和深刻的，这些矛盾既来自当下，也会来自今后出现的问题。美国在台湾、意识形态输出和中国周边局势等问题上不会轻易改变现有损害中国利益的政策，但双方已有的管控措施会避免这些矛盾转化成严重危机。中国的和平发展及改革的深入将会逐渐削减美国压力的效果，中国今后要继续敦促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自我控制，并联合其他国家抵制美国可能的霸权行为。
从长远的视角看，中美两国可能面临来自海洋、空间和网络等领域的竞争，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进展将被看作是挑战美国霸权的“证据”，成为一些美国人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理由。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是高度关联的，因此，双方都要学会应对这种平行四边形般的互动。中国既要争取对方主张合作的力量，抵制主张对抗的力量，也要避免简单的两分法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中国要不拘一格地进行策略与方法调整，加强对外事务的开放透明和民间互动，使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法去沟通。中国有必要主动拓宽两国利益的交汇点，敢于寻找长期战略合作的机会。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十八大的这一精神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努力奋斗，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宏伟目标。
注释
参见《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四。
“洪保‘寿藏铭’揭开郑和下西洋谜中谜”，《扬子晚报》，2010年10月29日。
陈支平：“以世界史视野看清代的历史地位”，《北京日报》，2012年9月11日。 萧国亮：“从世界经济史的视域看中国的长远发展及其地位变迁”，《中国经济》，2010年第8期。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
冯迪凡：“中企遭遇欧盟严密安全审查”，《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2月1日。
叶自成、蒋立群：“新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4页。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图表B-20，第251页；“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1占世界份额10%”，《解放日报》，2012年6月4日。
参见北青网，http：//house.ifeng.com/news/detail_2011_12/16/11369857_0.shtml，2011年12月16日。
江泽民：“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张国生、梁坤、武娜：“未来十年世界石油供需格局判断”，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研网，2012年12月27日，http：//www.hbzyw.gov.cn/News.aspx？id=10591；刘增洁、梁伟：“最新世界能源供需预测”，《国土资源情报》，2009年第10期，http：//news.chemnet.com/item/2010-04-20/1327132.html。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体系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联合国宪章：序言”，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
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组》，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
Atlantic Council： Envision on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 A Report of Strategic foresight initiative at 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iple drafter： Robert A. Manning， http：//www.acus.org/files/publication_pdfs/403/Envisioning2030_web.pdf.pdf， p.32.
责 编/樊保玲
关键词 国际秩序 国际诉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国人民建成富强、民主、和谐与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如果以2050年为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时间节点，要实现以上目标，任务是极为艰巨的。为此，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一个公正和良性互动的国际秩序。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边际效益逐渐递减，世界各国的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随着各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进一步纠缠，今后的国际关系可能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如果应对不力，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不但不能完成，中国和平发展的未来战略空间还可能被进一步压缩。因此，中国必须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主动地抓住战略机遇，塑造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利的国际新秩序，开创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前国际秩序的发展历程
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辉煌文明与领先国际地位的民族。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中华文明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具有广泛与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将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看作是一种若干“同心圆”的扩散，还是将其看作是一种“朝贡体系”，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不同朝代虽有强盛衰弱之别，有统一分裂之变，但直至欧洲国家开始殖民扩张之前，中华帝国在亚洲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却是无可替代的。
明朝初年，国土不算广袤，军力不算强盛，但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制订了开明的对外政策。结果，“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国”。①永乐年间，朝庭派遣郑和为正使率庞大船队出访西洋。据在南京发现的下西洋副使太监洪保的寿藏铭记载，这些远航“风颿海舶，远迩必通。所至披靡，孰有不从。群星共北，众流趋东”。②这里虽有宣扬帝国威望的夸张之辞，但明王朝当时的主导地位亦可见一斑。这是中国经历的“1.0版”国际秩序。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它是一个等级制的秩序。中国高居塔顶之上，并用国家实力和儒家学说维持这一秩序。明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与世界其他国家往来，这种措施使传统中国“失去了调整自身、适应世界历史变迁的持续性的机遇”。③中国与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国家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西方列强从17世纪中期起将“2.0版”国际新秩序强行推行到世界各地。在欧洲，该秩序是文明与历史的进步，但到了亚洲等地区，它的丑陋就暴露无遗。在工业化的同时，西方国家推行殖民化政策，亚洲国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同程度地丧失了主权与领土。西方的文化和市场原则被肆意利用，以维持不平等关系。这其实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秩序。在自由贸易的借口下，连鸦片贸易都成了西方商人的合法行当。由于制度和生产力落后，中华帝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下降。1840年以后，拒绝改革的清政府使中国丧失了世界大国的地位，甚至耻辱地失去了大片国土与权利。中国在这一秩序下毫无尊严和地位，西方的理由是亚洲国家不具备“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还不能享有一个主权国家的平等权利。
在“2.0版”国际秩序下，中国实质性的收获是开始了解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思想，开始学习现代国际关系的各种规则，并且以很大的代价体会了大国“秘密外交”等各种潜规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孙中山提出了以民权、民族和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思想，并且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国决心通过自我革新来摆脱不平等的地位，追求新的、公正的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3.0版”国际秩序仍然是实力基础上的秩序，美苏两国拥有其他国家不能企及的巨大军事和经济力量。战后的美国经济一度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5%以上，这为它掌控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19世纪末期，欧美社会出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普通公众与工人阶级反对战争与殖民主义对外政策，这迫使统治阶层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二次大战开始后，美国的国际主义外交方针战胜了孤立主义思想，为美国构思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能。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不仅依靠庞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且也建立在它坚实的软力量基础上。美国在规划战后国际秩序时，设计了一整套国际制度，它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及世界银行等构成，后来还增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多个军事同盟组织。依靠这些国际制度和一些国际法准则，美国形成了一种以操控国际制度为特点的霸权。它用自己的价值观构成国际规范，并以此确定相关国际组织的规则和目标。有了这些合法手段，对于违反其目标和利益的国家，美国便可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甚至发动战争进行打击。
与美国相比，苏联战后的国际影响力明显要小。苏联不能将自己的观念与准则转化为国际规范和规则，更无法主导战后出现的大批国际组织。俄罗斯帝国是殖民主义“2.0版”国际秩序的获益者，同时它又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落后者。正因如此，列宁曾经试图从自身做起，摆脱殖民主义秩序，但最终并未实现这一目标。斯大林在掌权后成为玩弄大国“秘密外交”和“势力范围”的高手，这一度为苏联在二战前后的国际政治中扩大了利益，但这也是苏联始终不能摆脱扩张主义传统，并最终解体的主要原因。
中国在国际秩序中逐渐崭露头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3.0版”的国际秩序已经形成，中国很难确定自己在这一秩序中的位置。虽然殖民主义的国际秩序在第二次大战后已经崩溃，中国的国家主权也大体恢复，但中国的最终统一尚未完成，国际环境相当恶劣。中国面临重建经济和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但美苏冷战使中国不得不在两个阵营中选边站队，参与对抗。两个主要大国都曾经以中国为敌，当时中国领导人也对国家安全形势发生过严重错误的估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卷入两场地区性战争，同两个主要大国有过多次战争危机，在周边地区还不得不应对一些局部性军事冲突。新中国基本不能适应现存国际秩序，因此也不可能从这一秩序中获得利益。由于经济增长率低和人口翻番，从1950年至1973年，中国人均GDP的增长率仅为2.86%，低于世界同期水平。④中国的民族复兴事业在这一时期受到较大的挫折。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议，中国对外政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开始了解西方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管理经验，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重视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国门逐渐打开后，中国还借助国际市场来推动现代化建设，在全球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40亿美元。从1979年至2010年，中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104833.8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到了2011年，中国的GDP位居世界第二。⑤
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在现存国际秩序下进行的。1971年，中国重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先后加入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主要国际组织。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中国逐步地实现了同国际经济体制的接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⑥这些组织、公约和国际法包涵了现存国际秩序几乎所有的规范、规则及重大议程。中国是发挥联合国作用的支持者，是自由贸易和主权平等原则的维护者。中国在海外直接投资快速上升，至2011年底，海外直接投资总存量达到3660亿美元，成功地利用国际市场解决了部分资源的匮乏。⑦
在安全领域，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派出两万多名军事人员参与安理会批准的30项国际维和行动。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反恐、防扩散及军控领域的国际合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大体上适应了战后国际秩序，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一秩序的支持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与现存秩序的主导国——美国形成了密切的双边关系，两国在战略、经济、文化等几十个领域开展着广泛的合作。这种合作支撑着国际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阻止了冷战的再度发生。
但是，以上的情况并不意味着中国完全接受美国主导下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国对这一秩序的不满一直是公开的。中国不能接受美国长期阻止大陆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不能接受西方国家维持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它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在多个领域中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不公正的措施不满，这些行为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不能接受西方国家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干预不同历史和文明背景国家的内政。为此，中国长期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着尖锐的斗争。那种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对美政策软弱的看法是相当片面的，中国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核心利益去换取经济利益或其他国家的“好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既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这一秩序的受害者。⑧但总体看来，这一秩序对中国还是利大于弊。中国在最近30多年中逐渐适应了这一国际秩序，并始终为改革这一秩序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方面而抗争。这种看似矛盾冲突的状态其实是有着深刻背景的。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将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各种有益经验，要学习当今世界一切国家的先进文化。但中国不可能因此否定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短期内改变落后的经济结构。中国在坚持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方针的同时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以确保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
其次，战后的国际秩序以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价值观为基础，虽然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公正与不合理之处，但是它同前一阶段“2.0版”的国际秩序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为他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同时，西方也需要中国的合作，西方国家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也获得巨大利益。西方国家面临着多种棘手的挑战，如果拒绝与中国合作，其自身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会受到严重损害。正如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说，美国公开将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⑨
中国在构建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中的国际诉求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漫长道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的30年是一个更为关键的时期，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低潮期，科学技术的推进作用可能不如前一时期那样显著。国际竞争因此变得更为激烈，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调整，国际环境将更难预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表现出对发达国家不利的转向。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的变化忐忑不安，他们正在谋求变化中的先手。发达国家、甚至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动向相当敏感和焦虑。因此，中国不仅要弄清楚自己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具体目标，更要明确告诉其他国家中国未来的国际诉求。朝着富强、民主、法治和公正方向发展的中国，完全可以用坦荡的胸怀去面对世界，在与世界的积极互动中追求自己正义的目标。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是实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是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标志，是这一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未来的30多年中要努力排除妨碍和平统一的国际与国内障碍，确保国家的最终统一。这一问题的国际障碍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干预，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这类干预的力度必定会逐步削弱。应当看到，国际上的障碍虽然复杂，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与国内——即台湾内部存在的障碍是难以分割的。近年来，“台独”势力的气焰受到了打击，但是影响统一的鸿沟尚未填平。大陆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加诸于台湾的打算，更无意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两岸的经济差距有望在未来消除，而政治制度方面的障碍还会长期存在。不断加强的文化经济交流有助于两岸心理防线的消解，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助于不同制度的对接。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表明，国家的统一并不以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同一化为条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通过法理和法律途径的创新，通过对两岸民众权利和利益的保障，两岸同胞必将形成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的和平统一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另一重要标志是，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成为东亚和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之一。要取得这一地位，首先有赖于中国军事力量在未来30年的稳步增长，有赖于国防现代化的顺利完成。2050年，中国将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大国之一，在第一岛链地区有可靠的海洋优势，在第二岛链地区有强大的维护和平与国际航行安全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还应拥有能快速部署到印度洋以西地区的军事能力，能对波斯湾及红海地区局部性、低烈度的国际冲突予以威慑和打击。其次，中国要有能力把自己倡议的新安全观转化为有效的政策，在东亚地区建立多边合作的安全机制，并对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将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同时，实现地区各国共同安全的目标。以平等合作而不是对抗求安全的思想将在东亚地区获得普遍认同，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将成为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基本特点。
中国在地区事务中追求的目标是合作共赢。中国在东亚并不谋求霸权和垄断性的地位，不排除美国、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愿意同其他有能力的国家合作，共同主导亚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冷战时期的遗产——军事同盟可能仍然存在，但它的作用已经大打折扣，东亚国家对共同安全的需求大于对同盟体系的需求。将中国排除在地区安全体系以外，利用军事政治同盟包围和孤立中国，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在这一地区违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和安全理事会决议，穷兵黩武、抱住冷战思维不放的行为同样也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稳定与友好的周边关系，中国将保持并增进同俄罗斯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在21世纪仍然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经济与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双方在构建21世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中也将有多领域的合作。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中国有望在互谅互让基础上解决同印度的领土争端问题，解决同其他国家的海洋领土及专属经济区划分等问题。但是，解决领土及专属经济区的争议问题并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须完成的工作。中国不会奉行扩张主义政策，中国可以等待其他国家的妥协意愿。中国将尊重印度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以换取印度尊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印两国将高度重视军备控制，以防止陷入“安全困境”中。中国将提升与其他南亚、中亚国家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可以适度增加成员国，它不仅是打击这一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主要工具，也是成员国加强安全与经济合作的工具。中国要加强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支持它的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进程。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重大影响力。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应当高于20%，这个比重是衡量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自公元元年到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始终占世界经济的20%以上。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只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0%左右。⑩未来30多年中国的经济虽然将继续增长，但年平均增长率会下降到6%左右。在实现以上目标的同时，中国要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使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占到55%以上。要实现以上两个目标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中国未来必须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尽早完成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体制改革，提高在国际分工方面的地位，以确保持续增长的空间。
保持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参与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同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更加完善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中国国内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也是今后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需要。中国要加快完成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在30年后应是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之一，从而成为中国影响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中国要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合作，并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努力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要推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集团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更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共同构建真正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为21世纪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作出贡献。
确保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今后几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能源建设任务重大。”在确定中国能源战略的时候，必须认真思考能源国际合作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因为能源问题发动战争；20世纪后半期，能源问题是中东战争背后的重要因素；同时，石油供需的不平衡还引起国际油价反复大幅度波动。研究表明，今后30年仍然是油气资源大体供求平衡的阶段，特别是全球性的“页岩气革命”，能明显缓解国际能源的供求关系。
当前，中国石油进口已经达到需求量的50%以上，未来30年是中国能源需求继续快速增长的阶段，中国油气资源的短缺必然使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但是，从世界石油供需总量平衡角度看，中国不必因“石油资源短缺”而陷于“石油供应恐慌”。“页岩气革命”将蔓延到中国，明显缓和中国的油气短缺问题。中国在这一阶段完全有可能以国际合作为基本方针解决油气问题。与此同时，要认真从技术和经济两个角度为未来使用可再生能源做好准备。能源的国际合作必然要采取多样化的策略，但中东及波斯湾的油气将继续占较高比例，对于这一点需要有战略准备。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否成功，还要看中国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能否起到积极作用。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冷战结束至本世纪中叶，是孕育“4.0版”国际新秩序的阶段，也是中国参与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不断加强的年代。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实际上一直在尝试国际秩序的改革，以确保他们在新的国际秩序继续占有优势地位。他们以保护人权和实现民主为由，频繁地干预发展中国家内政，甚至使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诚然，维护和平和尊重人权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但是，西方能否借保护人权为由而将尊重国家主权、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弃之如敝履呢？其实，《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强调，为保护人类和尊重人权，最重要的方法是“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方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用是发愤立志，务当同心协力，以竟厥功”。这些重要思想因为冷战中的对抗而被忽视，因为西方的自私而被冷落。在重构21世纪新秩序时，世界各国应当重温宪章中的这些思想和原则。
中国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十八大报告对这些精神还作了深入的解释：“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构建未来的国际新秩序首先就是价值与观念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是未来新秩序的基础，是超越将世界各国人为分成对立集团、以意识形态对抗为标志的3.0版国际秩序的重要观念，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是对所有人民、文明和国家都负责任的思想创新。
要实现以上目标，中国还要在国内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体制，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尊重和维护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必定是在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中推进的。“国内秩序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内部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有效组织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力。”十八大已经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且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中国在人权建设的道路上正在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到21世纪中期，以上价值体系应得到公众普遍认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得以完成。同时，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将广泛传播，西方对中国歪曲诋毁的空间将逐渐缩小。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只有更自信地高举起人权的旗帜，才能揭穿西方某些国家以人权为幌子而行霸权的真面目，才能在建构21世纪国际秩序中发挥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保持中美和平合作、实现中美共赢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的重要目标。冷战结束后，中美间的合作关系维持了大体的稳定发展，但是其中的坎坷曲折也非常突出，这是国际结构调整的必然表现。美国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定会挑战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中国的所得必然是美国的所失。因此，阻碍两国合作，压制中国的发展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经常性选项。当然，战略性的互疑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美国的打压，中国社会精英中也存在对美国的怀疑心理，认为美国因其霸权需要而不会接受中国崛起。
21世纪的中美合作事关世界全局，是维持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基本因素。当前，两国在几十个领域进行着密切的合作，经贸和金融领域的数据非常可观。在各种国际多边制度中，中美两国也进行着广泛的合作，如在军控与防止核扩散等国际安全问题、多数地区性国际问题以及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方面，双方都有着积极的互动。美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美合作的意义，“在广泛的全球问题系列中，包括多边制度的未来、全球金融体系、核未来、网络安全、外层空间、气候变化、全球资源短缺及亚洲安全——美中关系都将是问题解决或失败的一个主要推动者”。因此，中美两国在未来形成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是有基础的。
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多样和深刻的，这些矛盾既来自当下，也会来自今后出现的问题。美国在台湾、意识形态输出和中国周边局势等问题上不会轻易改变现有损害中国利益的政策，但双方已有的管控措施会避免这些矛盾转化成严重危机。中国的和平发展及改革的深入将会逐渐削减美国压力的效果，中国今后要继续敦促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自我控制，并联合其他国家抵制美国可能的霸权行为。
从长远的视角看，中美两国可能面临来自海洋、空间和网络等领域的竞争，中国在相关领域的进展将被看作是挑战美国霸权的“证据”，成为一些美国人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理由。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是高度关联的，因此，双方都要学会应对这种平行四边形般的互动。中国既要争取对方主张合作的力量，抵制主张对抗的力量，也要避免简单的两分法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中国要不拘一格地进行策略与方法调整，加强对外事务的开放透明和民间互动，使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法去沟通。中国有必要主动拓宽两国利益的交汇点，敢于寻找长期战略合作的机会。
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十八大的这一精神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努力奋斗，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宏伟目标。
注释
参见《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四。
“洪保‘寿藏铭’揭开郑和下西洋谜中谜”，《扬子晚报》，2010年10月29日。
陈支平：“以世界史视野看清代的历史地位”，《北京日报》，2012年9月11日。 萧国亮：“从世界经济史的视域看中国的长远发展及其地位变迁”，《中国经济》，2010年第8期。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
冯迪凡：“中企遭遇欧盟严密安全审查”，《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2月1日。
叶自成、蒋立群：“新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迁“，《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4页。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图表B-20，第251页；“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11占世界份额10%”，《解放日报》，2012年6月4日。
参见北青网，http：//house.ifeng.com/news/detail_2011_12/16/11369857_0.shtml，2011年12月16日。
江泽民：“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张国生、梁坤、武娜：“未来十年世界石油供需格局判断”，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研网，2012年12月27日，http：//www.hbzyw.gov.cn/News.aspx？id=10591；刘增洁、梁伟：“最新世界能源供需预测”，《国土资源情报》，2009年第10期，http：//news.chemnet.com/item/2010-04-20/1327132.html。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体系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联合国宪章：序言”，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
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组》，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12年。
Atlantic Council： Envision on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 A Report of Strategic foresight initiative at Brent Scowcroft Center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rinciple drafter： Robert A. Manning， http：//www.acus.org/files/publication_pdfs/403/Envisioning2030_web.pdf.pdf， p.32.
责 编/樊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