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李唐之初,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华法系的建立,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法律精神和治理智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上的“民本”理念呈现出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的鲜明“中国”精神价值特色.唐季以降,随着长城体系的打破,中华法系在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交织影响下,“民本”理念中增加了多民族和谐共存的内容.整体法律价值出现天下一体、文化正朔、民族共融的新补充.宋、辽、夏、金政权对峙期间,各政权围绕客观上异民族多元文化共存这一前提进行法律治理新模式的建构.两宋在“大一统”框架下推进法律“一道德、同风俗”的模式.辽朝在南北异质文化下探索
【机 构】
：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唐之初,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中华法系的建立,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法律精神和治理智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上的“民本”理念呈现出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的鲜明“中国”精神价值特色.唐季以降,随着长城体系的打破,中华法系在农耕与游牧生产方式交织影响下,“民本”理念中增加了多民族和谐共存的内容.整体法律价值出现天下一体、文化正朔、民族共融的新补充.宋、辽、夏、金政权对峙期间,各政权围绕客观上异民族多元文化共存这一前提进行法律治理新模式的建构.两宋在“大一统”框架下推进法律“一道德、同风俗”的模式.辽朝在南北异质文化下探索法律互通的模式.西夏在“蕃汉兼备”多元文化下兼容各种法律模式.金朝全面接受两宋法律治理模式.这些尝试的结果奠定了中国国家法律治理的基本版图,完善了多民族共生共存的治理经验,加强了统一政权的认同感.这种努力使传统中国国家法律治理模式获得了道路试错与经验积累,具有多元一统的法律文化特征,融合了中国各民族法律文化,极大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涵.
其他文献
全面抗战时期,美驻华陆军十四航空队(俗称“飞虎队”)出动大批飞机与日军作战.在轰炸日军汉口基地时,美军飞机时有被击落.前后共有7名跳伞的美军飞行员被鄂豫边区军民全力救援.由此,留下了一段跨越世纪的“飞虎情缘”.
铁骨铮铮揭竿而起rn“程老五”原名程兴文,字书勋(树勋、福勋),1889年出生于山东省定陶县大刘楼村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最小,当地人不论大人小孩,都习惯喊他“程老五”,书面上称他为程书勋,程兴文的本名倒很少有人提及.
新兴权利不同于新型权利.它是法定权利的对称,是法定权利之外的、实存的社会权利,但与此同时,它是与法定权利息息相关的权利.新兴权利的生成根据,既可能出于法律遗漏,也可能是出自法律排斥,更可能出自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实变迁.新兴权利的保护方式,既可能通过权利推定,也可能通过民间规范,还可能通过纠纷解决.
唐代,是中华法律文化的鼎盛时期.以律、令、格、式为表现形式的法律体系发达、完善;以《永徽律》等为核心的法典,条文简洁、规定明确、逻辑完整;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律疏”,对法典的制定过程、立法宗旨、基本内涵、条文沿革、法意法理和实施要求,注疏详尽、阐述透彻、通俗易懂;法律体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实施也比较充分、有效.而光辉灿烂的唐代法律文化,并不是有唐一朝的产物,而是从夏商周以来华夏大地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法律知识、法律智慧叠加的成果.以此千年发展线索为契入点,对唐代中华法律文化的民族元素进行梳理,阐述多民族
不抵触宪法原则是我国宪法上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该原则对于贯彻宪法精神和原则,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以及确定合宪性审查的对象范围,具有重要作用和指导意义.根据宪法第5条第3款、第67条第7项第8项、第100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不抵触宪法原则的适用范围包括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而根据《立法法》第72条第1款第2款、第87条、第97条第2项、第99条第1款第2款、第100条第1款第3款的规定,不抵触宪法原则的适用范围“
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位于安徽省濉溪县东南65公里的双堆集.1976年开始筹建,分为烈士纪念碑、纪念馆和烈士墓等部分.rn烈士陵园坐西朝东,四面砖砌围墙,面积10.6公顷.陵园园门高大,横门上方镶嵌已故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题写的“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几个金灿灿的大字,正对大门的水泥路笔直通向纪念碑.纪念碑位于陵园中部,1980年5月动工兴建,1981年10月1日落成.
同案同判旨在通过指导案例和类案检索制度促进法律统一适用,从而树立司法公信力.同案同判表示着司法技术化趋势,而司法技术化是中国近代以来愈加推崇的形式理性及其所引领的市场经济、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案同判一方面保证了法律的确定性与司法的形式正义,另一方面却因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技术化操作牺牲了部分个案的实质正义.既然同案同判的最终目的 是向社会树立司法公正价值,那么就必须兼顾社会公正观.当代社会的主流公正观是在法治前提下追求情理法兼容.这是法律儒家化的结果,符合中华文明的和谐平衡观,是传统司法的首要原则.司法技术
在引入三阶层体系的背景之下,学界对我国《刑法》第14条中犯罪故意的体系性地位产生了诸多争议.在犯罪论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不法的主观化和罪责的客观化、规范化,心理性故意确立了作为主观构成要件的地位,而罪责故意与违法性认识(不法意识)则留在罪责层面,成为罪责的核心要素.无论是以不法论的基础还是从我国实定法的角度来看,心理性故意均应归属于构成要件而非罪责;在承认故意的双重地位的前提下,对容许性构成要件错误采取“法律效果转用的罪责理论”是迄今为止最为妥当的见解;关于故意与违法性认识(不法意识)的关系,我国《刑法
生物多样性的遗传资源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等层次性特征要求其法律规制体系应更具有整体性和协调性.同时,新时期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兼具自然资源保护、国家安全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等综合性目标,要求必须以总领性、宏观性的思路发展和完善法律规制体系.系统性法律规制因具有推动政治决策法律化、符合生物多样性层次性规制要求、实现公众利益和保障法律规制效率性优势而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实选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系统性法律规制包括了规制依据、规制主体、规制手段和规制对象等要素,可以此为逻辑起点,对当前我国生物多样
在应对突发事件而组织、调配、动用公共资源的过程中,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财政应急实践又是透过预算法上的一系列应急机制进一步展示其行动轨迹的,能否在预算层面提升公共资源的统筹规划与管理利用水平成为审视国家应急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准.然而,分析预算法上的相关应急机制安排,发现其适用范围过于局限于紧急处置阶段,缺乏风险预防的制度化考量;当风险转变为现实危机时,应急机制又过于注重资金保障,忽视预算法内在的行为约束要求;进一步到恢复重建阶段,预算法应急机制还面临与预算法之外的其他风险应对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