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1
自从有记忆以来，我们所能听到的红色歌曲如《北京的金山上》和看到的红色经典电视剧如《小兵张嘎》，都给我们留下一种很刻板的印象，那些英雄人物形象无限高大伟岸、正直无私，似乎永远让人觉得他们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然而，就是在这种两极对立革命斗争这种宏大叙事当中，故事内容单薄僵硬，柔韧的空间不足，人物的性格的发展呆板，善恶截然分明。红色经典当中最让人深刻的是对于爱情的书写，它经常被宏大的革命叙事所遮蔽，从而进行变形或者简略处理，将爱情扭曲为一种心怀崇高理想的超越个人的革命情感。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给“爱情”下了一个定义，“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它是指在传宗接代本能的基础上产生的、男女之间能获得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一种综合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互相钦慕和交往之情”。然而在“红色经典”小说《苦菜花》中，“爱情”的本意被隐藏起来，被定义在革命意识下的崇高的爱，甚至，在革命的口号下，革命中的爱情故事也被作者有意地埋藏在政治高昂的口号之下。因而《苦菜花》中反映出来的是“革命第一，爱情为革命服务”。
这部小说创作于1954年，在“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化语境中，每个人物都为革命而努力斗争，爱情是不值得在大革命浪潮中宣扬的个人情感，因此作者有意识降低描写爱情的篇幅。这可以从弗洛伊德一个理论中得到驗证，“当个体处于公共空间时，社会观念在意识中得到强化和凸显，本能的欲望得到压抑”。因而在小说《苦菜花》中，男女双方在革命的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公共意识中，几乎省略了爱情。恋人或夫妇之间不谈爱情，而是借助于服务革命的口号来保存爱情。
“革命”是一个大范围，是一个全体人们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个人生活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失语的爱情的表达也要借助革命的口号。爱情不再是单纯的爱情，变成了各种复杂情感的交织。这些复杂情感显示爱情的另一含义，如同情、爱护、怜悯、相惜和友情。例如，共产党党员七子被伪校长王柬之出卖后，带着妻子七嫂子躲进了山洞，却遭到王竹的围剿，这可以说是最考验人的时刻，在人面临生死的时刻。然而，因为有强大的革命信仰，七子反而不害怕了，对七嫂子的爱情变成了一种对人们的怜悯之情。他觉得“她那干瘦枯黄的脸，那像病孩子一样不成熟的身体，就越觉得可怜她，更加疼爱她”。通常在患难致死的时候，才会想起对方的好处，才会认真打量对方，觉得至今还未珍惜过自己的妻子。然而，革命的号召又使他愤怒，眼前流泪的妻子又阻碍了他生命的付出，动摇他的信心，“他被激怒了”。在革命的宏大图景中，他产生了矛盾，他会不顾及自己的存在对妻子的重要性，即使怜爱妻子也不会说出安慰的话。有共同的在宏大叙事中，个体私人的情感在大的浪潮中很快被埋藏了下来，爱情的本意也发生的变化。甚至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最高法制的爱情也是最无奈的爱情就是为革命双双而死，因此七子夫妇握手牺牲，长工王长锁和杏莉母亲一家三口为革命而坚定牺牲，赵星梅和恋人纪铁功怀着对未来胜利的希望而牺牲在战斗的过程。
爱情的内涵变了，不能有个人私小的爱，因此小说中的感情也是具有崇高信仰的向导般的爱情。小说中的姜永泉和冯秀娟是一对热情的革命青年，然而在革命集体中，冯秀娟就把自己的爱情表达转化为对姜永泉的崇敬以及对党的皈依。这样，冯秀娟的恋人姜永泉成了革命中发挥精神导师作用的形象，个人的欲望化的“小爱”置换成了集体化革命化的“大爱”。冯秀娟认为自己“在心房里，早已印上了姜永泉的影子，……他是她的领导，她的同志，她的战友”，因而“生死一脉相连的战友的感情，使人类所有的任何友谊，都无可比拟”。具有这种爱情思想，冯秀娟便认为姜永泉是一个精神向导，爱他只是向他学习，甚至另外一个女革命家赵星梅与姜永泉相知时，冯秀娟一点也不嫉妒，这是非常违背常理和正常心理的。
同样的爱情思想也表现在纪铁功和赵星梅的交往中。革命还没胜利就不考虑婚姻大事，面对纪铁功的为革命捐躯，赵星梅悲痛却也不言内心情感。她把革命与爱情放在不等同的位置，因此她只能说“他太好了，他是最好的人”。母亲也只能以革命的思想安慰这肝肠寸断的人，“为受苦人得救去死也值得”，把纪铁功的品质抬高一筹，试图弥补赵星梅心中的痛苦。
小说是作者创造的结果，其过程受到了来自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在革命口号高昂的环境中，小说中人物的爱情处于失语状态。作者为了表达的需要，再次把“革命化的爱情”压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爱情的描写也是相当崇高和含蓄的。杏莉与德强的爱情是“两颗年轻火热的心，像有根线连着，激动地激荡在一起”；花子和老起的爱情也是失语而含蓄的，“他们相互关切地轻声问着，却谁也不回答谁”；甚至是母亲也是这样，丈夫的回家时精神上的安慰，“丈夫的回来，使母亲变得年轻有愉快，这不是纯粹的因为她不再是没有丈夫的妻子，生活的重担他挑去了一部分，她可以少去上山下地的缘故，不是的，更重要的是她做妻子的多年为丈夫担忧的心解放了”。
长期的苦难生活，贫困辛劳的人们，把爱与怜混淆在一起，革命的共同目的使人们把完整意义的爱忽略，造成了“爱情失语”；与此同时，《苦菜花》中也表现出50年代初期的政治环境，当时革命政治泛化的意识形态，即不注重个人，而是关注社会革命，实现“文学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理念。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1
自从有记忆以来，我们所能听到的红色歌曲如《北京的金山上》和看到的红色经典电视剧如《小兵张嘎》，都给我们留下一种很刻板的印象，那些英雄人物形象无限高大伟岸、正直无私，似乎永远让人觉得他们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然而，就是在这种两极对立革命斗争这种宏大叙事当中，故事内容单薄僵硬，柔韧的空间不足，人物的性格的发展呆板，善恶截然分明。红色经典当中最让人深刻的是对于爱情的书写，它经常被宏大的革命叙事所遮蔽，从而进行变形或者简略处理，将爱情扭曲为一种心怀崇高理想的超越个人的革命情感。
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给“爱情”下了一个定义，“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它是指在传宗接代本能的基础上产生的、男女之间能获得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一种综合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互相钦慕和交往之情”。然而在“红色经典”小说《苦菜花》中，“爱情”的本意被隐藏起来，被定义在革命意识下的崇高的爱，甚至，在革命的口号下，革命中的爱情故事也被作者有意地埋藏在政治高昂的口号之下。因而《苦菜花》中反映出来的是“革命第一，爱情为革命服务”。
这部小说创作于1954年，在“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治化语境中，每个人物都为革命而努力斗争，爱情是不值得在大革命浪潮中宣扬的个人情感，因此作者有意识降低描写爱情的篇幅。这可以从弗洛伊德一个理论中得到驗证，“当个体处于公共空间时，社会观念在意识中得到强化和凸显，本能的欲望得到压抑”。因而在小说《苦菜花》中，男女双方在革命的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公共意识中，几乎省略了爱情。恋人或夫妇之间不谈爱情，而是借助于服务革命的口号来保存爱情。
“革命”是一个大范围，是一个全体人们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对个人生活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失语的爱情的表达也要借助革命的口号。爱情不再是单纯的爱情，变成了各种复杂情感的交织。这些复杂情感显示爱情的另一含义，如同情、爱护、怜悯、相惜和友情。例如，共产党党员七子被伪校长王柬之出卖后，带着妻子七嫂子躲进了山洞，却遭到王竹的围剿，这可以说是最考验人的时刻，在人面临生死的时刻。然而，因为有强大的革命信仰，七子反而不害怕了，对七嫂子的爱情变成了一种对人们的怜悯之情。他觉得“她那干瘦枯黄的脸，那像病孩子一样不成熟的身体，就越觉得可怜她，更加疼爱她”。通常在患难致死的时候，才会想起对方的好处，才会认真打量对方，觉得至今还未珍惜过自己的妻子。然而，革命的号召又使他愤怒，眼前流泪的妻子又阻碍了他生命的付出，动摇他的信心，“他被激怒了”。在革命的宏大图景中，他产生了矛盾，他会不顾及自己的存在对妻子的重要性，即使怜爱妻子也不会说出安慰的话。有共同的在宏大叙事中，个体私人的情感在大的浪潮中很快被埋藏了下来，爱情的本意也发生的变化。甚至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最高法制的爱情也是最无奈的爱情就是为革命双双而死，因此七子夫妇握手牺牲，长工王长锁和杏莉母亲一家三口为革命而坚定牺牲，赵星梅和恋人纪铁功怀着对未来胜利的希望而牺牲在战斗的过程。
爱情的内涵变了，不能有个人私小的爱，因此小说中的感情也是具有崇高信仰的向导般的爱情。小说中的姜永泉和冯秀娟是一对热情的革命青年，然而在革命集体中，冯秀娟就把自己的爱情表达转化为对姜永泉的崇敬以及对党的皈依。这样，冯秀娟的恋人姜永泉成了革命中发挥精神导师作用的形象，个人的欲望化的“小爱”置换成了集体化革命化的“大爱”。冯秀娟认为自己“在心房里，早已印上了姜永泉的影子，……他是她的领导，她的同志，她的战友”，因而“生死一脉相连的战友的感情，使人类所有的任何友谊，都无可比拟”。具有这种爱情思想，冯秀娟便认为姜永泉是一个精神向导，爱他只是向他学习，甚至另外一个女革命家赵星梅与姜永泉相知时，冯秀娟一点也不嫉妒，这是非常违背常理和正常心理的。
同样的爱情思想也表现在纪铁功和赵星梅的交往中。革命还没胜利就不考虑婚姻大事，面对纪铁功的为革命捐躯，赵星梅悲痛却也不言内心情感。她把革命与爱情放在不等同的位置，因此她只能说“他太好了，他是最好的人”。母亲也只能以革命的思想安慰这肝肠寸断的人，“为受苦人得救去死也值得”，把纪铁功的品质抬高一筹，试图弥补赵星梅心中的痛苦。
小说是作者创造的结果，其过程受到了来自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在革命口号高昂的环境中，小说中人物的爱情处于失语状态。作者为了表达的需要，再次把“革命化的爱情”压低。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爱情的描写也是相当崇高和含蓄的。杏莉与德强的爱情是“两颗年轻火热的心，像有根线连着，激动地激荡在一起”；花子和老起的爱情也是失语而含蓄的，“他们相互关切地轻声问着，却谁也不回答谁”；甚至是母亲也是这样，丈夫的回家时精神上的安慰，“丈夫的回来，使母亲变得年轻有愉快，这不是纯粹的因为她不再是没有丈夫的妻子，生活的重担他挑去了一部分，她可以少去上山下地的缘故，不是的，更重要的是她做妻子的多年为丈夫担忧的心解放了”。
长期的苦难生活，贫困辛劳的人们，把爱与怜混淆在一起，革命的共同目的使人们把完整意义的爱忽略，造成了“爱情失语”；与此同时，《苦菜花》中也表现出50年代初期的政治环境，当时革命政治泛化的意识形态，即不注重个人，而是关注社会革命，实现“文学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