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代的很多东西，包括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其中都蕴含着古老的传统文化因子。以此来观照，现代通缉令中就有着古代通缉令的影子。我们可以从现藏于甘肃博物馆的一件简册中窥见古代通缉令的真貌。
　　中国考古工作者曾从两万余枚居延汉简中发现一件《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的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是由朝廷丞相与御史府共同签署的文件，记述了汉宣帝刘询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张掖郡地方执行朝廷通缉在逃要犯命令的情况。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通缉令。
　　我国古代通缉令的内容与现今基本相同，包含疑犯姓名、性别、年龄、体貌特征及流窜的时间和地点等。但不论古代还是现代，通缉令上都会附上疑犯的画像。在现代，办案人员可以通过电子照片和监控视频来抓捕疑犯。而在古代，犯人的画像只能由官府画师描绘出来。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通缉令画像的人。《东周列国志》记载：“平王悉从起计，画影图形，访拿伍员，各关隘十分紧急。”伍子胥也因此急白了头，才混淆过关。
　　古代画师的水平参差不齐，画得最好的是宫廷画师，负责给皇帝或皇亲国戚画像。相较来说，衙门的画师就显得很不专业，出于务实的考虑，画师会将疑犯的某些特征画得很突出，甚至很夸张。官府要在各处交通要道张贴疑犯画像，因此需要通过临摹、复制来制作大量的画像。这样一来，疑犯的画像就与本人相貌出入很大。可是，官府成功抓捕疑犯的概率却很高。这究竟是为何？其实，这一切得益于古代的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实行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汉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时，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时，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元朝时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清代时，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最终形成，即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十保以上为乡镇。这种对百姓严密控制的手段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连保连坐”制度就能实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人犯法，全保的人都要受到牽连。外地的疑犯跑到当地，当地人要及时举报，否则会受到惩处。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发明了“照身帖”，发展到后来，便是“路引”等。这是类似于现在身份证的一种东西，里面包含有古人的各种信息，这对流动人口有一定的管理作用。《东周列国志》中记载：“店主索照身之帖，鞅辞无有。店主曰：‘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人，犯者并斩！吾不敢留。’”由此可以看出，一旦疑犯逃到外地，拿不出有效的身份证明，便会被官府收押。
　　此外，为了有效缉捕疑犯，官府还会进行悬赏。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诏天下有能告杀人者，赏钱五万。”意思是，告诉全国，如有人能检举、告发杀人犯的，给予五万钱奖赏。对于疑犯，是检举揭发受到奖赏，还是隐瞒包庇受到惩罚？何去何从，孰轻孰重，百姓自然会有选择。
　　正是有了这些制度，通缉令上的画像像不像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