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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艺》是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创作园地和前进动力，陶晶孙是《大众文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者。作为主编，陶晶孙所主编的第二卷《大众文艺》与第一卷相比具有栏目设置多样、刊载内容全面丰富、关注国内外文坛动态、更贴近现实和大众等新特色。作为主要撰稿者，陶晶孙积极翻译外国木人戏剧本、介绍木人戏相关理论并创作木人戏文本，为国内新兴木人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陶晶孙不仅在《大众文艺》的编辑中极力推动文艺大众化，促进国内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探讨，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文章，积极投入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进一步促进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展。
陶晶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位不能被忽视、被遗忘的重要人物，他是“左联”成立的发起人之一，是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的主编，他积极倡导文艺大众化，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贡献力量；他是创造社的创造者之一，是“中国现代派小说创作的第一人”，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有创造性的成就；他是木人戏社的首倡者，介绍并提倡新兴木人戏，为中国新兴木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他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是中日人民友好的文化使者，为中国文化建设和人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历史长河里真正的英雄。
《大众文艺》于1928年9月创刊，第一卷由郁达夫、夏莱蒂主编，1929年2月20日停刊，第一卷共出版六期；第二卷于1929年11月1日复刊，改由陶晶孙主编，至1930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共出版六期五册（五、六期合刊），“左联”成立后，《大众文艺》自1930年3月1日第二卷第三期起即成为左联机关刊，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的传播和“左联”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一、陶晶孙所主编的《大众文艺》
《大众文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书局发行的四大文艺杂志之一，其他三者是蒋光慈主编的《新流月报》、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和叶灵凤主编的《现代小说》。《大众文艺》努力宣传“大众文艺”，主张文艺为大众服务，上海现代书局为该刊物所写的广告语如下：“我们把‘大众文艺’四个字拿来做月刊的名词，就是一方面尽量欢迎大众的作品，一方面竭力供给大众以适当的读物。因之，请郁达夫先生主编，特约鲁迅、叶鼎洛、夏莱蒂诸先生撰稿，纯粹以大众的精神组成‘大众文艺’。”
郁达夫在《大众文艺》的创刊号中對“大众文艺”之名进行了阐释，指出文艺是大众的，认为文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阶级而应该是为大众的、是关于大众的，说明“大众文艺”的内容以小说为主，旁及其他作品如戏剧影剧、散文、诗歌、杂文。同时，郁达夫也指出，由于中国文艺与西方先进文艺有距离，所以介绍翻译也是“大众文艺”的重要内容。由郁达夫和夏莱蒂所主编的《大众文艺》第一卷共出版了六期，其中翻译作品共计28篇，创作作品数目和质量则远不及翻译作品，郁达夫几次在“编辑余谈”中指出所收稿件中创作作品较少且质量不高的困境，同郁达夫一样，陶晶孙在《大众文艺》第二卷的“编辑后记”中也多次指出中国文艺界当时创作品产生率很低，但是第二卷所刊内容中的创作作品明显丰富于第一卷。
由陶晶孙主编的第二卷《大众文艺》于1929年11月1日出版，在整体上也贯彻着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编辑方针，但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特色。
（一）栏目设置
从栏目设置上看，与第一卷相比，由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之栏目设置更为多样化，涉及领域更广阔。例如，增设“大众文艺小品”一栏刊载翻译、创作的各类小品文字，积极促进国内创作产量的提高和文艺的大众化；自第二卷第三期成为“左联”机关刊物起，又增设“事实谈”“音乐”“漫画”栏目，极大地丰富了“大众文艺”的内容，突破了第一卷以小说创作和翻译作品为主的局限性；增设“各国新兴文学概况”和“各国新兴文学”栏对各国新兴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品进行翻译介绍，以使国内人民对新兴文学有正确的了解，并为国内新兴文学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增设“木人戏”一栏介绍木人戏的理论和作品，开创了中国新兴木人戏的发展；增设“杂要”“理论”“重要文章”等栏对中国新兴文学、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介绍了国内文坛的发展动态；第四期起又增设“少年大众”一栏，旨在使新兴文学对少年大众产生影响，致力于向少年劳动者传输他们所应知的常识使其成为社会进程中的主力，以进一步促进文艺大众化；关于“通讯”栏，郁达夫曾在《大众文艺》创刊期中就指出该刊特开“通讯”一栏以利对于是非正当的讨论回答，而由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第二卷中的“通讯”栏则更贴近现实和大众，主要是记述从工厂所来的事实，使该刊与大众的距离更近，更有利于文艺大众化的实现。
（二）刊载内容
从刊载内容上看，《大众文艺》第二卷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作品题材的丰富、全面，不仅包括小说创作、翻译作品，还有戏剧、木人戏、诗歌、文艺理论、杂文和散文等，不仅刊载文学作品，还刊载音乐、美术等艺术作品，拓展了“大众文艺”的内容；二是关注国内外文坛动态，以文艺争鸣引领国内文学发展方向，主编陶晶孙征求并搜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各家意见，组织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并将其主要情况进行刊载，组织征收来自文艺界各作家以“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为主题的稿件，使文艺大众化问题得到更大范围的讨论和影响，出版“新兴文学专号”介绍各国新兴文学概况和作品（主要是俄、美、德、日、法几个国家），引起国内对新兴文学的关注与讨论，促进中国新兴文学的发展；三是更贴近现实、贴近大众，刊载名作家“我的文艺生活”使大众了解并走进文艺，征收并刊载来自工厂、农村现实的各类斗争记录，如工厂、纱厂通信等对劳动大众的现实生存情况进行客观展示，使《大众文艺》更贴近大众生活。
二、作为《大众文艺》的主要撰稿者
陶晶孙不仅是“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的主编，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者之一，陶在《大众文艺》上发表的作品数量众多，共计22篇，其中创作10篇、翻译12篇。陶晶孙的翻译多为日本文学，由于陶自幼便赴日本，所以他熟谙日文且深受日本文化传统的浸染和熏陶，深得“日本趣味”之精髓，其翻译呈现出贴近原著的特点。 在《大众文艺》刊载的陶晶孙的十篇创作作品中，值得关注的是陶晶孙对木人戏的介绍和两篇木人戏文本。《木人戏》一文主要从木人戏的历史和技巧两个方面对木人戏进行介绍，作者认为“木人所夸张的是他的始终一贯的性格，所以他们没有细微的表情”，木人戏具有原始的、素朴的特色，资本主义的发达导致并加快了木人戏的衰灭，作者指出木人戏用法的独有性在于其讽刺的意义和经济的理由，作者认为木人戏的木人是同民众生活在一起的，是与民众共同呼吸的，同时作者又指出木人戏演出的技巧不在于复杂的多角形的动作和纤细的情绪，而在于“把各人的性格完全表现在他的面上”，木人全体在效果上必须是立体的，演出木人戏还要求对作品内容有完全的理解，陶晶孙还指出“假面”是由生活之必然性而生的，而人面则又是演剧的基础，“假面”可以减少演员而表现出种种人格。
陶晶孙不仅向国内介绍木人戏的相关理论，而且进行木人戏剧本的创作，例如，《羊的素描》和《勘太和熊志》都是揭露丑恶、表现被压迫阶级反抗的佳作，体现出木人戏讽刺世相的意义，1930年8月1日陶晶孙还出版了《傻子的治疗》（木偶剧单行本），“这是中国第一本公开发售的木偶剧本”，与此同时，陶晶孙还创办木人戏社并进行公演，打开了中国新兴木人戏的大门，为新兴木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三、陶晶孙与文艺大众化
陶晶孙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可以从他对《大众文艺》的编辑和他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创作两个方面窥见。
（一）作为主编的陶晶孙
在《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一期（1929年11月1日）的“从编辑谈到投稿”中，陶晶孙说“最近的文坛，也是一个特异的情景。一个特异的情景！”，指出中国大众“大部分是农工阶级，大部分是文盲分子”，同时还强调了一个事实：中国识字的人中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而且其中赞成白话文的人数大概只占识字人中的一部分，从此可见陶晶孙清楚地意识到文艺与大众的关系。而关于大众文艺的发展方向，陶晶孙认为首先是时代大方向，“一个时代当然有一个全体所趋的趋向，大众虽没有意识没有组织，不过仍不得不受时代趋向的影响。我们暂不能顾及识字运动的工作，只得光在识字大众之间干些启蒙工作，和引导大众到时代趋向上来的一点任务，这是现代必然的要求”，然后是创作方向，“很愿新进作家在上面和屋託密拉剧曲所暗示的范围和方针内刻苦创作陆续投稿”。
在第二卷第二期（1929年12月）的“编辑后记”中，陶晶孙再次指出我国文艺界当时创作品产生率之低的困境，也指出（青年）创作应由本人修改，而不应被流行作家修改，以免因此抹杀这些青年的创造力。
在第二卷第三期（1930年3月1日）“新兴文学专号（上册）”的“卷头琐语”中，陶晶孙指出，大众文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用大众能懂的文字登大众作家的作品，要用大众能理解的浅近的表现，要通俗化、大众化，强调大众文艺的任务要靠明了意识，指出大众文艺应该负担“强固战线”的工作，要注意作家的作品行动和他们的真力量、真意识，补作家少而刊物多的现状，“通讯”一栏则有利于这一任务。陶晶孙认为，大众文艺要扩大到落后的智识阶级中，利用一切表现方法的启蒙工作，提倡完善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作品，建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陶晶孙还指出向半识字分子和农工大众前进是大众文艺的终极工作。
在第二卷第四期（1930年5月1日）“新兴文学专号（下册）”的“卷末杂记”中，陶晶孙希望来稿能不限于创作，也要有工厂、农村、学习的斗争记录，这使得《大众文艺》更贴近大众、贴近现实生活。陶晶孙所主编的《大众文艺》遵循着宣传“大众文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编辑理念，而且陶晶孙对“大众”的理解更为客观、真实，与此同时，陶晶孙也为文艺大众化的前进方向指明道路，切实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作为主编，陶晶孙还组织开展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座谈会，征集各家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文稿，征集各家对大众文艺的意见，征集工厂、农村劳工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增设“少年大众”等栏目有力推动了文艺切实大众化。
（二）从陶晶孙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几篇创作探析
在《大众化文艺》一文中，陶晶孙首先指出“大众”是无产阶级内的大多数人，是“被支配阶级和被榨取者的一大群”，然后又指明“文艺大众化”的本质在于讨究大众所受的压迫和榨取、暴露大眾所受的骗诈，是在大众之前而不是跟在大众之后以找寻大众的趣味为能事的，认为大众文艺的工作是“从大众里找寻一个最受压迫的，受它的教”。
在《“大众文艺化”批评（评前期的“大众化问题”）》一文中，陶晶孙再次指出，大众文艺来自大众的生活，要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的面貌。在《文学大众化问题》一文中，陶晶孙指出，大众的文学应该从大众中产生，而“大众”是指劳苦大众，其中大多数人都不识字，所以需要多做些识字运动，向劳苦阶级宣传革命，将文学急速传给“大众”，并使得文学在其手中发育。从陶晶孙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见解可以看出，他站在客观现实的角度，从现实情况出发来寻找文艺大众化的前进之路，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展提出了鲜明、正确的建议。
四、结语
作为《大众文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者，陶晶孙使《大众文艺》的内容更为丰富，使其更适应国内外文坛的动态发展，与“大众”的现实生活更为密切相关，引导着国内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热烈探讨。同时，陶晶孙还提倡新兴木人戏，充分利用木人戏讽刺世相的作用来与时势相适应。当“左联”成立时，《大众文艺》便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有效地向社会大众传播“左联”的声音，贯彻了“左联”的主张，为左翼文学运动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陶晶孙与《大众文艺》密切相关，与文艺大众化运动密切相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位角色。
（重庆师范大学）
陶晶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位不能被忽视、被遗忘的重要人物，他是“左联”成立的发起人之一，是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的主编，他积极倡导文艺大众化，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贡献力量；他是创造社的创造者之一，是“中国现代派小说创作的第一人”，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有创造性的成就；他是木人戏社的首倡者，介绍并提倡新兴木人戏，为中国新兴木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他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是中日人民友好的文化使者，为中国文化建设和人民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是历史长河里真正的英雄。
《大众文艺》于1928年9月创刊，第一卷由郁达夫、夏莱蒂主编，1929年2月20日停刊，第一卷共出版六期；第二卷于1929年11月1日复刊，改由陶晶孙主编，至1930年6月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共出版六期五册（五、六期合刊），“左联”成立后，《大众文艺》自1930年3月1日第二卷第三期起即成为左联机关刊，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的传播和“左联”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一、陶晶孙所主编的《大众文艺》
《大众文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书局发行的四大文艺杂志之一，其他三者是蒋光慈主编的《新流月报》、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和叶灵凤主编的《现代小说》。《大众文艺》努力宣传“大众文艺”，主张文艺为大众服务，上海现代书局为该刊物所写的广告语如下：“我们把‘大众文艺’四个字拿来做月刊的名词，就是一方面尽量欢迎大众的作品，一方面竭力供给大众以适当的读物。因之，请郁达夫先生主编，特约鲁迅、叶鼎洛、夏莱蒂诸先生撰稿，纯粹以大众的精神组成‘大众文艺’。”
郁达夫在《大众文艺》的创刊号中對“大众文艺”之名进行了阐释，指出文艺是大众的，认为文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阶级而应该是为大众的、是关于大众的，说明“大众文艺”的内容以小说为主，旁及其他作品如戏剧影剧、散文、诗歌、杂文。同时，郁达夫也指出，由于中国文艺与西方先进文艺有距离，所以介绍翻译也是“大众文艺”的重要内容。由郁达夫和夏莱蒂所主编的《大众文艺》第一卷共出版了六期，其中翻译作品共计28篇，创作作品数目和质量则远不及翻译作品，郁达夫几次在“编辑余谈”中指出所收稿件中创作作品较少且质量不高的困境，同郁达夫一样，陶晶孙在《大众文艺》第二卷的“编辑后记”中也多次指出中国文艺界当时创作品产生率很低，但是第二卷所刊内容中的创作作品明显丰富于第一卷。
由陶晶孙主编的第二卷《大众文艺》于1929年11月1日出版，在整体上也贯彻着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编辑方针，但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特色。
（一）栏目设置
从栏目设置上看，与第一卷相比，由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之栏目设置更为多样化，涉及领域更广阔。例如，增设“大众文艺小品”一栏刊载翻译、创作的各类小品文字，积极促进国内创作产量的提高和文艺的大众化；自第二卷第三期成为“左联”机关刊物起，又增设“事实谈”“音乐”“漫画”栏目，极大地丰富了“大众文艺”的内容，突破了第一卷以小说创作和翻译作品为主的局限性；增设“各国新兴文学概况”和“各国新兴文学”栏对各国新兴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品进行翻译介绍，以使国内人民对新兴文学有正确的了解，并为国内新兴文学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增设“木人戏”一栏介绍木人戏的理论和作品，开创了中国新兴木人戏的发展；增设“杂要”“理论”“重要文章”等栏对中国新兴文学、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讨论的同时也介绍了国内文坛的发展动态；第四期起又增设“少年大众”一栏，旨在使新兴文学对少年大众产生影响，致力于向少年劳动者传输他们所应知的常识使其成为社会进程中的主力，以进一步促进文艺大众化；关于“通讯”栏，郁达夫曾在《大众文艺》创刊期中就指出该刊特开“通讯”一栏以利对于是非正当的讨论回答，而由陶晶孙主编的《大众文艺》第二卷中的“通讯”栏则更贴近现实和大众，主要是记述从工厂所来的事实，使该刊与大众的距离更近，更有利于文艺大众化的实现。
（二）刊载内容
从刊载内容上看，《大众文艺》第二卷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作品题材的丰富、全面，不仅包括小说创作、翻译作品，还有戏剧、木人戏、诗歌、文艺理论、杂文和散文等，不仅刊载文学作品，还刊载音乐、美术等艺术作品，拓展了“大众文艺”的内容；二是关注国内外文坛动态，以文艺争鸣引领国内文学发展方向，主编陶晶孙征求并搜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各家意见，组织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并将其主要情况进行刊载，组织征收来自文艺界各作家以“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为主题的稿件，使文艺大众化问题得到更大范围的讨论和影响，出版“新兴文学专号”介绍各国新兴文学概况和作品（主要是俄、美、德、日、法几个国家），引起国内对新兴文学的关注与讨论，促进中国新兴文学的发展；三是更贴近现实、贴近大众，刊载名作家“我的文艺生活”使大众了解并走进文艺，征收并刊载来自工厂、农村现实的各类斗争记录，如工厂、纱厂通信等对劳动大众的现实生存情况进行客观展示，使《大众文艺》更贴近大众生活。
二、作为《大众文艺》的主要撰稿者
陶晶孙不仅是“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的主编，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者之一，陶在《大众文艺》上发表的作品数量众多，共计22篇，其中创作10篇、翻译12篇。陶晶孙的翻译多为日本文学，由于陶自幼便赴日本，所以他熟谙日文且深受日本文化传统的浸染和熏陶，深得“日本趣味”之精髓，其翻译呈现出贴近原著的特点。 在《大众文艺》刊载的陶晶孙的十篇创作作品中，值得关注的是陶晶孙对木人戏的介绍和两篇木人戏文本。《木人戏》一文主要从木人戏的历史和技巧两个方面对木人戏进行介绍，作者认为“木人所夸张的是他的始终一贯的性格，所以他们没有细微的表情”，木人戏具有原始的、素朴的特色，资本主义的发达导致并加快了木人戏的衰灭，作者指出木人戏用法的独有性在于其讽刺的意义和经济的理由，作者认为木人戏的木人是同民众生活在一起的，是与民众共同呼吸的，同时作者又指出木人戏演出的技巧不在于复杂的多角形的动作和纤细的情绪，而在于“把各人的性格完全表现在他的面上”，木人全体在效果上必须是立体的，演出木人戏还要求对作品内容有完全的理解，陶晶孙还指出“假面”是由生活之必然性而生的，而人面则又是演剧的基础，“假面”可以减少演员而表现出种种人格。
陶晶孙不仅向国内介绍木人戏的相关理论，而且进行木人戏剧本的创作，例如，《羊的素描》和《勘太和熊志》都是揭露丑恶、表现被压迫阶级反抗的佳作，体现出木人戏讽刺世相的意义，1930年8月1日陶晶孙还出版了《傻子的治疗》（木偶剧单行本），“这是中国第一本公开发售的木偶剧本”，与此同时，陶晶孙还创办木人戏社并进行公演，打开了中国新兴木人戏的大门，为新兴木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三、陶晶孙与文艺大众化
陶晶孙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可以从他对《大众文艺》的编辑和他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创作两个方面窥见。
（一）作为主编的陶晶孙
在《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一期（1929年11月1日）的“从编辑谈到投稿”中，陶晶孙说“最近的文坛，也是一个特异的情景。一个特异的情景！”，指出中国大众“大部分是农工阶级，大部分是文盲分子”，同时还强调了一个事实：中国识字的人中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而且其中赞成白话文的人数大概只占识字人中的一部分，从此可见陶晶孙清楚地意识到文艺与大众的关系。而关于大众文艺的发展方向，陶晶孙认为首先是时代大方向，“一个时代当然有一个全体所趋的趋向，大众虽没有意识没有组织，不过仍不得不受时代趋向的影响。我们暂不能顾及识字运动的工作，只得光在识字大众之间干些启蒙工作，和引导大众到时代趋向上来的一点任务，这是现代必然的要求”，然后是创作方向，“很愿新进作家在上面和屋託密拉剧曲所暗示的范围和方针内刻苦创作陆续投稿”。
在第二卷第二期（1929年12月）的“编辑后记”中，陶晶孙再次指出我国文艺界当时创作品产生率之低的困境，也指出（青年）创作应由本人修改，而不应被流行作家修改，以免因此抹杀这些青年的创造力。
在第二卷第三期（1930年3月1日）“新兴文学专号（上册）”的“卷头琐语”中，陶晶孙指出，大众文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用大众能懂的文字登大众作家的作品，要用大众能理解的浅近的表现，要通俗化、大众化，强调大众文艺的任务要靠明了意识，指出大众文艺应该负担“强固战线”的工作，要注意作家的作品行动和他们的真力量、真意识，补作家少而刊物多的现状，“通讯”一栏则有利于这一任务。陶晶孙认为，大众文艺要扩大到落后的智识阶级中，利用一切表现方法的启蒙工作，提倡完善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作品，建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陶晶孙还指出向半识字分子和农工大众前进是大众文艺的终极工作。
在第二卷第四期（1930年5月1日）“新兴文学专号（下册）”的“卷末杂记”中，陶晶孙希望来稿能不限于创作，也要有工厂、农村、学习的斗争记录，这使得《大众文艺》更贴近大众、贴近现实生活。陶晶孙所主编的《大众文艺》遵循着宣传“大众文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编辑理念，而且陶晶孙对“大众”的理解更为客观、真实，与此同时，陶晶孙也为文艺大众化的前进方向指明道路，切实推动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此外，作为主编，陶晶孙还组织开展了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座谈会，征集各家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文稿，征集各家对大众文艺的意见，征集工厂、农村劳工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增设“少年大众”等栏目有力推动了文艺切实大众化。
（二）从陶晶孙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几篇创作探析
在《大众化文艺》一文中，陶晶孙首先指出“大众”是无产阶级内的大多数人，是“被支配阶级和被榨取者的一大群”，然后又指明“文艺大众化”的本质在于讨究大众所受的压迫和榨取、暴露大眾所受的骗诈，是在大众之前而不是跟在大众之后以找寻大众的趣味为能事的，认为大众文艺的工作是“从大众里找寻一个最受压迫的，受它的教”。
在《“大众文艺化”批评（评前期的“大众化问题”）》一文中，陶晶孙再次指出，大众文艺来自大众的生活，要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的面貌。在《文学大众化问题》一文中，陶晶孙指出，大众的文学应该从大众中产生，而“大众”是指劳苦大众，其中大多数人都不识字，所以需要多做些识字运动，向劳苦阶级宣传革命，将文学急速传给“大众”，并使得文学在其手中发育。从陶晶孙有关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见解可以看出，他站在客观现实的角度，从现实情况出发来寻找文艺大众化的前进之路，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展提出了鲜明、正确的建议。
四、结语
作为《大众文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者，陶晶孙使《大众文艺》的内容更为丰富，使其更适应国内外文坛的动态发展，与“大众”的现实生活更为密切相关，引导着国内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热烈探讨。同时，陶晶孙还提倡新兴木人戏，充分利用木人戏讽刺世相的作用来与时势相适应。当“左联”成立时，《大众文艺》便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有效地向社会大众传播“左联”的声音，贯彻了“左联”的主张，为左翼文学运动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陶晶孙与《大众文艺》密切相关，与文艺大众化运动密切相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不可忽视的一位角色。
（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