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有言：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这段话值得我们反思。人性有着先天的不足和弱点，良好的制度和规则设计可以约束人性的弱点，让坏人变好;相反，如果缺少制度和规则的制约，却容易让好人堕落变坏。对政府而言，不仅需要从精神层面及时褒奖“白方礼们”的好人好事，更需要在制度建设上为好人托底。这种托底，不能因为媒体关注就坚实，反之则无力。不能因为某次换届某领导调离而“中道崩殂”，不能停留在公文里口号中，要切实采取措施解决好人行善时遇到的难题，更不能一阵风，要建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长效机制。
　　每一桩义举、每一位好人，对他人和社会同时也具有示范效应：当好人有制度托底，一无意外之虞，二无后顾之忧，活得有尊严、有荣誉感，人们内心的爱与善才会充分释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完善制度建设，为好人托底，比单纯树立道德标杆更重要。白方礼走了，但“白方礼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们仍然需要得到制度层面的帮助。
　　可喜的是，我国在保障好人权益方面已有诸多政策层面的努力。2014年2月，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曾专门印发《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进一步建立健全志愿服务制度，我国志愿服务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渐成趋势。2007年至今，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拨付全国道德模范专项帮扶资金719万元，各地帮扶资金1.19亿元，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鲜明的价值导向——让好人有好报。各地还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用制度保障为好人“托底”。河北出台道德模范享受劳动模范待遇的政策措施，福建出台金融服务道德模范的实施细则，一批好人后援会、志愿服务基金会、道德银行出台……
　　一些地方开展了道德入法规的尝试。早在2013年8月，深圳就已出台《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成为全国首个保护救助人的专业法规，诬告陷害救助人必担责;山东省下发《山东省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更是明确规定“见义勇为受益人应当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制度法规，为好人的善行保驾护航，更多更实质性的具体举措仍然值得期待。
　　相信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看到的局面：有一天，当制度和规则良性运转，刚性托底，为中国好人和广大的弱势群体搭起国之荫庇。当我们身处的城市里，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等道德品质变成集体无意识的遵守，或许“白方礼们”就真的不必那么苦、那么累，活得那么令人心酸。今天，我们谈论和记取“中国好人”们，是为了有一天可以忘却他们。到那时，他们可以不必那么为难自己，一肩扛着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压力，他们也能过回自己的小日子，隐退到人海中间，就跟我们中的每个人一样，无须谁来刻意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