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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代末开始，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和相关论述被引入中国，并在1980年代初的文学和文化领域引发了激烈的论争。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以“现代派”一词来指称“现代主义”①，这场论争也被称为“现代派”或“西方现代派”论争。它与同时期的“反封建”和“人道主义”等思潮纠缠在一起，不仅根本地改写了中国的文学和学术地形图，而且形成了一系列的“现代派”知识。然而，这一论争在短暂的高潮之后就戛然而止了，留下了诸多问题，也为后来的重新探讨提供了可能。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就对“现代派”问题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并在2000年代借着“重返八十年代”②热潮而推出了一系列成果，揭示了这一貌似“外来”的知识的本土性和历史性。有趣的是，从中国开始引入“现代派”文学和知识的1970年代末起，英语学界就展开了对“现代主义”的重新研究，甚至在1990年代出现了被称为“新现代主义研究”（New Modernist Studies）的学术思潮，极大地更新前人对相关文学与知识的认识。这两种知识谱系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对照关系：一方面，单从1980年代来看，中国学界和英语学界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差异，甚至是差距;另一方面，就整体趋势而言，中国学界和英语学界都对既有的“现代派/现代主义”知识进行了重新理解。那么，该如何理解这里的差异性和一致性？本文的写作目的，即是通过对两种知识谱系的描述和对比来回答这一问题，并试图在此基础上为理解中国的文学现代性和1980年代的特殊性提供一种视角。
一、作为“文学事件”的“现代派”：
“外国文学”知识的历史化与本土化
“文革”结束之后，在“反封建”思潮和“人道主义”思潮席卷整个社会的同时，发生在文学领域的“现代派”论争也同时展开，成为“新时期”之文学“现代”规划的集中体现。然而，就在1983年之后，“现代派”论争就暂告一段落了。程光炜指出，“现代派文学”这一概念“到了1983年后就不再使用了”，文学史家“对1985年以后的探索文学现象更愿意采用‘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第三代诗歌’等表述，而不是‘现代派文学’”③。因此，黄平认为，“作为一个夭折的概念，‘现代派’在今天的文学史论述中一直是作为‘文学事件’的概念而不是作为‘文学史’的概念在使用”④。这二者的区别在于，“文学事件”是一个可以重述、也可以拆解的叙事，而“文学史概念”则是带有规范性的认知装置。
正是由于“现代派”概念被批判和悬置，等时过境迁之后，也就有了对“事件”进行重述的可能。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就开始了对“现代派”概念的重新讨论。例如，许子东在《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1989）中就分析了“现代派”如何在历次论争中被“我们”化，为后来研究提供了出发点⑤。当然，更多的讨论出现在2000年之后——经过1990年代一系列思想论争的洗礼，学界有距离也有条件对1980年代进行重新理解，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对“现代派”问题进行再认识的研究。例如，赵稀方在其专著《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2003）第二章《现代主义》中指出：“新时期有关‘现代派’的讨论是在人道主义的理论语境中展开的，二者交错重叠，形成了本文互涉的关系，这一点严重地制约了人们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⑥另外，作者还提出，1980年代中国文坛出于“文艺摆脱政治束缚”的需要，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了“形式的剥离”，即强调“现代派”的形式技巧对于中国的意义⑦。接着，贺桂梅在论文《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2005）和《后/冷战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政治》（2007）中探讨了“现代派”这一概念在20世纪50—70年代冷战中的起源，以及学界在1980年代对此概念认识方向的“颠倒”，最终落脚点在于挖掘这场热潮背后的“历史无意识”或“意识形态”，使“客观”的知识相对化⑧。此外，前文提到的程光炜和黄平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到了“现代派”概念在1980年代的历史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对重新理解“现代派”问题和知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尽管在19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表现积极，但在1980年代末以来对此“知识”的重新理解上表现得相对冷清。郑体武观察道：“在我个人印象里，9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界召开的各类学术研讨会，讨论后现代主义的很多，但专门讨论现代主义的似乎没有;在已发表或出版的诸多论著乃至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很多，研究现代主义的相对较少。”⑨盛宁也曾经指出，“现代派”在国内学界是一个“被合上了的问题”⑩。被“合上”也就意味着无须再讨论，意味着1980年代生产的“现代派”知识在外国文学界依然行之有效，但很多学者尚未意识到需要重新“打开”现代派问题的必要。因此，在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尽管关于“现代派”的重新讨论非常少见，但用“现代派”的框架去研究具体作家作品的做法却并不罕见。不过，也有学者早已发现问题。例如，盛宁在《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2011）中指出，中国学界讨论中的“现代主义”问题存在着“话语的平移”现象，即“在对西方的理论思潮进行考察的时候”，“只把目光盯在具体的理念、论点和命题上，而不去注意这些理念和命题所产生的那个特定的背景和语境，不去注意这些观点和说法背后更为隐蔽的动机和所指，结果有意无意地将本来是有特定所指的概念当成了某种普适性的命题”11。另外，张和龙在《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2015）和《学术史视角下的“现代主义”概念考辨》（2016）这两篇论文中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概念和中国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史进行学术史考辨，澄清了国内学界常见的一些误会12。但整体而言，外国文学研究界在“现代派”知识的重新理解中处于相对“缺席”的状态。
与这些单篇论文或章节相比，李建立完成于2008年、修订出版于2019年的博士论文《“现代派”考论：知识与观念的生成（1950—1980）》所涉及问题更为全面和深入，也足以成为国内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前沿成果。李建立认为，学界在理解相关“现代派”问题时，依托于“中国/西方”的框架，未能在历史化的基础上理解“西方现代派”、中国“现代派”和“modernism”的关系，并在“历史化的视角”中提问：“作为知识与观念的‘现代派’是在怎样的历史关联中生产出来并如何被体制化的？”13在此问题意识的导引下，作者没有把视野局限在中国1980年代和“现代派”之内，而是追溯了这一知识在20世纪50—70年代的起源，从当时中国的“内部译介刊物”入手，挖掘出这一知识形态的苏联、东欧根源，提出冷战背景下“苏东化”的“现代派”的说法。作者指出，诸多“现代派”知识的“构造”，例如“分期”“流派”、对“思想特征”和“艺术观点”的拆分、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强调、对“文学技巧”的重視，以及“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的对立关系等，大多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其进行批判的知识产物14。通过这些论述，作者表明，1980年代关于“西方现代派”的知识或“现代派”文学实践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被建构出来的，它发挥过特定且真实的历史功能，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它不仅限制了我们对“现代主义”的历史，也通过将“现代派”与“现实主义”对立化而限制了对文学与历史的理解。15 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在重新审视“现代派”问题上已经产出了成规模、成现象的成果16，有效地将“现代派”知识问题化和历史化，从而为重新理解中国20世纪的文学与知识提供了入口。而且由于这里的“历史化”主要是指中国本土的历史，因此也是一种“本土化”或“本土历史化”。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得知，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现代派”的理解构成了一个总体上不断延伸、但又不断窄化和简化的历史过程，而当“西方现代派”知识在1980年代被当作客观知识而建构起来、并在后来的文学教育体制之中被固定之后，它的本土性、历史性和建构性就被掩藏在了教育和学术生产的链条之中。
不过，也正是由于“本土化”的研究路径，这些研究面临一个相应的问题：大部分国内学者未能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进行把握，因此只能暂时将“现代派”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搁置或切割开来，仅仅划出一片“本土”的区域去讨论“本土”问题。然而，正如僵化的“现代派”知识会限制我们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一样，反思我们的“现代派”知识，与重新理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事情，缺失了任何一面，都有可能使另一面的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下一节将会讲到，英语学界对“现代主义”的重新理解也表明了，“现代主义”与“现代派”一样，也不只是单纯的“文学史概念”，而且也是需要被放置在具体语境中进行再审视的“文学事件”。
二、另一个“文学事件”：英语学术中
“现代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长期以来，在中外文学研究界，无论是“现代派”还是“现代主义”，都主要指西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运动。然而，张和龙通过学术史和概念梳理发现，“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与其所指的文学现象并非从一开始就联系在一起的：在1920年代，“‘现代主义’一词作为文学术语在英美文学界时隐时现，其面孔还相当陌生，意义尚不‘明确’，至于‘流行’更是无从谈起”17。也就是说，不仅“现代派”与“现代主义”不能完全通约，作为概念的“现代主义”与它所描述的“文学”也未必相通。实际上，从1970年代末开始，就出现了大量的解构“现代主义”概念、问题和知识的研究，使得该词的所指变得模糊起来。
为了说明后来研究对于“现代主义”知识的解构，这里首先需要稍微总结一下“现代主义”知识的建构过程。西恩·莱瑟姆（Sean Latham）和盖尔·罗杰斯（Gayle Rogers）在《现代主义：一种观念的演化》（Modernism：Evolution of an Idea，2015）中通过对英语文献的梳理指出，在19—20世纪之交，“现代主义”被广泛但含混地运用在诸如文学、艺术、商业、政治和宗教等各个领域，表示求新求变、追逐时尚和反对传统等意，并在不同的人那里引发褒贬不一的情感反应，“即便是在与这个概念密切相关的实验作家（即指庞德、T.S.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被标签为“现代主义”的作家）那里，‘现代主义’也是一个移动的（mobile）、扩张的（expansive）、最终也是不确定的（unsettled）概念”18。实际上，此时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关于同时代文学的种种无法协调的命名之一。其他的命名，诸如“现实主义”（real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先锋派”（avant-garde）、“象征主义”（symbolism）、“意象主义”（imagism）或“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等，都是与“现代主义”杂糅共处的标签。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批评家、“新批评”学者和左翼理论家的介入，“现代主义”才被逐渐收缩为一个狭隘而紧绷的范畴。这一点既导源于部分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刻意的艰涩，也源于批评家和学者对“西方传统”、专业知识和精英文化的追求、命名和塑造。例如，196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讨论“何为现代”与“现代文学”的论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专著《现代人的斗争》（The Struggle of the Modern，1963）。作者在开篇先区分了“现代人”（moderns）与“当代人”（contemporaries）这两个概念，认为“现代人”“意识到我们的时代在很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有意地发明一种新的文学，并将旧的文学艺术俗套抛在身后”，而“当代人”则或许也意识到了“现代”的不同，但未能充分认识这种不同，“拒绝承认这种不同对于艺术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此，他的著作就是要讨论那些“在作品中以表现现代艺术意识为目的的作家和艺术家，无論他们是否接受这一点”19。有趣的是，斯彭德还认为，一位作家可以在某个时刻是“当代人”，而在另一个时刻是“现代人”，区别在于他是否具有特定的政治态度：“当作家介入冲突（例如某些作家在1930年代以自由和人性之名支持反法西斯主义，或者今天的某些作家为正在兴起的劳动阶级而代言）时，他们就不是现代人，而是当代人了。”20按照这个观点，所谓“现代人”就是能够认识“现代”世界，然而又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无涉，不会作具体的介入和实践的作家（在当时的语境中，也就是有左翼倾向的作家）。不难看到，这个标准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也很难找到完全符合标准的代表性作家。不过，这并不妨碍作者用“现代人”的框架来框定兰波、乔伊斯、普鲁斯特和艾略特，并无视他们与现实政治和宗教的种种纠葛。总之，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冷战语境中，美国的新批评学者将那些艰涩难懂的“高级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作品作为“内部研究”和“细读”的核心对象，进行与现实无关的、独立自主的、但又体现着西方（其实主要是英美）“核心价值”的文学审美实践。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从1970年代末开始，上述规范化的“现代主义”知识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族裔研究、文化研究或媒介研究等学术潮流的冲击。例如，在其《侵略的寓言：作为法西斯主义者的现代主义者温德姆·路易斯》（Fables of Aggression：Wyndham Lewis，the Modernist as Fascist，1979）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批判了从形式和审美的角度理解“现代主义”的做法，并提出了后来的现代主义研究者何以“不读温德姆·路易斯”（not reading Wyndham Lewis）的问题。温德姆·路易斯作为庞德、艾略特、乔伊斯、劳伦斯和叶芝等人的同代人，其小说和绘画在那个时代曾非常受推崇，却在后来学院派的现代主义知识建构中逐渐被遗忘。詹姆逊认为，这是由于温德姆·路易斯作品中的“侵略的冲动”（诸如极端的语言实验、对“现代文明”的攻击、对女性的敌视和法西斯主义等）对于已然制度化和经典化的“现代主义”规范而言过于另类，不仅让为消费社会所驯服的读者无所适从，也令整齐的形式主义批评手足无措。因此，詹姆逊以温德姆·路易斯为案例所论述的“现代主义”，是对“流行的对立的现代主义理论的批判和综合”21，表现出鲜明的反规范色彩。 这种色彩也体现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去世后出版的《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1989）一书中。雷蒙德·威廉斯一直关心“现代”和“现代主义”等问题，尤其在其去世（1988）前的几年中，他目睹“现代主义”理论制度化的后果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涌现，接连写作了一系列重审“现代主义”的论文和演讲大纲。例如，在《现代主义在何时？》（When Was Modernism？，1987）的演讲中，他明确批判了那种将“现代主义”固定下来的“拣选传统的机制”（the machinery of selective tradition）22，认为流行的“现代主义”理论依附于“固定的理论轮廓和特定的几位作家，是以一种高度选择化版本的现代去代替整个现代性的做法”23。在此理论制约下，“现代主义迅速失去了它的反中产阶级态度，舒适地融入了新的国际资本主义之中”24。他拒绝凝固的“现代主义”以及在此前提下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将“现代主义”的诞生放置到19世纪末的新媒介爆炸、作家的跨国流动和大都会的涌现等历史语境之中，试图打开重新理解“现代主义”的视野。
顺着这个方向，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英语学界开始形成一股被称作“新现代主义研究”（New Modernist Studies）的学术潮流。对此，西恩·莱瑟姆和盖尔·罗杰斯解释道：“它是一种试图进行综合的倾向，而不是对那些跨越媒介和遍布世界的文化表达形式进行归类或孤立处理。曾经的那些基础概念，例如自主（autonomy）和艰深（difficulty），如今都不再被视为定义现代主义的必要元素，而被认为是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的复杂反应之一。很显然，这种多样性是由历史、文学、文化及其他力量所组成的;而且，也正是这些力量，共同创造了二十世纪全球现代性。因此，如今的批评家会更多地说‘复数的现代主义’（modernisms）：它们产生于复杂多样的历史情境，只不过是被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创造冲动松散地联系在一起。”25
有趣的是，关于从20世纪中叶到末叶的“现代主义”知识范式，上述两位作者分别用“线缆”（cables）、“铁屑”（ironfillings）和“网络”（networks）来比喻：“线缆”是指1950年代前后学界对“现代主义”的规定性理解方式，“铁屑”是指1970年代之后的解放性和反思性的研究，而“网络”则是指1990年代之后的更加多元的，同时也重视“复数的现代主义”之间关联的新范式26。这些比喻形象地说明，与中国学界的“现代派”知识一样，英语学界的“现代主义”同样曾经是一种知识建构的产物，带有突出的“文学事件”属性，在后来的重新研究中也同样得到了深入的揭示和反思。不过，有趣的问题在于，英语学界对“现代主义”知识的反思是从1970年代末就开始的，而此时中国开始正面地建构“现代派”知识，到了1980年代末之后才开始自己的反思（甚至，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这种反思至今都非常罕见）。该如何理解这种时间差？它是否确证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在“现代派”问题上的“落后”状态的自我认识？
三、两种知识谱系的“同时代性”：
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视角
表面上看，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派”知识的建构，确实与英语学界有着相当的差异，甚至是“差距”。然而，无论是中国1980年代对“现代派”知识的建构，还是英语学界同时展开的对“现代主义”知识的解构，都是对各自原有知识和文学秩序的反思和反抗：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建构起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鲁郭茅巴老曹”为核心的“一体化”文学秩序;同时，英语学界也建立起来了以伍尔夫、艾略特、庞德或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为核心的同样“一体化”的文学审美规范。在前一种秩序中，“现代派”作为知识禁区而被排除和屏蔽;在后一种规范中，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也被置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到了1970年代末，双方也都同步进行了“去一体化”的工作，只不过，中国知识分子对秩序的解构是以建构另一种“现代派”秩序的方式进行的。然而，当我们把中外双方“一体化”和“去一体化”现象置于1950年代以来的全球格局中时，就会发现一种与冷战格局的形成（1950年代）和变动（1970年代）关系密切的“同时代性”。如何认识这种“同时代性”，关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重新理解，也关乎文学知识和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调整和重新设定。这是一个大的历史与理论问题，限于论题和篇幅，这里不能深入展开，仅能提起话头，以求促进讨论和深化理解。
“现代派”与“现代主义”（或者说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同时代性”不是到了“冷战”时期才出现的，而是根植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全球现代性之中。长期以来，在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上，学界出于不同的论述意图和策略，或者倾向于把近代中国的文学变革视为外国（或称为“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或者反过来强调中国文学变革的内在理路。这两种倾向都具有各自外在的论述语境与内在合理性，但也都在把注意力投向中国的同时，简单地将“西方文学”当作一个稳定不变的“外部”实体，因此实际上缺乏理解中国巨变的世界视野。实际上，在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性时刻，在中国文学经历巨变的同时，“西方文学”也在经历着同样深刻的变化，例如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文学样式和以“纯文学”为代表的文学规范的生成。但在以往的文学论述中，这些在特定时刻才出现的历史产物会被视为“西方”的固有之物。实际上，这些历史产物，同中国的“现代派”问题一样，都需要被放置到文学的全球现代性中加以理解。
詹姆逊曾从帝国主义全球体系的角度来解释“现代主义”的出现，认为19—20世纪之交现代主义文学在欧洲的出现，根本地源于帝国主义“整个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结构部分现在被置放在别处（located elsewhere），为宗主国所不及，在本土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经验范围之外”，因此，宗主国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经验“作为艺术内容，它从此将永远有所缺失”，“在美学领域中，对新的帝国世界体系的测绘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被殖民的他者，即本质的异己因素或对抗力量，已经成为看不见的了。现代主义再现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27。不難想到的是，对于帝国主义宗主国来说的“别处”，正是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全球体系在宗主国催生“现代主义”新文学的同时，它也在中国等“别处”催生着被詹姆逊称为“民族寓言”28的“新文学”。当我们把中国新文学纳入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中进行理解，就会发现无论如何理解和评价所谓的“作为民族寓言的第三世界文学”，作为“民族寓言”的“新文学”都不只是“民族”的“寓言”，而是帝国主义全球体系催生出的一种文学现代性的具体表现，是“西方”“现代主义”同时代的直接关联物。当然，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互相映衬和补充。可以佐证这一判断是，当庞德（Ezra Pound）为尚未得名的“现代主义”新文学赋义之时，他从《大学》中选择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并结合基督教和文艺复兴的文化经验，将之翻译为“make it new”29。此外，在1950年代，在英语学者为“现代主义”选择的众多名称中，“现代文学”（modern literature）占有重要的位置，与中国学界在1950年代将“新文学”更名为“现代文学”也有着明显的呼应关系。 借助于这种同时代性所打开的视野，我们可以重新来理解中国新文学和“现代派”问题。中国的文学现代性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全球体系边陲生发出来的，而这一位置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至少两方面相互缠绕的影响。首先，“邊陲”的位置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同时也带来了关于“他者/我者”“先进/落后”和“健全/病态”的文化认知与想象，迫使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追求“进化”（或“现代化”）;其次，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学现代性是在对外国文学进行不断指认和内化的基础上发展的，它试图接续和发展的，本身就是外国文学的传统（包括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传统和20世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无论如何评价，这两方面的影响都导致了外国文学实践（包括译介、批评、研究与教育）在现代中国一直占据着有利的位置，并为中国文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域外资源。甚至可以说，由于外国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这种特殊且重要的意义，脱离开外国文学，我们便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20世纪的“现代派”知识是一种本土产物，但这里的“本土”本身仍是一种全球产物，是全球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从这种视野中看，中国的“现代派”就不只是在1930年代或1980年代出现的文学样式，而是新文学本身。
由此出发，我们也可以去理解1980年代中国的特殊性，以及19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境况，即在“文革”之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从边缘或外缘向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放的境况。很显然，这一境况一方面给1980年代知识分子带来了与晚清知识分子相似的位置感和历史感，同时给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与五四先贤类似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而这也就是1980年代知识分子有着强烈“五四”情结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是在原本对立的双方之间进行的，因此“开放”意味着原有价值标准和秩序在二元关系中的“颠倒”，于是原本被否定的“现代派”成为等待追慕的“先进”对象，而原先拒绝了“现代派”的中国则成了世界文学的“迟来者”。这也就是为什么，197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在解构原有的知识秩序时，会通过建构对立的知识秩序（而不仅仅是像英语学界那样解构“秩序”本身）来进行，以至于从表面上看，1980年代的中英学界在对待“现代派/现代主义”知识秩序时表现出相反的态度。
这种类似的“迟来”之感，在全球体系下的后发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格里高利·朱斯达尼思（Gregory Jusdanis）曾在《迟来的现代性与美学文化：发明民族文学》（Belated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Culture：Inventing National Literature，1991）中考察了19世纪以来希腊知识分子的美学建构，认为他们在落后于西欧现代性的情况下，将文学批评和美学的“现代化”视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替代物30。与之相似，在1980年代的中国，建构“现代派”知识显然成为中国学人和作家追赶“先进”的途径和目标。充满悖谬感的是，在这种追赶之下，“建构”与“解构”的“差距”反而被生产出来了。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作用于1980年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藏自身，将中国（同时也被中国）指认为“他者”，进而迫使“他者”作出向“我者”“进步”的努力。换句话说，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看不到中国与“世界”的同时代性，但这种状况同样需要被放置到全球体系及同时代性的背景中来理解。1990年代之后，随着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新秩序的解体，随着中国学界对“现代派”知识的反思与清理，原本被遮蔽和忽视的同时代性终于显露了出来，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认识来自1980年代的自身和世界。
小结
本文通过对中国学界关于“现代派”知识与英语学界关于“现代主义”知识的重新理解进行描述和比较，呈现出两种知识谱系之间差异性和一致性，进而讨论了这些现象背后深刻的同时代性。这种同时代性，产生于19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反过来说，如果忽视了中国在这种全球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也无法理解中国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在“现代派”知识生产的问题上）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集体情绪与时代感觉。更重要的是，对于今天的学人来说，这种忽视还可能会导致类似的问题以新的形式再度发生。1980年代学人追求本真的“西方现代派”，后来的研究结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脉络，将“西方现代派”从“西方”拉回到了“中国”。然而，无论是将“西方现代派”视为是“西方”的文学，还是将其视为“中国”的知识，都建立在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切分的基础上。只有将中国文学现代性视为一种世界文学产物，同时也将世界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一方面更好地理解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也借着这种理解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对话。■
【注释】
①中国知识界常以“现代派”和“现代主义”为对等概念，但本文接下来梳理的研究表明，“现代派”是本土语境的产物，以此来理解的“现代主义”也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因此，本文用“现代派”来指中国语境的“现代派/现代主义”话语和问题，用“现代主义”指西方或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问题。这只是为了方便而采用的策略，并不意味着中国只使用“现代派”或西方只使用“现代主义”（即“modernism”等西语词）。
②关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热潮的更多讨论，可参见姚孟泽：《1980年代研究：来路与方向》，《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
③程光炜：《80年代的现代派概念》，载《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24页。
④黄平：《“现代派”讨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分化》，《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4期。
⑤许子东：《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⑥⑦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31、34-36页。
⑧这两篇文章在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中被合为一章，题为《“现代派”与先锋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详见该著第115-163页。
⑨郑体武：《前言》，载《现代主义的文学世界与世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第1-2页。
⑩11盛宁：《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7、2页。
12张和龙：《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版）》2018年2月）和《学术史视角下的“现代主义”概念考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31415李建立：《“现代派”考论：知识与观念的生成（1950—1980）》，人民出版社，2019，第15、22-45、46-80页。
16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现代派”问题的研究非常丰富，因此，以上的梳理当然远不够全面。然而，本文的论述重点是不同语种学界对各自语境中作为“知识”之“现代派/现代主义”的解构，而第一节重在总结国内学界在1980年代之后对1980年代“现代派”知识的解构，因此，这里有意漏掉了三方面的研究：（1）国内外学者关于民国时期“现代派/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2）国内外学界依托于1980年代“现代派”知识框架，对“现代派”论争进行事实梳理和历史总结的研究，或者是对“西方现代派”如何影响中国的研究;（3）国内外学界关于1980年代“现代派/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现象本身的研究。
17张和龙：《学术史视角下的“现代主义”概念考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82526Sean Latham and Gayle Rogers，Modernism：Evolution of an Idea，London：Bloomsbury，2015，p.1，149-150，14-15.
1920Stephen Spender，The Struggle of the Moder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 x，77.
2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侵略的寓言》，陈清贵、王娓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10页。
222324Raymond Williams，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London & New York：Verso，1996，p. 32，33，35.
2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代主义文学》，苏仲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231-232页。
28关于“民族寓言”的讨论，见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载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516-546页。
29Michael North，Novelty：A History of the New，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p. 162-169.
30Gregory Jusdanis，Belated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Culture：Inventing National Litera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
（姚孟泽，南开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国比较文学重要话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TJZWQN20-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63192126;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ZB21BZ0331）
一、作为“文学事件”的“现代派”：
“外国文学”知识的历史化与本土化
“文革”结束之后，在“反封建”思潮和“人道主义”思潮席卷整个社会的同时，发生在文学领域的“现代派”论争也同时展开，成为“新时期”之文学“现代”规划的集中体现。然而，就在1983年之后，“现代派”论争就暂告一段落了。程光炜指出，“现代派文学”这一概念“到了1983年后就不再使用了”，文学史家“对1985年以后的探索文学现象更愿意采用‘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和‘第三代诗歌’等表述，而不是‘现代派文学’”③。因此，黄平认为，“作为一个夭折的概念，‘现代派’在今天的文学史论述中一直是作为‘文学事件’的概念而不是作为‘文学史’的概念在使用”④。这二者的区别在于，“文学事件”是一个可以重述、也可以拆解的叙事，而“文学史概念”则是带有规范性的认知装置。
正是由于“现代派”概念被批判和悬置，等时过境迁之后，也就有了对“事件”进行重述的可能。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就开始了对“现代派”概念的重新讨论。例如，许子东在《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1989）中就分析了“现代派”如何在历次论争中被“我们”化，为后来研究提供了出发点⑤。当然，更多的讨论出现在2000年之后——经过1990年代一系列思想论争的洗礼，学界有距离也有条件对1980年代进行重新理解，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对“现代派”问题进行再认识的研究。例如，赵稀方在其专著《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2003）第二章《现代主义》中指出：“新时期有关‘现代派’的讨论是在人道主义的理论语境中展开的，二者交错重叠，形成了本文互涉的关系，这一点严重地制约了人们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⑥另外，作者还提出，1980年代中国文坛出于“文艺摆脱政治束缚”的需要，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了“形式的剥离”，即强调“现代派”的形式技巧对于中国的意义⑦。接着，贺桂梅在论文《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2005）和《后/冷战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政治》（2007）中探讨了“现代派”这一概念在20世纪50—70年代冷战中的起源，以及学界在1980年代对此概念认识方向的“颠倒”，最终落脚点在于挖掘这场热潮背后的“历史无意识”或“意识形态”，使“客观”的知识相对化⑧。此外，前文提到的程光炜和黄平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到了“现代派”概念在1980年代的历史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对重新理解“现代派”问题和知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尽管在19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中表现积极，但在1980年代末以来对此“知识”的重新理解上表现得相对冷清。郑体武观察道：“在我个人印象里，90年代以来，外国文学界召开的各类学术研讨会，讨论后现代主义的很多，但专门讨论现代主义的似乎没有;在已发表或出版的诸多论著乃至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很多，研究现代主义的相对较少。”⑨盛宁也曾经指出，“现代派”在国内学界是一个“被合上了的问题”⑩。被“合上”也就意味着无须再讨论，意味着1980年代生产的“现代派”知识在外国文学界依然行之有效，但很多学者尚未意识到需要重新“打开”现代派问题的必要。因此，在当前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尽管关于“现代派”的重新讨论非常少见，但用“现代派”的框架去研究具体作家作品的做法却并不罕见。不过，也有学者早已发现问题。例如，盛宁在《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2011）中指出，中国学界讨论中的“现代主义”问题存在着“话语的平移”现象，即“在对西方的理论思潮进行考察的时候”，“只把目光盯在具体的理念、论点和命题上，而不去注意这些理念和命题所产生的那个特定的背景和语境，不去注意这些观点和说法背后更为隐蔽的动机和所指，结果有意无意地将本来是有特定所指的概念当成了某种普适性的命题”11。另外，张和龙在《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2015）和《学术史视角下的“现代主义”概念考辨》（2016）这两篇论文中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概念和中国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史进行学术史考辨，澄清了国内学界常见的一些误会12。但整体而言，外国文学研究界在“现代派”知识的重新理解中处于相对“缺席”的状态。
与这些单篇论文或章节相比，李建立完成于2008年、修订出版于2019年的博士论文《“现代派”考论：知识与观念的生成（1950—1980）》所涉及问题更为全面和深入，也足以成为国内学界在这一问题上的前沿成果。李建立认为，学界在理解相关“现代派”问题时，依托于“中国/西方”的框架，未能在历史化的基础上理解“西方现代派”、中国“现代派”和“modernism”的关系，并在“历史化的视角”中提问：“作为知识与观念的‘现代派’是在怎样的历史关联中生产出来并如何被体制化的？”13在此问题意识的导引下，作者没有把视野局限在中国1980年代和“现代派”之内，而是追溯了这一知识在20世纪50—70年代的起源，从当时中国的“内部译介刊物”入手，挖掘出这一知识形态的苏联、东欧根源，提出冷战背景下“苏东化”的“现代派”的说法。作者指出，诸多“现代派”知识的“构造”，例如“分期”“流派”、对“思想特征”和“艺术观点”的拆分、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强调、对“文学技巧”的重視，以及“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的对立关系等，大多是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其进行批判的知识产物14。通过这些论述，作者表明，1980年代关于“西方现代派”的知识或“现代派”文学实践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被建构出来的，它发挥过特定且真实的历史功能，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它不仅限制了我们对“现代主义”的历史，也通过将“现代派”与“现实主义”对立化而限制了对文学与历史的理解。15 不难发现，国内学者在重新审视“现代派”问题上已经产出了成规模、成现象的成果16，有效地将“现代派”知识问题化和历史化，从而为重新理解中国20世纪的文学与知识提供了入口。而且由于这里的“历史化”主要是指中国本土的历史，因此也是一种“本土化”或“本土历史化”。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得知，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现代派”的理解构成了一个总体上不断延伸、但又不断窄化和简化的历史过程，而当“西方现代派”知识在1980年代被当作客观知识而建构起来、并在后来的文学教育体制之中被固定之后，它的本土性、历史性和建构性就被掩藏在了教育和学术生产的链条之中。
不过，也正是由于“本土化”的研究路径，这些研究面临一个相应的问题：大部分国内学者未能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进行把握，因此只能暂时将“现代派”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搁置或切割开来，仅仅划出一片“本土”的区域去讨论“本土”问题。然而，正如僵化的“现代派”知识会限制我们对于“现代主义”的理解一样，反思我们的“现代派”知识，与重新理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事情，缺失了任何一面，都有可能使另一面的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下一节将会讲到，英语学界对“现代主义”的重新理解也表明了，“现代主义”与“现代派”一样，也不只是单纯的“文学史概念”，而且也是需要被放置在具体语境中进行再审视的“文学事件”。
二、另一个“文学事件”：英语学术中
“现代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长期以来，在中外文学研究界，无论是“现代派”还是“现代主义”，都主要指西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种文学现象或文学运动。然而，张和龙通过学术史和概念梳理发现，“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与其所指的文学现象并非从一开始就联系在一起的：在1920年代，“‘现代主义’一词作为文学术语在英美文学界时隐时现，其面孔还相当陌生，意义尚不‘明确’，至于‘流行’更是无从谈起”17。也就是说，不仅“现代派”与“现代主义”不能完全通约，作为概念的“现代主义”与它所描述的“文学”也未必相通。实际上，从1970年代末开始，就出现了大量的解构“现代主义”概念、问题和知识的研究，使得该词的所指变得模糊起来。
为了说明后来研究对于“现代主义”知识的解构，这里首先需要稍微总结一下“现代主义”知识的建构过程。西恩·莱瑟姆（Sean Latham）和盖尔·罗杰斯（Gayle Rogers）在《现代主义：一种观念的演化》（Modernism：Evolution of an Idea，2015）中通过对英语文献的梳理指出，在19—20世纪之交，“现代主义”被广泛但含混地运用在诸如文学、艺术、商业、政治和宗教等各个领域，表示求新求变、追逐时尚和反对传统等意，并在不同的人那里引发褒贬不一的情感反应，“即便是在与这个概念密切相关的实验作家（即指庞德、T.S.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被标签为“现代主义”的作家）那里，‘现代主义’也是一个移动的（mobile）、扩张的（expansive）、最终也是不确定的（unsettled）概念”18。实际上，此时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关于同时代文学的种种无法协调的命名之一。其他的命名，诸如“现实主义”（realism）、“自然主义”（naturalism）、“先锋派”（avant-garde）、“象征主义”（symbolism）、“意象主义”（imagism）或“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等，都是与“现代主义”杂糅共处的标签。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批评家、“新批评”学者和左翼理论家的介入，“现代主义”才被逐渐收缩为一个狭隘而紧绷的范畴。这一点既导源于部分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刻意的艰涩，也源于批评家和学者对“西方传统”、专业知识和精英文化的追求、命名和塑造。例如，196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讨论“何为现代”与“现代文学”的论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专著《现代人的斗争》（The Struggle of the Modern，1963）。作者在开篇先区分了“现代人”（moderns）与“当代人”（contemporaries）这两个概念，认为“现代人”“意识到我们的时代在很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有意地发明一种新的文学，并将旧的文学艺术俗套抛在身后”，而“当代人”则或许也意识到了“现代”的不同，但未能充分认识这种不同，“拒绝承认这种不同对于艺术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此，他的著作就是要讨论那些“在作品中以表现现代艺术意识为目的的作家和艺术家，无論他们是否接受这一点”19。有趣的是，斯彭德还认为，一位作家可以在某个时刻是“当代人”，而在另一个时刻是“现代人”，区别在于他是否具有特定的政治态度：“当作家介入冲突（例如某些作家在1930年代以自由和人性之名支持反法西斯主义，或者今天的某些作家为正在兴起的劳动阶级而代言）时，他们就不是现代人，而是当代人了。”20按照这个观点，所谓“现代人”就是能够认识“现代”世界，然而又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无涉，不会作具体的介入和实践的作家（在当时的语境中，也就是有左翼倾向的作家）。不难看到，这个标准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也很难找到完全符合标准的代表性作家。不过，这并不妨碍作者用“现代人”的框架来框定兰波、乔伊斯、普鲁斯特和艾略特，并无视他们与现实政治和宗教的种种纠葛。总之，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冷战语境中，美国的新批评学者将那些艰涩难懂的“高级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作品作为“内部研究”和“细读”的核心对象，进行与现实无关的、独立自主的、但又体现着西方（其实主要是英美）“核心价值”的文学审美实践。
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从1970年代末开始，上述规范化的“现代主义”知识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族裔研究、文化研究或媒介研究等学术潮流的冲击。例如，在其《侵略的寓言：作为法西斯主义者的现代主义者温德姆·路易斯》（Fables of Aggression：Wyndham Lewis，the Modernist as Fascist，1979）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批判了从形式和审美的角度理解“现代主义”的做法，并提出了后来的现代主义研究者何以“不读温德姆·路易斯”（not reading Wyndham Lewis）的问题。温德姆·路易斯作为庞德、艾略特、乔伊斯、劳伦斯和叶芝等人的同代人，其小说和绘画在那个时代曾非常受推崇，却在后来学院派的现代主义知识建构中逐渐被遗忘。詹姆逊认为，这是由于温德姆·路易斯作品中的“侵略的冲动”（诸如极端的语言实验、对“现代文明”的攻击、对女性的敌视和法西斯主义等）对于已然制度化和经典化的“现代主义”规范而言过于另类，不仅让为消费社会所驯服的读者无所适从，也令整齐的形式主义批评手足无措。因此，詹姆逊以温德姆·路易斯为案例所论述的“现代主义”，是对“流行的对立的现代主义理论的批判和综合”21，表现出鲜明的反规范色彩。 这种色彩也体现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去世后出版的《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1989）一书中。雷蒙德·威廉斯一直关心“现代”和“现代主义”等问题，尤其在其去世（1988）前的几年中，他目睹“现代主义”理论制度化的后果和“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涌现，接连写作了一系列重审“现代主义”的论文和演讲大纲。例如，在《现代主义在何时？》（When Was Modernism？，1987）的演讲中，他明确批判了那种将“现代主义”固定下来的“拣选传统的机制”（the machinery of selective tradition）22，认为流行的“现代主义”理论依附于“固定的理论轮廓和特定的几位作家，是以一种高度选择化版本的现代去代替整个现代性的做法”23。在此理论制约下，“现代主义迅速失去了它的反中产阶级态度，舒适地融入了新的国际资本主义之中”24。他拒绝凝固的“现代主义”以及在此前提下提出的“后现代主义”话语，将“现代主义”的诞生放置到19世纪末的新媒介爆炸、作家的跨国流动和大都会的涌现等历史语境之中，试图打开重新理解“现代主义”的视野。
顺着这个方向，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视野中，英语学界开始形成一股被称作“新现代主义研究”（New Modernist Studies）的学术潮流。对此，西恩·莱瑟姆和盖尔·罗杰斯解释道：“它是一种试图进行综合的倾向，而不是对那些跨越媒介和遍布世界的文化表达形式进行归类或孤立处理。曾经的那些基础概念，例如自主（autonomy）和艰深（difficulty），如今都不再被视为定义现代主义的必要元素，而被认为是对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的复杂反应之一。很显然，这种多样性是由历史、文学、文化及其他力量所组成的;而且，也正是这些力量，共同创造了二十世纪全球现代性。因此，如今的批评家会更多地说‘复数的现代主义’（modernisms）：它们产生于复杂多样的历史情境，只不过是被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创造冲动松散地联系在一起。”25
有趣的是，关于从20世纪中叶到末叶的“现代主义”知识范式，上述两位作者分别用“线缆”（cables）、“铁屑”（ironfillings）和“网络”（networks）来比喻：“线缆”是指1950年代前后学界对“现代主义”的规定性理解方式，“铁屑”是指1970年代之后的解放性和反思性的研究，而“网络”则是指1990年代之后的更加多元的，同时也重视“复数的现代主义”之间关联的新范式26。这些比喻形象地说明，与中国学界的“现代派”知识一样，英语学界的“现代主义”同样曾经是一种知识建构的产物，带有突出的“文学事件”属性，在后来的重新研究中也同样得到了深入的揭示和反思。不过，有趣的问题在于，英语学界对“现代主义”知识的反思是从1970年代末就开始的，而此时中国开始正面地建构“现代派”知识，到了1980年代末之后才开始自己的反思（甚至，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这种反思至今都非常罕见）。该如何理解这种时间差？它是否确证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在“现代派”问题上的“落后”状态的自我认识？
三、两种知识谱系的“同时代性”：
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视角
表面上看，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派”知识的建构，确实与英语学界有着相当的差异，甚至是“差距”。然而，无论是中国1980年代对“现代派”知识的建构，还是英语学界同时展开的对“现代主义”知识的解构，都是对各自原有知识和文学秩序的反思和反抗：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建构起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鲁郭茅巴老曹”为核心的“一体化”文学秩序;同时，英语学界也建立起来了以伍尔夫、艾略特、庞德或乔伊斯等“现代主义”作家为核心的同样“一体化”的文学审美规范。在前一种秩序中，“现代派”作为知识禁区而被排除和屏蔽;在后一种规范中，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也被置于“现代主义”的对立面。到了1970年代末，双方也都同步进行了“去一体化”的工作，只不过，中国知识分子对秩序的解构是以建构另一种“现代派”秩序的方式进行的。然而，当我们把中外双方“一体化”和“去一体化”现象置于1950年代以来的全球格局中时，就会发现一种与冷战格局的形成（1950年代）和变动（1970年代）关系密切的“同时代性”。如何认识这种“同时代性”，关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重新理解，也关乎文学知识和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调整和重新设定。这是一个大的历史与理论问题，限于论题和篇幅，这里不能深入展开，仅能提起话头，以求促进讨论和深化理解。
“现代派”与“现代主义”（或者说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同时代性”不是到了“冷战”时期才出现的，而是根植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全球现代性之中。长期以来，在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问题上，学界出于不同的论述意图和策略，或者倾向于把近代中国的文学变革视为外国（或称为“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或者反过来强调中国文学变革的内在理路。这两种倾向都具有各自外在的论述语境与内在合理性，但也都在把注意力投向中国的同时，简单地将“西方文学”当作一个稳定不变的“外部”实体，因此实际上缺乏理解中国巨变的世界视野。实际上，在19—20世纪之交的历史性时刻，在中国文学经历巨变的同时，“西方文学”也在经历着同样深刻的变化，例如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文学样式和以“纯文学”为代表的文学规范的生成。但在以往的文学论述中，这些在特定时刻才出现的历史产物会被视为“西方”的固有之物。实际上，这些历史产物，同中国的“现代派”问题一样，都需要被放置到文学的全球现代性中加以理解。
詹姆逊曾从帝国主义全球体系的角度来解释“现代主义”的出现，认为19—20世纪之交现代主义文学在欧洲的出现，根本地源于帝国主义“整个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结构部分现在被置放在别处（located elsewhere），为宗主国所不及，在本土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经验范围之外”，因此，宗主国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经验“作为艺术内容，它从此将永远有所缺失”，“在美学领域中，对新的帝国世界体系的测绘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被殖民的他者，即本质的异己因素或对抗力量，已经成为看不见的了。现代主义再现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的”27。不難想到的是，对于帝国主义宗主国来说的“别处”，正是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全球体系在宗主国催生“现代主义”新文学的同时，它也在中国等“别处”催生着被詹姆逊称为“民族寓言”28的“新文学”。当我们把中国新文学纳入帝国主义全球体系中进行理解，就会发现无论如何理解和评价所谓的“作为民族寓言的第三世界文学”，作为“民族寓言”的“新文学”都不只是“民族”的“寓言”，而是帝国主义全球体系催生出的一种文学现代性的具体表现，是“西方”“现代主义”同时代的直接关联物。当然，这种对应关系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互相映衬和补充。可以佐证这一判断是，当庞德（Ezra Pound）为尚未得名的“现代主义”新文学赋义之时，他从《大学》中选择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并结合基督教和文艺复兴的文化经验，将之翻译为“make it new”29。此外，在1950年代，在英语学者为“现代主义”选择的众多名称中，“现代文学”（modern literature）占有重要的位置，与中国学界在1950年代将“新文学”更名为“现代文学”也有着明显的呼应关系。 借助于这种同时代性所打开的视野，我们可以重新来理解中国新文学和“现代派”问题。中国的文学现代性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全球体系边陲生发出来的，而这一位置给中国文学带来了至少两方面相互缠绕的影响。首先，“邊陲”的位置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同时也带来了关于“他者/我者”“先进/落后”和“健全/病态”的文化认知与想象，迫使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地追求“进化”（或“现代化”）;其次，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学现代性是在对外国文学进行不断指认和内化的基础上发展的，它试图接续和发展的，本身就是外国文学的传统（包括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传统和20世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无论如何评价，这两方面的影响都导致了外国文学实践（包括译介、批评、研究与教育）在现代中国一直占据着有利的位置，并为中国文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域外资源。甚至可以说，由于外国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这种特殊且重要的意义，脱离开外国文学，我们便无法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20世纪的“现代派”知识是一种本土产物，但这里的“本土”本身仍是一种全球产物，是全球现代主义文学现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从这种视野中看，中国的“现代派”就不只是在1930年代或1980年代出现的文学样式，而是新文学本身。
由此出发，我们也可以去理解1980年代中国的特殊性，以及19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境况，即在“文革”之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从边缘或外缘向不平等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放的境况。很显然，这一境况一方面给1980年代知识分子带来了与晚清知识分子相似的位置感和历史感，同时给了1980年代知识分子与五四先贤类似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而这也就是1980年代知识分子有着强烈“五四”情结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是在原本对立的双方之间进行的，因此“开放”意味着原有价值标准和秩序在二元关系中的“颠倒”，于是原本被否定的“现代派”成为等待追慕的“先进”对象，而原先拒绝了“现代派”的中国则成了世界文学的“迟来者”。这也就是为什么，1970年代末的知识分子在解构原有的知识秩序时，会通过建构对立的知识秩序（而不仅仅是像英语学界那样解构“秩序”本身）来进行，以至于从表面上看，1980年代的中英学界在对待“现代派/现代主义”知识秩序时表现出相反的态度。
这种类似的“迟来”之感，在全球体系下的后发国家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格里高利·朱斯达尼思（Gregory Jusdanis）曾在《迟来的现代性与美学文化：发明民族文学》（Belated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Culture：Inventing National Literature，1991）中考察了19世纪以来希腊知识分子的美学建构，认为他们在落后于西欧现代性的情况下，将文学批评和美学的“现代化”视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替代物30。与之相似，在1980年代的中国，建构“现代派”知识显然成为中国学人和作家追赶“先进”的途径和目标。充满悖谬感的是，在这种追赶之下，“建构”与“解构”的“差距”反而被生产出来了。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作用于1980年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隐藏自身，将中国（同时也被中国）指认为“他者”，进而迫使“他者”作出向“我者”“进步”的努力。换句话说，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于看不到中国与“世界”的同时代性，但这种状况同样需要被放置到全球体系及同时代性的背景中来理解。1990年代之后，随着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新秩序的解体，随着中国学界对“现代派”知识的反思与清理，原本被遮蔽和忽视的同时代性终于显露了出来，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认识来自1980年代的自身和世界。
小结
本文通过对中国学界关于“现代派”知识与英语学界关于“现代主义”知识的重新理解进行描述和比较，呈现出两种知识谱系之间差异性和一致性，进而讨论了这些现象背后深刻的同时代性。这种同时代性，产生于19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反过来说，如果忽视了中国在这种全球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也无法理解中国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在“现代派”知识生产的问题上）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集体情绪与时代感觉。更重要的是，对于今天的学人来说，这种忽视还可能会导致类似的问题以新的形式再度发生。1980年代学人追求本真的“西方现代派”，后来的研究结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脉络，将“西方现代派”从“西方”拉回到了“中国”。然而，无论是将“西方现代派”视为是“西方”的文学，还是将其视为“中国”的知识，都建立在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切分的基础上。只有将中国文学现代性视为一种世界文学产物，同时也将世界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进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一方面更好地理解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也借着这种理解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对话。■
【注释】
①中国知识界常以“现代派”和“现代主义”为对等概念，但本文接下来梳理的研究表明，“现代派”是本土语境的产物，以此来理解的“现代主义”也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因此，本文用“现代派”来指中国语境的“现代派/现代主义”话语和问题，用“现代主义”指西方或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问题。这只是为了方便而采用的策略，并不意味着中国只使用“现代派”或西方只使用“现代主义”（即“modernism”等西语词）。
②关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热潮的更多讨论，可参见姚孟泽：《1980年代研究：来路与方向》，《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
③程光炜：《80年代的现代派概念》，载《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24页。
④黄平：《“现代派”讨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分化》，《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4期。
⑤许子东：《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 ⑥⑦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31、34-36页。
⑧这两篇文章在贺桂梅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中被合为一章，题为《“现代派”与先锋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详见该著第115-163页。
⑨郑体武：《前言》，载《现代主义的文学世界与世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第1-2页。
⑩11盛宁：《现代主义·现代派·现代话语——对“现代主义”的再审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7、2页。
12张和龙：《从范式转型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版）》2018年2月）和《学术史视角下的“现代主义”概念考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31415李建立：《“现代派”考论：知识与观念的生成（1950—1980）》，人民出版社，2019，第15、22-45、46-80页。
16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现代派”问题的研究非常丰富，因此，以上的梳理当然远不够全面。然而，本文的论述重点是不同语种学界对各自语境中作为“知识”之“现代派/现代主义”的解构，而第一节重在总结国内学界在1980年代之后对1980年代“现代派”知识的解构，因此，这里有意漏掉了三方面的研究：（1）国内外学者关于民国时期“现代派/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2）国内外学界依托于1980年代“现代派”知识框架，对“现代派”论争进行事实梳理和历史总结的研究，或者是对“西方现代派”如何影响中国的研究;（3）国内外学界关于1980年代“现代派/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现象本身的研究。
17张和龙：《学术史视角下的“现代主义”概念考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82526Sean Latham and Gayle Rogers，Modernism：Evolution of an Idea，London：Bloomsbury，2015，p.1，149-150，14-15.
1920Stephen Spender，The Struggle of the Moder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 x，77.
2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侵略的寓言》，陈清贵、王娓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10页。
222324Raymond Williams，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London & New York：Verso，1996，p. 32，33，35.
2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现代主义文学》，苏仲乐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231-232页。
28关于“民族寓言”的讨论，见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载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516-546页。
29Michael North，Novelty：A History of the New，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p. 162-169.
30Gregory Jusdanis，Belated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Culture：Inventing National Litera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
（姚孟泽，南开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国比较文学重要话语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TJZWQN20-0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63192126;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ZB21BZ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