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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北”的说法最早源于魏晋时期，东晋时，南渡的北方士人讨论学風即以南北对举；而后宋代赵孟坚曾提出“南北书派”，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清代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中提出书法南北分派这一观点。其后包世臣、刘熙载加以宣扬，康有为振臂高呼并有着自己的观点。自此，南北分派愈演愈烈，影响至今，发声最为深远的当属清代阮芸台与康南海。
关键词：南北分派；阮云苔；康南海；经学
清代金石学、文字学的兴起，对书法界产生强烈冲击，换言之，清代经学中兴，对整个清代书坛有着巨大影响，因为金石学和文字学都是经学的附庸。清代前、中期书坛笼罩在经学的氛围之中，不仅如此，我们从清代书家的名单中发现，经学家占有很大比例，金石学家更是不计其数。
所谓经学，就是诠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不等于儒学，却是儒学的主体和灵魂。“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兒宽传》载：“兒宽治《尚书》，事欧阳生，曾从孔安国问学，后见汉武帝，“语经学”，汉武帝很高兴，提拔他作中大夫，迁左内史。”1
根据这一记载，经学至迟在汉武帝时代已经形成。经学形成以后，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三大派系。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而言。今文经在西汉时占据优势，当时的经典皆用隶书书写。古文经出现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汉武帝末期，鲁共王坏孔子宅，发现用古籀文字书写的经籍数十篇，为了与通行的经典相区分，人们便把用隶书写的经籍称为今文经，而称秦统一中国以前的经书为古文经。
林久贵先生在其文章中总结到：阮元学术重心在经学，其经学研究，一方面在对古名物、典制的考证，力图还古名物、典制本来面貌，具有典型的乾嘉朴学之风；另一方面在对经学领域诸重要范畴的阐释，努力廓清千百年来重重误说，推明原始儒家经义，倡导新的经学观念及新的经学研究范式。阮元治学“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极力“推明古训”，复兴“古学”，还经文本来之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献考证精神；同时，又强调“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集·冯柳东三家诗文疏证序》）、“有训诂而后有义理”（《揅经室集·西湖诂经精舍记》），把训诂看作义理之学的基础，希望通过对一些“古人最称说之恒言要义，而后人置之不讲”（《揅经室集·释顺》）的文字的训释，推阐经典所蕴含的先秦儒家学说和圣贤之道。2
阮芸苔《南北书派论》云：“元笔札最劣，见道已迟，惟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别为《碑跋》一卷，以便稽览。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3“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识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自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馀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士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3
阮元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立场角度是金石、正史，其学术根基属“古文经学”，强调训诂考据的文献功夫。既坚守学术的求实、求是精神，又着意将学术与世用紧密结合，蕴含着先秦儒家学说和圣贤之道。他所倡导的这些学术观念，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使嘉道之世的清代学术，峰回路转，新路别出，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一生都对西方科学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移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
南海《广艺舟双楫·体变》云：“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皆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者观古论时，其致不混焉。若后之变者，则万年浩荡，杳杳无涯，不可以耳目之私测之矣。”4“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风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菴，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4
康有为以“古学”“今学”言之，属“今文经学”。从学术角度出发，而非书法发展规律去切入。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他以学术为本，并“通经致用”与尊儒、尊孔的坚定立场逐步落实到政治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阮、康的学术观点都基于儒学的基础上得以升华。可以推断，阮元与康有为在南北书派的观点上也是处于同一起点，只不过康有为在吸收了西方科学的影响下得以转变。
南海《广艺舟双楫·宝南》云：“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今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德騕》《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4
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宝南》中提到阮元在南北书派中的观点，并谈到自己的主张“故书可分派”，在这里康有为认同书法、书体、书家等在南北分派中这一观点，但康有为所说“南北不能分派”中的“南北”尚待考究。总之，二位前贤在其学术根底上同属传统的儒学观点，在其南北书派的主张上也有着相同的想法。
注释
①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林久贵.《阮元经学研究的特色》[J].光明日报，2013年10月21日，第015版
③阮元.《南北书派论》[M].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
④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M].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
王宇飞，男，山西汾阳人，现为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2016级硕士）.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
关键词：南北分派；阮云苔；康南海；经学
清代金石学、文字学的兴起，对书法界产生强烈冲击，换言之，清代经学中兴，对整个清代书坛有着巨大影响，因为金石学和文字学都是经学的附庸。清代前、中期书坛笼罩在经学的氛围之中，不仅如此，我们从清代书家的名单中发现，经学家占有很大比例，金石学家更是不计其数。
所谓经学，就是诠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不等于儒学，却是儒学的主体和灵魂。“经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兒宽传》载：“兒宽治《尚书》，事欧阳生，曾从孔安国问学，后见汉武帝，“语经学”，汉武帝很高兴，提拔他作中大夫，迁左内史。”1
根据这一记载，经学至迟在汉武帝时代已经形成。经学形成以后，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三大派系。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对而言。今文经在西汉时占据优势，当时的经典皆用隶书书写。古文经出现于西汉末年，盛行于东汉。汉武帝末期，鲁共王坏孔子宅，发现用古籀文字书写的经籍数十篇，为了与通行的经典相区分，人们便把用隶书写的经籍称为今文经，而称秦统一中国以前的经书为古文经。
林久贵先生在其文章中总结到：阮元学术重心在经学，其经学研究，一方面在对古名物、典制的考证，力图还古名物、典制本来面貌，具有典型的乾嘉朴学之风；另一方面在对经学领域诸重要范畴的阐释，努力廓清千百年来重重误说，推明原始儒家经义，倡导新的经学观念及新的经学研究范式。阮元治学“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极力“推明古训”，复兴“古学”，还经文本来之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献考证精神；同时，又强调“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集·冯柳东三家诗文疏证序》）、“有训诂而后有义理”（《揅经室集·西湖诂经精舍记》），把训诂看作义理之学的基础，希望通过对一些“古人最称说之恒言要义，而后人置之不讲”（《揅经室集·释顺》）的文字的训释，推阐经典所蕴含的先秦儒家学说和圣贤之道。2
阮芸苔《南北书派论》云：“元笔札最劣，见道已迟，惟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别为《碑跋》一卷，以便稽览。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袆欤！”3“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钟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识大显。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自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馀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而蔡邕、韦诞、邯郸淳、卫觊、张芝、杜度篆隶、八分、草书遗法，至隋末唐初，犹有存者。两派判若江河，南北士族不相通习。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3
阮元从“金石、正史得观两派分合”，立场角度是金石、正史，其学术根基属“古文经学”，强调训诂考据的文献功夫。既坚守学术的求实、求是精神，又着意将学术与世用紧密结合，蕴含着先秦儒家学说和圣贤之道。他所倡导的这些学术观念，不仅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使嘉道之世的清代学术，峰回路转，新路别出，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作为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一生都对西方科学保持着开放、吸纳的态度，并矢志不移地将东传科学兼容、整合到他所建构的今文经学体系之中。从他一生的学术进路来看，康有为早年略有古文学的倾向，但是与廖平“羊城之会”之后遂确立今文经学之立场，并成为其一生思想之基调。
南海《广艺舟双楫·体变》云：“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皆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者观古论时，其致不混焉。若后之变者，则万年浩荡，杳杳无涯，不可以耳目之私测之矣。”4“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风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菴，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4
康有为以“古学”“今学”言之，属“今文经学”。从学术角度出发，而非书法发展规律去切入。从早年崇尚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到今文经学立场的转向，从“托古改制”到“维新变法”，其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渐推进、转移和深化。他以学术为本，并“通经致用”与尊儒、尊孔的坚定立场逐步落实到政治上，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以期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与进步。
阮、康的学术观点都基于儒学的基础上得以升华。可以推断，阮元与康有为在南北书派的观点上也是处于同一起点，只不过康有为在吸收了西方科学的影响下得以转变。
南海《广艺舟双楫·宝南》云：“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浑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王廙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故考论欧、虞，辨原南北，其论至详。以今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德騕》《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4
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宝南》中提到阮元在南北书派中的观点，并谈到自己的主张“故书可分派”，在这里康有为认同书法、书体、书家等在南北分派中这一观点，但康有为所说“南北不能分派”中的“南北”尚待考究。总之，二位前贤在其学术根底上同属传统的儒学观点，在其南北书派的主张上也有着相同的想法。
注释
①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林久贵.《阮元经学研究的特色》[J].光明日报，2013年10月21日，第015版
③阮元.《南北书派论》[M].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1979年
④崔尔平.《广艺舟双楫注》[M].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年
作者简介
王宇飞，男，山西汾阳人，现为山西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2016级硕士）.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