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开学在即，许多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孩子们可能会失望地发现，曾经带给他们知识和欢乐的校园大门紧闭、或已变成了一堆残垣废墟。他们不知道能否赶上开学第一课，或能否再和曾经的伙伴们一起分享暑假里的有趣经历了。
　　从2011年6月中旬起，北京市大兴、朝阳、海淀区的24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近1.4万名农民工子弟被迫面临政策性失学。因为没有办学许可证、房产证，校舍被列为违法建筑。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成为这些学校被关停的共同原因。
　　毋庸置疑，农民工子弟学校大多条件简陋、问题重重，难登大雅之堂。这些学校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聚集区，几十人拥挤在一间简易的校舍里，教师普遍是半路出家，缺乏教学经验，部分校长甚至从包工头、菜农、小贩、厨师和清洁工变身而来。
　　经济学原理认为，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打工子弟学校的普遍性存在正源于进城务工人员无奈的现实需求。因为身份问题，他们的孩子被拒于公办学校的校门之外；因为囊中羞涩，他们无力将孩子送进更好的学校；因为会被城里的孩子和家长另眼相看，他们只好选择能找到归属感的打工子弟学校。
　　有学者指出，打工子弟学校是以体制外的形式解决体制内的问题，它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体制不合理的基础上的，譬如城乡壁垒。如何解决这种看似合理的不合理问题？一关了之、一拆了之显然过于简单粗暴。
　　尽管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本身就并非常态，尽管有千万种让它们消失的理由，但总让人产生一种“相煎太急”的悲凉。悲凉背后，让人反思的应该是与住房限购、汽车限购一脉相承的“限外思维”。
　　在严控人口的压力下，2010年成为北京市诸多限外政策的转折点，诸如限制非户籍人口购车、购房等政策均在此时出台。城市人口资源治理之策似乎已经越来越陷入一种“排外”的怪圈，从车、房蔓延到了孩子。
　　除了政策制定者，城里的公办学校、孩子、家长，包括所谓的城市主流人群和社会心态，是否做好了接纳这些农村孩子的准备？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城市公办学校如果向打工子弟开放，首先会遭到就读的城市户籍家庭反对，认为如此一来，学校的校风、学风会被打工子弟“带坏”。其次，城市办学者们会担心给办学带来麻烦，影响本校的教育平均水平和升学率。还有，城市管理者也在担心，把打工子弟的求学问题解决得太好，会使城市成为“教育洼地”，导致更多的打工子弟涌入，让城市不堪重负。
　　车可以不买，房子可以租，但孩子的上学却一天也不能耽误。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等待孩子们的就只有两条路：一是回老家读书，继续当留守儿童；二是辍学在家，过早踏入社会。由此造成的流动儿童边缘化成长及其可能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更需引起足够重视。
　　“打工子弟学校关停风波”在不断演进，也渐趋传来一些好消息，北京市教委已经出面承诺“保证不让一个就读的学生失学”。
　　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希望在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每一个面临失学的农村孩子都能走进自己的新校园，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是一张全新的课桌和发自内心欢迎他们的老师和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