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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深媒体人分析:老大一开口,凡事不标志着“开始”就意味着“结束”。其实,老大说什么不重要,开口最重要。按惯例,一言九鼎的人不说话,这事就没完。
席卷全国足坛的中国足球反黑风暴已经持续了一年之久,随着不久前谢亚龙、蔚少辉、李东生三名足协高官相继被抓,外界一直都在期待着能有更大的“鱼”落网,然而在国庆节前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对反黑事件“盖棺论定”式的表态,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这一场足坛打黑在高潮中收官……
总局“结案陈辞”学问大
自谢亚龙一干人等锒铛入狱,就在打黑风暴再掀高潮之际,沉默了整整一年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在国庆前夕破天荒地发表了“结案陈辞”,首次面对媒体回应了中国足坛的反赌扫黑行动。
有资深媒体人分析:老大一开口,凡事不标志着“开始”就意味着“结束”。其实,老大说什么不重要,开口最重要。按惯例,一言九鼎的人不说话,这事就没完。而且,老大讲的话,往往就是舆论导向所系,因此,时机的拿捏准确、出手的恰到好处,颇有学问。
当时,刘鹏面对镜头铿锵有力、侃侃而谈:“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揪出一些蛀蟲,大快人心,得到各方面的赞誉,这是足球领域进行整肃的成果,也是足球领域进行教育整顿的成果。同时也说明足球领域的问题严重,触目惊心。我们必须举一反三,高度警醒,常抓不懈……”看得出来,为了这次讲话,刘鹏和整个国家体育总局都进行了十分充分的准备,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都进行了严密的推敲。
刘鹏局长称在此次行动展开之后,体育总局对足球管理中心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总局已经给足球管理中心派出了强大的领导班子,对中心内部进行教育整顿工作,与此同时总局从其他单位选派了一些优秀的干部调配到足球管理中心任职中层干部。”
谈及中国足球出现的丑恶现象,此前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谈“举国体制”优势的刘鹏这一次却不再提及,“我们需要尽快建立多项监管机制,来促进足球改革”,刘鹏表示,“首先要建立职业联赛俱乐部的准入制度,其次要建立日常的监管机制,另外关于职业足球的体制也必须要改革。目前足协既办赛又管赛,这导致问题重生,这明显是不合理的现象,而且也成为了腐败的温床。所以这个体制必须改革,目前改革办法正在酝酿之中。”
常言道:锣鼓听音,说话听声。刘鹏此次在央视上的表态,与其说这意味着中国足球新一轮改革的开始,倒不如说这是总局率先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打黑行动将在高潮中收官”的信号。
细细品味刘鹏局长掷地有声的讲话,不难发现中国足坛出现这些假丑恶的事件,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因此中国足球要想健康发展必须要改革。有人感叹:“刘鹏的讲话太好,也太有远见了。”可是,让人不太明白的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进行了整整16年,总局局长也更换了三代人,从伍绍祖到袁伟民,再到刘鹏,为什么直到今天,直到公安部动了真格,将一大批足协贪官绳之以法时,总局方面才“慷慨激昂”地声称:体制问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这一观点也似乎有点老生常谈,要知道许多年来,有多少媒体、专家甚至球迷都在不停地呼吁“体制改革”,那个时候为什么足协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呢?到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强调体制问题了呢?
这其中,或许有总局的苦衷,中国足球联赛体制的改革面临太多的阻力,牵涉太多方面的利益,而且中国体育在顺延了“计划体制”仍以“举国体制”为主导的情况下,总局高层似乎对“体制改革”向来有着颇多顾虑。如今,刘鹏大谈“体制改革”,或许是被时势所逼。这一年来,打黑风暴席卷全国上下、震惊世界足坛,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吧?总不能这样没完没了的查下去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刘鹏出来讲话了。
漏网之鱼吃下“定心丸”
打黑风暴持续整整一年,在此期间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员,无论是普通足协工作人员还是高层官员,可谓是谈“球”色变。要知道,这些年他们生活在中国足球这个大染缸里,哪个人敢说自己的屁股是干净的?为此,这些人不仅连虎年春节都没有过好,而且有些人提心吊胆地甚至连一天的安稳觉都没有睡好,这一年可谓是惶惶不可终日……
如今,终于等到局长出来讲话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早在去年年底中国足坛掀起反毒扫黑风暴时,资深体育记者李承鹏和两位朋友一起出了一本书:《中国足球内幕》,他们将自己掌握的一些中国足坛的丑恶现象公布出来,并提出口号“欢迎对号入座”。这其中,除了广州名帅陈亦明告其诽谤外,书中其他人物全部保持沉默。其中,最受关注的当数已经退休的原国家体育总局某高官和现任中国男足主帅高洪波。
有人分析总局那位官员“被退休”,肯定与公交部的打黑行动有着某些直接的联系,其间还有多次传闻称其被带走“协调”。不过,传闻毕竟是传闻,最终他本人先后两次通过新华社澄清被带走的传闻。两周前,在刘鹏局长首次对足坛扫黑一事进行回应之际,那位官员还以退休后新职务的身份在浙江湖州出席了第十一届全国极限运动大赛的开幕式。顿时,有业内人士分析:“已经退休的人在这个时候高调露面,而且参加的是非奥运项目的运动会开幕式,无非是想向外界证明:现在没事了!”
除了体育界高官,作为国家队主帅的高洪波也曾受到外界质疑,尤其是当年他曾与尤可为在厦门蓝狮队一起共事,如今尤可为都犯事儿,他会一点问题没有?此外,还有一大批新老国脚,其中还不乏当年国家队队长,都遭遇到外界的公开指责。然而,如今随着刘鹏局长总结性发言,一切都走向了安全和平静了。
相关人士调侃:如果这么一直查下去,中国足坛联赛只能在狱中进行了……所以说,如今打黑行动在高潮中收官,似乎更像是一次战略性调整,未来中国足坛的主题将从“打黑反腐”转向“改革发展”。
可是,接下来如何改革怎样发展,成为摆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面前的又一难题。
体制变革如何推行?
日前,一位体育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中国足球应该成立职业大联盟,由司法介入监管,日常管理办法是《公司法》和《职业体育法》,而不是人事任命,否则当前的这种体制必然会培养更多的谢亚龙和南勇,“因为这里面的利益比一个上市公司大多了,把我弄去当足协主席,我一样贪污”。
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体制之下产生的贪官未必是官员自身的问题,同时我们明白了为何刘鹏局长会在这个时候出面回应,为什么打黑风暴要在高潮中落幕。几天前,记者与一位体育界元老在一起闲聊,提及足坛打黑,他深有感触:“中国足球是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排头兵,如今它也不可避免地充当中国体育体制的‘牺牲品’。现在外界都在看中国足球的笑话,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其他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和官员。可是,我倒不明白了,试问除了足球,其他项目就没有腐败吗?谁敢说没有!”
在此,我们不妨将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体制变革做一下对比。
据李承鹏在博文中介绍,当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中、日两国足协曾经不约而同地相继进行了改革。那一年,王俊生在中央“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指令下开始了所谓的“职业化改革”,就是“红山口会议”。同一年,日本足球也在改革。日本足球职业化改革只比中国早半年多,但和王俊生不一样,日本足球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原日本足协主管联赛的干事54岁的川渊三郎(相当于郎效农)因屡次向足协提议改革联赛体制不被采纳愤而退出,出走民间,联合部分俱乐部成立了“J联赛”的前身,并在一场“民选”中当选了联盟主席,由于坚持商业化运作、俱乐部利益清晰,J联赛搞得非常红火,在川渊出走后三年多,日本足协请回了川渊让他兼任副主席一职,后来又因为“民选”成为日本国足协主席,四年前川渊还因其对职业足球推广做出的卓越贡献被国际足联授予“国际足联功勋奖”。
据悉,日本足球界的所有事务由日本足协总体负责,下面包括J联盟、全国社会人足球联盟、全日本大学足球联盟等12个分类组织。另外还有裁判协会、球员协会等自发组织。但一般情况下,日本足协不能干涉J联赛内部的运作、经营等具体事务。J联赛虽然每年也要向足协缴纳一定百分比的球市收入,但J联赛一开始就是本着联盟保护球员利益、尊重俱乐部利益,俱乐部要服从联盟安排的原则进行的。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足协主席之所以强于中国足协主席,这并非个体能力差距,而是民间普选和政府任命的先天差距,“民选”的主席在竞选过程中就遇到了诸多是非具备了超强的应变能力,因此在日后的工作中绝不会像中国足协的主席总是那般武断、草率,官本位息气浓重。
应该说日本足球改革成功始于一场“退出”,中国足球改革失败始于一次“行政任命”。在遇到阻力时毫不动摇地与旧体制与旧观念斗争,人们通常注意到:日本足球改革首脑人物都不受政府节制,或者受的节制只是观念上技术上而不是行政任命上的,而在中国,这很难办到。很难想象郎效农离开足管中心去成立一个C联盟,他一出足协的大门就会被修理,也很难想象谢亚龙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地去申办世界杯,先别说他可能连个申办书的英、西、法语翻译都找不齐,可能还没有等他的想法成为现实其乌纱帽就被摘下来了。可见,在中国足球体制改革难度有多大。
除此之外,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长期不愿放权也是改革很难推行的主要原因。当前,刘鹏局长首次提出了中国足球要“管办分离”,这其实是一个被外界和专家呼吁了近10年的老话题。然而,为什么中国足协始终不愿意放权呢?原因很简单,如果足协充分下放经营权,那么中国足协的经济利益和权力范围将受到极大的削减。改革之后,如果中国联赛委员会或者称为是职业联盟像欧洲顶级联赛英超那样完全独立于中国足协,那么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如何坦然面对?
席卷全国足坛的中国足球反黑风暴已经持续了一年之久,随着不久前谢亚龙、蔚少辉、李东生三名足协高官相继被抓,外界一直都在期待着能有更大的“鱼”落网,然而在国庆节前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对反黑事件“盖棺论定”式的表态,一切似乎都在暗示着这一场足坛打黑在高潮中收官……
总局“结案陈辞”学问大
自谢亚龙一干人等锒铛入狱,就在打黑风暴再掀高潮之际,沉默了整整一年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在国庆前夕破天荒地发表了“结案陈辞”,首次面对媒体回应了中国足坛的反赌扫黑行动。
有资深媒体人分析:老大一开口,凡事不标志着“开始”就意味着“结束”。其实,老大说什么不重要,开口最重要。按惯例,一言九鼎的人不说话,这事就没完。而且,老大讲的话,往往就是舆论导向所系,因此,时机的拿捏准确、出手的恰到好处,颇有学问。
当时,刘鹏面对镜头铿锵有力、侃侃而谈:“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揪出一些蛀蟲,大快人心,得到各方面的赞誉,这是足球领域进行整肃的成果,也是足球领域进行教育整顿的成果。同时也说明足球领域的问题严重,触目惊心。我们必须举一反三,高度警醒,常抓不懈……”看得出来,为了这次讲话,刘鹏和整个国家体育总局都进行了十分充分的准备,每一句话、每一个用词都进行了严密的推敲。
刘鹏局长称在此次行动展开之后,体育总局对足球管理中心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总局已经给足球管理中心派出了强大的领导班子,对中心内部进行教育整顿工作,与此同时总局从其他单位选派了一些优秀的干部调配到足球管理中心任职中层干部。”
谈及中国足球出现的丑恶现象,此前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谈“举国体制”优势的刘鹏这一次却不再提及,“我们需要尽快建立多项监管机制,来促进足球改革”,刘鹏表示,“首先要建立职业联赛俱乐部的准入制度,其次要建立日常的监管机制,另外关于职业足球的体制也必须要改革。目前足协既办赛又管赛,这导致问题重生,这明显是不合理的现象,而且也成为了腐败的温床。所以这个体制必须改革,目前改革办法正在酝酿之中。”
常言道:锣鼓听音,说话听声。刘鹏此次在央视上的表态,与其说这意味着中国足球新一轮改革的开始,倒不如说这是总局率先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打黑行动将在高潮中收官”的信号。
细细品味刘鹏局长掷地有声的讲话,不难发现中国足坛出现这些假丑恶的事件,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因此中国足球要想健康发展必须要改革。有人感叹:“刘鹏的讲话太好,也太有远见了。”可是,让人不太明白的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进行了整整16年,总局局长也更换了三代人,从伍绍祖到袁伟民,再到刘鹏,为什么直到今天,直到公安部动了真格,将一大批足协贪官绳之以法时,总局方面才“慷慨激昂”地声称:体制问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这一观点也似乎有点老生常谈,要知道许多年来,有多少媒体、专家甚至球迷都在不停地呼吁“体制改革”,那个时候为什么足协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呢?到现在为什么又开始强调体制问题了呢?
这其中,或许有总局的苦衷,中国足球联赛体制的改革面临太多的阻力,牵涉太多方面的利益,而且中国体育在顺延了“计划体制”仍以“举国体制”为主导的情况下,总局高层似乎对“体制改革”向来有着颇多顾虑。如今,刘鹏大谈“体制改革”,或许是被时势所逼。这一年来,打黑风暴席卷全国上下、震惊世界足坛,总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吧?总不能这样没完没了的查下去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刘鹏出来讲话了。
漏网之鱼吃下“定心丸”
打黑风暴持续整整一年,在此期间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员,无论是普通足协工作人员还是高层官员,可谓是谈“球”色变。要知道,这些年他们生活在中国足球这个大染缸里,哪个人敢说自己的屁股是干净的?为此,这些人不仅连虎年春节都没有过好,而且有些人提心吊胆地甚至连一天的安稳觉都没有睡好,这一年可谓是惶惶不可终日……
如今,终于等到局长出来讲话了,一切都该结束了。
早在去年年底中国足坛掀起反毒扫黑风暴时,资深体育记者李承鹏和两位朋友一起出了一本书:《中国足球内幕》,他们将自己掌握的一些中国足坛的丑恶现象公布出来,并提出口号“欢迎对号入座”。这其中,除了广州名帅陈亦明告其诽谤外,书中其他人物全部保持沉默。其中,最受关注的当数已经退休的原国家体育总局某高官和现任中国男足主帅高洪波。
有人分析总局那位官员“被退休”,肯定与公交部的打黑行动有着某些直接的联系,其间还有多次传闻称其被带走“协调”。不过,传闻毕竟是传闻,最终他本人先后两次通过新华社澄清被带走的传闻。两周前,在刘鹏局长首次对足坛扫黑一事进行回应之际,那位官员还以退休后新职务的身份在浙江湖州出席了第十一届全国极限运动大赛的开幕式。顿时,有业内人士分析:“已经退休的人在这个时候高调露面,而且参加的是非奥运项目的运动会开幕式,无非是想向外界证明:现在没事了!”
除了体育界高官,作为国家队主帅的高洪波也曾受到外界质疑,尤其是当年他曾与尤可为在厦门蓝狮队一起共事,如今尤可为都犯事儿,他会一点问题没有?此外,还有一大批新老国脚,其中还不乏当年国家队队长,都遭遇到外界的公开指责。然而,如今随着刘鹏局长总结性发言,一切都走向了安全和平静了。
相关人士调侃:如果这么一直查下去,中国足坛联赛只能在狱中进行了……所以说,如今打黑行动在高潮中收官,似乎更像是一次战略性调整,未来中国足坛的主题将从“打黑反腐”转向“改革发展”。
可是,接下来如何改革怎样发展,成为摆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面前的又一难题。
体制变革如何推行?
日前,一位体育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中国足球应该成立职业大联盟,由司法介入监管,日常管理办法是《公司法》和《职业体育法》,而不是人事任命,否则当前的这种体制必然会培养更多的谢亚龙和南勇,“因为这里面的利益比一个上市公司大多了,把我弄去当足协主席,我一样贪污”。
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体制之下产生的贪官未必是官员自身的问题,同时我们明白了为何刘鹏局长会在这个时候出面回应,为什么打黑风暴要在高潮中落幕。几天前,记者与一位体育界元老在一起闲聊,提及足坛打黑,他深有感触:“中国足球是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排头兵,如今它也不可避免地充当中国体育体制的‘牺牲品’。现在外界都在看中国足球的笑话,甚至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其他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和官员。可是,我倒不明白了,试问除了足球,其他项目就没有腐败吗?谁敢说没有!”
在此,我们不妨将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体制变革做一下对比。
据李承鹏在博文中介绍,当年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中、日两国足协曾经不约而同地相继进行了改革。那一年,王俊生在中央“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指令下开始了所谓的“职业化改革”,就是“红山口会议”。同一年,日本足球也在改革。日本足球职业化改革只比中国早半年多,但和王俊生不一样,日本足球改革的标志性事件——原日本足协主管联赛的干事54岁的川渊三郎(相当于郎效农)因屡次向足协提议改革联赛体制不被采纳愤而退出,出走民间,联合部分俱乐部成立了“J联赛”的前身,并在一场“民选”中当选了联盟主席,由于坚持商业化运作、俱乐部利益清晰,J联赛搞得非常红火,在川渊出走后三年多,日本足协请回了川渊让他兼任副主席一职,后来又因为“民选”成为日本国足协主席,四年前川渊还因其对职业足球推广做出的卓越贡献被国际足联授予“国际足联功勋奖”。
据悉,日本足球界的所有事务由日本足协总体负责,下面包括J联盟、全国社会人足球联盟、全日本大学足球联盟等12个分类组织。另外还有裁判协会、球员协会等自发组织。但一般情况下,日本足协不能干涉J联赛内部的运作、经营等具体事务。J联赛虽然每年也要向足协缴纳一定百分比的球市收入,但J联赛一开始就是本着联盟保护球员利益、尊重俱乐部利益,俱乐部要服从联盟安排的原则进行的。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足协主席之所以强于中国足协主席,这并非个体能力差距,而是民间普选和政府任命的先天差距,“民选”的主席在竞选过程中就遇到了诸多是非具备了超强的应变能力,因此在日后的工作中绝不会像中国足协的主席总是那般武断、草率,官本位息气浓重。
应该说日本足球改革成功始于一场“退出”,中国足球改革失败始于一次“行政任命”。在遇到阻力时毫不动摇地与旧体制与旧观念斗争,人们通常注意到:日本足球改革首脑人物都不受政府节制,或者受的节制只是观念上技术上而不是行政任命上的,而在中国,这很难办到。很难想象郎效农离开足管中心去成立一个C联盟,他一出足协的大门就会被修理,也很难想象谢亚龙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地去申办世界杯,先别说他可能连个申办书的英、西、法语翻译都找不齐,可能还没有等他的想法成为现实其乌纱帽就被摘下来了。可见,在中国足球体制改革难度有多大。
除此之外,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长期不愿放权也是改革很难推行的主要原因。当前,刘鹏局长首次提出了中国足球要“管办分离”,这其实是一个被外界和专家呼吁了近10年的老话题。然而,为什么中国足协始终不愿意放权呢?原因很简单,如果足协充分下放经营权,那么中国足协的经济利益和权力范围将受到极大的削减。改革之后,如果中国联赛委员会或者称为是职业联盟像欧洲顶级联赛英超那样完全独立于中国足协,那么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如何坦然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