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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11”被视为“改变一切”的恐怖袭击事件，此后发生了数次局部战争，美国作为主要参战国将媒体纳入其全球宣传战略部署之中，从而左右了战争状态下的媒体报道。而“9·11”对战时新闻的影响又出于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关系一直影响着其后的非战争状态下的新闻报道，继而对全球化媒体产生冲击。本文从美国媒体由“无冕之王”到“牧羊犬”的蜕变，美国记者在“客观中立报道”和“爱国主义高涨”间的举步维艰，以及全球新闻传媒议程的构建由“他们的新闻”转变为“我们的新闻”来剖析“9·11”事件对全球化媒体的冲击。
【关键词】“9·11” 美国媒体 战争 改变
“9·11”事件以后，美国相继发起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和伊拉克战争等，全球公众的目光在媒体的引导下持续全程追随了美国政府及军队的言行举止。2001年9月15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将世贸大楼的恐怖袭击事件比喻为“扭转世界的一天”。自此，美国媒体普遍认为，“9·11”改变了美国的一切。由于美国的世界政治经济地位，“9·11”也改变了世界的一切。那么，这个“一切”究竟指什么呢？笔者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破坏、贫富差距、公共卫生防疫等重大世界性难题仍然存在，世界生态没有改变。美国媒体眼中的“一切”应该是指传媒生态，凭借其强大的传媒能量，它在报道内容、报道方式、报道环境以及媒体发展方面的变化势必影响全球化媒体。因此，研究“9·11”对美国媒体的冲击对理解当今全球化媒体的发展有着建设性意义。
从“无冕之王”到“牧羊犬”
世界传媒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而美国传媒属于完全市场化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下的的传媒独立于国家政府，以追逐利润为主旨。作为私人企业的美国媒体通过广告投放、发行报刊等方式独立经营，在经济上保证了其独立自主。同时，自1791年以来陆续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信息自由法》及《政府阳光法案》，在法律上保证了其传播活动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基于以上保障，美国媒体享有独立于“行政、司法、国会”的“第四权利”，成为标榜“客观真实”的“无冕之王”。然而，“9·11”以后，媒体愈发依赖政府掌握的“权威”新闻源，远离战争前线的事实和商业利益的驱动导致美国媒体逐渐从“无冕之王”堕落为政府的“牧羊犬”。
据统计，当前美国媒体的消息来源集中于白宫、五角大楼、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则通过公开发布消息（如白宫吹风会等）或有意“泄密”（如《纽约时报》制造的“李文和案”）等方式维持媒体的“来料加工”产业运行。阿富汗战争时期，针对本·拉登利用伊斯兰堡当地时间早于伦敦和华盛顿的时差而进行的煽动性宣传，英美两国政府迅速在上述三地设立了巡时差、24小时内密切协调的新闻信息中心，肩负起实时向全球媒体进行解释、公关和反驳等任务。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三地新闻中心均由英美高级新闻主管直接领导，包括英国原首相布莱尔的新闻主任阿拉斯泰尔、美国总统布什的高级新闻官凯伦·休芙斯等。美国媒体的挺战言论和对官方消息不加质疑的援引严重损害了美国独立自由媒体的形象，有学者讽刺地用“牧羊犬”
比喻“9·11”后的美国媒体。
但“牧羊犬”似的蜕变却有着几许无奈，其原因在于：战争报道所牵涉的国家安全问题、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记者采访活动的极度危险都遏制了“客观报道”，更难以提及调查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布什政府通过“三步走战略”掌控世界舆论。首先，在白宫设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该办公室每日派发《全球信使》传播美军战况，协助统一官员口径。其次，以多哈“直播”的方式让记者实时了解战况并和前线指挥者对话。但是，对于设在卡塔尔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澳大利亚记者评价说，“这是个好莱坞式的设置”，“更让人失望的是信息的提供，甚至关键人物的出场”。因为，在持续一个月的主战役期间，联军司令仅在战争前半部分出现过三次，其余时候都由主持人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出现。这意味着试图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持续苛刻的提问以核对新闻事实是几乎不可能的。最后，美国通过“嵌入”记者框定了媒体报道范围和方式。至此，全球大部分媒体都沦为美国代言人，而美国媒体则化身为温顺的“牧羊犬”出现在大众面前。
除了战时报道的特殊形态，政府还通过精神或物质鼓励等对媒体日常新闻报道行为予以引导。比如，始于1924年的年度“白宫记者晚宴”，其本质上是政府对媒体的公关控制。据悉，自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以下的每一位总统都参加过此活动。2003年的晚宴中，《陆军时报》记者西恩·奈隆获得埃得加·A·坡奖，以表彰其现场报道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士兵的追捕。又如2003年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某项决议期间，一些媒体给该委员致信所称的那样，他们愿意放弃部分反对意见“以换取有利的委员会的行动”。种种现实显示，媒体渐渐自觉进入政府的预定议程，昔日的“无冕之王”逐渐摒弃“水门事件”所宣扬的“扒粪”精神，转而以温顺的“牧羊犬”形象出现。
从“客观中立报道”到“爱国主义高涨”
真相，在战争中常常首先成为炮火。“9·11”事件之后，基于客观、真实、准确等基本要素的传统新闻学受到了空前挑战，媒体从业人员在职业道德和爱国主义间举步维艰。是以记者身份进行客观中立的报道？还是以公民身份渲染爱国主义情绪？这个两难选择成为了“9·11”事件后媒体连锁反应中的一环，同样也具有全球普适性价值。
在2003年4月4日，英国《卫报》刊登了这样一则评论，“假消息作为军事战术已经很有历史了，而所需要的一切，只是一个看来可信的谎言，加上共谋的媒体。”可见，政府制造了假消息，而真正“推销”给大众的却是媒体。或者出于对官方消息的依赖，或许出于采编人员的懒惰，又或者出于民族主义的偏向，假新闻的发布在“9·11”以后的新闻战场上频繁出现，数量之惊人，失实之明显令人为之惊叹，一向标榜客观公正的世界级主流媒体，如NBC、ABC、CBS等也自发屏蔽掉本·拉登的电视讲话，并使用“极端分子”、“残暴的独裁者”、“滥杀”等富有偏向性的词汇进行新闻报道。一边倒的挺战声音挑动着公众爱国主义的神经，甚至引发公众挥舞星条旗批判那些遵循新闻真实原则的个人和组织。
2003年7月13日，英国《独立报》列举了伊拉克战争的20个谎言，其中包括好莱坞化的“拯救林奇行动”。这则在战争中鼓舞国内民众士气的假新闻由《华盛顿邮报》在拯救林奇的第二天（4月3日）便详细报道出来，林奇的空弹包和美军进攻医院的英雄行为被“意外”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所有的一切在事后证明乃五角大楼的杰作。血管中流淌着“扒粪精神”的美国媒体却在新闻失实后静若寒蝉，在BBC揭露了拯救行动严重失实的情况下，曾揭露“水门事件”致力于调查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的《华盛顿邮报》才于6月20日纠正了其错误报道。BBC的负责人如此评价：“美国的新闻网都被美国国旗包住了，而且中立的报道都被爱国主义取代”。NBC记者阿奈特的遭遇又为这一论点提供佐证，2003年3月31日，因为评论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已经失败而被该电视台解雇。
如何处理好爱国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这一双重身份，成为了“9·11”事件留给媒体的又一论题。
从“他们的新闻”到“我们的新闻”
“9·11”后，美国凭借其传媒帝国的强大影响力，使“伊拉克武装分子”、“乔治·布什”、“虐囚”、“五角大楼”等关键词迅即成为世界报纸头条卖点词汇，“他们的新闻”泛滥为“我们的新闻”。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议题替代了贫穷、环境、疾病等传统议程，美国政府为全球媒体设定了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
【关键词】“9·11” 美国媒体 战争 改变
“9·11”事件以后，美国相继发起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和伊拉克战争等，全球公众的目光在媒体的引导下持续全程追随了美国政府及军队的言行举止。2001年9月15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将世贸大楼的恐怖袭击事件比喻为“扭转世界的一天”。自此，美国媒体普遍认为，“9·11”改变了美国的一切。由于美国的世界政治经济地位，“9·11”也改变了世界的一切。那么，这个“一切”究竟指什么呢？笔者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破坏、贫富差距、公共卫生防疫等重大世界性难题仍然存在，世界生态没有改变。美国媒体眼中的“一切”应该是指传媒生态，凭借其强大的传媒能量，它在报道内容、报道方式、报道环境以及媒体发展方面的变化势必影响全球化媒体。因此，研究“9·11”对美国媒体的冲击对理解当今全球化媒体的发展有着建设性意义。
从“无冕之王”到“牧羊犬”
世界传媒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而美国传媒属于完全市场化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下的的传媒独立于国家政府，以追逐利润为主旨。作为私人企业的美国媒体通过广告投放、发行报刊等方式独立经营，在经济上保证了其独立自主。同时，自1791年以来陆续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信息自由法》及《政府阳光法案》，在法律上保证了其传播活动不受政府的直接干预。基于以上保障，美国媒体享有独立于“行政、司法、国会”的“第四权利”，成为标榜“客观真实”的“无冕之王”。然而，“9·11”以后，媒体愈发依赖政府掌握的“权威”新闻源，远离战争前线的事实和商业利益的驱动导致美国媒体逐渐从“无冕之王”堕落为政府的“牧羊犬”。
据统计，当前美国媒体的消息来源集中于白宫、五角大楼、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则通过公开发布消息（如白宫吹风会等）或有意“泄密”（如《纽约时报》制造的“李文和案”）等方式维持媒体的“来料加工”产业运行。阿富汗战争时期，针对本·拉登利用伊斯兰堡当地时间早于伦敦和华盛顿的时差而进行的煽动性宣传，英美两国政府迅速在上述三地设立了巡时差、24小时内密切协调的新闻信息中心，肩负起实时向全球媒体进行解释、公关和反驳等任务。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三地新闻中心均由英美高级新闻主管直接领导，包括英国原首相布莱尔的新闻主任阿拉斯泰尔、美国总统布什的高级新闻官凯伦·休芙斯等。美国媒体的挺战言论和对官方消息不加质疑的援引严重损害了美国独立自由媒体的形象，有学者讽刺地用“牧羊犬”
比喻“9·11”后的美国媒体。
但“牧羊犬”似的蜕变却有着几许无奈，其原因在于：战争报道所牵涉的国家安全问题、战场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记者采访活动的极度危险都遏制了“客观报道”，更难以提及调查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以伊拉克战争为例，布什政府通过“三步走战略”掌控世界舆论。首先，在白宫设立了全球传播办公室，该办公室每日派发《全球信使》传播美军战况，协助统一官员口径。其次，以多哈“直播”的方式让记者实时了解战况并和前线指挥者对话。但是，对于设在卡塔尔的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名澳大利亚记者评价说，“这是个好莱坞式的设置”，“更让人失望的是信息的提供，甚至关键人物的出场”。因为，在持续一个月的主战役期间，联军司令仅在战争前半部分出现过三次，其余时候都由主持人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出现。这意味着试图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持续苛刻的提问以核对新闻事实是几乎不可能的。最后，美国通过“嵌入”记者框定了媒体报道范围和方式。至此，全球大部分媒体都沦为美国代言人，而美国媒体则化身为温顺的“牧羊犬”出现在大众面前。
除了战时报道的特殊形态，政府还通过精神或物质鼓励等对媒体日常新闻报道行为予以引导。比如，始于1924年的年度“白宫记者晚宴”，其本质上是政府对媒体的公关控制。据悉，自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以下的每一位总统都参加过此活动。2003年的晚宴中，《陆军时报》记者西恩·奈隆获得埃得加·A·坡奖，以表彰其现场报道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士兵的追捕。又如2003年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某项决议期间，一些媒体给该委员致信所称的那样，他们愿意放弃部分反对意见“以换取有利的委员会的行动”。种种现实显示，媒体渐渐自觉进入政府的预定议程，昔日的“无冕之王”逐渐摒弃“水门事件”所宣扬的“扒粪”精神，转而以温顺的“牧羊犬”形象出现。
从“客观中立报道”到“爱国主义高涨”
真相，在战争中常常首先成为炮火。“9·11”事件之后，基于客观、真实、准确等基本要素的传统新闻学受到了空前挑战，媒体从业人员在职业道德和爱国主义间举步维艰。是以记者身份进行客观中立的报道？还是以公民身份渲染爱国主义情绪？这个两难选择成为了“9·11”事件后媒体连锁反应中的一环，同样也具有全球普适性价值。
在2003年4月4日，英国《卫报》刊登了这样一则评论，“假消息作为军事战术已经很有历史了，而所需要的一切，只是一个看来可信的谎言，加上共谋的媒体。”可见，政府制造了假消息，而真正“推销”给大众的却是媒体。或者出于对官方消息的依赖，或许出于采编人员的懒惰，又或者出于民族主义的偏向，假新闻的发布在“9·11”以后的新闻战场上频繁出现，数量之惊人，失实之明显令人为之惊叹，一向标榜客观公正的世界级主流媒体，如NBC、ABC、CBS等也自发屏蔽掉本·拉登的电视讲话，并使用“极端分子”、“残暴的独裁者”、“滥杀”等富有偏向性的词汇进行新闻报道。一边倒的挺战声音挑动着公众爱国主义的神经，甚至引发公众挥舞星条旗批判那些遵循新闻真实原则的个人和组织。
2003年7月13日，英国《独立报》列举了伊拉克战争的20个谎言，其中包括好莱坞化的“拯救林奇行动”。这则在战争中鼓舞国内民众士气的假新闻由《华盛顿邮报》在拯救林奇的第二天（4月3日）便详细报道出来，林奇的空弹包和美军进攻医院的英雄行为被“意外”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所有的一切在事后证明乃五角大楼的杰作。血管中流淌着“扒粪精神”的美国媒体却在新闻失实后静若寒蝉，在BBC揭露了拯救行动严重失实的情况下，曾揭露“水门事件”致力于调查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的《华盛顿邮报》才于6月20日纠正了其错误报道。BBC的负责人如此评价：“美国的新闻网都被美国国旗包住了，而且中立的报道都被爱国主义取代”。NBC记者阿奈特的遭遇又为这一论点提供佐证，2003年3月31日，因为评论说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战争计划已经失败而被该电视台解雇。
如何处理好爱国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这一双重身份，成为了“9·11”事件留给媒体的又一论题。
从“他们的新闻”到“我们的新闻”
“9·11”后，美国凭借其传媒帝国的强大影响力，使“伊拉克武装分子”、“乔治·布什”、“虐囚”、“五角大楼”等关键词迅即成为世界报纸头条卖点词汇，“他们的新闻”泛滥为“我们的新闻”。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议题替代了贫穷、环境、疾病等传统议程，美国政府为全球媒体设定了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