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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控制力越好，谁就能滑得更快。”
这是王梓木从他热爱的滑雪中总结出来的道理，
而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做企业
两年前，国家提出“创新、创业”的口号后，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梓木就一直琢磨“创新、创业”这两个字的含义，作为“92”派企业家，他对“双创”有着独特的解读。
王梓木64岁了。
如果以1975年22岁时为起点，王梓木此后的人生刚好被平分为两段。前半段，他结束了“知识青年下乡”生活，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黑龙江省委党校教学3年，后考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批硕士生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后又调入国家经贸委工作。
这一段，王梓木刚好走了21年。学而优则仕，正是一条现在看来也十分符合常规的人生逻辑。在经贸委，王梓木任职综合司副司长，并主持全司工作，深受时任国家经贸委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赏识，看上去仕途一片光明。
但就在42岁这一年，王梓木又一次调转了人生的航向：正式“下海”创办公司，成为华泰保险公司创始人。
王梓木这代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经歷“文革”“上山下乡”，个人命运被时代浪潮裹挟着腾挪翻转，身上总是阴差阳错充满了变数。但这一次选择，却是王梓木深思熟虑的结果。
王梓木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西装，身材健硕，或许是长年热爱运动的原因，王梓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细细的黑色边框，说话不急不慢，轻言细语。镜片后的眼神很温和，略带一点自信和审慎的光，整个人又显出企业家独有的精干气质。
1985年，王梓木硕士毕业后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当年即提升为副处长，曾任经济組组长，又任政治组组长，职务也从副处长提到了处长。王梓木擅长理论研究，既与这段经历有关，也得益于他的经济学本科和中央党校硕士研究生背景。80年代，正是全中国上下思想激荡的年代，埋头研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王梓木，自然和政府部门有抱负的年轻人一样，深信社会生活中制度的重要性。
直到现在，王梓木仍然认为，“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制度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在选人用人上能否择优，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
王梓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论是此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还是在经贸委综合司，以至1996年下海创办华泰保险，他首先看重的永远是制度本身。“经济改革的时候，我也认为制度是企业长治久安的根本。包括现在做企业，我也非常强调公司制度和公司文化。公司治理决定公司活多久，公司文化决定公司长多大。”
1992年，拥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王梓木调入国家经贸委，时年39岁。之后，他在40出头的时候就被提为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
在国家经贸委，王梓木参与了现代企业制度调研组，他所在的综合司负责现代企业百家试点工作，王梓木仔细研究股份制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分析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正式实施的可能性。为了筹备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经贸委调研组去玉泉山参与讨论起草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部分。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梓木作为参与者在多种场合宣讲现代企业制度，包括被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邀请去人大法律委讲解这部分内容。随后，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中国第一部公司法的精髓。《公司法》出台之后的两年，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心思活了起来。
1992年，中国第一个期货博士、时任国务院经济改革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的田源，找到物资部柳随年部长，要求投资办一家期货公司。这年12月，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也是这年，曾先后任中宣部机关党委委员兼干部局处长、建设部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的黄怒波，辞职创办北京中坤投资集团。
作为副县长热门人选的朱新礼，辞职下海，创立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993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的陈东升，离职创办了嘉德拍卖公司。
1994年，王梓木开始筹办华泰保险，一个直接理由就是要从研究宣传现代企业制度转入亲身实践现代企业制度。
王梓木
政府部门里有想法有抱负的年轻人，都希望成为改革时代的弄潮儿。要么从宏观层面上通过制定政策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要么亲身参与微观实践，通过自身实践改革企业管理和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后者更容易付诸实践，“对个人来说，微观改革的自由度要大很多。”王梓木这样认为。
王梓木记得，第一次正式接触滑雪这项运动，还是1995年。这年春节，他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王梓木参与为朱镕基撰写讲话稿，题目为《中国改革和发展》。
瑞士这个宁静的小镇，冬季里到处白雪皑皑，滑雪是当地人一大乐趣。少有的休息时间里，王梓木看着孩子们像小鸟一样从山顶上滑下来，“转眼就到了你的跟前”，很是羡慕，于是就花了两个小时体验了一下。
多年后，在王梓木的家乡——黑龙江小镇亚布力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滑雪也成为一项与会者十分喜爱的活动。王梓木成为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的第一任轮值主席，同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创始人田源、论坛理事长——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等人一起，长期推动亚布力论坛的发展。在亚布力论坛，中国顶尖企业的掌门人聚在一起，脱下正装，探讨时局、交流企业战略观点，如同达沃斯论坛的中国版本。每次亚布力年会还举办滑雪比赛，滑雪爱好者王梓木几乎每年都参加，他曾连续五年拿过冠军。 1994年，身在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职位的王梓木，正式决定下海筹办一家公司。面对他的辞职请求，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表示不同意。在王忠禹看来，王梓木刚刚40岁出头就被提拔为综合司副司长，留在经贸委里很有發展前途。当时各大部委盛行办企业之风，王忠禹说，“让经贸委企业司的老司长去办就行了。”王梓木却认为老司长年龄大了，找企业筹款会相对困难，就算有企业愿意出资，多半也是不情不愿的，“就算找银行贷款，还得做抵押呢”。
王忠禹反问王梓木：“那你又有什么可抵押的？”王梓木信心满满地回答，“我用未来20年的政治前途做抵押。没有理由干不好，这样股东才能放心。”
王梓木还有一个想法，下海要趁早，如果眼下再不跳水的话，“这辈子可能就永远没机会了”，这就是他著名的“跳水理论”。王梓木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跳水，他喜欢选择5米跳台，3米没什么意思，太低，10米太高，眼晕。
选择司长这一级下海，就像站在5米跳台上。太早了下去，体制内积累不足，很难做大。职位太高了再跳的话，动静太大，有失常理。王梓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是一副认真的表情。
最后，领导应允了王梓木的下海请求。
“放弃仕途办企业，内心深处就是寻找一种自由，让个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和自由地创造。”王梓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确定要办一家保险公司后，王梓木找来了当时刚从海军司令部退役的张博江，专职负责准备保险公司筹办事宜。
后来，被媒体多次问及为什么会选择保险创业，王梓木这样回忆起那个年代，“遍地都是机会的年代，好像随便做点什么都能成功。”当时，保险业正是朝阳行业，经贸委是服务于企业的，企业走市场经济道路具有巨大的保险需求，王梓木于是选择这个连他自己都“完全没有经验”的财产保险行业。
王梓木擅长组织资源、搭建平台和战略构想，有非常丰厚的人脉。张博江是军人出身，不怕苦，执行力强。
至今张博江还记得，1994年6月19日，在长安街南礼士路附近的北京电力宾馆，召开了筹建华泰保险公司的研讨会。来自国家部委、大型国有企业的近30人参加会议。王梓木首先上台发言，他向大家分析当下的经济形势，从宏观谈到微观，从经济谈到金融，整个介绍过程，“就像一场充满激情的路演。”
会议开了一个上午，当场就有公司代表表示支持王梓木。时任中技进出口公司总会计师的任英当场就对王梓木说：“就凭你这个人，我们公司认定投资了。”
20年后，刚从华泰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位上退下来的张博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他搭档二十多年的王梓木：有深厚的经济学素养，非常善于学习和思考，极具个人魅力。
1996年，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正式创立，公司起名“华泰”，取“国泰民安”之意。
“我看差不多拍几张就行了吧？”3月14日，星期一，王梓木站在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按照摄影记者的要求拍照，换了两个拍照姿势后，他抬手看了看表，用半是建议、半是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周末他刚刚从滑雪场回来，有些感冒了，声音还有点哑。
时间刚好是上午10点，大约两个小时后，王梓木要去参加一个活动，稍晚还要赶回公司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他想尽量节省拍照时间，“把更多时间留给接下来的采访交流。”
华泰保险集团这间位于金融街国际企业大厦18层的董事长办公室，王梓木熟悉得简直不能再熟悉了。1999年，公司创办第四年就搬到这里来了。董事长办公室位于楼层西南角，两面大落地窗，低头就能看到西二环路上的滚滚车流。
办公室靠墙的一排书架上，摆放着一些王梓木参加活动的照片、几幅摄影作品，以及一张他和妻子、女儿的合影。还有一张照片，王梓木穿着滑雪服，拄着滑雪杖，对着镜头矜持地笑着。中国企业家圈子里众所周知，王梓木热爱各种运动，尤其热爱滑雪，由此他还得出自己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解：适度冒险论。在他看来，“适度冒险就是要挑战不确定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驾驭能力，是当今企业家领导力的核心。”
王梓木爱好潜水、动力伞、打高尔夫和帆板，他认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大都和运动结缘，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蕴含在骨子里的冒险精神。只不过，要在冒险前面加上“适度”两个字。
这样的体会大概与2002年那次意外摔伤有关。这年春季，亚布力论坛举行第二届年会，滑雪心切的王梓木，还没有练习过初级道就一下子冲上了相当于中级滑雪道的6号道。王梓木时隔十五年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觉，整个人“风驰电掣，感觉非常刺激”，教练在后面根本追不上他，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失去了控制，“想停都停不下来”。王梓木重重地摔倒了，这一次他摔得很厉害， 几乎是被人抬着回去的。
王梓木谈及，在滑雪过程中有两大要点。一是要学会“如何摔跤”，在雪场上驰骋，摔跤是必经的过程，首先就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其次，滑雪的诀窍不是一味地加速度，而是提高控制力。“谁的控制力越好，谁就能滑得更快。”也就是说，在有把握、不失控的情况下，再果断加速。不仅滑雪是这样，企业成长也是如此。
王梓木把这一观点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提出“适度冒险”论，他还总结出了一个等式：“速度等于控制力”。
王梓木还注意到，滑雪高手在滑雪时，还需要判断环境，审时度势，这就是对外部环境的判断。抓住速度和环境这两方面的要领，才能滑得更快。“其实，做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华泰保险成立后，第一年到第四年，从账面上看，一切都很好，企业正以让人满意的速度成长着。1999年，信心满满的管理层考虑上市，于是請来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对公司财务进行诊断。安达信按照国际和国内两种财务标准审计华泰的财务状况，结果表明，如果按照国内的计算方法，形势的确如大家所见一片大好。但按照国际通行的准备金提取方法，形势不仅不好，而且令人忧心，“三年亏了四个亿。” 王梓木大惊，照这个势头继续亏下去，“13亿准备金，过不了几年就得亏个干干净净。”
王梓木还记得当初下海创办公司之时，他曾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匯报。总理问他：“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办公司？资金从哪里来？” 王梓木列了一堆理由，并且列了股东名单。朱镕基回答说：“这不都是国有企业吗？国有企业赚钱也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2000年初春，华泰管理层在香山开会，王梓木在会上正式提出“不以保费论英雄，要以质量效益论高低”。这意味着华泰将踏上一条当时企业鲜见的“质量效益型”增长路径。会议开得很热烈，但时任总经理不同意这个做法，理由就是按照保险行业以往多年的经验，做企业，尤其是保险业，首先肯定要上规模。只有规模上去了，公司才有可能很快做大、做强。至于保险公司的利润率，还不到关注的时候。
事实上，追求速度是大多数企业在原始积累时期选择的增长方式。在企业发展路径选择上，规模和利润之间历来就存在一个悖论。尤其是在市场开疆拓土的“蛮荒”时期，先上规模就意味着占据市场份额优势，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企业的第一选择。这类企业通常在实现规模扩张以后再转而追求效益增长。首先上规模的优势之一，固然是笼络大量客户和占有市场份额，但缺点却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企业最初就打上了粗放的烙印，很难实现向利润增长的成功转型。
选择利润成长型的缺点，则是企业紧盯着利润本身，规模始终上不去，这个过程中失去的市场份额，后期很难快速追上去。
王梓木最后力排众议，选择了一条“很少人走的路”。这一年，华泰收缩规模，砍掉了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员，搬走了带来严重亏损的应收保费、未决赔款和汽车信贷保险这“三座大山”。华泰的“质量效益型”后来成为中国保险业转型的典范，华泰保险通过内生积累的方式演进为一家包括财险、寿险、资产管理和基金公司在内的综合金融保险集团。
这样出人意料的选择自然和王梓木的人生经验有关。相比冒险、快进，知识分子和理论研究者出身的王梓木，更为欣赏稳健、审慎这样的字眼。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王梓木曾说过一句名言，“华泰不求大富大贵，但求从容面对”。但细究下去，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与华泰的股权结构，甚至王梓木当初选择创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有关。
1996年，华泰正式创办时共有63家股东，大多为央企，其中22家分别出资5000万，公司注册资本金达到13.33亿人民币，同年获得批文创办的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两家加起来资本金不超过10亿。
他还记得那次和朱镕基副总理谈话结束时，王梓木问领导有什么希望，朱镕基回答说：“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再想起找我。”
时隔20年，王梓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这段对话，脸上的笑容不自觉地加深了。“华泰20年后给期初投资华泰的国有企业股东创造了将近20倍的回报，我对得起国有企业，也没有辜负朱总理的期望。”王梓木说。
最近，爱好运动的王梓木又喜欢上了艺术。了解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史后，王梓木于去年夏天参加了一项苏格兰艺术航海活动，实践了德国艺术家博伊斯提出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论，并且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王梓木学艺术，不仅是艺术的启蒙，更是思想的启蒙。“所谓启蒙，就是遵循内心的选择，而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和组织。”
中央美院的老師告诉王梓木，画画的时候不要在乎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和工具，这些都不重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画的时候，你是完全自由的。”这让王梓木很吃惊，他原本以为画画是门很复杂的艺术。
去年，王梓木创作了一幅名为《华泰蓝》的作品，并在今日美术馆展出。他在一块画布上写下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八段经历，其中包括下乡、两次上学、两段从政经历、辞官下海以及创办华泰后的两次战略转型。
每写下一段经历就擦掉，再涂上一层蓝色，再写下一段。一层层涂抹下来，原本单纯的蓝色变成了厚重的蓝色，表明“归零，重启，沉淀过去，开创未来”的寓意。这幅《华泰蓝》还应邀参加今年5月8日开幕的“威尼斯双年展”。
多年来，在各种场合，总有人反复问起王梓木当初下海的初衷，他曾半开玩笑地回答说：“中餐吃够了，换换西餐不好吗？”现在，王梓木认真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聊起这些年他的身份转变，他说，“选择辞官经商，说到底，还是崇尚内心自由的缘故。”
“就像现在开始学画画一样，敢于并乐于尝试新的事物。”他顿了顿，补充说。
这是王梓木从他热爱的滑雪中总结出来的道理，
而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做企业
两年前，国家提出“创新、创业”的口号后，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梓木就一直琢磨“创新、创业”这两个字的含义，作为“92”派企业家，他对“双创”有着独特的解读。
王梓木64岁了。
如果以1975年22岁时为起点，王梓木此后的人生刚好被平分为两段。前半段，他结束了“知识青年下乡”生活，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吉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黑龙江省委党校教学3年，后考入中共中央党校第一批硕士生班，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后又调入国家经贸委工作。
这一段，王梓木刚好走了21年。学而优则仕，正是一条现在看来也十分符合常规的人生逻辑。在经贸委，王梓木任职综合司副司长，并主持全司工作，深受时任国家经贸委领导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赏识，看上去仕途一片光明。
但就在42岁这一年，王梓木又一次调转了人生的航向：正式“下海”创办公司，成为华泰保险公司创始人。
王梓木这代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经歷“文革”“上山下乡”，个人命运被时代浪潮裹挟着腾挪翻转，身上总是阴差阳错充满了变数。但这一次选择，却是王梓木深思熟虑的结果。
成为改革时代的弄潮儿
王梓木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西装，身材健硕，或许是长年热爱运动的原因，王梓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细细的黑色边框，说话不急不慢，轻言细语。镜片后的眼神很温和，略带一点自信和审慎的光，整个人又显出企业家独有的精干气质。
1985年，王梓木硕士毕业后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当年即提升为副处长，曾任经济組组长，又任政治组组长，职务也从副处长提到了处长。王梓木擅长理论研究，既与这段经历有关，也得益于他的经济学本科和中央党校硕士研究生背景。80年代，正是全中国上下思想激荡的年代，埋头研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王梓木，自然和政府部门有抱负的年轻人一样，深信社会生活中制度的重要性。
直到现在，王梓木仍然认为，“制度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长治久安的根本。制度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在选人用人上能否择优，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
王梓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论是此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还是在经贸委综合司，以至1996年下海创办华泰保险，他首先看重的永远是制度本身。“经济改革的时候，我也认为制度是企业长治久安的根本。包括现在做企业，我也非常强调公司制度和公司文化。公司治理决定公司活多久，公司文化决定公司长多大。”
1992年，拥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王梓木调入国家经贸委，时年39岁。之后，他在40出头的时候就被提为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
在国家经贸委，王梓木参与了现代企业制度调研组，他所在的综合司负责现代企业百家试点工作，王梓木仔细研究股份制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关系，分析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正式实施的可能性。为了筹备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经贸委调研组去玉泉山参与讨论起草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部分。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梓木作为参与者在多种场合宣讲现代企业制度，包括被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邀请去人大法律委讲解这部分内容。随后，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中国第一部公司法的精髓。《公司法》出台之后的两年，体制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心思活了起来。
1992年，中国第一个期货博士、时任国务院经济改革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的田源，找到物资部柳随年部长，要求投资办一家期货公司。这年12月，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也是这年，曾先后任中宣部机关党委委员兼干部局处长、建设部中国市长协会秘书长的黄怒波，辞职创办北京中坤投资集团。
作为副县长热门人选的朱新礼，辞职下海，创立山东淄博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993年，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管理世界》杂志副总编的陈东升，离职创办了嘉德拍卖公司。
1994年，王梓木开始筹办华泰保险，一个直接理由就是要从研究宣传现代企业制度转入亲身实践现代企业制度。
政府部门里有想法有抱负的年轻人，都希望成为改革时代的弄潮儿。要么从宏观层面上通过制定政策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要么亲身参与微观实践，通过自身实践改革企业管理和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后者更容易付诸实践，“对个人来说，微观改革的自由度要大很多。”王梓木这样认为。
“我用未来20年做抵押”
王梓木记得，第一次正式接触滑雪这项运动，还是1995年。这年春节，他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去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王梓木参与为朱镕基撰写讲话稿，题目为《中国改革和发展》。
瑞士这个宁静的小镇，冬季里到处白雪皑皑，滑雪是当地人一大乐趣。少有的休息时间里，王梓木看着孩子们像小鸟一样从山顶上滑下来，“转眼就到了你的跟前”，很是羡慕，于是就花了两个小时体验了一下。
多年后，在王梓木的家乡——黑龙江小镇亚布力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滑雪也成为一项与会者十分喜爱的活动。王梓木成为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的第一任轮值主席，同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创始人田源、论坛理事长——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等人一起，长期推动亚布力论坛的发展。在亚布力论坛，中国顶尖企业的掌门人聚在一起，脱下正装，探讨时局、交流企业战略观点，如同达沃斯论坛的中国版本。每次亚布力年会还举办滑雪比赛，滑雪爱好者王梓木几乎每年都参加，他曾连续五年拿过冠军。 1994年，身在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职位的王梓木，正式决定下海筹办一家公司。面对他的辞职请求，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表示不同意。在王忠禹看来，王梓木刚刚40岁出头就被提拔为综合司副司长，留在经贸委里很有發展前途。当时各大部委盛行办企业之风，王忠禹说，“让经贸委企业司的老司长去办就行了。”王梓木却认为老司长年龄大了，找企业筹款会相对困难，就算有企业愿意出资，多半也是不情不愿的，“就算找银行贷款，还得做抵押呢”。
王忠禹反问王梓木：“那你又有什么可抵押的？”王梓木信心满满地回答，“我用未来20年的政治前途做抵押。没有理由干不好，这样股东才能放心。”
王梓木还有一个想法，下海要趁早，如果眼下再不跳水的话，“这辈子可能就永远没机会了”，这就是他著名的“跳水理论”。王梓木在大学的时候就喜欢跳水，他喜欢选择5米跳台，3米没什么意思，太低，10米太高，眼晕。
选择司长这一级下海，就像站在5米跳台上。太早了下去，体制内积累不足，很难做大。职位太高了再跳的话，动静太大，有失常理。王梓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是一副认真的表情。
最后，领导应允了王梓木的下海请求。
“放弃仕途办企业，内心深处就是寻找一种自由，让个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和自由地创造。”王梓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确定要办一家保险公司后，王梓木找来了当时刚从海军司令部退役的张博江，专职负责准备保险公司筹办事宜。
后来，被媒体多次问及为什么会选择保险创业，王梓木这样回忆起那个年代，“遍地都是机会的年代，好像随便做点什么都能成功。”当时，保险业正是朝阳行业，经贸委是服务于企业的，企业走市场经济道路具有巨大的保险需求，王梓木于是选择这个连他自己都“完全没有经验”的财产保险行业。
王梓木擅长组织资源、搭建平台和战略构想，有非常丰厚的人脉。张博江是军人出身，不怕苦，执行力强。
至今张博江还记得，1994年6月19日，在长安街南礼士路附近的北京电力宾馆，召开了筹建华泰保险公司的研讨会。来自国家部委、大型国有企业的近30人参加会议。王梓木首先上台发言，他向大家分析当下的经济形势，从宏观谈到微观，从经济谈到金融，整个介绍过程，“就像一场充满激情的路演。”
会议开了一个上午，当场就有公司代表表示支持王梓木。时任中技进出口公司总会计师的任英当场就对王梓木说：“就凭你这个人，我们公司认定投资了。”
20年后，刚从华泰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位上退下来的张博江，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他搭档二十多年的王梓木：有深厚的经济学素养，非常善于学习和思考，极具个人魅力。
1996年，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财产保险公司正式创立，公司起名“华泰”，取“国泰民安”之意。
适度冒险是企业家精神
“我看差不多拍几张就行了吧？”3月14日，星期一，王梓木站在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按照摄影记者的要求拍照，换了两个拍照姿势后，他抬手看了看表，用半是建议、半是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周末他刚刚从滑雪场回来，有些感冒了，声音还有点哑。
时间刚好是上午10点，大约两个小时后，王梓木要去参加一个活动，稍晚还要赶回公司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他想尽量节省拍照时间，“把更多时间留给接下来的采访交流。”
华泰保险集团这间位于金融街国际企业大厦18层的董事长办公室，王梓木熟悉得简直不能再熟悉了。1999年，公司创办第四年就搬到这里来了。董事长办公室位于楼层西南角，两面大落地窗，低头就能看到西二环路上的滚滚车流。
办公室靠墙的一排书架上，摆放着一些王梓木参加活动的照片、几幅摄影作品，以及一张他和妻子、女儿的合影。还有一张照片，王梓木穿着滑雪服，拄着滑雪杖，对着镜头矜持地笑着。中国企业家圈子里众所周知，王梓木热爱各种运动，尤其热爱滑雪，由此他还得出自己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解：适度冒险论。在他看来，“适度冒险就是要挑战不确定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驾驭能力，是当今企业家领导力的核心。”
王梓木爱好潜水、动力伞、打高尔夫和帆板，他认为全世界的企业家大都和运动结缘，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蕴含在骨子里的冒险精神。只不过，要在冒险前面加上“适度”两个字。
这样的体会大概与2002年那次意外摔伤有关。这年春季，亚布力论坛举行第二届年会，滑雪心切的王梓木，还没有练习过初级道就一下子冲上了相当于中级滑雪道的6号道。王梓木时隔十五年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觉，整个人“风驰电掣，感觉非常刺激”，教练在后面根本追不上他，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失去了控制，“想停都停不下来”。王梓木重重地摔倒了，这一次他摔得很厉害， 几乎是被人抬着回去的。
王梓木谈及，在滑雪过程中有两大要点。一是要学会“如何摔跤”，在雪场上驰骋，摔跤是必经的过程，首先就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其次，滑雪的诀窍不是一味地加速度，而是提高控制力。“谁的控制力越好，谁就能滑得更快。”也就是说，在有把握、不失控的情况下，再果断加速。不仅滑雪是这样，企业成长也是如此。
王梓木把这一观点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提出“适度冒险”论，他还总结出了一个等式：“速度等于控制力”。
王梓木还注意到，滑雪高手在滑雪时，还需要判断环境，审时度势，这就是对外部环境的判断。抓住速度和环境这两方面的要领，才能滑得更快。“其实，做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华泰保险成立后，第一年到第四年，从账面上看，一切都很好，企业正以让人满意的速度成长着。1999年，信心满满的管理层考虑上市，于是請来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对公司财务进行诊断。安达信按照国际和国内两种财务标准审计华泰的财务状况，结果表明，如果按照国内的计算方法，形势的确如大家所见一片大好。但按照国际通行的准备金提取方法，形势不仅不好，而且令人忧心，“三年亏了四个亿。” 王梓木大惊，照这个势头继续亏下去，“13亿准备金，过不了几年就得亏个干干净净。”
王梓木还记得当初下海创办公司之时，他曾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匯报。总理问他：“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办公司？资金从哪里来？” 王梓木列了一堆理由，并且列了股东名单。朱镕基回答说：“这不都是国有企业吗？国有企业赚钱也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2000年初春，华泰管理层在香山开会，王梓木在会上正式提出“不以保费论英雄，要以质量效益论高低”。这意味着华泰将踏上一条当时企业鲜见的“质量效益型”增长路径。会议开得很热烈，但时任总经理不同意这个做法，理由就是按照保险行业以往多年的经验，做企业，尤其是保险业，首先肯定要上规模。只有规模上去了，公司才有可能很快做大、做强。至于保险公司的利润率，还不到关注的时候。
事实上，追求速度是大多数企业在原始积累时期选择的增长方式。在企业发展路径选择上，规模和利润之间历来就存在一个悖论。尤其是在市场开疆拓土的“蛮荒”时期，先上规模就意味着占据市场份额优势，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企业的第一选择。这类企业通常在实现规模扩张以后再转而追求效益增长。首先上规模的优势之一，固然是笼络大量客户和占有市场份额，但缺点却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企业最初就打上了粗放的烙印，很难实现向利润增长的成功转型。
选择利润成长型的缺点，则是企业紧盯着利润本身，规模始终上不去，这个过程中失去的市场份额，后期很难快速追上去。
王梓木最后力排众议，选择了一条“很少人走的路”。这一年，华泰收缩规模，砍掉了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员，搬走了带来严重亏损的应收保费、未决赔款和汽车信贷保险这“三座大山”。华泰的“质量效益型”后来成为中国保险业转型的典范，华泰保险通过内生积累的方式演进为一家包括财险、寿险、资产管理和基金公司在内的综合金融保险集团。
这样出人意料的选择自然和王梓木的人生经验有关。相比冒险、快进，知识分子和理论研究者出身的王梓木，更为欣赏稳健、审慎这样的字眼。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王梓木曾说过一句名言，“华泰不求大富大贵，但求从容面对”。但细究下去，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与华泰的股权结构，甚至王梓木当初选择创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有关。
1996年，华泰正式创办时共有63家股东，大多为央企，其中22家分别出资5000万，公司注册资本金达到13.33亿人民币，同年获得批文创办的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两家加起来资本金不超过10亿。
他还记得那次和朱镕基副总理谈话结束时，王梓木问领导有什么希望，朱镕基回答说：“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再想起找我。”
时隔20年，王梓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起这段对话，脸上的笑容不自觉地加深了。“华泰20年后给期初投资华泰的国有企业股东创造了将近20倍的回报，我对得起国有企业，也没有辜负朱总理的期望。”王梓木说。
若为自由故
最近，爱好运动的王梓木又喜欢上了艺术。了解了绘画艺术的发展史后，王梓木于去年夏天参加了一项苏格兰艺术航海活动，实践了德国艺术家博伊斯提出的“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论，并且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王梓木学艺术，不仅是艺术的启蒙，更是思想的启蒙。“所谓启蒙，就是遵循内心的选择，而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和组织。”
中央美院的老師告诉王梓木，画画的时候不要在乎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和工具，这些都不重要，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画画的时候，你是完全自由的。”这让王梓木很吃惊，他原本以为画画是门很复杂的艺术。
去年，王梓木创作了一幅名为《华泰蓝》的作品，并在今日美术馆展出。他在一块画布上写下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八段经历，其中包括下乡、两次上学、两段从政经历、辞官下海以及创办华泰后的两次战略转型。
每写下一段经历就擦掉，再涂上一层蓝色，再写下一段。一层层涂抹下来，原本单纯的蓝色变成了厚重的蓝色，表明“归零，重启，沉淀过去，开创未来”的寓意。这幅《华泰蓝》还应邀参加今年5月8日开幕的“威尼斯双年展”。
多年来，在各种场合，总有人反复问起王梓木当初下海的初衷，他曾半开玩笑地回答说：“中餐吃够了，换换西餐不好吗？”现在，王梓木认真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聊起这些年他的身份转变，他说，“选择辞官经商，说到底，还是崇尚内心自由的缘故。”
“就像现在开始学画画一样，敢于并乐于尝试新的事物。”他顿了顿，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