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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失业者才需要职业援助，我们也需要。”一名医药代表这样说。
“工作一年后，我远离了这个行业，不是不爱，而是不敢去爱。”一位专科出身的医药代表，心酸地告诉记者。
从业者迷失了多久？行业需要规范，他们需要正名，谁来做拯救医药代表的天使？
去年3月，《环球财经》杂志在《医药代表的救赎》的长篇文章中，直言卫生部下文明令医院在工作时间不得接待医药代表；今年3月，《中国青年报》用整版篇幅跟踪报道了“医药代表的一天”，直指医药代表在中国的“三不管”尴尬境地和无序竞争之乱；今年6月，法制网发布了一篇披露医药采购黑幕的丑闻，直击虚高药价，而其中医药代表这个回扣黑手难卸其责……
各大媒体不时发布的一篇篇犀利尖锐的深度报道，将医药代表推到一个个风口浪尖：职业素质良莠不齐；销售手段低级灰暗；长期缺乏管理和约束机制，不仅没有准入门槛，也没有一部公认的行为规范……药代俨然成为医药行业的黑户。
既然声名狼藉，“医药代表”为何还会在中国存在了近三十年？
为揭开医药代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职业》杂志记者历时3个月，潜伏各大医院进行调查，拜访药业资深专家、学者，接触多位医药代表，亲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藉此深入挖掘其职业本质与幕后真相，直揭伪药代鱼目混珠的黑幕，探讨医药代表的存在价值；呼吁行业管理者清理门户，树立新标准、新规章、新制度，希冀从业者执证上岗并进行定期考核，让医药代表回归本位，履行使命。
医务人员虽然受过专业训练，但大多主修病理、临床，对药物治疗领域涉猎不深，加之药学的发展迅猛，医生整日忙于就诊，来不及更新和学习最新药学知识、技术。因此，负责“传播药品信息，提高医生用药水平”的药代职业应运而生。
发现一：
销售员≠医药代表
关键词：销售 回扣 哄抬药价
他们通常行为诡异，来去匆匆，一口黑色皮包，里面没有药品资料，都是赤裸裸的现金和记录：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神鬼不觉之间把鼓鼓囊囊的信封塞给医生，然后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大摇大摆地离开；他们从线人手里接过厚厚的医生开单记录，这可是给医生回扣的依据……
这类“医药代表”实为药品销售商、渠道商旗下员工，之前的从业背景多为业务员、销售甚至保险推销，他们既不懂医、也不懂药，更不会向医生传达最新药学研究发现和信息。他们的工作重心就是销售药品，是标准的“伪药代”， 也就是导致老百姓痛恨药代的害群之马，有人说，就是这一粒老鼠屎搅坏了一锅汤。
他们给医生“好处”都十分明目张胆，患者多不多无所谓、是不是上班时间也无所谓，越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记者在暗访中得知，打点医生的回扣在药价里一般占20%，此外还会抽出大约10％的药费用于打点医院的药剂科、计算机科室，还得注意给库房一点“表示”，让他多进货以便自己完成指标。而且为了和大家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还会定期送礼品，不管你帮不帮我这个忙、推不推我的药，我都把你“供”着，行话叫做“烧香钱”不能省。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切的费用最后都会落在病人身上。
对此，中国医药协会执行总裁卓永清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态：医药销售和医药代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和概念，医药销售并不是医药代表，前者只管把手头的产品，甚至在对药物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以能卖给医院获取利益为最终目标，充其量只能叫药品销售员。
发现二：
鱼龙混杂，“准药代”
难以洁身自好
关键词：“准药代” 流动性 腐蚀性
这类“药代”是中小型药企的市场部、销售部员工，他们手持医药代表名片，但实际工作也是卖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药代”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每个月都会招几十位销售进来，但是走的人更多，流动性很大。新招聘进来的销售人员印制的名片都是“医药代表”，职责就是卖药。而真正的医药代表，在公司级别都很高，工作也很体面，根本不像他们这样每天都想方设法往医院里钻。“其实我们也都有自知之明，这个名片无非就是让我们办事方便。但是我们也‘吃亏’，因为论人脉论营销手段，我们都比不过专业的市场销售，好在我们企业推广的药品大都是正兒八经的机构产品，声誉上稍好点。”
因为没有统一的行业管理标准，没有统一的准入与规范制度，没有可以约束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所以很多小型医药企业和进口药物引进的二级经销商，放开了手脚建设“医药代表”队伍：市场销售人员被推上了舞台，原来有着专业药学教育背景的高素质准医药代表，在高要求的销售业绩考核下，也不能不被浸染、蜕变，偏离了原来的岗位核心，成为不折不扣的“准药代”。
发现三：
真药代痛并挣扎着前行
关键词： 真药代 见缝插针专业取胜
在业内，据说有这样一个潜规则，要判断对方是哪一类“药代”，有三看：看在医院的出入次数；看衣着谈吐；看手里拎的是黑色皮包还是轻薄的文件夹。出入次数少的，谈吐文雅的，拎的是薄文件夹的，就是正儿八经的药代。
果然，记者辗转了几家医院均很难看到“根正苗红”的药代影子。第七天，终于唠上了一位。他叫王强（化名），三十过五，风度翩翩，笑容可掬，毕业于国内一家著名的专业医学院，有留学背景。年轻的他目前已经是一家大型跨国医药企业的主管。在医院国际部，记者看到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与一位外籍老医师亲切交谈，并恭恭敬敬地递上了一份邀请函，外籍医生还笑呵呵地熊抱了一下王强表示感谢。王强告诉记者，他这次是来给医生送会议邀请函的，待几分钟就走。
被记者的一番诚意所打动，王强带着记者来到了另一家医院，介绍了另一位资深医药代表刘益（化名）。
刘益是一家大型跨国药企的医药代表，每天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了解药品信息、向医生推介药品并维护好与医生之间的关系。
在提前制定好的拜访计划里，他首先区分出了核心科室和边缘科室。核心科室的医生是他的主攻方向，需要着重介绍药品的特点和优势，以及最新的药品信息；而向边缘科室医生推介药品时，需要先做疾病回顾，在医生对该疾病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再做进一步介绍。
刘益现在负责推介一款抗抑郁的医疗药品。
“早上一般找医生谈话要视情况把握谈话节奏和内容。如果医生比较忙，就简单询问一下。”
由于医生一般都是八点开诊，因此，刘益必须赶在医生开诊之前，询问上次药品的使用感受，以便酌情传递接下来的药品信息。
按照常规，他首先询问医师对上次推介药品的使用感受和评价，然后回答医师针对药品提出的各种疑问。
在询问过程中，刘益顺便关注了用药的几个病人，各自效果在哪里，有什么副作用等。八点一到，刘益便退出诊室，来到病房区，询问之前病人对药品的使用感受。
“见缝插针是我们工作的特点，而且还要出现得勤。负责这个区的头一个月时，我恨不得每天出现三次，这样在一个月之后，基本上就能和医生建立起联系来了。并且，想当一个好的医药代表，光出勤率高还不够，一定要有眼力见儿，这样机会才能无处不在。”
中午11点半，刘益回到神经内科，发现主治医师还在看病。
医生一般都很忙碌，吃过饭之后，就立刻打开电脑，开始看文献资料。刘益有时会提出跟医生一起学习。“文献后面有些二次检索的内容，你可以提出利用公司的资料库帮医生查一查。看不下去的时候也可以告辞，医生往往看得特入迷，可能都不记得你了。”与医生一同看文献资料，也是进一步了解权威的药品信息的一个途径。
“资深的医师比较看重的是医药代表的专业程度。所以，医药代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这样才可以树立正面的形象，赢得医生的信任。”
刘益往往会根据上午的谈话内容安排下午的时间。比如上午医生提及的感兴趣的医疗话题，刘益会利用下午的时间进一步查找相关资料，以方便下一次见面做介绍。
此外，刘益还得立刻把当天的拜访情况在客户资料库里进行更新：血液科主任接受了新的药品；肿瘤组医生对上次的药品反馈良好，但还需要做进一步观察；内分泌组医生婉拒了药品，但和他的交谈有很多收获……做了记录之后，刘益还得安排第二天的拜访计划。
“基本每天都要忙到夜里十点多。”刘益告诉记者。“我的工作任务可能与新药品推广有关，也可能与推广没有任何关系。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里，我最主要的任务是做药品的不良反应监测和信息搜集。”
发现四：
医药代表肩负药品监测主责
关键词：不良反应药品监测公众安全
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合格的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發生的和医疗行为不符合或是意料之外的医疗事件。
那么，药品的不良反应监测的负责人是医药代表？带着疑惑，记者继续深度调查。
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中心副主任邢欣向记者解释，药品除了疗效受到关注外，其安全性更为重要，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在临床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首先，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为药品上市后提供评价服务，弥补上市前研究不充分的缺陷。其次，它促进新药的研制开发，推进临床合理用药。第三，它为整顿和淘汰药品提供依据，为药品上市后的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最后，它有助于及时发现重大药害事件，防止事件扩大，最大程度地降低医疗事故几率，保障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据资料显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收到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90%以上来自于医药代表，再由药品制造商上报。这种监测方式，大大降低了发生药物副作用和医疗事故的几率。
在中国，尽管药品必须经过中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极为严格的审批后才可以上市，但每种新药从发明到上市往往只有400～500例临床试验样本，不可能在试验阶段就发现所有的不良反应，只有上市后才能进行大规模的药品安全监测，而这项工作需要医药代表配合来完成。
在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出台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中，记者看到明确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应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制度，并设定专职机构负责承担本单位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应设立专(兼)职人员承担本单位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可见，医药代表需要承担资料搜集并及时、如实地报告药品不良反应信息的责任。
发现五：
药代是传递精准药讯的触手
关键词：庆大霉素信息沟通用药指导
医药代表的职责，除了邢欣主任提及的提交药品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报告，为企业和研发单位改进技术助一臂之力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最精准的药讯传递给医生。
一种药物的诞生所引发的思考
庆大霉素是一种高效的广谱抗生素，早在1967年就开始研制，1969年通过鉴定，一直到现在，还在发挥它的作用。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是当年的研究人之一。
国外研究出一种新药，至少需要10～15年的周期，上亿美元的投资，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在那个各种资源都极其匮乏的年代，两年间研究出庆大霉素这样高效的抗菌素，称得上是医药界的奇迹，国人为此还骄傲地把它称做“争气霉素”。当时用得比较多的还有“青霉素”和“链霉素”，它们又被叫做“痛霉素”和“麻霉素”，因为一个注射到体内会有很大的痛感，另一个注射后能造成双腿发麻。而庆大霉素不仅没有这些缺点，无致敏性，而且对褥疮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四十年来，庆大霉素的推广过程历经波折。殷大奎清楚地记得，1969年在上海国际饭店17层召开的研究大会上，在座的专家第一次听到庆大霉素这个名字，完全没有概念，于是殷大奎就耐心地向在场的每位专家宣传、讲解。在医院投入使用的初期，药物都会有临床的反应和不适的病例，但是一出现问题医生们就向殷大奎询问，一同寻找解决的办法。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在全国大范围的使用过程中，由于许多医生缺乏用药指导，在使用方法、剂量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在一些地区甚至产生毒性，造成患者体内菌群失调的不良后果；另外，庆大霉素只能注射不能口服，因为它在胃肠道完全不吸收，但是最近殷大奎还发现竟然有人在书籍中提到它的口服治疗办法。
时至今日，殷大奎提起这段故事仍深感遗憾。他告诉记者，只要有很好的传递中介，这些情况完全可以避免。将最好的医疗成果介绍给医生，向其讲授药物的疗效并指导用法，这些都是医药代表可以做到的。但是当时我国还没有引进这一制度，医生们也根本没有太多机会了解到医药代表的巨大作用，只是1988年西安杨森开始设立医药代表以后，大家才渐渐接触到这一新的群体。
殷大奎觉得自己当时就是一位医药代表，让庆大霉素由小范围的宣传，经口口相传逐渐扩大到全国，走近千家万户。自此他对医药代表存在的价值有了很深的体会，“医药代表虽然只有短短4个字，但是我对此的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医药代表一方面可以向使用者推荐、讲解正确的药品使用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将国际、国内最新的医药动态传递给医生。作为一名资深的卫生工作者，殷大奎认为，从一开始庆大霉素的推广使用，到如今医药代表的改革，都是对行业非常有利的，都应该不遗余力地推进。
“工作一年后，我远离了这个行业，不是不爱，而是不敢去爱。”一位专科出身的医药代表，心酸地告诉记者。
从业者迷失了多久？行业需要规范，他们需要正名，谁来做拯救医药代表的天使？
去年3月，《环球财经》杂志在《医药代表的救赎》的长篇文章中，直言卫生部下文明令医院在工作时间不得接待医药代表；今年3月，《中国青年报》用整版篇幅跟踪报道了“医药代表的一天”，直指医药代表在中国的“三不管”尴尬境地和无序竞争之乱；今年6月，法制网发布了一篇披露医药采购黑幕的丑闻，直击虚高药价，而其中医药代表这个回扣黑手难卸其责……
各大媒体不时发布的一篇篇犀利尖锐的深度报道，将医药代表推到一个个风口浪尖：职业素质良莠不齐；销售手段低级灰暗；长期缺乏管理和约束机制，不仅没有准入门槛，也没有一部公认的行为规范……药代俨然成为医药行业的黑户。
既然声名狼藉，“医药代表”为何还会在中国存在了近三十年？
为揭开医药代表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职业》杂志记者历时3个月，潜伏各大医院进行调查，拜访药业资深专家、学者，接触多位医药代表，亲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藉此深入挖掘其职业本质与幕后真相，直揭伪药代鱼目混珠的黑幕，探讨医药代表的存在价值；呼吁行业管理者清理门户，树立新标准、新规章、新制度，希冀从业者执证上岗并进行定期考核，让医药代表回归本位，履行使命。
医务人员虽然受过专业训练，但大多主修病理、临床，对药物治疗领域涉猎不深，加之药学的发展迅猛，医生整日忙于就诊，来不及更新和学习最新药学知识、技术。因此，负责“传播药品信息，提高医生用药水平”的药代职业应运而生。
发现一：
销售员≠医药代表
关键词：销售 回扣 哄抬药价
他们通常行为诡异，来去匆匆，一口黑色皮包，里面没有药品资料，都是赤裸裸的现金和记录：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神鬼不觉之间把鼓鼓囊囊的信封塞给医生，然后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大摇大摆地离开；他们从线人手里接过厚厚的医生开单记录，这可是给医生回扣的依据……
这类“医药代表”实为药品销售商、渠道商旗下员工，之前的从业背景多为业务员、销售甚至保险推销，他们既不懂医、也不懂药，更不会向医生传达最新药学研究发现和信息。他们的工作重心就是销售药品，是标准的“伪药代”， 也就是导致老百姓痛恨药代的害群之马，有人说，就是这一粒老鼠屎搅坏了一锅汤。
他们给医生“好处”都十分明目张胆，患者多不多无所谓、是不是上班时间也无所谓，越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记者在暗访中得知，打点医生的回扣在药价里一般占20%，此外还会抽出大约10％的药费用于打点医院的药剂科、计算机科室，还得注意给库房一点“表示”，让他多进货以便自己完成指标。而且为了和大家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还会定期送礼品，不管你帮不帮我这个忙、推不推我的药，我都把你“供”着，行话叫做“烧香钱”不能省。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切的费用最后都会落在病人身上。
对此，中国医药协会执行总裁卓永清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态：医药销售和医药代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和概念，医药销售并不是医药代表，前者只管把手头的产品，甚至在对药物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以能卖给医院获取利益为最终目标，充其量只能叫药品销售员。
发现二：
鱼龙混杂，“准药代”
难以洁身自好
关键词：“准药代” 流动性 腐蚀性
这类“药代”是中小型药企的市场部、销售部员工，他们手持医药代表名片，但实际工作也是卖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药代”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每个月都会招几十位销售进来，但是走的人更多，流动性很大。新招聘进来的销售人员印制的名片都是“医药代表”，职责就是卖药。而真正的医药代表，在公司级别都很高，工作也很体面，根本不像他们这样每天都想方设法往医院里钻。“其实我们也都有自知之明，这个名片无非就是让我们办事方便。但是我们也‘吃亏’，因为论人脉论营销手段，我们都比不过专业的市场销售，好在我们企业推广的药品大都是正兒八经的机构产品，声誉上稍好点。”
因为没有统一的行业管理标准，没有统一的准入与规范制度，没有可以约束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所以很多小型医药企业和进口药物引进的二级经销商，放开了手脚建设“医药代表”队伍：市场销售人员被推上了舞台，原来有着专业药学教育背景的高素质准医药代表，在高要求的销售业绩考核下，也不能不被浸染、蜕变，偏离了原来的岗位核心，成为不折不扣的“准药代”。
发现三：
真药代痛并挣扎着前行
关键词： 真药代 见缝插针专业取胜
在业内，据说有这样一个潜规则，要判断对方是哪一类“药代”，有三看：看在医院的出入次数；看衣着谈吐；看手里拎的是黑色皮包还是轻薄的文件夹。出入次数少的，谈吐文雅的，拎的是薄文件夹的，就是正儿八经的药代。
果然，记者辗转了几家医院均很难看到“根正苗红”的药代影子。第七天，终于唠上了一位。他叫王强（化名），三十过五，风度翩翩，笑容可掬，毕业于国内一家著名的专业医学院，有留学背景。年轻的他目前已经是一家大型跨国医药企业的主管。在医院国际部，记者看到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与一位外籍老医师亲切交谈，并恭恭敬敬地递上了一份邀请函，外籍医生还笑呵呵地熊抱了一下王强表示感谢。王强告诉记者，他这次是来给医生送会议邀请函的，待几分钟就走。
被记者的一番诚意所打动，王强带着记者来到了另一家医院，介绍了另一位资深医药代表刘益（化名）。
刘益是一家大型跨国药企的医药代表，每天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了解药品信息、向医生推介药品并维护好与医生之间的关系。
在提前制定好的拜访计划里，他首先区分出了核心科室和边缘科室。核心科室的医生是他的主攻方向，需要着重介绍药品的特点和优势，以及最新的药品信息；而向边缘科室医生推介药品时，需要先做疾病回顾，在医生对该疾病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再做进一步介绍。
刘益现在负责推介一款抗抑郁的医疗药品。
“早上一般找医生谈话要视情况把握谈话节奏和内容。如果医生比较忙，就简单询问一下。”
由于医生一般都是八点开诊，因此，刘益必须赶在医生开诊之前，询问上次药品的使用感受，以便酌情传递接下来的药品信息。
按照常规，他首先询问医师对上次推介药品的使用感受和评价，然后回答医师针对药品提出的各种疑问。
在询问过程中，刘益顺便关注了用药的几个病人，各自效果在哪里，有什么副作用等。八点一到，刘益便退出诊室，来到病房区，询问之前病人对药品的使用感受。
“见缝插针是我们工作的特点，而且还要出现得勤。负责这个区的头一个月时，我恨不得每天出现三次，这样在一个月之后，基本上就能和医生建立起联系来了。并且，想当一个好的医药代表，光出勤率高还不够，一定要有眼力见儿，这样机会才能无处不在。”
中午11点半，刘益回到神经内科，发现主治医师还在看病。
医生一般都很忙碌，吃过饭之后，就立刻打开电脑，开始看文献资料。刘益有时会提出跟医生一起学习。“文献后面有些二次检索的内容，你可以提出利用公司的资料库帮医生查一查。看不下去的时候也可以告辞，医生往往看得特入迷，可能都不记得你了。”与医生一同看文献资料，也是进一步了解权威的药品信息的一个途径。
“资深的医师比较看重的是医药代表的专业程度。所以，医药代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这样才可以树立正面的形象，赢得医生的信任。”
刘益往往会根据上午的谈话内容安排下午的时间。比如上午医生提及的感兴趣的医疗话题，刘益会利用下午的时间进一步查找相关资料，以方便下一次见面做介绍。
此外，刘益还得立刻把当天的拜访情况在客户资料库里进行更新：血液科主任接受了新的药品；肿瘤组医生对上次的药品反馈良好，但还需要做进一步观察；内分泌组医生婉拒了药品，但和他的交谈有很多收获……做了记录之后，刘益还得安排第二天的拜访计划。
“基本每天都要忙到夜里十点多。”刘益告诉记者。“我的工作任务可能与新药品推广有关，也可能与推广没有任何关系。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里，我最主要的任务是做药品的不良反应监测和信息搜集。”
发现四：
医药代表肩负药品监测主责
关键词：不良反应药品监测公众安全
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合格的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發生的和医疗行为不符合或是意料之外的医疗事件。
那么，药品的不良反应监测的负责人是医药代表？带着疑惑，记者继续深度调查。
广东省药品不良反应中心副主任邢欣向记者解释，药品除了疗效受到关注外，其安全性更为重要，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在临床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首先，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为药品上市后提供评价服务，弥补上市前研究不充分的缺陷。其次，它促进新药的研制开发，推进临床合理用药。第三，它为整顿和淘汰药品提供依据，为药品上市后的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持。最后，它有助于及时发现重大药害事件，防止事件扩大，最大程度地降低医疗事故几率，保障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据资料显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收到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90%以上来自于医药代表，再由药品制造商上报。这种监测方式，大大降低了发生药物副作用和医疗事故的几率。
在中国，尽管药品必须经过中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极为严格的审批后才可以上市，但每种新药从发明到上市往往只有400～500例临床试验样本，不可能在试验阶段就发现所有的不良反应，只有上市后才能进行大规模的药品安全监测，而这项工作需要医药代表配合来完成。
在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出台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中，记者看到明确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应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制度，并设定专职机构负责承担本单位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应设立专(兼)职人员承担本单位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可见，医药代表需要承担资料搜集并及时、如实地报告药品不良反应信息的责任。
发现五：
药代是传递精准药讯的触手
关键词：庆大霉素信息沟通用药指导
医药代表的职责，除了邢欣主任提及的提交药品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报告，为企业和研发单位改进技术助一臂之力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最精准的药讯传递给医生。
一种药物的诞生所引发的思考
庆大霉素是一种高效的广谱抗生素，早在1967年就开始研制，1969年通过鉴定，一直到现在，还在发挥它的作用。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是当年的研究人之一。
国外研究出一种新药，至少需要10～15年的周期，上亿美元的投资，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在那个各种资源都极其匮乏的年代，两年间研究出庆大霉素这样高效的抗菌素，称得上是医药界的奇迹，国人为此还骄傲地把它称做“争气霉素”。当时用得比较多的还有“青霉素”和“链霉素”，它们又被叫做“痛霉素”和“麻霉素”，因为一个注射到体内会有很大的痛感，另一个注射后能造成双腿发麻。而庆大霉素不仅没有这些缺点，无致敏性，而且对褥疮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四十年来，庆大霉素的推广过程历经波折。殷大奎清楚地记得，1969年在上海国际饭店17层召开的研究大会上，在座的专家第一次听到庆大霉素这个名字，完全没有概念，于是殷大奎就耐心地向在场的每位专家宣传、讲解。在医院投入使用的初期，药物都会有临床的反应和不适的病例，但是一出现问题医生们就向殷大奎询问，一同寻找解决的办法。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在全国大范围的使用过程中，由于许多医生缺乏用药指导，在使用方法、剂量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在一些地区甚至产生毒性，造成患者体内菌群失调的不良后果；另外，庆大霉素只能注射不能口服，因为它在胃肠道完全不吸收，但是最近殷大奎还发现竟然有人在书籍中提到它的口服治疗办法。
时至今日，殷大奎提起这段故事仍深感遗憾。他告诉记者，只要有很好的传递中介，这些情况完全可以避免。将最好的医疗成果介绍给医生，向其讲授药物的疗效并指导用法，这些都是医药代表可以做到的。但是当时我国还没有引进这一制度，医生们也根本没有太多机会了解到医药代表的巨大作用，只是1988年西安杨森开始设立医药代表以后，大家才渐渐接触到这一新的群体。
殷大奎觉得自己当时就是一位医药代表，让庆大霉素由小范围的宣传，经口口相传逐渐扩大到全国，走近千家万户。自此他对医药代表存在的价值有了很深的体会，“医药代表虽然只有短短4个字，但是我对此的了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
医药代表一方面可以向使用者推荐、讲解正确的药品使用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将国际、国内最新的医药动态传递给医生。作为一名资深的卫生工作者，殷大奎认为，从一开始庆大霉素的推广使用，到如今医药代表的改革，都是对行业非常有利的，都应该不遗余力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