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甲，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可莱仁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硕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学院博士课程。美国计算机国际编码协会个人会员，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元数据应用组(task force)成员。 1982～1984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统部助理馆员，1985～1986年任卡罗学院图书馆技术服务图书馆员， 1988～1991任杰克(GEAC)计算机公司系统分析程序员，1991～1994年任美国研究图书馆网络(RLG)系统分析软件设计员，1994～2000年任 DIALOG信息服务公司数据库开发经理， 2001～2007年任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系统部系统软件研发人员，目前任职于霍普金斯大学系统部。
对于“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对于它的内涵和标准，也就是“数字图书馆”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答案。作为“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的组织者之一，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系统部的张甲教授在谈及一所好的“数字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时，没有将重点放在他所熟悉的技术研究领域，而是将“标准”定在能否满足用户需求上。
技术重在应用 旨在服务
“对于数字图书馆，早期大家对它的理解基本上就是纸本图书的数字化。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张甲教授说，“数字图书馆本身是一种信息技术，即将传统文献资料电子化，同时它也是一种教学手段，即通过数字化技术传授知识。它让以前那些孤立的载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信息能够广泛传播，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只要用心，任何人都可以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利用它来获取知识。”
那么到底建成什么样才算是一所好的数字图书馆呢？张甲教授强调，对于硬件和技术，其实数字图书馆并没有特别的标准，因为技术的发展一定要与应用接轨，所以数字图书馆的最高标准应该反映在应用上，资源的公开使用才是其成功之处，读者的受益程度才是其衡量标准。比如国家图书馆建立一个供全社会使用的数字化平台，让边远地区的人们能享受到数字资源，这就是一种成功的表现。
关于未来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张甲教授认为是“高度贡献，高度共享”，即每个图书馆都将自己的编目贡献出来，每个数据库都放在“云计算”环境中。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图书馆联盟的作用。但他特别指出，联盟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政策指导上，而不是直接提供具体的服务，否则可能会扩大浪费。比如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主要就是制定一些行业认证系统标准，美国也有国家存取管理认证系统Shibboleth。中国的图书馆联盟也应该主要做些决策性工作，将灵活性还给各个图书馆，而不要将大家硬性捆绑在一起。为了扩大联盟的作用，他还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建议，即更多地关注高校图书馆中的“弱势群体”—偏远地区高校的图书馆和中小型图书馆，利用联盟的力量让他们共享数字资源，得到更多的实际效益。这些图书馆则可将主要精力放在资源共享上，而不是研究开发，更没必要重复引进一些资源。
张甲教授强调，技术的应用方向和策略远比单纯的引进和使用更为重要。因为从技术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般应用技术平均5年就需要进行重新评估，看看哪些需要放弃，哪些可以继续使用或进行改进。而技术的跟进和开发需要大量投资，是一件非常困难又必须十分慎重的事情。到底哪些技术需要引进？哪些不需要？这些都没有固定标准，图书馆在计划引进某种设备或技术时，需要重点考虑的不是已经有多少人在使用它，而是要考虑这项技术能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是不是能为更多的读者带来更便捷的服务。可以根据本馆的经费和人员等实际情况，定下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看看哪些要尽快做，哪些可以等一等。
“在建设数字图书馆的过程中，要避免走入一个误区，就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豪华的建筑外观和炫目的设备技术都不是数字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应体现在为读者服务的水平上。”张甲教授说。在他看来，各种工具的使用和环境的营造，都是为了与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否则这些外在的东西都不会持久。资金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而服务是无限的，所以要把有限的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如果把有限的资金过多地投入到一次性投资中，势必会影响其他服务的质量。数字图书馆带来了全新的工作流程，它的发展变化也体现在服务和管理上，需要大家在前进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以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和管理理念。好的图书馆并不以外在条件为标准，而是要能深入满足读者需求。否则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好，也只能是一个有缺陷的图书馆。
张甲教授(右)与参会代表交流
服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数字化时代让人们感觉图书馆好像越来越不重要了，张甲教授说：“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以前我们借书、查资料需要去图书馆，现在凭借技术手段不需要了，这只是说明图书馆的前台功能减弱了，但是图书馆融入教学和科研的服务功能没有变，只不过在形式上变得幕后化和无形化，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举了一种新型服务模式—“电子教参系统”，即将一门课程所需要的10本参考书、200篇文章以及教学大纲和计划等，都放在一个系统里，就可以解决每到新学期开学时，学生忙着四处找资料、借不到想要的参考书、不能及时了解教学计划的修改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服务让图书馆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所以衡量图书馆的作用不能只看介质的改变，而要看它能不能在读者最需要的时候提供最好的服务，这种紧密的结合关系才是图书馆的优势所在，才能让读者感觉与图书馆是不可分割的。
服务的好坏不仅体现在硬件上，更体现在服务意识和理念上。张甲教授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一般图书馆都会严格规定还书日期，但其实可以采用更灵活的方式：有的书如果没有第二个读者要借，那么用一个学期也可以；而如果有另一个读者要借，则要在一定时间内归还。这是因为限制归还日期的本意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但如果借书的人还没看完却必须归还这本书，而还回的书“躺”在那里又没人看，就不是一种有效的服务，而是资源的浪费，因此这个规定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所有的规定和管理都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为原则，而不只是一个“死”的条款。
对于“数字图书馆”的概念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对于它的内涵和标准，也就是“数字图书馆”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答案。作为“数字图书馆前沿问题高级研讨班”的组织者之一，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系统部的张甲教授在谈及一所好的“数字图书馆”应该是什么样时，没有将重点放在他所熟悉的技术研究领域，而是将“标准”定在能否满足用户需求上。
技术重在应用 旨在服务
“对于数字图书馆，早期大家对它的理解基本上就是纸本图书的数字化。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张甲教授说，“数字图书馆本身是一种信息技术，即将传统文献资料电子化，同时它也是一种教学手段，即通过数字化技术传授知识。它让以前那些孤立的载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信息能够广泛传播，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只要用心，任何人都可以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利用它来获取知识。”
那么到底建成什么样才算是一所好的数字图书馆呢？张甲教授强调，对于硬件和技术，其实数字图书馆并没有特别的标准，因为技术的发展一定要与应用接轨，所以数字图书馆的最高标准应该反映在应用上，资源的公开使用才是其成功之处，读者的受益程度才是其衡量标准。比如国家图书馆建立一个供全社会使用的数字化平台，让边远地区的人们能享受到数字资源，这就是一种成功的表现。
关于未来数字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张甲教授认为是“高度贡献，高度共享”，即每个图书馆都将自己的编目贡献出来，每个数据库都放在“云计算”环境中。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图书馆联盟的作用。但他特别指出，联盟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政策指导上，而不是直接提供具体的服务，否则可能会扩大浪费。比如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主要就是制定一些行业认证系统标准，美国也有国家存取管理认证系统Shibboleth。中国的图书馆联盟也应该主要做些决策性工作，将灵活性还给各个图书馆，而不要将大家硬性捆绑在一起。为了扩大联盟的作用，他还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建议，即更多地关注高校图书馆中的“弱势群体”—偏远地区高校的图书馆和中小型图书馆，利用联盟的力量让他们共享数字资源，得到更多的实际效益。这些图书馆则可将主要精力放在资源共享上，而不是研究开发，更没必要重复引进一些资源。
张甲教授强调，技术的应用方向和策略远比单纯的引进和使用更为重要。因为从技术发展的规律来看，一般应用技术平均5年就需要进行重新评估，看看哪些需要放弃，哪些可以继续使用或进行改进。而技术的跟进和开发需要大量投资，是一件非常困难又必须十分慎重的事情。到底哪些技术需要引进？哪些不需要？这些都没有固定标准，图书馆在计划引进某种设备或技术时，需要重点考虑的不是已经有多少人在使用它，而是要考虑这项技术能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是不是能为更多的读者带来更便捷的服务。可以根据本馆的经费和人员等实际情况，定下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看看哪些要尽快做，哪些可以等一等。
“在建设数字图书馆的过程中，要避免走入一个误区，就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造成不必要的浪费。豪华的建筑外观和炫目的设备技术都不是数字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应体现在为读者服务的水平上。”张甲教授说。在他看来，各种工具的使用和环境的营造，都是为了与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否则这些外在的东西都不会持久。资金和资源都是有限的，而服务是无限的，所以要把有限的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如果把有限的资金过多地投入到一次性投资中，势必会影响其他服务的质量。数字图书馆带来了全新的工作流程，它的发展变化也体现在服务和管理上，需要大家在前进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以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和管理理念。好的图书馆并不以外在条件为标准，而是要能深入满足读者需求。否则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好，也只能是一个有缺陷的图书馆。
张甲教授(右)与参会代表交流
服务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数字化时代让人们感觉图书馆好像越来越不重要了，张甲教授说：“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以前我们借书、查资料需要去图书馆，现在凭借技术手段不需要了，这只是说明图书馆的前台功能减弱了，但是图书馆融入教学和科研的服务功能没有变，只不过在形式上变得幕后化和无形化，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举了一种新型服务模式—“电子教参系统”，即将一门课程所需要的10本参考书、200篇文章以及教学大纲和计划等，都放在一个系统里，就可以解决每到新学期开学时，学生忙着四处找资料、借不到想要的参考书、不能及时了解教学计划的修改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服务让图书馆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所以衡量图书馆的作用不能只看介质的改变，而要看它能不能在读者最需要的时候提供最好的服务，这种紧密的结合关系才是图书馆的优势所在，才能让读者感觉与图书馆是不可分割的。
服务的好坏不仅体现在硬件上，更体现在服务意识和理念上。张甲教授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一般图书馆都会严格规定还书日期，但其实可以采用更灵活的方式：有的书如果没有第二个读者要借，那么用一个学期也可以；而如果有另一个读者要借，则要在一定时间内归还。这是因为限制归还日期的本意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但如果借书的人还没看完却必须归还这本书，而还回的书“躺”在那里又没人看，就不是一种有效的服务，而是资源的浪费，因此这个规定也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所有的规定和管理都应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为原则，而不只是一个“死”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