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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再次翻起《红色家书》，感触多了许多，尤其被早期革命志士的高尚品格折服。深感今日干部必须向早期革命志士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摒弃一切特权思想，全面回归公仆本色。
摒弃一切特权思想，就要摒弃求官位、谋名利、搞腐败。国家干部从事的工作，从本质来讲，是社会职业三百六十行中的普通一行；从特殊性来讲，是执掌权力、服务群众而有别于其他的工作。因此，作为公职人员，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尽心尽力服务人民是岗位责任所在、敬业精神所在。而一味谋求官位、追求名声、贪图利益、擅权腐败，则是从骨子里认为自己身份地位特殊、成绩贡献特殊、权力私人所有，应该得到更高的官位、更好的名声、更广的财富、更多的实惠。读读《红色家书》，怎能不在建功初心前反躬自省？张太雷在1921年1月致妻子的信中写道：“我
先前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何叔衡在1929年2月3日致义子的信中写道：“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邓恩铭在1924年5月8日致父亲的信中写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恨的是名与利。”对比这些革命志士，我们哪好意思去贪图这、贪图那呢？唯有尽心竭力为民办事而已！
摒弃一切特权思想，就要摒弃走过场、要享受、乱用权。工作走过场、生活要享受、用权会任性，这是当前不少干部不同程度存在的问题。办事时走形式、玩套路、踢皮球，说话时摆脸色、打官腔、显威风，生活上住好房、要好车、争福利，用权上做交易、搞变通、乱作为，这些问题的发生是因骨子里自认为身份特殊，把自己看成是有权享受轻松愉悦、有权让人恭敬畏惧、有权能够生杀予夺、地位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读读《红色家书》，怎能不在优良作风前自惭形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这是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致表兄文运昌的信中所言。“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这是1937年12月3日左权在致母亲的信中所言。革命志士作为军队领导人，尚且要求人人平等、不要薪水、不要铜板，吃草就行，而现今有的蝇官微吏却办事颐指气使、完事要这要那，小小“官二代”就敢“我爸是李刚”，小小村书记就敢贪占几千万！
摒弃一切特权思想，就要摒弃打招呼、找关系、要照顾。当今社会，处事打招呼、办事找关系、遇事要照顾在不少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存在。民间常传的“不找法律找熟人”“不讲规定讲人情”“不排长队走捷径”“不走前门走后门”即是对此类行径的生動概括。以至于不少群众长叹“天道公理何在？”“法律规则何在？”“公平正义何在？”读读《红色家书》，怎能不在高尚人格前痛思过往？毛泽东在1937年11月27日致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写道“请通知我乡下亲友……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在1949年10月9日致妻兄杨开智的信中写道“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刘少奇在1950年5月2日致姐姐刘绍懿的信中写道：
“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执掌着最高权力，拥有着最大便利，面对家人近亲提出的特殊照顾，不仅不照顾一分，反倒厉声批评，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作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党的干部，更须向革命志士看齐，将一切特权思想摒弃，全面回归公仆本质。
全面回归公仆本色，就要回归全心全意服务群众、扎扎实实为民办事的崇高信念。作为政府干部，需扎扎实实为民办事，尽职尽责做好分内之事；作为党的干部，需品质优良，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和崇高使命。最关键的是要弄清“为了谁”的问题。聂荣臻在1922年6月3日致父母亲的信中坚定地回答：“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陈毅在1951年4月16日致父亲的信中深情地道出：“一切均从人民出发，儿窃愿勿愧于此。”夏明翰在1928年3月致姐姐夏明玮等的信中坚定地表明心志：“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几位革命志士对家人的告白，为党的干部弄清“为了谁”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学习的标杆。
全面回归公仆本色，就要回归不搞特殊化、作为普通一员的角色定位。“公仆”二字，即表明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父
母官”，因而必须尊重群众、回归群众，不搞特殊化，不要特殊待遇。前提就是要弄清楚“我是谁”的问题。董必武在1949年7月17日致侄子董良埙的信中讲道：“我们社会上有一种很陈腐的甚至很坏的旧观念就是鄙视劳动……必须纠正过来，我们应该以劳动生活为光荣，不劳动除了疾病老弱不胜者外，就不得食。”刘伯承在1950年1月29日致堂侄刘宽泰的信中讲道：“须知参加革命工作，用人是以德才资为标准，并不以私人关系的。谁犯了罪，即使是怎样有功的人，也不能马虎了事。”陈毅在1962年4月10日致哥哥陈孟熙的信中讲道：“要想办法，自力更生节约，千万千万告诫家中人等。”几位革命志士对亲属的叮嘱，为党的干部弄清楚“我是谁”的问题提供了参照的样板。
全面回归公仆本色，就要回归为民务实清廉、为党分忧尽责的政治操守。回归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就是要深入基层调研实践，不摆架子不搞形式，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急群众所急办群众想办；回归为党分忧尽责的政治操守，就是要坚定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与一切不利于党的人和事作斗争。很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怎么做”的大问题。徐特立在1949年8月致女儿徐静涵的信中要求她：“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吴玉章在1952年致时任富顺县县长的侄子林宇的信中要求他“好好地执行政府法令，随时注意人民疾苦……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人民，教育人民”。邓颖超在1954年1月24日致侄子周尔均的信中要求他：“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几位革命志士对家人的要求，为党的干部弄清“怎么做”的重要问题提供了学习的蓝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拿出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勇气，坚决与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坚决遏制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重读《红色家书》，重看革命志士的真情实感、理想信念、作风品质，触发了笔者深深的思考。作为党的干部，尤其是新时代党的干部，我们必须摒弃一切特权思想，全面回归公仆本色。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发改委）
（责任编辑 王 玉）
摒弃一切特权思想，就要摒弃求官位、谋名利、搞腐败。国家干部从事的工作，从本质来讲，是社会职业三百六十行中的普通一行；从特殊性来讲，是执掌权力、服务群众而有别于其他的工作。因此，作为公职人员，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尽心尽力服务人民是岗位责任所在、敬业精神所在。而一味谋求官位、追求名声、贪图利益、擅权腐败，则是从骨子里认为自己身份地位特殊、成绩贡献特殊、权力私人所有，应该得到更高的官位、更好的名声、更广的财富、更多的实惠。读读《红色家书》，怎能不在建功初心前反躬自省？张太雷在1921年1月致妻子的信中写道：“我
先前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何叔衡在1929年2月3日致义子的信中写道：“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邓恩铭在1924年5月8日致父亲的信中写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恨的是名与利。”对比这些革命志士，我们哪好意思去贪图这、贪图那呢？唯有尽心竭力为民办事而已！
摒弃一切特权思想，就要摒弃走过场、要享受、乱用权。工作走过场、生活要享受、用权会任性，这是当前不少干部不同程度存在的问题。办事时走形式、玩套路、踢皮球，说话时摆脸色、打官腔、显威风，生活上住好房、要好车、争福利，用权上做交易、搞变通、乱作为，这些问题的发生是因骨子里自认为身份特殊，把自己看成是有权享受轻松愉悦、有权让人恭敬畏惧、有权能够生杀予夺、地位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读读《红色家书》，怎能不在优良作风前自惭形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这是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致表兄文运昌的信中所言。“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这是1937年12月3日左权在致母亲的信中所言。革命志士作为军队领导人，尚且要求人人平等、不要薪水、不要铜板，吃草就行，而现今有的蝇官微吏却办事颐指气使、完事要这要那，小小“官二代”就敢“我爸是李刚”，小小村书记就敢贪占几千万！
摒弃一切特权思想，就要摒弃打招呼、找关系、要照顾。当今社会，处事打招呼、办事找关系、遇事要照顾在不少干部身上不同程度存在。民间常传的“不找法律找熟人”“不讲规定讲人情”“不排长队走捷径”“不走前门走后门”即是对此类行径的生動概括。以至于不少群众长叹“天道公理何在？”“法律规则何在？”“公平正义何在？”读读《红色家书》，怎能不在高尚人格前痛思过往？毛泽东在1937年11月27日致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写道“请通知我乡下亲友……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在1949年10月9日致妻兄杨开智的信中写道“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刘少奇在1950年5月2日致姐姐刘绍懿的信中写道：
“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你们不要来我这里，因我不能养活你们。”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执掌着最高权力，拥有着最大便利，面对家人近亲提出的特殊照顾，不仅不照顾一分，反倒厉声批评，这是何等高尚的品格！作为新时代共产党人、党的干部，更须向革命志士看齐，将一切特权思想摒弃，全面回归公仆本质。
全面回归公仆本色，就要回归全心全意服务群众、扎扎实实为民办事的崇高信念。作为政府干部，需扎扎实实为民办事，尽职尽责做好分内之事；作为党的干部，需品质优良，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和崇高使命。最关键的是要弄清“为了谁”的问题。聂荣臻在1922年6月3日致父母亲的信中坚定地回答：“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陈毅在1951年4月16日致父亲的信中深情地道出：“一切均从人民出发，儿窃愿勿愧于此。”夏明翰在1928年3月致姐姐夏明玮等的信中坚定地表明心志：“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几位革命志士对家人的告白，为党的干部弄清“为了谁”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学习的标杆。
全面回归公仆本色，就要回归不搞特殊化、作为普通一员的角色定位。“公仆”二字，即表明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父
母官”，因而必须尊重群众、回归群众，不搞特殊化，不要特殊待遇。前提就是要弄清楚“我是谁”的问题。董必武在1949年7月17日致侄子董良埙的信中讲道：“我们社会上有一种很陈腐的甚至很坏的旧观念就是鄙视劳动……必须纠正过来，我们应该以劳动生活为光荣，不劳动除了疾病老弱不胜者外，就不得食。”刘伯承在1950年1月29日致堂侄刘宽泰的信中讲道：“须知参加革命工作，用人是以德才资为标准，并不以私人关系的。谁犯了罪，即使是怎样有功的人，也不能马虎了事。”陈毅在1962年4月10日致哥哥陈孟熙的信中讲道：“要想办法，自力更生节约，千万千万告诫家中人等。”几位革命志士对亲属的叮嘱，为党的干部弄清楚“我是谁”的问题提供了参照的样板。
全面回归公仆本色，就要回归为民务实清廉、为党分忧尽责的政治操守。回归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就是要深入基层调研实践，不摆架子不搞形式，一心为公不谋私利，急群众所急办群众想办；回归为党分忧尽责的政治操守，就是要坚定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与一切不利于党的人和事作斗争。很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怎么做”的大问题。徐特立在1949年8月致女儿徐静涵的信中要求她：“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吴玉章在1952年致时任富顺县县长的侄子林宇的信中要求他“好好地执行政府法令，随时注意人民疾苦……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人民，教育人民”。邓颖超在1954年1月24日致侄子周尔均的信中要求他：“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地为着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几位革命志士对家人的要求，为党的干部弄清“怎么做”的重要问题提供了学习的蓝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拿出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勇气，坚决与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坚决遏制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重读《红色家书》，重看革命志士的真情实感、理想信念、作风品质，触发了笔者深深的思考。作为党的干部，尤其是新时代党的干部，我们必须摒弃一切特权思想，全面回归公仆本色。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发改委）
（责任编辑 王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