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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9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土资源部通报了五起违法违规、顶风建设高尔夫球场案件。这是继2011年4月11部委联合通知之后的又一次严厉通报。
违禁高尔夫球场成了“高大胆儿”
1984年8月，由霍英东、郑裕彤等投资创建的广东中山温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对外开放，此后，作为招商宠儿，高尔夫球场由沿海向内地、由南向北，扩散开来。
1993年国务院开始控制高尔夫球场盲目建设。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但遏制效果有限。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调查摸底。
2011年，11部委派出两个督导组到北京等十地督导，要求对违规高尔夫球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然而有禁难止。研究者称，高尔夫项目年增量呈现震荡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更严厉的政策出台当年及次年，净增数反而达到阶段高峰值。
比如，2004年以后北京的高尔夫球场从20家增加到70家，工商登记信息中绝口不提“高尔夫”，但往往超范围经营。
再如，湖南张家界借体育生态公园、休闲公园的名义规划建设两座高尔夫球场。遭国土资源部门处罚后，当地官员仍表示：必须打擦边球，先上车后买票，买不到票也要强力推进。
反高尔夫究竟反的是什么
很多国家都曾兴起过反高尔夫球运动。
在高尔夫球运动发源地苏格兰，1457年3月，苏格兰王室颁布法令“完全停止并且取缔高尔夫球”，因为它妨碍了青年演练御敌卫国的国术——射箭。但法令未能落实，连主持法令制定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据说也嗜球成瘾。
20世纪90年代，不少国家出现了“反高尔夫”组织，或怒斥球场大量耗水，或抨击球场占地影响粮食生产，或要求建设“袖珍球场”、“环保球场”，少占地，少砍伐，保护生态。
英国的“反高尔夫”组织，不远万里来到东南亚，建议越南商人停止砍伐雨林修建高尔夫球场，日本“反高尔夫”组织则成功制止近400个新建高尔夫球场项目。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宣布任内不打高尔夫球，关闭总统府内的高尔夫球场，警惕官商勾结。
那么，中国人反高尔夫球，又在反什么？
自2009起，《瞭望东方周刊》持续跟踪报道高尔夫禁令执行状况，分析近几年的舆情，可以发现，中国人反对的初衷更加多元，包括：占用耕地、环境污染、政绩工程、腐败等。这从人们给高尔夫取的别名——高尔富、高尔腐、高尔费——可见一斑。
洋生意赚“土”财
作为一项体育运动，高尔夫并无“原罪”可言，为何遭千夫所指？这是因为高尔夫被异化，比如被贵族化、被当做房地产开发的幌子，侵占农田和水资源。
礼仪缺失在国内高尔夫球场上较常见，江湖气被带进了球场。
著名导演冯小刚曾讲了一次在美国打球的经历：“有一杆没打好，随口习惯性地骂了一句：‘我CAO！’话音刚落，马上过来一个球童说：‘如果您再这样就请离开。’尽管我当时非常沮丧、愤怒，但还是不得不服从。”
球场被认为是真实交流的绝佳平台。据说，杰克-韦尔奇在担任通用电气CEO期间，年均打50场高尔夫球。他喜欢将高尔夫当做测试新员工的手段。
有人还寻思到高尔夫的妙处之一在于交际、交易——高尔夫的最高境界在于打“人”。 “平时约会10分钟都难，但来到高尔夫球场至少可谈三四个小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而开发商往往将高尔夫项目当做“泛地产”来运作，先炒球场后炒房。美国曾经也有近46%的高尔夫项目配有房地产，而在中国这个比例达到了70%。
水消耗更让人震惊。据悉，全国现已建成高尔夫球场600 多个，年耗水5.6亿吨，相当于6000 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此次被通报的五起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案件中，北京老河湾投资有限公司违法占地约900亩，其中基本农田828亩；云南腾冲雅居乐置业有限公司违法占地792.8亩，其中耕地585.6亩；宁夏一家企业以建穆斯林生态园为名建设高尔夫球场，违法占地2083.54亩，其中耕地1240.08亩。
难以脱离娱乐圈
政策分析者认为，政府限制、禁止的并非高尔夫运动，而是这项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建议政府应该主导发展公众球场，促进高尔夫运动大众化。
在美国，公众高尔夫球场占比高达80%，其选址也多在不宜耕作的荒地、滩涂等处。
一些资料显示，国内 18洞球场的投资成本平均为1.53亿元，加上场地建设费、会馆建设费、球场维护费等，约需3亿元人民币。高尔夫球场建设总成本中，购地费用约占70 %以上。因此，一些人认为高尔夫运动“贵”的根源是球场建设贵。
在保龄球、台球、网球等项目从高档娱乐业税收目录划归体育文化业之时，高尔夫却一直被划归娱乐业，难以完全脱离“娱乐圈”。如今，在一些地方税率已从20%下调至10%，但仍然被认为过高。
作为高尔夫的业余参与者，冯小刚并不认为大众化能够得以实现。他曾在文章中称：打了多年高尔夫球，体会就是高尔夫是少数人的运动，今后也不可能属于多数人，看不到大众化的可能性，“如果您一定要这么认为，那是骗人的，我是说实话。”
违禁高尔夫球场成了“高大胆儿”
1984年8月，由霍英东、郑裕彤等投资创建的广东中山温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对外开放，此后，作为招商宠儿，高尔夫球场由沿海向内地、由南向北，扩散开来。
1993年国务院开始控制高尔夫球场盲目建设。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但遏制效果有限。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调查摸底。
2011年，11部委派出两个督导组到北京等十地督导，要求对违规高尔夫球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然而有禁难止。研究者称，高尔夫项目年增量呈现震荡上升趋势，尤其是在更严厉的政策出台当年及次年，净增数反而达到阶段高峰值。
比如，2004年以后北京的高尔夫球场从20家增加到70家，工商登记信息中绝口不提“高尔夫”，但往往超范围经营。
再如，湖南张家界借体育生态公园、休闲公园的名义规划建设两座高尔夫球场。遭国土资源部门处罚后，当地官员仍表示：必须打擦边球，先上车后买票，买不到票也要强力推进。
反高尔夫究竟反的是什么
很多国家都曾兴起过反高尔夫球运动。
在高尔夫球运动发源地苏格兰，1457年3月，苏格兰王室颁布法令“完全停止并且取缔高尔夫球”，因为它妨碍了青年演练御敌卫国的国术——射箭。但法令未能落实，连主持法令制定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据说也嗜球成瘾。
20世纪90年代，不少国家出现了“反高尔夫”组织，或怒斥球场大量耗水，或抨击球场占地影响粮食生产，或要求建设“袖珍球场”、“环保球场”，少占地，少砍伐，保护生态。
英国的“反高尔夫”组织，不远万里来到东南亚，建议越南商人停止砍伐雨林修建高尔夫球场，日本“反高尔夫”组织则成功制止近400个新建高尔夫球场项目。
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宣布任内不打高尔夫球，关闭总统府内的高尔夫球场，警惕官商勾结。
那么，中国人反高尔夫球，又在反什么？
自2009起，《瞭望东方周刊》持续跟踪报道高尔夫禁令执行状况，分析近几年的舆情，可以发现，中国人反对的初衷更加多元，包括：占用耕地、环境污染、政绩工程、腐败等。这从人们给高尔夫取的别名——高尔富、高尔腐、高尔费——可见一斑。
洋生意赚“土”财
作为一项体育运动，高尔夫并无“原罪”可言，为何遭千夫所指？这是因为高尔夫被异化，比如被贵族化、被当做房地产开发的幌子，侵占农田和水资源。
礼仪缺失在国内高尔夫球场上较常见，江湖气被带进了球场。
著名导演冯小刚曾讲了一次在美国打球的经历：“有一杆没打好，随口习惯性地骂了一句：‘我CAO！’话音刚落，马上过来一个球童说：‘如果您再这样就请离开。’尽管我当时非常沮丧、愤怒，但还是不得不服从。”
球场被认为是真实交流的绝佳平台。据说，杰克-韦尔奇在担任通用电气CEO期间，年均打50场高尔夫球。他喜欢将高尔夫当做测试新员工的手段。
有人还寻思到高尔夫的妙处之一在于交际、交易——高尔夫的最高境界在于打“人”。 “平时约会10分钟都难，但来到高尔夫球场至少可谈三四个小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而开发商往往将高尔夫项目当做“泛地产”来运作，先炒球场后炒房。美国曾经也有近46%的高尔夫项目配有房地产，而在中国这个比例达到了70%。
水消耗更让人震惊。据悉，全国现已建成高尔夫球场600 多个，年耗水5.6亿吨，相当于6000 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量。
此次被通报的五起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案件中，北京老河湾投资有限公司违法占地约900亩，其中基本农田828亩；云南腾冲雅居乐置业有限公司违法占地792.8亩，其中耕地585.6亩；宁夏一家企业以建穆斯林生态园为名建设高尔夫球场，违法占地2083.54亩，其中耕地1240.08亩。
难以脱离娱乐圈
政策分析者认为，政府限制、禁止的并非高尔夫运动，而是这项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因此建议政府应该主导发展公众球场，促进高尔夫运动大众化。
在美国，公众高尔夫球场占比高达80%，其选址也多在不宜耕作的荒地、滩涂等处。
一些资料显示，国内 18洞球场的投资成本平均为1.53亿元，加上场地建设费、会馆建设费、球场维护费等，约需3亿元人民币。高尔夫球场建设总成本中，购地费用约占70 %以上。因此，一些人认为高尔夫运动“贵”的根源是球场建设贵。
在保龄球、台球、网球等项目从高档娱乐业税收目录划归体育文化业之时，高尔夫却一直被划归娱乐业，难以完全脱离“娱乐圈”。如今，在一些地方税率已从20%下调至10%，但仍然被认为过高。
作为高尔夫的业余参与者，冯小刚并不认为大众化能够得以实现。他曾在文章中称：打了多年高尔夫球，体会就是高尔夫是少数人的运动，今后也不可能属于多数人，看不到大众化的可能性，“如果您一定要这么认为，那是骗人的，我是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