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礼之辩”（国家法律与忠孝礼节之间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古人，因为古代经常发生于法不容、于情可宥的案件（比如为亲人复仇）。历朝历代都曾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法礼之辩”，每次都争论激烈，难以统一意见。仅仅有唐一代，就有两则典型案例。
　　唐开元十九年（751年），监察御史杨汪奉命前往川中嶲州（今四川西昌），因有人举报嶲州都督张审素贪污军款。杨汪在路上被张审素的党羽劫持，张审素的党羽当着杨汪的面杀死告发者，并威胁杨汪，要他上奏免张审素之罪。后来，有人杀死张审素党羽，杨汪才得以逃脱。自此，杨汪、张审素结怨。杨汪随后上奏皇上，说张审素谋反，张审素被诛，全家籍没，只有两子因年幼免死，被流放岭南。不久两子逃回原籍，隐匿数年，伺机为父报仇。
　　开元二十三年，年仅十几岁的张氏兄弟在洛阳手刃杨汪，现场留书，声明其父虽然贪赃，但罪不至死，杨汪一伙构陷其父谋逆，其父乃蒙冤被杀。兄弟俩作案后，离开现场寻找和杨汪一起诬陷其父的同党，结果半路被官府逮捕。一时舆情汹汹，认为兄弟俩年幼孝烈，合身为父报仇，应予宽恕。但也有人认为预谋杀人，按律当斩。唐玄宗召集群臣专题讨论。右相援引汉代案例，认为两少年行为当属孝烈，应赦；左相则认为赦免两兄弟，与国法相悖。唐玄宗赞同后一观点，下令河南府处决张氏兄弟。但相当一部分朝野人士为此伤感，收敛安葬了张氏兄弟，并为张氏兄弟建造数座假冢以防仇家报复。
　　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九月，陕西富平人梁悦为父报仇，手刃仇人秦杲后到县衙自首。鉴于此类案件前人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唐宪宗要求尚书省集体讨论。韩愈撰《复仇议》，指出儒家经典及诸子经史向来没有对血亲复仇者问罪的记载，历代法律对此也无明确规定，因为不允许复仇，会伤了孝子的心，也和先王的训条相违背；允许复仇，则会血流成河，后果不堪设想。韩愈要求皇帝根据血亲复仇案件的实际情况钦定亲裁。
　　唐宪宗采取韩愈的意见，宽赦梁悦——杖一百、发配循州（今广东惠州）。因韩愈给皇帝的建议被纳，血亲复仇者看到赦免希望，这客观上鼓励了血亲复仇。这一先例对后代影响很大，元朝不仅允许血亲复仇，而且规定被报仇者还得向复仇者交纳50两烧埋银，以告慰被害者在天之灵。宋、明、清三朝法律虽禁止血亲复仇，但复仇者仍有很多机会得到赦免。
　　近代也有一则例子——民国女侠施剑翘为父报仇。施父兵败被俘，被孙传芳枭首示众。施剑翘立志复仇，放足练枪，并成功刺杀了孙传芳，被法院判决七年徒刑。当时报界议论纷纷，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政要均出面吁请。1936年10月，施剑翘被批准特赦。
　　按说，个人的血亲之仇与国家的法律孰轻孰重，不难分辨。个体的“孝”不能凌驾集体的“法”之上，鼓励“孝”也得有一定边界，不能触碰法律。这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常识，在古代却是一道伦理大难题。原因有二：一是华夏文明起源于家族宗法，人伦乃立法的基础，有了这样的意识形态，当血亲复仇发生时，部分社会舆论便会倾向于赦免复仇者，认为于礼有据；二是古代法律公正性较低，人治高于法治，官吏执法差异度很大，难以得到百姓认同。
　　编辑/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