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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7月2日下午4点多，未满50虚岁的父亲积劳成疾，离开我们走了。那一年我虚岁17，正在读高一。
处理好父亲的后事，坚强的母亲从一次次的昏厥中醒来，把我一个人叫到跟前。她的眼泪已经流干，眼睛好像都快睁不开了，一会擦一下，一会擦一下，说话声音很小，哑哑的，交代了两件事。一是一定要把高中读完，没有文化要受人欺负的;二是一定要争取入党，只有入党了，人才有前途！
我知道，这是父亲的遗言，这是他一生刻骨铭心耿耿于怀的两件事情。他没有文化，连一封信都要请人帮着看。有一次，他外出开会回来，生产队会计递给他一封信，很轻蔑地说：“你的信，我已经帮你看过了。”父亲把这封已经撕开口的信带回家，狠狠地摔在桌子上说：“我的信，他不问一声，想拆就拆，这也太欺负人了！”
还有，就是入党的事。自打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父亲就是村里第一任农会主任，后来当选为县人民代表，是全县有名的劳动模范，他是党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准备第一批培养发展的党员，申请也写了，表也填了，村里几乎人人都知道他要入党了，可这事拖了一年又一年，就是批不下来，还谁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公社主管党务的副书记到村里来蹲点，就住在我家，两个人一直喝酒到很晚，副书记才把事情给挑明了：原来我父亲的档案里有一张不知从哪里来的参加国民党的表格，也就是说，我父亲竟然是国民党员。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贫下中农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了几十年，怎么我父亲也变成国民党了？书记安慰父亲说，不止你一个人，你们村里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都是国民党员，可能是当年哪一个人为了向国民党党部邀功，私下把你们的名字偷偷填表上报了。
也许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父亲入党的心就死了，而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可那时，我还真的很难理解父亲的心思，只是他的临终遗言，我丝毫也不敢忘记。
父亲走后的生活是很苦的，我用稚嫩的肩膀帮助妈妈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负。妈妈经常一个人偷偷到父亲的坟头去哭泣，我可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咬咬牙，就这么扛着，坚持读完了高中，没有大学可考，放下书包回到生产队劳动了两年，终于在1976年2月14日夜里，穿上了军装，从桐庐县东门头码头登上钱江一号大轮船，开始了自己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
军营是一座大熔炉，我们就像矿石，一天天在里面熔煉。那个时候，高中生很稀罕，是领导眼里的知识分子，一进军营我似乎就受到很多关注。班长是个老实人，长我3岁，像个大哥哥似的处处护着我。年底他要退伍了，临走前把我喊到菜地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份入党申请书。他说：“小姚啊，你有文化，在部队要好好干，一定会有出息的。这份入党申请书，是我的老班长留给我的，你好好看看，参考一下，今晚就写一份，趁我还在，我就帮你送上去。新兵第一年入党估计困难，但我帮你说说话，打个基础，明年应该就差不多了。”当天晚上，等大家都睡下了，我在俱乐部的乒乓球桌上，照着班长给我的、班长的班长传下来的入党申请书的样子，加上我的一些情况，写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一早交给班长，他看了一下后说：“写得很好，给我吧！”他转身就去找副教导员，那是我们营部的党支部书记。
班长走了，新来的班长会点小木工活，可军事技术不怎么行，训练比武拉练打靶，凡是顶着门的事情，都必须我上，我成了训练尖子，入党的呼声很高。可到了年底，营部入党的两个人，一个是炊事员，一个饲养员，他们光荣入党的同时都光荣退伍了。我心里很失落，第一次觉得部队也有不公平。排长来找我谈话，通知我去团轮训队参加骨干培训。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有文化是好事，但记得一定要谦虚。烧饭的，养猪的，都是革命的需要。你军事技术好，各方面表现不错，但他们养猪烧饭也很辛苦啊，为什么不能在你前面入党呢？记住我的话：在你想不通的时候，正是组织在考验你的时候。”
排长的话语重心长，对我触动很大。我在轮训队表现很好，成绩优异，回来后提升为侦察班班长。那是1978年的1月，我写信回家，弟弟把信念给妈妈听，妈妈一边听，一边流泪，嘴里喃喃地说：“大佬倌争气的，大佬倌争气的，我明天要给你爸爸去烧点纸，给他报个喜，我们姚家屋里要出人哩！”
1978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百废待兴，时不我待，我们六十军开展了全军规模的基础训练大比武，各个单位，各个兵种，各个专业，精锐尽出，尖子云集。盛夏七月，全军于苏州、无锡两地展开比武决战，我一举夺得高炮侦察兵专业第一名，荣立了第一个三等功。我手握着立功喜报，心里美美的，提笔向党支部写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心想这下应该是比较有把握了。可谁知，到年底发展党员的时候，还是没有我。
我当时被抽调到团新闻报道组，没日没夜地加班爬格子，用我们的话就是为“豆腐块”和“火柴盒”而奋斗。那年头，对于我们基层报道员来说，能在军区《人民前线》报和《解放军报》上一篇小稿，就要高兴地唱“巴扎嗨”了。我在报道组干了3个月，有12篇大小稿件被军区和省以上报刊电台采用，这是很突出的成绩了。正好政治处的新闻干事空缺，团首长准备直接提升我来接班，可干部股一调档案，发现我还不是党员，这下就急了。政治处的杨副主任立马打电话找了我们营教导员：“老林啊，你那个营部的姚定范怎么还不是党员？昨天研究干部都提不起来，抓紧啊！”教导员赶紧解释：“快了，快了，他是知识分子，要考验，要考验！”于是，一张盼望已久的入党志愿书，递到了我的手上。我接过来，觉得沉甸甸的，非常神圣，捻起一个角，轻轻打开，左看右看，不敢下笔，心跳得厉害，手心里全是汗。
1979年3月12日下午，陆军第六十军高炮团一营营部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通过我的入党申请。会前，两个介绍人又找我认真地谈了一次话，优点只字不提，说的全是问题，给我敲了好多个警钟。他们还提醒我，今天的会议上，同志们都会毫不留情给你提问题，这是你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这两个介绍人，一个是营部司务员邹学民，山东黄县、现在龙口市人，1972年12月入伍;一个是驾驶班班长夏元炳，安徽金寨人，1973年12月入伍。老邹和老夏，你们是我的政治领路人，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人在何处，但你们对我的教导已经永远铭刻在我灵魂的深处。
这一天，是我国第一个全民义务植树节，这是一个绿色的、富有生命和希望的日子。这一天，也是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老父亲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处理好父亲的后事，坚强的母亲从一次次的昏厥中醒来，把我一个人叫到跟前。她的眼泪已经流干，眼睛好像都快睁不开了，一会擦一下，一会擦一下，说话声音很小，哑哑的，交代了两件事。一是一定要把高中读完，没有文化要受人欺负的;二是一定要争取入党，只有入党了，人才有前途！
我知道，这是父亲的遗言，这是他一生刻骨铭心耿耿于怀的两件事情。他没有文化，连一封信都要请人帮着看。有一次，他外出开会回来，生产队会计递给他一封信，很轻蔑地说：“你的信，我已经帮你看过了。”父亲把这封已经撕开口的信带回家，狠狠地摔在桌子上说：“我的信，他不问一声，想拆就拆，这也太欺负人了！”
还有，就是入党的事。自打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父亲就是村里第一任农会主任，后来当选为县人民代表，是全县有名的劳动模范，他是党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准备第一批培养发展的党员，申请也写了，表也填了，村里几乎人人都知道他要入党了，可这事拖了一年又一年，就是批不下来，还谁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公社主管党务的副书记到村里来蹲点，就住在我家，两个人一直喝酒到很晚，副书记才把事情给挑明了：原来我父亲的档案里有一张不知从哪里来的参加国民党的表格，也就是说，我父亲竟然是国民党员。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贫下中农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了几十年，怎么我父亲也变成国民党了？书记安慰父亲说，不止你一个人，你们村里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人都是国民党员，可能是当年哪一个人为了向国民党党部邀功，私下把你们的名字偷偷填表上报了。
也许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父亲入党的心就死了，而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可那时，我还真的很难理解父亲的心思，只是他的临终遗言，我丝毫也不敢忘记。
父亲走后的生活是很苦的，我用稚嫩的肩膀帮助妈妈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负。妈妈经常一个人偷偷到父亲的坟头去哭泣，我可从来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咬咬牙，就这么扛着，坚持读完了高中，没有大学可考，放下书包回到生产队劳动了两年，终于在1976年2月14日夜里，穿上了军装，从桐庐县东门头码头登上钱江一号大轮船，开始了自己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
军营是一座大熔炉，我们就像矿石，一天天在里面熔煉。那个时候，高中生很稀罕，是领导眼里的知识分子，一进军营我似乎就受到很多关注。班长是个老实人，长我3岁，像个大哥哥似的处处护着我。年底他要退伍了，临走前把我喊到菜地边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递给我，我打开一看是一份入党申请书。他说：“小姚啊，你有文化，在部队要好好干，一定会有出息的。这份入党申请书，是我的老班长留给我的，你好好看看，参考一下，今晚就写一份，趁我还在，我就帮你送上去。新兵第一年入党估计困难，但我帮你说说话，打个基础，明年应该就差不多了。”当天晚上，等大家都睡下了，我在俱乐部的乒乓球桌上，照着班长给我的、班长的班长传下来的入党申请书的样子，加上我的一些情况，写了我人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一早交给班长，他看了一下后说：“写得很好，给我吧！”他转身就去找副教导员，那是我们营部的党支部书记。
班长走了，新来的班长会点小木工活，可军事技术不怎么行，训练比武拉练打靶，凡是顶着门的事情，都必须我上，我成了训练尖子，入党的呼声很高。可到了年底，营部入党的两个人，一个是炊事员，一个饲养员，他们光荣入党的同时都光荣退伍了。我心里很失落，第一次觉得部队也有不公平。排长来找我谈话，通知我去团轮训队参加骨干培训。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有文化是好事，但记得一定要谦虚。烧饭的，养猪的，都是革命的需要。你军事技术好，各方面表现不错，但他们养猪烧饭也很辛苦啊，为什么不能在你前面入党呢？记住我的话：在你想不通的时候，正是组织在考验你的时候。”
排长的话语重心长，对我触动很大。我在轮训队表现很好，成绩优异，回来后提升为侦察班班长。那是1978年的1月，我写信回家，弟弟把信念给妈妈听，妈妈一边听，一边流泪，嘴里喃喃地说：“大佬倌争气的，大佬倌争气的，我明天要给你爸爸去烧点纸，给他报个喜，我们姚家屋里要出人哩！”
1978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年，百废待兴，时不我待，我们六十军开展了全军规模的基础训练大比武，各个单位，各个兵种，各个专业，精锐尽出，尖子云集。盛夏七月，全军于苏州、无锡两地展开比武决战，我一举夺得高炮侦察兵专业第一名，荣立了第一个三等功。我手握着立功喜报，心里美美的，提笔向党支部写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心想这下应该是比较有把握了。可谁知，到年底发展党员的时候，还是没有我。
我当时被抽调到团新闻报道组，没日没夜地加班爬格子，用我们的话就是为“豆腐块”和“火柴盒”而奋斗。那年头，对于我们基层报道员来说，能在军区《人民前线》报和《解放军报》上一篇小稿，就要高兴地唱“巴扎嗨”了。我在报道组干了3个月，有12篇大小稿件被军区和省以上报刊电台采用，这是很突出的成绩了。正好政治处的新闻干事空缺，团首长准备直接提升我来接班，可干部股一调档案，发现我还不是党员，这下就急了。政治处的杨副主任立马打电话找了我们营教导员：“老林啊，你那个营部的姚定范怎么还不是党员？昨天研究干部都提不起来，抓紧啊！”教导员赶紧解释：“快了，快了，他是知识分子，要考验，要考验！”于是，一张盼望已久的入党志愿书，递到了我的手上。我接过来，觉得沉甸甸的，非常神圣，捻起一个角，轻轻打开，左看右看，不敢下笔，心跳得厉害，手心里全是汗。
1979年3月12日下午，陆军第六十军高炮团一营营部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通过我的入党申请。会前，两个介绍人又找我认真地谈了一次话，优点只字不提，说的全是问题，给我敲了好多个警钟。他们还提醒我，今天的会议上，同志们都会毫不留情给你提问题，这是你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这两个介绍人，一个是营部司务员邹学民，山东黄县、现在龙口市人，1972年12月入伍;一个是驾驶班班长夏元炳，安徽金寨人，1973年12月入伍。老邹和老夏，你们是我的政治领路人，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人在何处，但你们对我的教导已经永远铭刻在我灵魂的深处。
这一天，是我国第一个全民义务植树节，这是一个绿色的、富有生命和希望的日子。这一天，也是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老父亲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