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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体西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中西方文化互动的碰撞下，也是在清王朝内忧外患的情势下采用的一种“自强之术”。它在中国早期的探索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对“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生一直到当今社会的阐述，并对其演进阶段其特征作了分析与总结，希望其对于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积极有力的借鉴。
【关键词】中体西用;物质;制度;思想
“west the body uses” the thought three big spanning type evolution
Tang Liu
【Abstract】“West the body uses” is after the Opium War, under West culture interaction collision, is also one kind which uses under the Qing Dynasty internal disorder’s and foreign invasion’s circumstance “technique of the striving to improve”. It has played the vital role in the Chinese early time’s explor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through right “west the body uses” the thought production yizhi dao now society’s elaboration, and has made the analysis and the summary to its evolution stage its characteristic, hoped that it provides positive powerful model regarding the socialism system country’s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West the body uses; Material; System; Thought
19世纪中叶，中国这个即将无奈地走向衰落的国家，在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压迫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开始了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洋务教育的基本方针，贯穿在其实践过程的每一环节。该方针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有志之士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努力。但是，对于“中体西用”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它无疑是一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更新的革新理论，既照顾了当时的形式变化，即必须学习西方，又照顾了当时长期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民的情感，使西方文化合法的走入中国，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西方文化的结合。有的学者也认为，“中体西用”毕竟是作为一种继续维持封建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化观念，其领导人也是始终代表封建阶级的洋务派，不免天生存在很大的局限了，导致它不但没有为中国的独立富强打下人才基础，反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日本，半封建本殖民地的厄运更加严重；还有人认为，“中体西用”仅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个特定的称谓，过了那个时期，这个称谓就不在有意义。是否“中体西用”思想真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株昙花？不是的。从它的产生那天，就一直伴随我国的建设与发展，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演进，纵观历史，“中体西用”思想主要经过以下三大跨越式的演进。
1 封建主义时期的“中体西用”——物质层面
1.1 “中体西用”的产生及含义：“中体西用”，产生于封建主义的末期，其最初的表述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所提出的“以中国论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而明确宣称这一口号的一般认为是1895年的沈毓桂在《万国公报》第75期发表《匡时策》所云：“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中华人迹，宜以中学为体，为用。”同时，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以“新”“旧”学二分法进行较全面的描述。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体西用”还起源于两个文化理念的走向。一是，因中西文化互动而产生的“西学中源”说；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法，从思想观念上有鄙夷转向师夷，这也是“中体西用”说形成的理论前提。[1]尽管“中体西用”在不同的提倡人那里有不同的表述，如“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等等，但总结起来，都离不开这个主题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在这个阶段的“中体”主要是指以儒家精神为主题的封建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2]其核心是传统的文化经济制度，灵魂是儒家纲常名教。而“西学”主要是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声光电医炮等物质文化。
1.2 特点评价：在封建主义末期，“中体西用”实实在在的按照它本来的含义存在的，即体式维护封建统治的体制，始终没有逃出传统这个圈子，是不能撼动的。而“西用”也仅仅是是考虑如何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更加有效的挽救出于风雨摇摆中的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仅仅指西艺，不指西政。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甲午中日战争的惨痛失败，都无不显示着封建主义期间，“中体西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特点与弊端。
第一、“体”与“用”的内涵都比较狭窄、传统。一个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一个是西方科学技术，否认了西方的制度与政治。
第二、“体”“用”二者的主次之分、本末之别太过于明显。把儒学置于主题地位，保持儒学的教育内容与制度不便，总之中学的中心地位不可动摇。而主张西学为用，只是孤立的，部分的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排斥了科学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文化。
第三、教育政策倡导者身份矛盾。在当时的中国，许多具有教育改革实践者所具有的西学知识，都是通过间接途径活得，缺乏对西方文化系统深刻的认识。[3]许多教育改革的掌舵者的身份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启蒙家。以张之洞为例，不难理解他当时既要破旧立新，以此修补封建主义教育，又要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挽救封建统治，最终还是导致教育改革成了封建统治的附庸和利用工具。
第四、清政府顽固派对新学反对强烈。在当时，“中体西用”并不是清政府全部统治阶级的共识，朝廷中“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廷皆是”。[4]清政府内存在了很大一批国粹派，他们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论。而以梁启超游归来所撰《欧游新影录》为契机，中国学者兴起了反思西学，重阳东方学术文化的高潮。不管是当时教学内容上，课程设置上，体制改革上，中国都处在被动接受的角色，而不是主动接近。
第五、最初的目的过于肤浅。儒学在“中体西用”中一直占据教育主体地位，并没有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传统的读书做官观念一直牢牢的控制着人们的心灵，西学几乎一点发展的空间都没有。面对根深低估的传统教育，引进西学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回复旧秩序，维护封建统治，而不是开创新局面。导致林则徐“开眼看世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得到的回应是微乎其微。
可以说，“中体西用”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解决了中学与西学相互关系的问题，而这一时期的观念仅仅是存在于物质层面，如坚船利炮等科学技术方面，洋务派在地方撒谎能够修建安庆机械所、汉阳铁厂，而没有触碰到西方是制度，思想方面，所以也导致“中体西用”并没有为当时的中国带来多的改善与发展，因为它割裂了“体”“用”的统一，简化了“体”“用”的内涵，根本不适应当时潮流的发展，甚至成为了后来阻碍维新运动的因素。在封建主义社会，“中体西用”以失败而告终。
2 资本主义时期的“中体西用”——制度层面
２.1 该时期“中体西用”思想概况：甲午战争的惨败，给全国上下带来了震惊与悲愤。如何从亡国灭种险境中解脱出来，已成为朝野上下所公认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中日战争割败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5]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维新派在“中体西用”的旗号下，提出中西学并重，强调中西汇通的文化观，批判洋务派不知全变，要求全面学习西方，特别学习西方是政法制度，他们对于“中体西用”论式的突破已经是显而易见，赋予了“中体西用”更丰富、更实际的内涵。
在社会主义性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时期，人们对“中体西用”论的认识更深刻。这时的“体”已经不在是封建专政政体，领导者鼓吹民权、平等，借日本为向导，把政体转变为了君主立宪制。而“用”也不仅仅是用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是要全面的学习效仿他们的政法制度。如《劝学篇》所界定的“中体西用”：“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6]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体西用”内涵的扩张。
２.2 特点评价：资本主义现代化时期的“中体西用”的传播与实施，可能是初期戊戌维新时期最为典型，这段时期也是“中体西用”论一个关键性演变的大见证。尽管有一大批人他们还守着以前的那一道防线，致使变法的领导人还是小心翼翼的打起“中体西用”的口号，但从这些人的讨论中，也看出了他们在实施中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第一、中西并重，中西会通。不再用本末、道器等字眼来表达中西学的中从关系，以西用来为道、固本，以梁启超为代表。1986年，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后续》，明确提出，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7]他之所以说中学和西学谁也离不开谁，是因为它们各有所长短，所以他力主中西并重，取长补短。所以在那时，他也提倡坚持“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中国之法，行西人之意”。[8]
第二、提倡全变之道，效仿日本，全面变法。维新派强烈抨击洋务派经营30年而终未成功时，除了揭露其用人不当，管理不善和作风腐败之外，还着重批判了他们学习西方只是舍本逐末，学其枝节，而未学其根本。当时维新派就发表了很多言论，如“中学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场，忽其政本质大法”[8]等。他们发表言论的目的，就是扫清变法道路，既然查漏补缺挽救不了危机，那就用大变全变之治本办法，改变政法制度才是唯一出路。学习西法不仅在器物技艺之“末”，在于政法学理之“本”。当然，这也给长期以来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带来了挑战。
第三、强力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维新派与洋务派最大的区别是，维新派提出了西方民权学说。[9]他们认为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法案。梁启超认为君权日尊而民权日衰是中国致弱的根源。他曾说：“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10]所以中国要富强还需要像西方一样设议院。所有他们的这些思想最后通过报刊、学会等手段传播出去，这对封建专制起到了有力的打压作用。
第四、“中体”与“西用”之间仍是直接嫁接。在洋务运动以后以及辛亥革命以前，我们不可否认“中体西用”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与发展，主张的重点已由“中体”移向了“西学”。然而，就在“中体”与“西用”的衔接方式上，当时的倡导者也并未走出传统的圈子，资产阶级考虑的是怎样将“西学”直接套用在“中体”上，而并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时期，“中体西用”论尽管在内容上尤其是制度上有很大的进步，但因为它们的结合方式没有得到根本的变化，也致使资本主义的“中体西用”相对于封建主义的有明显的进步，但却始终在结局但没有带来很大的价值。可以说，“中体西用”在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制度层面，这是很大的进步，但由于仅仅发展到制度层面，还是转化为了中国现代的羁绊。
3 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层面
3.1 “中体西用”的内涵：时代在进步，历史在滚动，中国人民并没有因为失败就放弃希望。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中体西用”思想。也许，有很多学者认为，“中体西用”论，在维新变法或者说辛亥革命以后就告终了。其实不以为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中体西用”思想仍然以另一个化身再次起到了点拨的作用，只不过对它进行了新的变异、新的思考，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体西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升华。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中体西用”的“中体”已不再是“坚持孔孟之常经”，也不再是“坚持君主立宪制”，而是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西用”也不再是把西方的东西照搬过来，直接嫁接，直接套用，用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器物技艺，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理论，通过自身的实践化为已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3.2 特点评价：社会主义时期是我们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特殊对社会性质给我们带了机遇与挑战。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稳步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协调发展。纵观历史，中国领导的指导思想是在总结、吸取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成熟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中体西用”论仍然发挥着与足轻重的作用，并再一次被提升。
第一、“中体”的蜕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我们所推崇的“体”，主要是思想层面，是政治制度。那么“中体”可以理解为，以我国国情为体，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体，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体，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体。[11]后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等等我们也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的“体”是客观的，具有生命的。
第二、“西用”的提升。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那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团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了初探，制定了相应的思想方针政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团体对我国发展道路做了修正，是中国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知道今天的科学发展观，都显示着，我们“西学”，已经提升到了思想层面。不再仅仅是去研究他们的物器技艺。不然，我们就没有社会主义。
第三、“体”“用”之间的嫁接方式转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不好试过才知道。我们可以借鉴好的，并且在他国发展的好的理论、思想，在我国不一定就好。所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了社会主义体用的嫁接的基本方式，并且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让“中体西用”论发挥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有了“西用”，才有社会主义，而有了这样的“体用”嫁接方式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的中国应当以开放胸襟去接纳西方文化一切先进的元素。
在社会主义现代时期，也就在当今的中国，我们很欣慰的感受到了“中体西用”论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对中国领导的意识的冲击与洗礼。当然，我们对“中体西用”的认识永远没有顶峰，对其研究也永远没有终点，因为时代永远在前进，社会永远在变化，历史永远在发展。
4 结语
“中体西用”，一道穿越了中国三大社会性质的思想，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与坎坷。从封建主义肤浅的物质层面，到资本主义半生不熟的制度层面，再到今天社会主义完整的思想层面，不断的成熟，不断的超越，但是我们仍不能用完美对其恭维。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尽管中国的各方面都在稳步发展，但是都不够完善，究其实质是要加强对体制的整体构建。[12]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大量西方文化向我国的倾销下，如何发挥“中体西用” 思想观念在我国体制建设的作用，是一项重要议题。实践也证明，中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环境，也需要一个既符合发展也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我们必须重审“中体西用”思想的核心价值，把握它的精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扎实基础与推崇创新并重，不断地完善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风貌。
参考文献
[1] 许洁.中国文化史论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07-308
[2] 张维.“中体西用”与“和混洋才”之比较[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
[3] 张维.“中体西用”与“和混洋才”之比较[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
【关键词】中体西用;物质;制度;思想
“west the body uses” the thought three big spanning type evolution
Tang Liu
【Abstract】“West the body uses” is after the Opium War, under West culture interaction collision, is also one kind which uses under the Qing Dynasty internal disorder’s and foreign invasion’s circumstance “technique of the striving to improve”. It has played the vital role in the Chinese early time’s explor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through right “west the body uses” the thought production yizhi dao now society’s elaboration, and has made the analysis and the summary to its evolution stage its characteristic, hoped that it provides positive powerful model regarding the socialism system country’s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West the body uses; Material; System; Thought
19世纪中叶，中国这个即将无奈地走向衰落的国家，在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压迫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开始了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中体西用”思想作为洋务教育的基本方针，贯穿在其实践过程的每一环节。该方针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有志之士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做的努力。但是，对于“中体西用”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它无疑是一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更新的革新理论，既照顾了当时的形式变化，即必须学习西方，又照顾了当时长期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民的情感，使西方文化合法的走入中国，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西方文化的结合。有的学者也认为，“中体西用”毕竟是作为一种继续维持封建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化观念，其领导人也是始终代表封建阶级的洋务派，不免天生存在很大的局限了，导致它不但没有为中国的独立富强打下人才基础，反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日本，半封建本殖民地的厄运更加严重；还有人认为，“中体西用”仅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一个特定的称谓，过了那个时期，这个称谓就不在有意义。是否“中体西用”思想真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株昙花？不是的。从它的产生那天，就一直伴随我国的建设与发展，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自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演进，纵观历史，“中体西用”思想主要经过以下三大跨越式的演进。
1 封建主义时期的“中体西用”——物质层面
1.1 “中体西用”的产生及含义：“中体西用”，产生于封建主义的末期，其最初的表述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所提出的“以中国论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而明确宣称这一口号的一般认为是1895年的沈毓桂在《万国公报》第75期发表《匡时策》所云：“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中华人迹，宜以中学为体，为用。”同时，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以“新”“旧”学二分法进行较全面的描述。而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体西用”还起源于两个文化理念的走向。一是，因中西文化互动而产生的“西学中源”说；二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法，从思想观念上有鄙夷转向师夷，这也是“中体西用”说形成的理论前提。[1]尽管“中体西用”在不同的提倡人那里有不同的表述，如“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道西器”“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等等，但总结起来，都离不开这个主题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在这个阶段的“中体”主要是指以儒家精神为主题的封建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2]其核心是传统的文化经济制度，灵魂是儒家纲常名教。而“西学”主要是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声光电医炮等物质文化。
1.2 特点评价：在封建主义末期，“中体西用”实实在在的按照它本来的含义存在的，即体式维护封建统治的体制，始终没有逃出传统这个圈子，是不能撼动的。而“西用”也仅仅是是考虑如何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更加有效的挽救出于风雨摇摆中的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仅仅指西艺，不指西政。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甲午中日战争的惨痛失败，都无不显示着封建主义期间，“中体西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特点与弊端。
第一、“体”与“用”的内涵都比较狭窄、传统。一个是封建政治经济制度，一个是西方科学技术，否认了西方的制度与政治。
第二、“体”“用”二者的主次之分、本末之别太过于明显。把儒学置于主题地位，保持儒学的教育内容与制度不便，总之中学的中心地位不可动摇。而主张西学为用，只是孤立的，部分的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排斥了科学知识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文化。
第三、教育政策倡导者身份矛盾。在当时的中国，许多具有教育改革实践者所具有的西学知识，都是通过间接途径活得，缺乏对西方文化系统深刻的认识。[3]许多教育改革的掌舵者的身份既是政治家，又是思想启蒙家。以张之洞为例，不难理解他当时既要破旧立新，以此修补封建主义教育，又要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挽救封建统治，最终还是导致教育改革成了封建统治的附庸和利用工具。
第四、清政府顽固派对新学反对强烈。在当时，“中体西用”并不是清政府全部统治阶级的共识，朝廷中“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廷皆是”。[4]清政府内存在了很大一批国粹派，他们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论。而以梁启超游归来所撰《欧游新影录》为契机，中国学者兴起了反思西学，重阳东方学术文化的高潮。不管是当时教学内容上，课程设置上，体制改革上，中国都处在被动接受的角色，而不是主动接近。
第五、最初的目的过于肤浅。儒学在“中体西用”中一直占据教育主体地位，并没有因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传统的读书做官观念一直牢牢的控制着人们的心灵，西学几乎一点发展的空间都没有。面对根深低估的传统教育，引进西学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回复旧秩序，维护封建统治，而不是开创新局面。导致林则徐“开眼看世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得到的回应是微乎其微。
可以说，“中体西用”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解决了中学与西学相互关系的问题，而这一时期的观念仅仅是存在于物质层面，如坚船利炮等科学技术方面，洋务派在地方撒谎能够修建安庆机械所、汉阳铁厂，而没有触碰到西方是制度，思想方面，所以也导致“中体西用”并没有为当时的中国带来多的改善与发展，因为它割裂了“体”“用”的统一，简化了“体”“用”的内涵，根本不适应当时潮流的发展，甚至成为了后来阻碍维新运动的因素。在封建主义社会，“中体西用”以失败而告终。
2 资本主义时期的“中体西用”——制度层面
２.1 该时期“中体西用”思想概况：甲午战争的惨败，给全国上下带来了震惊与悲愤。如何从亡国灭种险境中解脱出来，已成为朝野上下所公认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中日战争割败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5]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维新派在“中体西用”的旗号下，提出中西学并重，强调中西汇通的文化观，批判洋务派不知全变，要求全面学习西方，特别学习西方是政法制度，他们对于“中体西用”论式的突破已经是显而易见，赋予了“中体西用”更丰富、更实际的内涵。
在社会主义性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时期，人们对“中体西用”论的认识更深刻。这时的“体”已经不在是封建专政政体，领导者鼓吹民权、平等，借日本为向导，把政体转变为了君主立宪制。而“用”也不仅仅是用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是要全面的学习效仿他们的政法制度。如《劝学篇》所界定的“中体西用”：“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6]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体西用”内涵的扩张。
２.2 特点评价：资本主义现代化时期的“中体西用”的传播与实施，可能是初期戊戌维新时期最为典型，这段时期也是“中体西用”论一个关键性演变的大见证。尽管有一大批人他们还守着以前的那一道防线，致使变法的领导人还是小心翼翼的打起“中体西用”的口号，但从这些人的讨论中，也看出了他们在实施中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第一、中西并重，中西会通。不再用本末、道器等字眼来表达中西学的中从关系，以西用来为道、固本，以梁启超为代表。1986年，梁启超发表《西学书目表后续》，明确提出，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7]他之所以说中学和西学谁也离不开谁，是因为它们各有所长短，所以他力主中西并重，取长补短。所以在那时，他也提倡坚持“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中国之法，行西人之意”。[8]
第二、提倡全变之道，效仿日本，全面变法。维新派强烈抨击洋务派经营30年而终未成功时，除了揭露其用人不当，管理不善和作风腐败之外，还着重批判了他们学习西方只是舍本逐末，学其枝节，而未学其根本。当时维新派就发表了很多言论，如“中学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场，忽其政本质大法”[8]等。他们发表言论的目的，就是扫清变法道路，既然查漏补缺挽救不了危机，那就用大变全变之治本办法，改变政法制度才是唯一出路。学习西法不仅在器物技艺之“末”，在于政法学理之“本”。当然，这也给长期以来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带来了挑战。
第三、强力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维新派与洋务派最大的区别是，维新派提出了西方民权学说。[9]他们认为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法案。梁启超认为君权日尊而民权日衰是中国致弱的根源。他曾说：“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问议院之立，其意何在？曰：君权与民权合，则情易通；议法与行法分，则事易就。”[10]所以中国要富强还需要像西方一样设议院。所有他们的这些思想最后通过报刊、学会等手段传播出去，这对封建专制起到了有力的打压作用。
第四、“中体”与“西用”之间仍是直接嫁接。在洋务运动以后以及辛亥革命以前，我们不可否认“中体西用”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与发展，主张的重点已由“中体”移向了“西学”。然而，就在“中体”与“西用”的衔接方式上，当时的倡导者也并未走出传统的圈子，资产阶级考虑的是怎样将“西学”直接套用在“中体”上，而并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时期，“中体西用”论尽管在内容上尤其是制度上有很大的进步，但因为它们的结合方式没有得到根本的变化，也致使资本主义的“中体西用”相对于封建主义的有明显的进步，但却始终在结局但没有带来很大的价值。可以说，“中体西用”在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制度层面，这是很大的进步，但由于仅仅发展到制度层面，还是转化为了中国现代的羁绊。
3 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层面
3.1 “中体西用”的内涵：时代在进步，历史在滚动，中国人民并没有因为失败就放弃希望。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中体西用”思想。也许，有很多学者认为，“中体西用”论，在维新变法或者说辛亥革命以后就告终了。其实不以为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中体西用”思想仍然以另一个化身再次起到了点拨的作用，只不过对它进行了新的变异、新的思考，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体西用”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升华。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中体西用”的“中体”已不再是“坚持孔孟之常经”，也不再是“坚持君主立宪制”，而是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西用”也不再是把西方的东西照搬过来，直接嫁接，直接套用，用的东西也不仅仅是器物技艺，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理论，通过自身的实践化为已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添砖加瓦。
3.2 特点评价：社会主义时期是我们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特殊对社会性质给我们带了机遇与挑战。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稳步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协调发展。纵观历史，中国领导的指导思想是在总结、吸取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断成熟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中体西用”论仍然发挥着与足轻重的作用，并再一次被提升。
第一、“中体”的蜕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我们所推崇的“体”，主要是思想层面，是政治制度。那么“中体”可以理解为，以我国国情为体，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体，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体，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体。[11]后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等等我们也不难看出社会主义的“体”是客观的，具有生命的。
第二、“西用”的提升。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那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团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了初探，制定了相应的思想方针政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团体对我国发展道路做了修正，是中国走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等知道今天的科学发展观，都显示着，我们“西学”，已经提升到了思想层面。不再仅仅是去研究他们的物器技艺。不然，我们就没有社会主义。
第三、“体”“用”之间的嫁接方式转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好不好试过才知道。我们可以借鉴好的，并且在他国发展的好的理论、思想，在我国不一定就好。所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了社会主义体用的嫁接的基本方式，并且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让“中体西用”论发挥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有了“西用”，才有社会主义，而有了这样的“体用”嫁接方式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的中国应当以开放胸襟去接纳西方文化一切先进的元素。
在社会主义现代时期，也就在当今的中国，我们很欣慰的感受到了“中体西用”论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它对中国领导的意识的冲击与洗礼。当然，我们对“中体西用”的认识永远没有顶峰，对其研究也永远没有终点，因为时代永远在前进，社会永远在变化，历史永远在发展。
4 结语
“中体西用”，一道穿越了中国三大社会性质的思想，这一路走来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与坎坷。从封建主义肤浅的物质层面，到资本主义半生不熟的制度层面，再到今天社会主义完整的思想层面，不断的成熟，不断的超越，但是我们仍不能用完美对其恭维。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尽管中国的各方面都在稳步发展，但是都不够完善，究其实质是要加强对体制的整体构建。[12]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大量西方文化向我国的倾销下，如何发挥“中体西用” 思想观念在我国体制建设的作用，是一项重要议题。实践也证明，中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环境，也需要一个既符合发展也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我们必须重审“中体西用”思想的核心价值，把握它的精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扎实基础与推崇创新并重，不断地完善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风貌。
参考文献
[1] 许洁.中国文化史论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07-308
[2] 张维.“中体西用”与“和混洋才”之比较[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
[3] 张维.“中体西用”与“和混洋才”之比较[J].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