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试问新安道，凄凉意若何。大都常业少，只是素封多。商舶年年出，倡楼夜夜歌。人情吁可怪，客子慎风波。”第一、二句颇感突兀，商旅往来、财富汇聚不息的“新安道”，何以在谢氏笔下竟以“凄凉”二字语出？
　　是青壮年大批外出，本土因人烟稀少而显得有点落寞？还是野店风霜客路辛劳，秋天的景致让谢肇淛倍感沿途之萧瑟？抑或是其他什么缘故？或许，不假外求，《新安杂诗十首》的其他几首诗中，就隐含了解读的线索……
　　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九月，谢肇淛从淮南盐运中枢—仪真（今江苏仪征）水陆兼行前往徽州。而他的《新安杂诗十首》，就是根据万历二十六年九、十月间徽州之行的所见所闻，生动地刻画了皖南的社会风情，就其写实程度而言，实可看作一组风俗诗。
　　《新安杂诗十首》的第七首指出：
　　水市居民少，山城长吏尊。
　　春寒稀出郭，日午未开门。
　　谒者真如鬼，功曹巧似猿。
　　祢生怀片刺，磨灭向谁言。
　　新安江穿行于皖南的低山丘陵，河谷深切地层，群山蜿蜒起伏，一府六县依山傍水，留在当地的居民不多，天高皇帝远，官员便显得特别有权威。这首诗歌，状摹了谢肇淛对徽州官府衙门的观感。其中，最后两句用了《后汉书·文苑列传》的典故—东汉士人祢衡（此人即后世京剧中“击鼓骂曹”的主人公），锥处囊中，常思脱颖。他从江南荆州来到人文荟萃的京师许都，为求进用，预先写好了自荐书，打算找机会毛遂自荐。但因其人自视甚高，结果自荐书装在身上，字迹都磨损得看不清了也没派上用场。在这里，谢肇淛以祢衡自况，说自己未曾在徽州官府那儿打过秋风。
　　晚明时期，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曾有“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的诗句，意思是说，要见识富得流油的地方，就要到黄山和白岳去旅行。其实，明的是纵情山水，实际上是想在当地打秋风，这在当时称为“黄白游”。而“黄白游”之举，除了由好事的徽州富商接待之外，不少人还希望到当地官府那里夤缘关节。
　　其时，由于“黄白游”者纷至沓来，地方官疲于应付，有时因招待偶有不逮，秋风客踏上归途后，便“恶称歙游之凉也”（亦即指斥当地人招待不周）。由于有太多的文人墨客前往徽州做“黄白游”，寓客去留，游士来往，明末的傅岩对此显然是不胜其烦，他遂公然声言谢客：“徽有黄山、白岳之胜，向多游屐，恐浙接壤，停留指冒，遍示歇家寺观，及刊刻启言，或有过客造谒者，即令持启阻回，起行概不接见，请谒以杜。”这位歙县知县的具体做法是—刊刻启示，阻止各地的文人士大夫借“黄白游”之名前来徽州干谒。这虽然说的是明末的情形，但在此之前，谢肇淛显然就碰到地方官府的冷面孔。从上揭诗歌来看，谢氏踏上徽州土地之前，可能也希望当地官府能盛情款待一下，可一经接触，却发现对方并不热络，见此情状，谢氏亦不愿屈尊俯就，遂难免心存怨怼。故此，《新安杂诗十首》开篇所云：“试问新安道，凄凉意若何”，其间的一层意思或在于此。
　　另外，《新安杂诗十首》第三首的前四句还写道：
　　白马紫貂裘，朱门尽五侯。
　　贫因长聚讼，富为避交游。
　　此处说的是徽州当地有很多富商大贾、官宦人家，当地健讼之风炽盛，不少人因擅兴官司而荡析门户。此外，在外来士大夫竞逐“黄白游”的热潮中，一些富商（如潘之恒等人）颇为热衷，他们借此扩大交游，提高个人的声望。不过，也有更多的富人却害怕这种交游—因为与文人周旋，毕竟需要大笔的金钱花销，所以谢氏才会有“富为避交游”之慨叹。关于这一点，《新安杂诗》第五首又写道：
　　比屋不知农，山村事事慵。
　　居民多习贾，市女半为佣。
　　日落催寒杵，溪流急夜舂。
　　相逢无好事，端不似临邛。
　　临邛，古县名，治今四川邛崃。因秦时蜀卓氏、程郑被迁至此，以铁冶致富，后世遂以“临邛”代指富商。在徽州，谢肇淛碰到的一些人并不“好事”，为人处世也完全不像他所想象的那类富商—这可能也是让谢氏倍感新安道“凄凉”如许的另一原因。

二

　　谢肇淛是著名的旅行家，足迹遍及海内，他游览名山大川，有相当独到的体会。在《五杂组》中，他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旅行心得：“游山不藉仕宦，则厨传舆儓之费无所出，而仕宦游山又极不便。”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游山玩水不借助官府的帮助，那么，饮食车马的费用就没有着落，但倚靠官府旅行又相当不便，“侍从既多，少得自如，一也；供亿既繁，彼此不安，二也；呵殿之声既杀风景，冠裳之体复难袒跣，三也”。这是从官员的角度来看，因为侍从众多，游山时往往不太自由。另外，官府招待繁多，大吃大喝，彼此都心有不安，大概是招待之人难免嫌烦，而被招待者则过意不去，觉得欠了人情。游山之时前呼后拥，呵斥他人让道，让原本是雅事一桩的游山变得很煞风景。爬山爬热了，总想脱掉上衣凉快一下，但为了保持官员的体统，却又不好意思赤膊。而在另一方面，陪同之人更觉难过。例如，抬轿子及陪伴旅行之人，往往并不想走得很远。那些作陪的和尚、道士，总是希望此种应酬及早结束。碰到崎岖难走的道路，抬轿子的人就会骂骂咧咧。碰到很好看的风景，这些人就怕会成为先例，以后再来的其他人也要去游玩，招待起来不胜其烦，所以常常会将客人引到一般游客行经的线路。在这种情况下，“奇绝之景”往往难以看到。最后，谢肇淛总结说：“游山者须藉同调地主，或要丘壑高僧，策杖扶藜，惟意所适。……富厚好事之主，时借其力。”换言之，游山就必须找志同道合的黄冠缁素，大家提着拐杖随兴所至，踏尽落花。对于那些有钱又比较好事的主人，则要经常借助他们的力量。每逢一处风景，都要好好领略，并准备笔墨侍候，随时记下，以备遗忘。这是谢肇淛游山的心得，其中详细述及经常会碰到的各类情形，特别是旅行时招待方的情况：一类是仕宦（也就是官府），另一类则是富厚好事之主（亦即当地的有钱人）。而这两者，也正是许多“黄白游”者的赞助方。
　　谢肇淛的徽州之行，全程由潘之恒招待。关于潘之恒，《小草斋集》中有《原上答景升》： 　　丘壑空怜我，烟霞喜得君。
　　石楼曾望海，竹榻共眠云。
　　度岭穷幽径，摩崖识古文。
　　新诗与灵药，满袖碧氤氲。
　　景升即潘之恒，此一诗歌说的是潘氏与他步相随、影相傍、语相通。对此，谢肇淛在《五杂组》中曾记录一段趣闻：其时，黄山刚刚开辟不久，深山间有一处皆是积沙，人很快走过去便没事，如果稍微迟疑一下，沙子就会崩塌。谢肇淛不敢走，而以“黄山东道主”自居的潘之恒遂自告奋勇，结果刚走上两三步，沙就崩塌了，吓得他大声呼救，幸赖带路的土人将他搀着往回走。而对面如死灰的潘之恒，谢肇淛调侃道：阁下差点做了秦始皇，驾崩于沙丘了……
　　根据方志记载，潘之恒为人“专精古人词，工诗歌，恣情山水，海内名流无不交欢”。他出身于歙县岩镇的富商家庭，祖先都在江南仪真一带从事盐业。谢肇淛此行，就是从仪真前往徽州。可以说，他这一路上都是受到潘家的招待。潘氏是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曾入汪道昆的白榆社，又师事王世贞，后来与公安派的袁宏道亦过从甚密，在晚明颇有影响。谢肇淛此次到徽州，完全是由他接待—这可能是谢氏此行在徽州遇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好事”者之一。
　　前文提及，在晚明，士大夫之中风行“黄白游”，明的说旅行，实际上是到皖南打秋风。在当时，徽州富商中亦颇有好事之徒，他们对这些过往的文人好吃好喝招待，并陪同他们游览境内的黄山、白岳，赠送现金、礼品等。有的徽商，还出资赞助文人学士刊刻书籍。例如，袁中道的《珂雪斋前集》刊刻于徽州府学，从首列校者姓氏来看，捐资助刻的友人或门弟子，绝大多数都是徽州人。而更早的一例子，则是于万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透过李维祯的推荐、由徽州出版商潘膺祉刊刻的《五杂组》。
　　《五杂组》刊刻的这一年（一六一六），在明史乃至明清易代史上皆是极为关键的一年。是年，建州女真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事实上，在此之前，谢肇淛在论及辽东形势时，就极其敏感地预见到建州女真才是明朝的心腹大患。谢氏在《五杂组》中写下此一预见时，距离一六四四年的“甲申之变”尚有二十多年，当时能有这样的见解，非常了不起。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扶倾救危的洞见，入清以后，《五杂组》就被军机处奏请销毁，以至于有清一代都不见《五杂组》的任何刊本。
　　不过，好在墙内开花墙外香，除了万历四十四年如韦馆本之外，在明代还出现过另外一个刻本（今人称之为“明刻别本”）。此本应刊刻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之前，后辗转流传至东瀛，于日本宽文元年（一六六一年，当清顺治十八年）覆刻。在江户时代，《五杂组》在日本极受推崇，为诸多方志、随笔、文集所征引。此“明刻别本”后来也一再翻刻，目前所知，至少还有宽政七年（一七九五）、文政五年（一八二二）的刻本。对照如韦馆本，“明刻别本”的文字大同小异，最显著的不同是全书增加了十六条的内容。而在这十六条中，有十五条都在卷十六的末尾（亦即位于《五杂组》全书的最后部分），可能为后来所补充。而且，这十五条基本上皆是根据前代笔记或前人编述的笑话加以改编，并无特别的史料价值。只有一条位于《五杂组》卷八的《人部四》，似乎特别突出，这一点显然也与谢肇淛的徽州之行密切相关。

三

　　在《人部四》中，谢肇淛津津乐道于历代的“妒妇”，其中谈及当代时这样写道：
　　美姝世不一遇，而妒妇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小人多之数也。然江南则新安为甚，闽则浦城为甚，盖户而习之矣。
　　在此处，这位福州才子从地域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徽州的妒妇。他指出：当时漂亮女子不是很容易碰到，但喜欢吃醋、剽悍的女汉子却随处皆是，这主要是男人不争气的缘故。此种情形从地域上看，江南一带以徽州最为严重，而福建则以闽北的浦城为其代表，几乎每家每户都是如此。
　　谢肇淛世居乌石山下，他从闽江北上出省，浦城为其必经之地，故对闽北的风俗应有所了解。至于新安（徽州），则是根据其人的所见所闻加以概括、提升。而这，让人联想到一篇在皖南广为传抄的《惧内供状》。
　　伏为阴盛阳衰，巾帼之雄可畏；女强男弱，须眉之妇堪怜。秉坤而乃以乘乾，夫纲已堕；治内更兼乎治外，妻道何隆？风斯下矣！且世间多燕赵佳人，教且同焉，实宇内少昂藏之男子，慨往古而已然，叹今人之更甚！
　　某本儒生，家传阀阅，自信美如城北，岂期配在河东？号阃内之大将军，自他有耀；怕老婆之都元帅，舍我其谁？……一言触恼，分明太岁当头；片语加嗔，俨似小魈破胆。……被骂总莫妙妆呆，动怒又何妨赔笑？……可骇者平时声若洪钟，到妻前不闻其响；可怜者纵尔勃然盛怒，入房中而忽改其容……更可悼者，立法尤严，设刑备至。大门闩使丈夫之惊魂堕地，小棒槌乃娘子之朴作教刑。马桶盖制就圆枷，俨似将军之帽；裹脚布权为长链，竟同绵殓之尸。……欲讨饶既虑钻隙相窥，将高喊又恐隔墙有耳。无奈哑气低声，学吞泪（炭？）之豫滚（让？）；攒眉咬齿，等刺股之苏秦……
　　它出自笔者在徽州民间收集到的一册文书抄本。从中可见，这位自称“怕老婆之都元帅”的一介书生，泣血稽颡，凄苦万状。文中字句惶惑骇怖，愁苦嗟叹。其人平日虽然声宏气壮，但在悍妻面前却似泥塑木偶不敢则声。不过，他最后还是郑重其事地声明：“不敢书名，人各有妻，观此莫笑，供状是实。”言外之意，几乎视全天下男子皆为惧内之同好，生得荒唐活着窝囊，大家彼此彼此，不必五十步而笑百步。类似于此的游戏文章，在徽州文书中尚不止这一篇。例如，徽州人还戏仿《滕王阁序》为文以赠惧内者，文中洋洋洒洒，同样也是感叹“雌强雄弱，威光射斗牛之墟；阴盛阳衰，夫主下床前之榻”。凡此种种，都说明徽州妒妇“比屋可封”的确源远流长，惧内传统在当地似乎已积淀而为一种民俗。对于此类的夫道不张，谢肇淛慨叹道：
　　世有勇足以驭三军而威不行于房闼，智足以周六合而术不运于红粉，俯首低眉，甘为之下，或含愤茹叹，莫可谁何，此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有的男人在外面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在家里却很搞不定，这恐怕也是人生的一大不幸啊！ 　　历观陈迹，遍窥时事，谢肇淛认为：“宋时妒妇差少，由其道学家法谨严所致，至国朝则不胜书矣。”看来，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时刻都放松不得，因为这首先关乎男人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接着，他又直呼王阳明、戚继光、汪道昆三人之名，说他们都是著名的惧内之士。其中，一个是“内谈性命，外树勋猷”的知名官僚，一个是“南平北讨，威震夷夏”的著名将领，另一个则是“锦心绣口，旗鼓中原”的文坛领袖，这三者在十六世纪算是最令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不过，他们虽然在外面风光无限，外海内江莫大事功，但在家里却没有什么地位，竟被妻子修理得服服帖帖。
　　本来，写到这里大概也就可以打住了。不过，谢肇淛博古通今，又是一位喜欢翻唇弄舌的大嘴巴。他到过徽州，与潘之恒等人过从甚密。而潘之恒恰是富家公子哥，毕生的著述便是“品胜、品艳、品艺、品剧”。所著《亘史》，将徽州当地的里巷琐闻飞短流长编入小说（后来这也成为明清世情小说的素材而广为传播）。谢氏与他朝夕相处，在徽州逗留了一两个月，对于“佳人有意村郎俏，才子无能美女狠”之类的传闻似乎也特别感兴趣。这位具有敏锐观察力的有心人，在当地一定打听到不少猛料，所以一时刹不住，接着又写道：
　　汪伯玉先生夫人，继娶也，蒋姓，性好洁，每先生入寝室，必亲视其沐浴，令老妪以汤从首浇之，毕事即出。翌日，客至门，先生则以晞发辞，人咸知夜有内召矣。侍先生左右者，男皆四十以上，妪皆六十以上，其它不得见也。先生所以严事之，亦至矣。然少不当意，辄责令蒲伏，盛夏则置蚊蚋丛中，隆寒则露处以为常。先生每一闻夫人传教，汗未尝不洒淅也。先生有长子，稍不慧，婿于吴数载矣，一旦被酒，戏言欲娶妾。妇怒甚，伺其寐也，手刃其势，逾月而死。先生令切责妇，幽之暗室，又数月乃自雉……
　　“少妇之见畏，惑床笫也”—在谢肇淛看来，老夫少妻朝欢暮乐最容易转爱成畏。根据上述的说法—蒋氏夫人有洁癖，每次汪道昆前来高卧柔乡之前，她都必须亲自看其洗净身子，让侍候的老太婆用热水从头浇到脚；兴云布雨之后，马上就得离去。翌日，如果有朋友上门，汪道昆就以自己刚洗了头发，需要晒干为由推辞（被发而干，即《离骚》所指的“晞发”），这样，大家就心知肚明—老顽童昨夜又赴少妻处称臣纳贡拨雨撩云去也！平日里，蒋氏夫人对其管束极严，侍候的佣人，男子要超过四十岁，女的则要六十朝上。由于明代男风盛行，故而做女人必须严防死守—女小三自然无法容忍，但与此同时还必须防范男同志乘虚而入。谢肇淛描述说，汪道昆对太太非常小心谨慎，稍有拂逆，蒋夫人就让他跪在那里，而且想尽办法惩罚他—盛夏季节将其置身于蚊子很多的地方，寒冬时节则让他裸身站在外头，此种惩罚习以为常。所以他每次听到夫人有什么吩咐，马上就会直冒冷汗，相当紧张。
　　揆诸实际，汪道昆在文学史上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诸多史料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大致说来，汪氏生前享誉日隆，死后则非议蜂起，反差巨大。不过，无论如何，在十六世纪后半期，汪道昆与当时“后七子”之李攀龙、王世贞鼎足而三，成为其时的文坛领袖。因他官居兵部侍郎，以高官而得文名，声名显赫，故与同时的王世贞合称为“两司马”。另就私人关系而言，汪道昆与介绍《五杂组》出版的李维祯关系莫逆，而接待谢肇淛的潘之恒等人，亦皆为汪氏之同乡后辈和弟子。特别是在徽州，汪氏为当地的高门望族，汪道昆的门生故吏遍天下，族戚姻娅布徽州，社会关系可谓盘根错节。汪道昆先后家居二十余年，在徽州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就在谢肇淛前往徽州的三四年前，汪道昆还被宗人奉主入越国公祠，配享忠烈，稍后又奉祀为乡贤。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汪道昆不仅为国家恃为栋梁，社会倚为砥柱，而且在私生活上，万历《歙志》的评价是“三配之外，绝无二色”，在男女关系上可谓一清二白。如此圣人般的人物，显然容不得任何负面的八卦传闻。
　　在此背景下，谢肇淛爆出的猛料，又焉能在徽人出版的著作中出现？虽然因史料不足征，我们无从确知谢肇淛交给李维祯的《五杂组》抄本之原貌如何，不过，“明刻别本”较徽州的如韦馆本多出十六条，其他的十五条都分布在书的最后，只有有关汪氏父子二人皆惧内的八卦新闻位于卷八，似乎并非偶然的巧合。或许，万历四十四年谢肇淛交稿欲在徽州出版时即有所忌讳，那条八卦只是在后来的版本中才加以补充。或许，原稿中的确有这么一条，但被其他人所删去。这当然只能是两种推测，不过我想：即使当初有这么一条，也会被李维祯、潘膺祉等人毫不犹豫地删去—这或许就是在徽州刊刻的如韦馆本少了此一八卦的缘故。以往一些学者在研究《五杂组》时，虽然从校勘学上指出了如韦馆本与“明刻别本”的区别，但却未能解释此种差异的原因所在。笔者以为，借由以上分析，或许可以找到部分的答案。
　　看来，尽管《新安杂诗十首》开篇即云：“人情吁可怪，客子慎风波”，不过，谢肇淛的此番徽州之行，还是不免在《五杂组》的鱼尾黑口之间，泛起了一圈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