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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一本正面描写蒋介石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的书籍，在2005年5月悄悄摆上各地新华书店的柜台。
70多万字的《国殇》受到广泛关注，专业人士认为，《国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几本描写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书籍之一，有评论甚至认为，《国殇》是第一本全面反映蒋介石政府抗战的专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认为，以前出版的抗战书籍，主要突出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描写国民党抗战的书籍相对较少，出版这样一本描绘抗战史实的书，表明中国史学研究更加合理。
6月8日，该书责任编辑唐得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殇》的宗旨是讴歌抗日将士，目前，从大陆和台湾反馈回来评价基本以正面为主。
《国殇》出版前后，正值中共中央部署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国共56年来再次握手之际，其信号意义非同凡响，引起海外媒体关注。
曾与中共为敌的抗战将领被还原
2005年5月25日，《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了该书的作者——军人出身的张洪涛，他曾著有《血祭大江》、《决战北中国》、《致命的失误》等十多部军事文学作品和译著。
“通常我们把抗战分成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在第一阶段，日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处于防御地位。本书描写的正是这一阶段中国战场的情况。”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国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国民党抗战的史实知之不多，张洪涛说，这是他写作此书的原因。
“现在有人说，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没什么关系，这是很不准确的。日军在亚洲战场上所投入的数百万兵力主要因陷入中国战区而无力自拔，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前期牵制日军兵力，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有极大关系。”
书中对一些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的贡献作了如实描述，其中包括在内战中与中共为敌的将领，如张灵甫，在抗日战争中表现非常勇敢，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如薛岳，这位湖南籍的国民党将领在同日本人打仗中常常取胜，而同共产党打仗则以败绩居多。
此书第一次出版于1994年，当时的名字是《燃烧的太阳》，出版后加印过一次，之后没能再版。
2005年，随着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此书再版的要求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认可。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一位官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全国共选送500多种图书，参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全国100本重点图书，此书在参评图书之列。这位官员还表示，抗战纪念主基调还是宣传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该书再版，能够反映出中国的进步。”上海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张主任说，“目前我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绩大多持肯定态度，如台儿庄战役，凇沪保卫战，当然也否定它在1944年的大溃败。如果说过去对这段历史还有所回避的话，现在这方面的东西正在逐步添加进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党史研究会主任石仲泉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党史中的提法是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也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共产党配合正面战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共同打击侵略者，这个评价基本上还是从史实出发的。
为何以前对“国军抗战”讲得少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萧栋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全部是国民党正规军，所打战役皆为重点战，与日军主力直接交锋，湖南是正面战场的第九战区(部分属第六战区)。
“1939年至1945年在湖湘大地发生的6次惨烈会战(3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均属正面战场战役，占了全国正面战场22次大型会战的1／4。”
从“七七事变”、凇沪抗战到后来的武汉会战，这一阶段，中日双方以争夺大城市为主，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毫无疑问是抗战的主战场。
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发挥敌后战场的作用，他们在敌后展开了多达十几万次的游击战争，大量牵制日军。史学界的看法是，武汉会战以后，中日双方的争夺以小城市为主，共产党的敌后战场至此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萧栋梁还认为，“所以，国共将士的作用都不可抹杀，讲述抗战历史，我们更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谈。”
历史学教授，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鞠德源认为，长期以来缺少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几点：
一是共产党当时不掌握国民党战场的详细材料：二是解放前夕，大部分资料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另外，很多参加过抗日的将领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敌人。
“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些人。像张灵甫，他也参加过抗战，极其英勇；孙立人，在远征军中立下功劳；戴笠是著名的特务头子，可他在抗战中也曾搜集情报，铲除汉奸。”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改革也正在逐步进行，上海东格致中学的张敏霞老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读书的时候，教科书讲到抗战历史时，很少提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但现在，高一年级部分教材肯定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行动。新的二期课程教学改革则用很大篇幅描写了“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其中会战双方的战略意图以及兵力损失情况都写得相当细。
“现在，教师在讲授高三的历史课程时，还努力把课本跟时事结合起来，从新闻的角度向学生提到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及有望合作发展的趋势，这样的授课学生相对容易接受。”
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历史
凇沪抗战中，谢晋元将军带领的八百壮士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硬是激战4昼夜，打退日军6次进攻，歼灭日军200余人。
5月24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上海找到书中浓墨重彩提及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在苏州河边，离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场不远，记者乘了两辆出租车，询问了3个苏州河附近的居民后，才知道它的准确地址是在“光复路1号”。
今天的“四行仓库”已经很旧，在周围高楼大厦的包围之中很不显眼，除了底层写有“八百壮士四行仓库抗日纪念地”字样外，位于底楼和七楼的两个史迹陈列室都没有开放，它的周围也被“某某开发公司”的字样所包围。
记者询问了8位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大部分人不知道“四行仓库”是做什么的，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上海”吴忠良告诉记者，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的时候，上海市民群情激奋，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品、药品送人四行仓库，支持壮士抗击日军的情况。
他拉着记者的手说，所有抗战的事迹，对抗战有功的将士，都不应该被忘记。四行仓库，可千万要让今天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记得。
70多万字的《国殇》受到广泛关注，专业人士认为，《国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几本描写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书籍之一，有评论甚至认为，《国殇》是第一本全面反映蒋介石政府抗战的专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认为，以前出版的抗战书籍，主要突出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描写国民党抗战的书籍相对较少，出版这样一本描绘抗战史实的书，表明中国史学研究更加合理。
6月8日，该书责任编辑唐得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殇》的宗旨是讴歌抗日将士，目前，从大陆和台湾反馈回来评价基本以正面为主。
《国殇》出版前后，正值中共中央部署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国共56年来再次握手之际，其信号意义非同凡响，引起海外媒体关注。
曾与中共为敌的抗战将领被还原
2005年5月25日，《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了该书的作者——军人出身的张洪涛，他曾著有《血祭大江》、《决战北中国》、《致命的失误》等十多部军事文学作品和译著。
“通常我们把抗战分成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在第一阶段，日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处于防御地位。本书描写的正是这一阶段中国战场的情况。”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国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国民党抗战的史实知之不多，张洪涛说，这是他写作此书的原因。
“现在有人说，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没什么关系，这是很不准确的。日军在亚洲战场上所投入的数百万兵力主要因陷入中国战区而无力自拔，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前期牵制日军兵力，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有极大关系。”
书中对一些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的贡献作了如实描述，其中包括在内战中与中共为敌的将领，如张灵甫，在抗日战争中表现非常勇敢，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如薛岳，这位湖南籍的国民党将领在同日本人打仗中常常取胜，而同共产党打仗则以败绩居多。
此书第一次出版于1994年，当时的名字是《燃烧的太阳》，出版后加印过一次，之后没能再版。
2005年，随着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此书再版的要求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认可。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一位官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全国共选送500多种图书，参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全国100本重点图书，此书在参评图书之列。这位官员还表示，抗战纪念主基调还是宣传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该书再版，能够反映出中国的进步。”上海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张主任说，“目前我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绩大多持肯定态度，如台儿庄战役，凇沪保卫战，当然也否定它在1944年的大溃败。如果说过去对这段历史还有所回避的话，现在这方面的东西正在逐步添加进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党史研究会主任石仲泉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党史中的提法是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也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共产党配合正面战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共同打击侵略者，这个评价基本上还是从史实出发的。
为何以前对“国军抗战”讲得少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萧栋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全部是国民党正规军，所打战役皆为重点战，与日军主力直接交锋，湖南是正面战场的第九战区(部分属第六战区)。
“1939年至1945年在湖湘大地发生的6次惨烈会战(3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均属正面战场战役，占了全国正面战场22次大型会战的1／4。”
从“七七事变”、凇沪抗战到后来的武汉会战，这一阶段，中日双方以争夺大城市为主，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毫无疑问是抗战的主战场。
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发挥敌后战场的作用，他们在敌后展开了多达十几万次的游击战争，大量牵制日军。史学界的看法是，武汉会战以后，中日双方的争夺以小城市为主，共产党的敌后战场至此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萧栋梁还认为，“所以，国共将士的作用都不可抹杀，讲述抗战历史，我们更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谈。”
历史学教授，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鞠德源认为，长期以来缺少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几点：
一是共产党当时不掌握国民党战场的详细材料：二是解放前夕，大部分资料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另外，很多参加过抗日的将领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敌人。
“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些人。像张灵甫，他也参加过抗战，极其英勇；孙立人，在远征军中立下功劳；戴笠是著名的特务头子，可他在抗战中也曾搜集情报，铲除汉奸。”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改革也正在逐步进行，上海东格致中学的张敏霞老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读书的时候，教科书讲到抗战历史时，很少提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但现在，高一年级部分教材肯定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行动。新的二期课程教学改革则用很大篇幅描写了“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其中会战双方的战略意图以及兵力损失情况都写得相当细。
“现在，教师在讲授高三的历史课程时，还努力把课本跟时事结合起来，从新闻的角度向学生提到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及有望合作发展的趋势，这样的授课学生相对容易接受。”
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历史
凇沪抗战中，谢晋元将军带领的八百壮士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硬是激战4昼夜，打退日军6次进攻，歼灭日军200余人。
5月24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上海找到书中浓墨重彩提及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在苏州河边，离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场不远，记者乘了两辆出租车，询问了3个苏州河附近的居民后，才知道它的准确地址是在“光复路1号”。
今天的“四行仓库”已经很旧，在周围高楼大厦的包围之中很不显眼，除了底层写有“八百壮士四行仓库抗日纪念地”字样外，位于底楼和七楼的两个史迹陈列室都没有开放，它的周围也被“某某开发公司”的字样所包围。
记者询问了8位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大部分人不知道“四行仓库”是做什么的，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上海”吴忠良告诉记者，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的时候，上海市民群情激奋，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品、药品送人四行仓库，支持壮士抗击日军的情况。
他拉着记者的手说，所有抗战的事迹，对抗战有功的将士，都不应该被忘记。四行仓库，可千万要让今天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