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源是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今年8月，他代表北京赛区参加全国科普界最高比赛规模的科普讲解大赛，经过半决赛、决赛异常激烈的“厮杀”，高源站到了最后，获得全国一等奖。
　　高源的办公室在北京自然博物馆老楼的顶层，走进去，如同走进旧时光。
　　在他不大的工位里塞了四五个书架，少儿教育、少儿心理以及各科学门类的专业书见缝插针摞起一人多高，得侧着身进去。书架顶上站着一只大恐龙，周围堆满小象、狮子等等动物的玩具手偶，这些都是他平时淘来的，“用它们配合着讲解，孩子们特爱听”。毛绒玩具的脚边，散落着各式各样的润喉糖。

比赛就是展示日常状态

　　出生于1988年的高源，别看年纪不大，在科普界却是“老人”了。他参赛获奖的历史可谓悠久，2012年就获得北京市十佳，这次又拿到全国十佳，相当于已经拿了科普界比赛的“大满贯”。跟7年前的获奖照片一比，后退的发际线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為什么去参赛？高源说：“我仍然在一线为观众服务讲解，我想为讲解员这个职业发出声音。”
　　回想7年前北京市十佳的比赛，景况大不相同，“那时真紧张，都哆嗦，一处磕巴都不能打，除了高度集中，电光石火间还要想好动作。”
　　不过这次去参加全国比赛，高源一点儿包袱都没有，反而是自豪。“之前还探讨怎么比赛，我觉得设计出来的不是真正在一线的状态。登上舞台的一瞬间，我想的就是让全国的评委、全国的观众看到什么是亲民的科普，什么是真正的科普。”
　　高源在日常讲解中喜爱用儿歌讲解法，这是他跟恩师张宝堃先生那儿琢磨、升华出来的，“我去幼儿园实习过，和好友白兮老师一起编了60多首儿歌，每个门类都有。比赛时我这么讲，平时我也这么讲，比赛就是展示我日常的状态。”
　　比赛结束，有位院士评委拉着高源的手不放，“小伙子你讲得棒，我们评委这几个人有谁能站在台上去真正像你这么讲呢？你一定要继续讲下去。”
　　高源喜欢听戏，比赛让他真正悟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觉得“年轻的讲解员不要一味追求发音、追求动作、追求设计，日常踏踏实实去给观众讲，讲够500场自然就成了”。

从小偏爱生物

　　高源出生在北京，在花市的包头胡同里长大，“那会儿住平房，我爸爸喜欢养动物，从小就带我玩鸽子。我妈就爱带我来自然博物馆，抱着我给我讲这个是东北虎，这个是大熊猫。”
　　高源忘不了看见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第一眼，“站在大楼面前，眼前是满满的爬山虎，我觉得自己特别矮小。展厅里面有阳光洒进来，斑斑点点，好多标本，又神秘又有点害怕，又特有意思，就觉得万千世界和大自然都在面前了。”他太喜欢自然博物馆了，恨不能一周去一次，“太有意思了，就觉得怎么有这么多种生物？早起进来待到闭馆还恋恋不舍，瓶瓶罐罐的标本，我拿小本一个一个地记，这次来记到这儿，下次来接着记。不认识的字儿就画图，攒了好几个这样的日记本，带个小锁，回家锁上。”

　　高源印象特深，“有一个讲解员穿着蓝色的套裙给我们讲，就觉得这个人真厉害，什么都知道，动物植物恐龙都能讲，恐龙讲得那么棒，特震撼。”从喜欢那个讲解员开始，“想变成讲解员”成为他的梦想。妈妈曾经给高源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他假装是个小讲解员的样子，煞有介事地指着恐龙，笑得很开心。多年以后回头再看这张旧照，命运仿佛给他埋下了一颗与自然科普纠缠的神秘种子。
　　高源打小偏科生物，学习一般。他特别感念一路遇见了很多特别好的老师，“高中时生物组的老师们不管下班多晚，都耐心地给我指导，一有解剖的机会，就会留一份让我在办公室再解剖一下。张成德老师带着我做胡萝卜组织培养、万寿菊组织培养、草莓组织培养等等。学校标本室我也参与重新整理标本，制作目录。”
　　他对生物的偏爱，有时甚至让同学们觉得“变态”—— “所有习题册我都做一遍，五三模拟、优化真题那些能买到的卷子我全都做，最后要出什么题我都知道，老师跟我开玩笑说你都能当生物教研员了”。说来也巧，高源现在是北京市丰台区生物兼职教研员，有次开会他遇见当年的生物老师，“老师特别高兴，说你看我没说错，你现在给老师讲课、出题了吧。”

忠诚守护者

　　高考时他上了北师大，学的是最贴近博物馆的科学教育。没想到毕业时大多数博物馆还没有向社会开放招聘，他没能去博物馆而当了一名教师。

　　但梦想一直被他留在心里，并付诸行动，2009年，他成了自然博物馆的志愿者，“周六一整天都去做讲解，那会儿一天讲8场，现在都不敢想。当时全仗着年轻，讲一场，喝口水歇会儿，又讲一场。上午4场，下午4场，最多的时候我一天钉那儿不走了。”
　　2012年，中国地质博物馆首次向社会招聘一批讲解员，高源兴奋地报了名，“别看是第一次公开招聘，但考题特别难，竞争也厉害，400个里面选7个的比例。” 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他以优秀的成绩成为博物馆人，第二年就拿到了北京市十佳讲解员和自然资源部颁发的“五四青年奖章”。 　　不过，北京自然博物馆依然是高源心底的一亩田。2015年，机会来了，自然博物馆首次打开窗口向社会招聘，通过考试，高源终于圆了自己儿时的梦想。他说起这段往事时，一大段英文讲解词顺口飞出，“我现在都记得当时考英文讲解的词，讲的是有关恐龙灭绝的内容。然后朗诵的《小白杨》。”
　　去自然博物馆报到的第一天，高源像是回到熟悉的家，“那年科普教育部就招了我一个新人，上班第一天打完卡我就直接去前台服务观众了。”这份亲切源于他之前在馆里的7年志愿者生活，“每个周末都来讲解，和现在的同事全都认识。人事部的同事还开玩笑，说你连介绍都省了，也不用培训了。”
　　2015年7月25日，到自然博物馆上班的日子，被高源当作特别的纪念日。自然博物馆另一位志愿者白兮老师送给他一首诗：“愿做忠犬守自博，浮云蔽日两三朵。沈家门徒甘自诩，先师掌舵闯天河。”老朋友的诗写进高源心里，从地质博物馆选择回到自然博物馆时，他打定了主意：要像沈从文当年在国博当讲解员一样，扎根展厅，成为自然博物馆忠诚的守护者。

“幸福”与“压力”

　　梦想实现后，高源一刻也不敢放松，因为老一辈恩师的嘱托时时在心中闪现。“我的恩师齐吉祥是新中国第一代讲解员，当年周总理亲自指示，让他负责为尼克松总统讲解。2012年我去比赛的时候，齐老师给我们指导稿件，很投缘，后来我拜他为师。老师告诉我三句话，够我终身受用：怎么讲别人能够听得懂，怎么讲别人都喜欢听，怎么讲别人能记得住。”
　　他们师徒二人常常一个字一个字地探讨，“‘这水晶王高3.15米，重达3吨多’，这句词要换种说法，‘同学们，你们十个人加在一起的重量可能都不够呢’，这是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他真的是一句一句地教。”
　　老专家楼锡祜先生和高源同一天生日，成了忘年交， “老先生每次来都给我打电话，‘高源你在吗？我看到两篇文章跟你有关，给你送来’。‘今天我又找了两本书，是讲植物的，你能用’。”80多岁的老人，每次坐公交车给高源送资料，“是幸福也是一种压力”。
　　“我们的老馆长、著名鱼类学家王鸿媛先生患病之后，还特意叮嘱我：‘在日常讲解中一定要常讲演化，自然历史博物馆演化是我们的命根子，千万不要给丢了。’他们很执着，脑子里就想着这点事儿，还反复跟我说鱼类研究不能断……”
　　刚退休不久、享誉世界的恐龙足迹化石专家李建军研究员也常叮嘱他：“英文水平要扎实要提高、基础的东西一定要打牢，有机会多和科研人员去野外实践感受才能讲得更生动……”
　　听着这些话，高源心里特受鼓舞。在给老辈人进行口述实录、拍照整理留存资料的同时，他也痴迷于收集自然博物馆的旧资料。“一有空就去潘家园旧货市场溜达，历史的讲解词、老照片，花几千块钱去捡去淘也不含糊。别人眼中看起来毫无用处的收集，我却觉得是保留、是传承。我甚至想好了，等我死的时候全捐给国家，终归有一天，或许这些就有了价值。我不保存，那谁去保存呢？”

　　专业领域内的奖拿到“大满贯”，在别人眼中似乎可以“坐享其成”了，但高源却觉得差得还远呢，“从下领奖台那一刻，那些奖就都是过去式了，我现在是从零开始。”
　　怎么从零开始呢？“我们的展厅会经常更换，原来一个展厅讲10年，讲得出彩儿了，突然间‘哗’全换了，内容、标本全都是新的，是不是得从零开始？得一个一个学。”高源有一套自己遵从的职业标准：从“新”开始，从新的展览开始;从“心”开始，从对待新的观众开始。

　　想笑就笑，要哭就哭，我还要演恐龙，如果我自己都端着有太多杂念，那我和我的听众怎么能尽兴呢？

　　高源给自己立了个“小目标”：第一是深入研究讲解艺术，归纳方法和技巧;第二是传授，分享自己的一点经验和想法，和年轻的讲解员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第三是希望能够在世界博物馆教育的舞臺，展示中国讲解员的风采。
　　常年跟孩子们打交道，高源始终觉得世界是美好的，他想成为孩子们心中那个一直开心快乐的“恐龙哥哥”。
　　“想笑就笑，要哭就哭，我还要演恐龙，如果我自己都端着有太多杂念，那我和我的听众怎么能尽兴呢？”
　　高源的抽屉里有好几本老相册，拜访的前辈、收集的老资料，这些照片日夜陪伴着他。有时情绪低落了，低头看看，瞬间就能满血复活。从讲解志愿者开始，他在讲解的舞台上一站就是10年，他不允许自己懈怠，不然心里仿佛有个亏欠。“很多老博物馆人都讲了一辈子，我的榜样就在他们那儿。”
　　◎ 来源|北京青年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