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中国政府果断转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受此刺激，今年1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激增1.62万亿元，这一数字已经达到去年全年新增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超过经济刺激方案投资总额（4万亿元）的40%。
　　信贷激增部分缓解了经济衰退，目前已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开始表露一些积极变化，如采购经理人指数有所反弹、钢铁产量与价格均有上升、资本市场新开户数迅速增加、沪深股指年内涨幅已近三成，等等。不少乐观者预计，鉴于长期增长动力犹存，短期刺激力度空前，中国经济有望率先走出困境。
　　事急自当从权，但须讲求适度。具体就信贷增速而论，判断其是否适度的最重要依据是看其是否与实体经济所需相配套。过于宽松的货币环境可保当期增长但却不利于长期发展，此判断现成的例证是，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对当时的科技股泡沫基本采取听之任之的策略，其着力维持的低利率政策在推动经济快速扩张的同时，却又使得资产泡沫渐次出现在股票、房产以及信贷市场，最后，终因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深度衰退。
　　西方发达国家尚且如此，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更需时刻警惕货币过宽，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的货币过宽由来已久，M2/GDP之高世所罕见，此现象固然可以找出多方面的成因，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内生着极强的扩张冲动，由此造成高景气度时信贷激增，低景气度时信贷不减甚至依然激增，日积月累，越来越多的超额货币如同笼中怪兽，不断威胁金融稳定、经济发展；
　　其二，中国的投融资效率向来很成问题，其核心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GDP增加量）经逐年攀升已经高达5-7，而发达国家一般仅为1-2，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当此出口急剧萎缩、内需委靡不振之时，不降反升的信贷乘数（贷款增加量/GDP增加量）会否加剧本就相当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其三，中国的全部融资额中银行贷款占比畸高，近期同时出现的银行贷款激增、股市融资剧减无疑将使融资构成更为失调，由此不仅很容易因为信贷悖论而加剧资金错配，而且还会因银行业务先天带有的负债硬约束（存款一定要支付）、资产软约束（贷款不一定能回收）而进一步放大系统性风险；
　　其四，中国的银行改革尚未触及深层矛盾，国有控股、一股独大的产权模式并不能有效对抗行政干预，再加上利率不能真实反映稀缺程度，因此，很难判别，近三个月来骤然冒出的新增贷款究竟有多少合乎商业法则，又有多少其实是“向父亲邀功”，或者是因“羊群效应”盲目冒进？
　　类似上述问题，决非一朝一夕能予解决，当下应着重的工作，一是要加强监管与控制；再就是要重塑银行社会责任感，要促使他们牢牢记住，即使是在经济低迷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的前提仍然是规范和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