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我一直在思索药家鑫的那句话——“怕撞到农村人，特别难缠。”这是一个大学生在撞伤人、连捅八刀之后说出来的话。
　　我不能确认为什么药家鑫那么肯定地判断他撞的人就一定是“农村人”，按照他的逻辑，如果不是农村人的话，他本可以不捅刀子的。不过，即便他撞的不是农村人，也完全可以把他的话看做他最真实的想法，因为他最怕的不是“农村人”（城市人难道就好缠吗），而是怕“难缠”。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利益计算：一、撞伤的后果是无底洞式赔偿；二、撞死的后果是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比无底洞式赔偿划算。药家鑫选择了后者。
　　不能不说，药家鑫是一个理性经济人，符合经典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两大特征：自私且完全理性，能够将一事之中的利害得失分析得十分清楚，将利己本性发展为利益最大化原则。所有那些我们目睹的“宝马车故意四次碾压儿童致死”、“三次碾轧民工致其死亡”、“丧心司机几次碾轧老太太”、“年轻母亲遭公务员的车多次碾轧惨死”等新闻中的施暴者，都是非常典型的理性经济人——一事当前，理性地选择经济的行为。
　　扩展开来，类似的理性经济人多了去了，医生索钱、企业排污、官员寻租等等，都可能自私而理性。就拿一个艾滋孤儿小龙的遭遇来说吧，那些向学校写联名信抗议的家长，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子女的安全考虑。而且，我们敢保证自己处在当事人的境地时，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私与理性？
　　必须承认，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有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倾向，而且追求得非常理性。这也是一种历史动力，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在市场经济时代，在经济学成为显学的今天，理性经济更是得到了合法、合理地安放，往往成为谋利行为的正当辩护词。
　　可是，我们反观“撞伤不如撞死”，又明显感觉到其中的不对之处、不合理之处。这种理性不如说是冷漠，这种经济不如说是可怕。完善法律十分必要，西方严惩交通肇事者的办法也可以借鉴过来。但是不是法律设计合理了，就可以消除其中的不合理性呢？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无法做到，法律很难做到天罗地网、严丝合缝。如果法律如严密的牢笼，说不准个人的自由也会被窒息。人总会在现有法律的漏洞之下进行自私而理性地选择，假定法律本身难以消除自私与理性带来的冷漠残酷，这个世界岂不是无药可救？
　　其实，不一定总要利他行为，利己不损人就好。药家鑫的可怕之处是，损人而利己，理性而无德性，经济人而非社会人。他只被人性的弱点所牵制，只按照人性的弱点行事，仿佛没有走出残酷的丛林，没有进化到严格意义上的“人”。
　　有时我怀疑，像药家鑫这样的学生，难道一点儿人性都没有吗？哪怕一刹那的哀怜？我相信会有的，但是，他没有本着人性去行为，而是顺着利益去行为。他的人性和德性已经被经济和理性所代替，露出可怕的面目。因此，“经纪人”非常可怕，他们非常理性，认为利益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甚至可以凌驾于是非、人性之上。在利益的计算面前，他们的情感高度冷漠、理智高度清醒，连恻隐之心都丧失殆尽，变成非人的怪物。
　　把伦理的内容加入到理性经济人里面，并不是否定理性经济人这一假设，而是完善。人对伦理道德的要求，看似是非经济的，实际上还是经济的，也是理性的。因为，人对精神、道德同样有追求，这既可以赢得社会的赞誉，也可以安抚自己的心灵。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富人会做慈善，恶魔也会有良心发现的时候。
　　只要伦理道德的底线还在，对生命和弱者还有所敬畏和悲悯，那么信仰的底线就还在。这就等于说一个人、一个企业家、一个官员、一个政府……身上还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那么一切都好办得多。
　　编辑 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