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张照片里，罗丝·纳西克·洛孔延带领着队伍走进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奥林匹克综合体育馆;另一张照片里，她和联合国秘书长一起拿着有两人亲笔签名的横幅，笑容满面;还有一张照片是她与前女子马拉松纪录保持者、肯尼亚女运动员泰格拉·洛鲁佩的亲密合影。
　　此刻，25岁的罗丝·纳西克·洛孔延正坐难民营一间简易棚的地板上，翻阅里约奥运会时“难民代表团”的照片，这里距离南苏丹约161千米。在简易棚外面，6个脏兮兮的小孩子圍坐在炉火旁，其中几个孩子身上甚至没穿衣服。

仍然生活在难民营

　　自“难民代表团”亮相里约奥运会之后已经过去1年半，他们曾被认为为全世界6530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带来鼓舞和希望。近日全世界都在关注平昌冬季奥运会，而难民代表团中一些运动员的前景却不容乐观，对于洛孔延而言，她的情况近乎绝望。
　　南苏丹2011年从苏丹分离，成为独立的国家，在那之前和之后，南苏丹几乎一直处于战乱状态。在洛孔延8岁那年，他们居住的村落被敌军袭击并放火烧毁，于是她与家人一起逃到了卡库马难民营寻求庇护。卡库马难民营位于肯尼亚北部，靠近苏丹边境，这里居住着18.5万名难民，有成千上万个由泥土和铁板建造而成的难民屋，终年尘土飞杨。
　　后来洛孔延的父母返回南苏丹寻找祖父母，洛孔延留在难民营照顾她的两个弟妹。2016年，洛孔延去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了奥运会800米田径赛，之后还在世界各地与全球最优秀的运动员同台竞技——但她终究还是得回到卡库马难民营。

困境和资助

　　“我的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洛孔延边说边拍拍膝盖上那本旧相册。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家普通的培训营地接受训练，但卡库马难民营仍然是她的家。“自从参加完里约奥运会以来，我就没有接受过任何有助于提高技能的跑步训练了。”洛孔延说道。
　　洛孔延仍然活跃在国际竞技场上，比如她去年参加了伦敦世锦赛女子800米。和其他难民运动员一样，她参加这类比赛没有报酬;去国外参加完比赛，回国后还要面对生活困境。
　　在赛道上，洛孔延风驰电掣，而在卡库马难民营，她每日过着在火炉旁做饭、用黄色油罐里的水洗碗的生活。对于洛孔延而言，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运动员ID卡还不如联合国难民署签发的食物配给卡有用——上面罗列了他们全家15名需要领取救济食物的家人的名字。
　　“难民代表团”中另一位来自叙利亚的游泳选手耶丝拉·马蒂尼成了UA运动品牌的代言人，但这项赞助商协议并不包括5名现在还在肯尼亚生活的难民运动员。
　　“我们待在肯尼亚已经快两年了，在这里年轻人没有任何机会。”里约奥运会男子组800米田径赛选手耶什·普尔·比尔说道，“这个国家有可能支持我的运动员事业吗？”
　　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之前共同资助“难民代表团”前往参加里约奥运会，现在也公开承诺会一直资助他们，包括提供住宿、学费和学杂费。
　　“我们一直致力于支持难民运动员、尤其是5位来自南苏丹的运动员。”联合国难民署驻肯尼亚代表拉乌夫·马祖说道。
　　不过洛孔延去年被告知，肯尼亚大学的体育项目预算不够，无法支撑她的训练项目，她的队友詹姆斯·恩杨·奇恩杰耶克（参加了里约奥运会400米田径项目）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耶什·普尔·比尔目前正在学习国际关系，不过学费是由德国政府资助;另一名队友保罗·洛克罗还在上高中，还有安吉丽娜·洛哈里斯去年秋天拿到了联合国难民署的资助基金，开始为期两年的训练项目。
　　马祖表示，运动员和资助人之间可能会产生误解，导致资金延迟，“但我们要不断推进事情往前发展，”马祖说道，“难民署和国际奥委会愿意支持在肯尼亚的5名里约奥运会运动员，只要他们想学习。”

人身安全受威胁

　　自2015年下半年以来，肯尼亚的难民运动员一直在内罗毕郊外的山丘训练营上进行训练。洛孔延1月份返回这里参加训练，为即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做准备。圣诞节和新年假期时训练营关闭了一个月，那段时间她就在卡库马的难民营家中，每天挤出一点时间跑一跑。
　　在难民营训练并不安全，因为那里充满了性暴力和种族仇恨。为了减少风险，洛孔延与其他难民运动员一起集训，但依旧受到不少威胁、恶意嘲笑和警告。
　　“在一个人人绝望的地方，拥有名声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洛孔延说道，“人们会认为你很有钱，经常周游世界，然后他们也认为向你索要一些钱财是理所应当的。”而如果你拒绝了这些人的要求，他们可能会采取暴力直接抢夺。就在3周前，附近几名男子半夜跑来撬她的门，还好邻居的尖叫声把他们吓跑了。“在难民营训练是件危险的事情，”洛孔延说道，“尤其当你是女性时，还可能发生一些更危险的事情。而现在，这些人还都认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