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6月，我从新疆独山子炼油厂调入湖南岳阳长岭炼油厂，厂里无住房，只好租住附近农村。我一家在搬入乔家村的当天，厂里及时把圆桶式的经济煤炉卖给了我们。
　　我在上下班路上边走边拾柴，可那柴湿，怎么也点不燃，还是向房东老大娘要了一把干柴才点燃。是我笨手笨脚，还是第一次用刚买来的经济煤炉，真的没有操作经验（我们在原单位用煤油炉），因此不得其间的诀窍。
　　当我把那黑黑的带眼的圆得十分可爱的蜂窝煤用两个手指捏起来，往火上一放，觉得火苗烫手，手一松，那块煤不是放进去的而是掉进去了，好不容易点燃的柴火给砸灭了。火熄了，乌烟瘴气，只好掏出煤，再向房东讨柴，再点，弄得满屋烟灰弥漫，最后还是房东老大娘帮忙才把那个炉子点燃起来。
　　炉子点燃后的首要任务是烧一壶开水，可乔家村千百年来，祖祖辈辈没用过一拧水龙头就源源不断而来的自来水，也没有既卫生又清澈透明还凉嗖嗖的井水，老天爷也没为这个地方安排一眼泉水，时至20世纪70年代初，全村人用的仍是“天水”。
　　“天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雨水，就是地表未经任何处理的水塘里的水。全村人共同经受着“春天喝浑水，夏天吃（农）药水，秋天饮臭水，冬天用雪水”的困扰。
　　从全国四面八方调来支援三线建设的带家员工，大多都住在农村，使得城乡紧密结合，发达与落后并存，卫生与肮脏同在，我一个外乡人突然来到这里，只能尽量适应。
　　我提着水桶走了近百米，到村中心的一个小水塘提天水，小水塘旁边有一个稍大一点的水塘，两塘之间有一条细细的水沟连接。
　　抬头，看到两只鸭子正在大塘里游戏，躺在水面上的落叶、枯草等杂物，在鸭子的周围散开，随着水波而荡漾起来，可村民好像从来没有看见似的，毫无顾忌地担水而去。
　　我想，既然人家能吃我也能喝，不然我又到哪里去弄饮用水呢？
　　于是，我弯下腰去，用水桶在水面上左右荡上三两下，荡去浮在水面上的杂物，按下水桶口灌满了水。
　　提水回家后，我不动声色地烧开了第一壶“天水”，沏上一杯茶，茶叶不嫌水脏照样飘香，不过，香里含着酸臭味，像过期变质的剩茶水，又像放了好久變质的菜叶汤，可饥渴的全家人喝得还是美滋滋的。
　　谁知，在那“文革”闹派性的年月，谁也闹不清这泥巴水到底是由几派组成的，喝到肚子里过了个把小时之后，那几派泥巴水在肚子里违反“要文斗，不要武斗”精神而大动干戈打将起来，肚子里咕咕叫，如战鼓响，闹得肚皮鼓鼓发胀隐隐作痛。好在妻子是医务人员，从新疆出发时就自备了一些感冒和肠胃方便药，这点小毛病，吃几片药就好了，
　　后来，我提前储水等待水变清，可那黄泥汤放了几天，一直放到臭也不肯清。房东告诉我把水烧开再放一会儿，水，居然清了。
　　有人风趣地说：湖南鱼米乡，喝着黄泥汤，雨天水泥路，晴天把灰扬，建设长炼厂，只能当平常。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当时是下了决心的，妻子不问那水是从哪来的，我是决不会主动“坦白交代”的。因为，我怕她们知道水源后不是绝食而是绝水。要问肚子为什么胀疼？我也准备好了充足理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水土不服”呀，两地相隔万里之遥，新疆戈壁滩与锦绣江南，哪能一下子就适应了呢。
　　这个小秘密一直保持了好多天，喝水难的情况反映到厂里，厂里每天派水罐车送自来水时才泄露了秘密，不过全家人已喝了多天，肚子也不怎么闹了，好像也“服”了这方的水土。
　　水罐车每次来都停在乔家村的晒谷场上，那里不是晒谷，而是大桶、小桶、饭锅、水壶、脸盆的集散地，人同锅碗瓢盆似一条长龙盘在晒谷场上。车一到，人闻声而至，大桶小桶舞，盆盆罐罐叮叮当当喜洋洋，一阵沸腾，水流了，桶满了，盆满了，钵满了，拎走了，水罐车空了，开走了，接水的人群散了，晒谷场又恢复了往时的孤独与宁静。
　　住农村能吃到自来水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自觉挺光彩，优人一等，农民看到也挺羡慕的。有时，还可当作贵重礼物送给房东家一盆一桶的，以感激房东不仅租房给我们，还借竹椅子给我们吃饭乘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