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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建立家庭教育系统理论，关键在于对“家庭”的解构，以往的视野，限制了我们对“家庭”的认识。如果对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认识有偏颇，整个学科也将随之偏颇。家庭教育受了目前教育观的影响，其实务过程仅被限制于学校教育的下位概念之下。只有打破“教育仅能被学校承载”的观念，家庭教育才能真正形成完整的学科及其相对独立的操作体系。
关键词：全人视野；家庭教育的泛化性操作；扩容性家庭教育模式
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在科学史上，一段时期，人们把细胞当作“胶冻”，可想而知，由此人们对生命所起的作用是怎样的错位。
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发现了“DNA”，才知道细胞组织的活动，取决于“密码”，于是，我们生命科学才有了崭新的历程。
同理，我们对“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不加以深度观察与考究，只是按原有的“惯性”去推动家庭教育，那一定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完全错位的。家庭教育离不开对“家庭”的解构，只有对“家庭”定位清晰了，家庭教育的各项实务才会取得真正实效。
再者，我们对“教育”不加以认真推敲，家庭教育也只能被误解在“教育”的“附庸”或者是“旁门左道”里，使得欲施力者无所适从。
试问，家庭内部的一切事务，都可归属家庭教育呢，还是部分事务属家庭教育？如果是部分，这个“部分”又该怎样划分？
一、现状的挑战：理到用时方恨少
虽然，现在的家庭教育可能由教育部门发起，也可能由妇联发起，也有其它行政部门或其它机构组织在进行，但归根到底，家庭教育必须回答一个逻辑起点的问题——这个“教育”最终指向哪里？是学校？是社区？是企业？是社会？还是家庭？
笔者在实务中，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案例1：学校求助：某学校三年级学生扬言要跳楼。
案例2：社区求助：某社区一家庭冲突引发110常被拨通，警署请求社区协助，社区向机构求助，据悉冲突源是一位辍学的初中生。
案例3：家庭求助：某家庭发生重大暴力冲突，丈夫杀妻未遂入狱，小学生女儿目睹受惊吓需要安抚，家庭如何继续？母亲万般无奈。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推断，以上案例都属“家庭事务”，即使是案例一，也可以推断，孩子的过激行为的原因也可能是“家庭问题”。
如果要把以上个案列入“家庭教育”，首先要回答，这属于家庭教育范围吗？就目前状况，我们的理论似乎很难明确回答，我们现行的规章更难回答。以上例举的案例究竟应该归谁管？遇到家庭问题，似乎都是“利事有人管，实事少人管；好事大家管，坏事都不管；功事抢着管，私事无从管”。
再者，要把以上案例列入“家庭教育”，必须回答，对这些个案使用什么方式解决，才符合“家庭教育”？
是把家庭教育“固化”，归在一个和风细雨的学术圈里等闲视之，还是把家庭教育操作“泛化”，去迎接挑战、大胆实践并去扩充理论呢？
我们的理论必须根据现实所发生的一切，严谨、确切、概括地回答：家庭教育的对象是谁？家庭教育的“教育”到底是什么？
二、对象的解构：人在哪里
回到前述的三个个案，学校可以说，孩子跳楼是家庭问题；社区可以说，家庭冲突是家庭问题；母亲说，我们家庭出了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人”解构清楚。
人是什么？成了教育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早在公元前300年，有名希腊哲学家叫狄奥金尼斯（Diogenes），在大白天提着一盏灯笼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中穿梭，他重复着一个问题，“人啊！你在哪里，我要找一个‘人’，‘人’在哪里？”
这位哲学家面对物欲横流，人性败坏，以独到的方式表达他对人性回归的呼吁，我们称他“白昼提灯”。
2300年前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在拷问我们今天的教育：一方面，再也不能通过教育，把人“丢了”；另一方面，要振兴教育，把“失去的人”“得”回来。
人的成长，总是从家庭出发，经过教育，走向社会，并继续不断地接受教育，走向完善的过程。无论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教育的过程，应该是促使人健康社会化的过程。
人是社会的人，还是学校的人？或是家庭的人？从宏观看，“人”只有两种可被划分的属性，一种是家庭的“人”，另一种是社会的“人”。“社会人”，就是按体制、文化等非自然属性划分，而“家庭人”则是按联姻、血缘等自然属性划分的。学校的存在，只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某项教育形式而已。
按人的成长、发展的连续性法则，“人”一定是从家庭出发，不断走向更广大的社会，但同时又每天根植于家庭。他的成长方向应该是：不断去正确地适应社会并作出贡献，去充分实现包括家庭生活在内的一切生活范畴内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实现，是以人类伦理价值为导向的一切价值。
然而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少不了受教育的过程，教育权是人权很重要的一部分。
由此看来，家庭教育不外乎也是关于“人”的教育，若问家庭教育与其他教育有何不同？概括地说：是场域的不同。如果我们不回避问题，就应该如此定义家庭教育功能：“在家庭范畴内有计划地影响人，去解决家庭中人的问题，并去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因此，家庭教育的对象就应该是：
“家庭中的人”。人，是不可以被割裂的一个整体，当人们看到了教育的割裂现象，就提出了“全人”的概念。简言之，“全人”就是把人放在所有存在的关系中来考量，就是放在“人我”关系、“物我”关系、“自我”关系、“天我”关系中来考量。
人们观察到，人有IQ（智力商数），EQ（情绪商数），KQ（学识商数），GQ（灵性商数）的存在，是处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中，这四部分相互影响，只有当IQ，EQ，KQ，GQ得到均衡发展时，“人”才会趋于健康，人的生活才能获得美满。这四个方面互动影响，不可割裂。强化了某一方面，都会影响其它方面；而其它方面受了影响后，又反过来制约了某一方面。目前，由于教育强化了KQ，使人的发展偏了。 因此，进一步讲，家庭教育要直面家庭问题，就必须以“全人”的视野看“家庭中的人”。
三、教育的归正：不当“城管”育全人
目前，关于教育的划分，已经十分明确，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被称为三大教育支柱。然而，如何科学地把社会、学校、家庭划分得恰当，以达到教育的一致性、完整性，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如果把这些划分的前提建立在行政上，那么，教育势必出现“城管”现象，就是“各自一街，各管各路，各不越界，各得其果”。
如，公民教育是很重要的社会教育，然而如果公民教育的内容不放到学校，不放到家庭，那么，等一个人成年了，再要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就很难了。又如，“情感教育”应该放在哪里？“生涯教育”又应该放在哪里？等等。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郭美美事件，保钓示威伤人事件等等，充分说明，教育不能割裂进行。
社会一系列显性的问题无不在问，人应该受到怎样的教育？我们如此用心在投入教育，改革教育，我们真正合格的“人”又在哪里？
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如果说教育应该由学校承载，那么，学校就应该承载“人”的全部；反之，如果教育要承载人的全部，那么，承载教育任务的各个场域必须是相互融合的，它的独立系统，必须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从历史范畴看，学校仅仅是被固化下来的教育形式，是为在法定的某个年龄段必须受教育或者是因社会的需求而设置的场域。当“终身教育”、“远程教育”等等新的概念提出来后，“学校”的形态也就被更改了，因为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是多样的、多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培育人。
然而，教育的工具化，功利化，使我们很难回答“钱学森之问”了。目前，教育被追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在哪里？人，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去培育真正的人，才有可能把“人”找回来。换句话说，得到真正的人，才是教育的基本责任。
被夸大了的学校教育，使得我们的意识中，只要提到教育，就与学校联系起来；学校，又与“作业”联系起来，仿佛一离开学校，人受教育的权利就终止了。如果人离开了学校再提“教育”，那只是成年人思考的关于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他自己很难联系。
社会教育，是人的教育，学校教育，是人的教育，家庭教育，也是人的教育。怎样让这三大教育彼此独立，又彼此融合呢？
不顾其它场域，只顾自家领域的教育，是非人道的教育。如果学校教育不顾情感教育，生涯教育，公民教育，等等，学校只顾知识灌输，这就完全是一种“去人性”的过程。
回到家庭教育。当下的“家庭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在教育系统的大多数人看来，只是学校教育的“助理”，所实施的范围，也仅围绕着“在校学生的家庭问题”，这是一种狭隘的家庭教育观，是学校教育下位概念下的家庭教育。当把“家庭教育”让位给了“学校”，而学校教育的定位又出现了偏差，这就严重影响了家庭教育的定位。
而在教育系统外，一般传统的普遍认识上，家庭教育也仅限于“成年人在家庭中对子女的教育”。
人们一般认为，“子女教育”是学校的事，等到学校呼唤“家长”，成人们才不情不愿地到校报到，接受所谓“家庭教育”，目的也仅仅是为让孩子去适应学校。这种以学校目的所推动的家庭教育，就目前来讲，充其量也只能是“应试”的帮手。
当然，“子女教育”还会涉及学龄前的早教，因此，家庭教育也会由妇联牵头。但这种牵头，因为缺乏理论上的深度支持，执行上也有所限制（如：面对有在校学生的家庭），“家庭教育”的妇联操作也很难“落地”。
当我们以学校视野来看家庭时，我们只能看到“学生的家庭”；我们以社区的视野来看家庭时，也只能看到“居民的家庭”，等等，因为是局限于自己的立场，看“家庭”都是不全面的。
如果我们勇于面对家庭问题并勇于去解决它，我们就要打破这些有局限的视野，上升到“全人”的视野，以“全人”看家庭，这样才能去真正面对家庭问题的本质。
从教育的核心价值与定义来讲，对人有计划的正确的影响，就是教育。
为什么有了课堂才是“教育”？为什么有了教材、有了课程才是“教育”？既然教育是“对人的影响”，那么，只要能产生“影响”的方式都可称“教育”。讲座、协谈、辅导、治疗，应该是教育方式，宣传动员、常识普及，也应该是教育方式。其实，只要是应用各种资源对人有计划地实施正确影响的过程，我们都可以叫“教育”。
有了“全人”视野，我们就可在“家庭”这个特殊的场域，找到实施对人产生具有实效影响的切入点，也就找到了能产生实效性手段的依据，而这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多样、活泼、适合各种人群的手段，我们都可把它们列入“教育”；就此，就可建立“扩容性家庭教育模式”。当家庭教育的适应面被扩大，就可以承受来自更多家庭的、变化莫测的问题，就此，我们就可以在“全人”视野下，生成家庭教育丰富的特殊内容。
四、先哲的启发：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正心
《大学》中提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一定有其考证基础与内在逻辑关联。我们一直在谈“教育强国”，却很少提及“齐家”对“治国”作用何在，其中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更难提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与“强国”的关系。目前的教育强调了人的KQ，忽略了全人。
教育观念的偏差，导致教育功能的异化，使得我们在“用人”时找不到“人”。
先哲启发我们，强国之道在于“齐家”。
“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家”之于国的重要，已被众人渐渐重新接受，问题在于如何“齐家”。
先哲给了我们更好的启发：“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些告诉我们，“齐家”的手段在于“知→意→心→身”这系列的启蒙过程，就是“全人”的“4Q”引导。“身”是“人我关系”上的行为表达（EQ），“心”是“自我关系”的感悟（IQ），“意”是“天我关系”的意念（GQ），而“知”正是“物我关系”格物的结果（KQ）。《大学》似乎表述了“4Q”的相互关系，如“行为修养”要经过端正心志；而端正的心志，“意念笃诚”就可使人内心清洁、善恶分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不自欺，就能达成具有“慎独”、“自谦”、“毋自欺”的品格。 《大学》告诉我们，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其能让人不自我欺骗，看到自己的真实。《大学》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家”。先让人在家庭中发现自己怎么看子女的，在家中修好身，从家庭管理的本身看到自己的问题，由此才能对社会负责，才能治国。
先哲的齐家思想，是建立在一个“平天下”的理想的基础之上，而且《大学》的基本前提，在于“明明德”，齐家是为了“德满天下”。“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这是一幅和谐、美满的图画，是我们人类终身为此努力的目标。《大学》最后说道：“此谓民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齐家最终的目标就是建立“以义为利”的国度，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这给我们更重要的启发是：家庭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为解决目前学校、社区、企业所出现的“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去推动建立从家庭出发的健康的“全人”目标，并帮助人们成为“以义为利”之民，去促进实现人为将来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宏愿。
《大学》扩大了我们家庭教育的视野，把家庭教育仅有的“学校视角”、“社区视角”，等等，推到了关于“平天下”的“全人”视野，推到了建设“以义为利”的社会高度，换句话说，先哲启发给我们的，就是以“全人”视野看家庭。
五、横向的比较：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态理论
教育为了“全人”，齐家为了“明德”，这似乎已经告诉了我们家庭教育应该有的对象及其任务。然而，要让家庭教育的基础理论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独立性，必须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家庭”是什么？回答了“家庭是什么”，才能具体划分家庭教育实施的场域及操作的边界。
我们看到，使用了“全人”的概念，让我们在“三大教育”的目标上有了交集，那么，“全人”能否让我们把“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划分出来呢？
我们知道，家庭，这个社会细胞是由“人”组成的，而链接她的“DNA”是情感，一般称家庭是一个情感系统。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家庭，是由情感联结的，以婚姻关系为核心的亲缘关系构成的总和，是社会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单位。
引入“全人”的视野，我们可以进一步定义，家庭是满足“全人”成长的最基础的单位。
人生活在家庭，人的基本表征的场域在家庭，人与人最赤裸裸的影响是在家庭。因此，能否让一个人健全的基本条件，是家庭关系的影响方向。
1950年代以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直雄霸欧美心理及精神治疗界。之后，从实务治疗的经验中，一个又一个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及辅导员，开始质疑弗洛伊德理论对治疗精神病的有效性。同期，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的种种研究，在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的倡导下，系统理论诞生了，家庭研究及家庭治疗在理论思维上兴起了一个大波澜。
家庭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家庭犹如一个生态系统，每一个在家庭中的人，都受着来自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在这个以情感为纽带的关系中，家庭成员互相依存，又相互独立，每一个角色都被期待，角色责任成为理所当然，而角色能力与责任的不符又形成了很大的张力。配偶间的期待及现实差距会是家庭冲突的核心，亲代问的期待与现实差距又是另外一种冲突，有时两种冲突会交织在一起。
往往，家庭角色的满足程度，又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成员的另一个角色：社会角色。一个人往往会是多重身份，如，一个丈夫他可能又是儿子，又是父亲，这种家庭的多重身份，还需要他随时转换成经理或科长等等，能否当好经理、科长，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丈夫、父亲、儿子的角色是否有满足感有关。往往，和谐家庭出来的成员，社会角色相对就比较健全，这也印证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关系。
同时，家庭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在她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特征。家庭生命周期是一个天然的环境，它限定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发展，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系统所具有的影响力。
家庭，是一个不断随时间变化的系统，家庭成员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二代、三代、甚至四代人联结在一起。随着时间的变化，家庭成员的年龄也就发生了变化，社会角色也随之不同。
在连续的血缘承传上，一般可以表示：离家：独身年轻人→婚姻：新夫妇→有年幼孩子的家庭→有青春期孩子的家庭→送孩子离家，继续向前发展→生命晚期的家庭。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个体的发展任务只有在重要的情感关系的环境下才能够发展，并且对个体而言，最重要的情感关系就是家庭。
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的问题解决，包括社会性的功能障碍等，只有把他置身于环境考察，并参照特定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正常”功能标准，才能有效。同时，对个体的成长促进，同样也是如此。而这个被考察的环境，最重要的场域就是家庭，离开家庭谈个体问题的解决以及个体的发展，纯粹是空中楼阁。
同时，我们看到，家庭的成员联结有着不同的层次，根据家庭生态理论，人类系统是一个多层面的互动，这个层面包括：个体，直系（im—mediate）家庭，延伸家庭，社区，文化群体以及更广大的社会；每一个家庭存在，都是由一群个体组成，他们在各个层面上互相影响着。
因此，家庭不是一个独立存在，而是与不同层面互动着的关系存在。个体的“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的“家庭环境”考察，也必须是整全性的。
以上就是从“全人”视野所看到的，“家庭”是一个广义的存在。因此，把“家庭”概念狭隘化的“家庭教育”，是不可能应对“家庭问题”与“家庭成长”所带来的挑战的。
引入“全人”概念，恰恰让我们能从一个全新的高度接纳并应用家庭生态理论，按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去考察在家庭中某个个体所产生的问题，并去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生成以“全人”为依归的家庭范畴内的各种理论。
从“全人”视野来看，家庭是完全独立于学校、社会的一个情感系统，完全可以由“以婚姻（法律）联结为核心的一切亲缘关系”划分出范畴。只要在这个关系范畴内的一切个体的“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都可以“全人内容”加以介入、干预。如果认为教育就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那么在“以婚姻（法律）联结为核心的一切亲缘关系”中实施“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就可视为“家庭教育”了。 六、实际的操作：“全人”视野，融合与超越
当我们有了“全人”视野，我们就可以很坦然地面对前述的四个案例，一、它们属于“家庭范畴”内的问题；二、只要能产生正面影响力，各种方式都可实施，就此，就可以把它们归入“家庭教育”，进行相对独立的操作。
有了“全人”的视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个案中的“个体”所显现的问题，无不与他们的家庭有关；我们也可以诊断出他们的家庭在“全人”平衡的某项维度上所出现的问题。
案例1简记：
操作一：紧急与该学生协谈；对该学生家访。了解发现：（一），该学生父母冲突时，母亲常以“我要自杀”相回应；（二），父亲有暴力倾向；（三），该学生扬言自杀时，有登楼举动；（四），该学生扬言自杀前，是与班主任发生冲突。
操作二：对班主任进行“个体”性干预，了解其家庭，发现有“4Q”缺陷。
操作三：调整班主任。辅导员在掌握班主任家庭背景情况后，安排与该学生协谈，向班主任演示与该生交流的方法。
此案操作思路：
一、诊断：学生“自杀”不是轻生，乃是与班主任冲突的过激表现。
二、措施：调整师生关系；
三、要点：掌握冲突当事人的家庭环境情况。
四、介入要素：“全人4Q”因素。
在此案的解决过程中，班主任受提示后，消除了对学生的敌意，不压制，而是进行情感链接；同时告知该学生的家庭环境的不利因素，提示应对的策略。该生获得尊重后，主动与班主任合作。
此案的解决较迅速，校内的紧张获平息后，进一步被告知“家庭对学校的隐性影响将会造成显性干扰”，由此推动建立家长学习体系，组建了与原“家长委员会”全然不同的“家庭教育联合会”。该“联合会”借校方资源独立操作，由受过家庭教育培训的家长牵头组织，组织家长学习，组织资源为家庭谘商服务，组织资源进行对症下药的个案指导，长期关注家庭。该“联合会”作了具有独立法人功能的尝试，初步获得成功，取得了上海市教科院家庭教育实验基地资格。
案例2简记：
操作一：社区座谈：邀请社区干部、家庭成员到场，澄明情况，让家庭成员表明意愿（辍学学生回避），据介绍，该家庭中辍学学生患有强迫症，正在服药。
操作二：脱敏观察：征得监护人同意，让该学生入住机构，与家人暂时脱离。
操作三：会诊：机构协同精神科专家，心理咨询专家，各自进行独立观察，并交流观察结果。
操作四：对症下药。
（一）现状：观察结果发现该学生无强迫症，却具有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从“家庭理论”看，该学生家庭模式具有“非正常性”；近期，该学生母亲因车祸死亡，学生自诉家庭成员有向其类性侵害行为。
（二）干预：1.家庭干预，告知其不良行为模式所带来的影响；2.个体干预：摆脱丧母及类性侵害阴影，引导其作社区志愿者，关心他人（按4Q）。
此案经操作后，家庭冲突趋于平息，也让社区看到家庭教育常识普及的重要性，就此，推动某社区建立“家庭学习系统”。
案例3简记：
操作一：咨询辅导：导人家庭系统理论，分析发生事件的根源，安慰并解明女儿伤害的治疗原理。
操作二：撤销离异：此案当事人已提请诉讼，准备离婚，判决在即。经辅导当事人主动撤诉。辅导理由：冲突所产生的创伤的医治方法不是回避，而是修复；冲突是因家庭成员自身的“4Q”成分不全，需要补足；彼此要得到充分的原谅，才能得到医治；分离会固化伤口，特别是对女儿的治疗不利。
操作三：持续陪伴：引导当事人进入生态团体（即机构根据生态理论组建的被辅导家庭群），彼此互动。
此案还在继续跟踪过程中。当事人已主动向狱内丈夫投信，表示愿意原谅，同时也承认自己在婚姻过程中有造成对方伤害的事实并表示歉意；女儿也陆续向狱内父亲投信，父亲也通过书信的方式与家人联络致歉。
以上案例二、三的操作引起社区关注。社区在接纳家庭生态理论的同时，被推动组建家庭学习系统，称“家庭学堂”。
笔者所在机构推动建立的某社区家庭学堂，被评为十一五期间上海市优秀家长学校。
案例操作表明，操作都是在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定位后进行的，其过程站到了“全人”的视野，以国学齐家思想的目标为动因，依据了“家庭生态”和“全人教育”理论，从而结合了传统意义上家庭教育的许多元素，并应用了家庭治疗的手段。
总之，以上案例的操作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的融合与超越，既保全了原有家庭教育的功能，如对社区、学校的协助，同时又延伸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对“家庭”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与治疗，并进行较长时间的治疗性陪伴。这样，既达到了当下问题的解决，和谐了一方区域，同时，又对“细胞”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以防备下一步的“异化”，这对社会各层面的良性影响起到了“保全”的作用。
七、浅显的归纳：家庭教育应该称为“家庭范畴内的全人教育”
学科应该不断进步与完善，家庭教育这门学科也不例外。而学科的进步与完善离不开实务，纸上谈兵的学科理论，一定不会具备真正的指导意义，也得不到实效。
“家庭教育”，离不开对“家庭”的探究。“家庭教育”不能只见学校视野下的“有学生的家庭”，也不能只见社区视野下的“有居民的家庭”，更不能仅限于社会视野下的“有公民的家庭”，等等。狭隘的家庭观，一定会让我们的理论偏颇，操作狭隘，实效甚少。
以上案例的操作，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泛化性操作”，可能会被某些专家、学者批评为“不符合学科理论的越界”。然而笔者认为，把许多边缘性的问题都纳入本学科来研究、探讨，正是完善本学科的最好方法。
在以上的案例操作中，关键是引入了“全人”的视野。于是，在观察家庭时，不再是孤立的、静止的、局部的，而是系统地、全面地、动态地去看待家庭。就此，就可恰当地理解国学的精髓，并可去参考当代西方较完整的家庭生态、家庭系统理论。当结合国情有机应用，就解决了一般看来较为重大的个案。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家庭，建立家庭教育系统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家庭。只有当我们从“全人”的视野看家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看见“有人的家庭”，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去尊重、理解、学习、应用先进的家庭生态理论，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去尊重、理解、学习、应用我国先哲们早已陈明的“大学”理想。
我们可以这样说，家庭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家庭范畴内的“全人”，由此，我们才能真正建立相对独立、完整，又与其它教育有交集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这个交集的核心就是“全人”。家庭范畴内的“全人教育”，就可以与学校范畴内的“全人教育”，与社会范畴内的“全人教育”，形成良好的“全人教育”链，以真正达到教育得到“人”的目标。
家庭教育作为学科，必将形成完全独立的又与其它教育体系相融合的理论系统，从而为家庭教育设立法规，并能依法进行独立的、系统的操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不求功利的淡定，解决问题的实务，才能为我国家庭教育理论体系添置有价值的“砖瓦”。
（作者单位：上海小矮人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关键词：全人视野；家庭教育的泛化性操作；扩容性家庭教育模式
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在科学史上，一段时期，人们把细胞当作“胶冻”，可想而知，由此人们对生命所起的作用是怎样的错位。
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发现了“DNA”，才知道细胞组织的活动，取决于“密码”，于是，我们生命科学才有了崭新的历程。
同理，我们对“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不加以深度观察与考究，只是按原有的“惯性”去推动家庭教育，那一定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完全错位的。家庭教育离不开对“家庭”的解构，只有对“家庭”定位清晰了，家庭教育的各项实务才会取得真正实效。
再者，我们对“教育”不加以认真推敲，家庭教育也只能被误解在“教育”的“附庸”或者是“旁门左道”里，使得欲施力者无所适从。
试问，家庭内部的一切事务，都可归属家庭教育呢，还是部分事务属家庭教育？如果是部分，这个“部分”又该怎样划分？
一、现状的挑战：理到用时方恨少
虽然，现在的家庭教育可能由教育部门发起，也可能由妇联发起，也有其它行政部门或其它机构组织在进行，但归根到底，家庭教育必须回答一个逻辑起点的问题——这个“教育”最终指向哪里？是学校？是社区？是企业？是社会？还是家庭？
笔者在实务中，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案例1：学校求助：某学校三年级学生扬言要跳楼。
案例2：社区求助：某社区一家庭冲突引发110常被拨通，警署请求社区协助，社区向机构求助，据悉冲突源是一位辍学的初中生。
案例3：家庭求助：某家庭发生重大暴力冲突，丈夫杀妻未遂入狱，小学生女儿目睹受惊吓需要安抚，家庭如何继续？母亲万般无奈。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推断，以上案例都属“家庭事务”，即使是案例一，也可以推断，孩子的过激行为的原因也可能是“家庭问题”。
如果要把以上个案列入“家庭教育”，首先要回答，这属于家庭教育范围吗？就目前状况，我们的理论似乎很难明确回答，我们现行的规章更难回答。以上例举的案例究竟应该归谁管？遇到家庭问题，似乎都是“利事有人管，实事少人管；好事大家管，坏事都不管；功事抢着管，私事无从管”。
再者，要把以上案例列入“家庭教育”，必须回答，对这些个案使用什么方式解决，才符合“家庭教育”？
是把家庭教育“固化”，归在一个和风细雨的学术圈里等闲视之，还是把家庭教育操作“泛化”，去迎接挑战、大胆实践并去扩充理论呢？
我们的理论必须根据现实所发生的一切，严谨、确切、概括地回答：家庭教育的对象是谁？家庭教育的“教育”到底是什么？
二、对象的解构：人在哪里
回到前述的三个个案，学校可以说，孩子跳楼是家庭问题；社区可以说，家庭冲突是家庭问题；母亲说，我们家庭出了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人”解构清楚。
人是什么？成了教育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早在公元前300年，有名希腊哲学家叫狄奥金尼斯（Diogenes），在大白天提着一盏灯笼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中穿梭，他重复着一个问题，“人啊！你在哪里，我要找一个‘人’，‘人’在哪里？”
这位哲学家面对物欲横流，人性败坏，以独到的方式表达他对人性回归的呼吁，我们称他“白昼提灯”。
2300年前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在拷问我们今天的教育：一方面，再也不能通过教育，把人“丢了”；另一方面，要振兴教育，把“失去的人”“得”回来。
人的成长，总是从家庭出发，经过教育，走向社会，并继续不断地接受教育，走向完善的过程。无论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教育的过程，应该是促使人健康社会化的过程。
人是社会的人，还是学校的人？或是家庭的人？从宏观看，“人”只有两种可被划分的属性，一种是家庭的“人”，另一种是社会的“人”。“社会人”，就是按体制、文化等非自然属性划分，而“家庭人”则是按联姻、血缘等自然属性划分的。学校的存在，只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某项教育形式而已。
按人的成长、发展的连续性法则，“人”一定是从家庭出发，不断走向更广大的社会，但同时又每天根植于家庭。他的成长方向应该是：不断去正确地适应社会并作出贡献，去充分实现包括家庭生活在内的一切生活范畴内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实现，是以人类伦理价值为导向的一切价值。
然而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少不了受教育的过程，教育权是人权很重要的一部分。
由此看来，家庭教育不外乎也是关于“人”的教育，若问家庭教育与其他教育有何不同？概括地说：是场域的不同。如果我们不回避问题，就应该如此定义家庭教育功能：“在家庭范畴内有计划地影响人，去解决家庭中人的问题，并去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因此，家庭教育的对象就应该是：
“家庭中的人”。人，是不可以被割裂的一个整体，当人们看到了教育的割裂现象，就提出了“全人”的概念。简言之，“全人”就是把人放在所有存在的关系中来考量，就是放在“人我”关系、“物我”关系、“自我”关系、“天我”关系中来考量。
人们观察到，人有IQ（智力商数），EQ（情绪商数），KQ（学识商数），GQ（灵性商数）的存在，是处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中，这四部分相互影响，只有当IQ，EQ，KQ，GQ得到均衡发展时，“人”才会趋于健康，人的生活才能获得美满。这四个方面互动影响，不可割裂。强化了某一方面，都会影响其它方面；而其它方面受了影响后，又反过来制约了某一方面。目前，由于教育强化了KQ，使人的发展偏了。 因此，进一步讲，家庭教育要直面家庭问题，就必须以“全人”的视野看“家庭中的人”。
三、教育的归正：不当“城管”育全人
目前，关于教育的划分，已经十分明确，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被称为三大教育支柱。然而，如何科学地把社会、学校、家庭划分得恰当，以达到教育的一致性、完整性，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如果把这些划分的前提建立在行政上，那么，教育势必出现“城管”现象，就是“各自一街，各管各路，各不越界，各得其果”。
如，公民教育是很重要的社会教育，然而如果公民教育的内容不放到学校，不放到家庭，那么，等一个人成年了，再要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就很难了。又如，“情感教育”应该放在哪里？“生涯教育”又应该放在哪里？等等。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郭美美事件，保钓示威伤人事件等等，充分说明，教育不能割裂进行。
社会一系列显性的问题无不在问，人应该受到怎样的教育？我们如此用心在投入教育，改革教育，我们真正合格的“人”又在哪里？
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如果说教育应该由学校承载，那么，学校就应该承载“人”的全部；反之，如果教育要承载人的全部，那么，承载教育任务的各个场域必须是相互融合的，它的独立系统，必须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从历史范畴看，学校仅仅是被固化下来的教育形式，是为在法定的某个年龄段必须受教育或者是因社会的需求而设置的场域。当“终身教育”、“远程教育”等等新的概念提出来后，“学校”的形态也就被更改了，因为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是多样的、多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培育人。
然而，教育的工具化，功利化，使我们很难回答“钱学森之问”了。目前，教育被追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在哪里？人，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去培育真正的人，才有可能把“人”找回来。换句话说，得到真正的人，才是教育的基本责任。
被夸大了的学校教育，使得我们的意识中，只要提到教育，就与学校联系起来；学校，又与“作业”联系起来，仿佛一离开学校，人受教育的权利就终止了。如果人离开了学校再提“教育”，那只是成年人思考的关于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他自己很难联系。
社会教育，是人的教育，学校教育，是人的教育，家庭教育，也是人的教育。怎样让这三大教育彼此独立，又彼此融合呢？
不顾其它场域，只顾自家领域的教育，是非人道的教育。如果学校教育不顾情感教育，生涯教育，公民教育，等等，学校只顾知识灌输，这就完全是一种“去人性”的过程。
回到家庭教育。当下的“家庭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在教育系统的大多数人看来，只是学校教育的“助理”，所实施的范围，也仅围绕着“在校学生的家庭问题”，这是一种狭隘的家庭教育观，是学校教育下位概念下的家庭教育。当把“家庭教育”让位给了“学校”，而学校教育的定位又出现了偏差，这就严重影响了家庭教育的定位。
而在教育系统外，一般传统的普遍认识上，家庭教育也仅限于“成年人在家庭中对子女的教育”。
人们一般认为，“子女教育”是学校的事，等到学校呼唤“家长”，成人们才不情不愿地到校报到，接受所谓“家庭教育”，目的也仅仅是为让孩子去适应学校。这种以学校目的所推动的家庭教育，就目前来讲，充其量也只能是“应试”的帮手。
当然，“子女教育”还会涉及学龄前的早教，因此，家庭教育也会由妇联牵头。但这种牵头，因为缺乏理论上的深度支持，执行上也有所限制（如：面对有在校学生的家庭），“家庭教育”的妇联操作也很难“落地”。
当我们以学校视野来看家庭时，我们只能看到“学生的家庭”；我们以社区的视野来看家庭时，也只能看到“居民的家庭”，等等，因为是局限于自己的立场，看“家庭”都是不全面的。
如果我们勇于面对家庭问题并勇于去解决它，我们就要打破这些有局限的视野，上升到“全人”的视野，以“全人”看家庭，这样才能去真正面对家庭问题的本质。
从教育的核心价值与定义来讲，对人有计划的正确的影响，就是教育。
为什么有了课堂才是“教育”？为什么有了教材、有了课程才是“教育”？既然教育是“对人的影响”，那么，只要能产生“影响”的方式都可称“教育”。讲座、协谈、辅导、治疗，应该是教育方式，宣传动员、常识普及，也应该是教育方式。其实，只要是应用各种资源对人有计划地实施正确影响的过程，我们都可以叫“教育”。
有了“全人”视野，我们就可在“家庭”这个特殊的场域，找到实施对人产生具有实效影响的切入点，也就找到了能产生实效性手段的依据，而这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多样、活泼、适合各种人群的手段，我们都可把它们列入“教育”；就此，就可建立“扩容性家庭教育模式”。当家庭教育的适应面被扩大，就可以承受来自更多家庭的、变化莫测的问题，就此，我们就可以在“全人”视野下，生成家庭教育丰富的特殊内容。
四、先哲的启发：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正心
《大学》中提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一定有其考证基础与内在逻辑关联。我们一直在谈“教育强国”，却很少提及“齐家”对“治国”作用何在，其中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更难提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与“强国”的关系。目前的教育强调了人的KQ，忽略了全人。
教育观念的偏差，导致教育功能的异化，使得我们在“用人”时找不到“人”。
先哲启发我们，强国之道在于“齐家”。
“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家”之于国的重要，已被众人渐渐重新接受，问题在于如何“齐家”。
先哲给了我们更好的启发：“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些告诉我们，“齐家”的手段在于“知→意→心→身”这系列的启蒙过程，就是“全人”的“4Q”引导。“身”是“人我关系”上的行为表达（EQ），“心”是“自我关系”的感悟（IQ），“意”是“天我关系”的意念（GQ），而“知”正是“物我关系”格物的结果（KQ）。《大学》似乎表述了“4Q”的相互关系，如“行为修养”要经过端正心志；而端正的心志，“意念笃诚”就可使人内心清洁、善恶分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不自欺，就能达成具有“慎独”、“自谦”、“毋自欺”的品格。 《大学》告诉我们，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其能让人不自我欺骗，看到自己的真实。《大学》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家”。先让人在家庭中发现自己怎么看子女的，在家中修好身，从家庭管理的本身看到自己的问题，由此才能对社会负责，才能治国。
先哲的齐家思想，是建立在一个“平天下”的理想的基础之上，而且《大学》的基本前提，在于“明明德”，齐家是为了“德满天下”。“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这是一幅和谐、美满的图画，是我们人类终身为此努力的目标。《大学》最后说道：“此谓民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齐家最终的目标就是建立“以义为利”的国度，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这给我们更重要的启发是：家庭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为解决目前学校、社区、企业所出现的“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去推动建立从家庭出发的健康的“全人”目标，并帮助人们成为“以义为利”之民，去促进实现人为将来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宏愿。
《大学》扩大了我们家庭教育的视野，把家庭教育仅有的“学校视角”、“社区视角”，等等，推到了关于“平天下”的“全人”视野，推到了建设“以义为利”的社会高度，换句话说，先哲启发给我们的，就是以“全人”视野看家庭。
五、横向的比较：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态理论
教育为了“全人”，齐家为了“明德”，这似乎已经告诉了我们家庭教育应该有的对象及其任务。然而，要让家庭教育的基础理论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独立性，必须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家庭”是什么？回答了“家庭是什么”，才能具体划分家庭教育实施的场域及操作的边界。
我们看到，使用了“全人”的概念，让我们在“三大教育”的目标上有了交集，那么，“全人”能否让我们把“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划分出来呢？
我们知道，家庭，这个社会细胞是由“人”组成的，而链接她的“DNA”是情感，一般称家庭是一个情感系统。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家庭，是由情感联结的，以婚姻关系为核心的亲缘关系构成的总和，是社会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单位。
引入“全人”的视野，我们可以进一步定义，家庭是满足“全人”成长的最基础的单位。
人生活在家庭，人的基本表征的场域在家庭，人与人最赤裸裸的影响是在家庭。因此，能否让一个人健全的基本条件，是家庭关系的影响方向。
1950年代以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直雄霸欧美心理及精神治疗界。之后，从实务治疗的经验中，一个又一个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及辅导员，开始质疑弗洛伊德理论对治疗精神病的有效性。同期，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的种种研究，在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的倡导下，系统理论诞生了，家庭研究及家庭治疗在理论思维上兴起了一个大波澜。
家庭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家庭犹如一个生态系统，每一个在家庭中的人，都受着来自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在这个以情感为纽带的关系中，家庭成员互相依存，又相互独立，每一个角色都被期待，角色责任成为理所当然，而角色能力与责任的不符又形成了很大的张力。配偶间的期待及现实差距会是家庭冲突的核心，亲代问的期待与现实差距又是另外一种冲突，有时两种冲突会交织在一起。
往往，家庭角色的满足程度，又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成员的另一个角色：社会角色。一个人往往会是多重身份，如，一个丈夫他可能又是儿子，又是父亲，这种家庭的多重身份，还需要他随时转换成经理或科长等等，能否当好经理、科长，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丈夫、父亲、儿子的角色是否有满足感有关。往往，和谐家庭出来的成员，社会角色相对就比较健全，这也印证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关系。
同时，家庭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在她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特征。家庭生命周期是一个天然的环境，它限定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发展，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系统所具有的影响力。
家庭，是一个不断随时间变化的系统，家庭成员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二代、三代、甚至四代人联结在一起。随着时间的变化，家庭成员的年龄也就发生了变化，社会角色也随之不同。
在连续的血缘承传上，一般可以表示：离家：独身年轻人→婚姻：新夫妇→有年幼孩子的家庭→有青春期孩子的家庭→送孩子离家，继续向前发展→生命晚期的家庭。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个体的发展任务只有在重要的情感关系的环境下才能够发展，并且对个体而言，最重要的情感关系就是家庭。
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的问题解决，包括社会性的功能障碍等，只有把他置身于环境考察，并参照特定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正常”功能标准，才能有效。同时，对个体的成长促进，同样也是如此。而这个被考察的环境，最重要的场域就是家庭，离开家庭谈个体问题的解决以及个体的发展，纯粹是空中楼阁。
同时，我们看到，家庭的成员联结有着不同的层次，根据家庭生态理论，人类系统是一个多层面的互动，这个层面包括：个体，直系（im—mediate）家庭，延伸家庭，社区，文化群体以及更广大的社会；每一个家庭存在，都是由一群个体组成，他们在各个层面上互相影响着。
因此，家庭不是一个独立存在，而是与不同层面互动着的关系存在。个体的“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的“家庭环境”考察，也必须是整全性的。
以上就是从“全人”视野所看到的，“家庭”是一个广义的存在。因此，把“家庭”概念狭隘化的“家庭教育”，是不可能应对“家庭问题”与“家庭成长”所带来的挑战的。
引入“全人”概念，恰恰让我们能从一个全新的高度接纳并应用家庭生态理论，按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去考察在家庭中某个个体所产生的问题，并去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生成以“全人”为依归的家庭范畴内的各种理论。
从“全人”视野来看，家庭是完全独立于学校、社会的一个情感系统，完全可以由“以婚姻（法律）联结为核心的一切亲缘关系”划分出范畴。只要在这个关系范畴内的一切个体的“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都可以“全人内容”加以介入、干预。如果认为教育就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那么在“以婚姻（法律）联结为核心的一切亲缘关系”中实施“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就可视为“家庭教育”了。 六、实际的操作：“全人”视野，融合与超越
当我们有了“全人”视野，我们就可以很坦然地面对前述的四个案例，一、它们属于“家庭范畴”内的问题；二、只要能产生正面影响力，各种方式都可实施，就此，就可以把它们归入“家庭教育”，进行相对独立的操作。
有了“全人”的视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个案中的“个体”所显现的问题，无不与他们的家庭有关；我们也可以诊断出他们的家庭在“全人”平衡的某项维度上所出现的问题。
案例1简记：
操作一：紧急与该学生协谈；对该学生家访。了解发现：（一），该学生父母冲突时，母亲常以“我要自杀”相回应；（二），父亲有暴力倾向；（三），该学生扬言自杀时，有登楼举动；（四），该学生扬言自杀前，是与班主任发生冲突。
操作二：对班主任进行“个体”性干预，了解其家庭，发现有“4Q”缺陷。
操作三：调整班主任。辅导员在掌握班主任家庭背景情况后，安排与该学生协谈，向班主任演示与该生交流的方法。
此案操作思路：
一、诊断：学生“自杀”不是轻生，乃是与班主任冲突的过激表现。
二、措施：调整师生关系；
三、要点：掌握冲突当事人的家庭环境情况。
四、介入要素：“全人4Q”因素。
在此案的解决过程中，班主任受提示后，消除了对学生的敌意，不压制，而是进行情感链接；同时告知该学生的家庭环境的不利因素，提示应对的策略。该生获得尊重后，主动与班主任合作。
此案的解决较迅速，校内的紧张获平息后，进一步被告知“家庭对学校的隐性影响将会造成显性干扰”，由此推动建立家长学习体系，组建了与原“家长委员会”全然不同的“家庭教育联合会”。该“联合会”借校方资源独立操作，由受过家庭教育培训的家长牵头组织，组织家长学习，组织资源为家庭谘商服务，组织资源进行对症下药的个案指导，长期关注家庭。该“联合会”作了具有独立法人功能的尝试，初步获得成功，取得了上海市教科院家庭教育实验基地资格。
案例2简记：
操作一：社区座谈：邀请社区干部、家庭成员到场，澄明情况，让家庭成员表明意愿（辍学学生回避），据介绍，该家庭中辍学学生患有强迫症，正在服药。
操作二：脱敏观察：征得监护人同意，让该学生入住机构，与家人暂时脱离。
操作三：会诊：机构协同精神科专家，心理咨询专家，各自进行独立观察，并交流观察结果。
操作四：对症下药。
（一）现状：观察结果发现该学生无强迫症，却具有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从“家庭理论”看，该学生家庭模式具有“非正常性”；近期，该学生母亲因车祸死亡，学生自诉家庭成员有向其类性侵害行为。
（二）干预：1.家庭干预，告知其不良行为模式所带来的影响；2.个体干预：摆脱丧母及类性侵害阴影，引导其作社区志愿者，关心他人（按4Q）。
此案经操作后，家庭冲突趋于平息，也让社区看到家庭教育常识普及的重要性，就此，推动某社区建立“家庭学习系统”。
案例3简记：
操作一：咨询辅导：导人家庭系统理论，分析发生事件的根源，安慰并解明女儿伤害的治疗原理。
操作二：撤销离异：此案当事人已提请诉讼，准备离婚，判决在即。经辅导当事人主动撤诉。辅导理由：冲突所产生的创伤的医治方法不是回避，而是修复；冲突是因家庭成员自身的“4Q”成分不全，需要补足；彼此要得到充分的原谅，才能得到医治；分离会固化伤口，特别是对女儿的治疗不利。
操作三：持续陪伴：引导当事人进入生态团体（即机构根据生态理论组建的被辅导家庭群），彼此互动。
此案还在继续跟踪过程中。当事人已主动向狱内丈夫投信，表示愿意原谅，同时也承认自己在婚姻过程中有造成对方伤害的事实并表示歉意；女儿也陆续向狱内父亲投信，父亲也通过书信的方式与家人联络致歉。
以上案例二、三的操作引起社区关注。社区在接纳家庭生态理论的同时，被推动组建家庭学习系统，称“家庭学堂”。
笔者所在机构推动建立的某社区家庭学堂，被评为十一五期间上海市优秀家长学校。
案例操作表明，操作都是在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定位后进行的，其过程站到了“全人”的视野，以国学齐家思想的目标为动因，依据了“家庭生态”和“全人教育”理论，从而结合了传统意义上家庭教育的许多元素，并应用了家庭治疗的手段。
总之，以上案例的操作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的融合与超越，既保全了原有家庭教育的功能，如对社区、学校的协助，同时又延伸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对“家庭”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与治疗，并进行较长时间的治疗性陪伴。这样，既达到了当下问题的解决，和谐了一方区域，同时，又对“细胞”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以防备下一步的“异化”，这对社会各层面的良性影响起到了“保全”的作用。
七、浅显的归纳：家庭教育应该称为“家庭范畴内的全人教育”
学科应该不断进步与完善，家庭教育这门学科也不例外。而学科的进步与完善离不开实务，纸上谈兵的学科理论，一定不会具备真正的指导意义，也得不到实效。
“家庭教育”，离不开对“家庭”的探究。“家庭教育”不能只见学校视野下的“有学生的家庭”，也不能只见社区视野下的“有居民的家庭”，更不能仅限于社会视野下的“有公民的家庭”，等等。狭隘的家庭观，一定会让我们的理论偏颇，操作狭隘，实效甚少。
以上案例的操作，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泛化性操作”，可能会被某些专家、学者批评为“不符合学科理论的越界”。然而笔者认为，把许多边缘性的问题都纳入本学科来研究、探讨，正是完善本学科的最好方法。
在以上的案例操作中，关键是引入了“全人”的视野。于是，在观察家庭时，不再是孤立的、静止的、局部的，而是系统地、全面地、动态地去看待家庭。就此，就可恰当地理解国学的精髓，并可去参考当代西方较完整的家庭生态、家庭系统理论。当结合国情有机应用，就解决了一般看来较为重大的个案。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家庭，建立家庭教育系统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家庭。只有当我们从“全人”的视野看家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看见“有人的家庭”，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去尊重、理解、学习、应用先进的家庭生态理论，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去尊重、理解、学习、应用我国先哲们早已陈明的“大学”理想。
我们可以这样说，家庭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家庭范畴内的“全人”，由此，我们才能真正建立相对独立、完整，又与其它教育有交集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这个交集的核心就是“全人”。家庭范畴内的“全人教育”，就可以与学校范畴内的“全人教育”，与社会范畴内的“全人教育”，形成良好的“全人教育”链，以真正达到教育得到“人”的目标。
家庭教育作为学科，必将形成完全独立的又与其它教育体系相融合的理论系统，从而为家庭教育设立法规，并能依法进行独立的、系统的操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不求功利的淡定，解决问题的实务，才能为我国家庭教育理论体系添置有价值的“砖瓦”。
（作者单位：上海小矮人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