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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从雍正六年（1728）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景德镇御窑厂督陶28年，为朝廷烧造了几十万件各色精美绝伦的官窑瓷器，不仅受到皇帝的欣赏，同时也促进了景德镇瓷业的大发展。由于景德镇瓷器的大量内销和外贸，赢得了国内乃至世界人民的高度赞誉，从而进一步奠定了景德镇作为瓷都的历史地位。那么，今天我们来研究这位中国古代最杰出的陶瓷艺术家唐英和他督陶烧造的唐窑有什么现实意义？他的督陶生涯又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
既虚心求教，又善于总结
唐英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最著名的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字隽公，又作俊公、叔子，晚年号蜗居老人、蜗寄居士。唐英先祖本是辽东汉人，在清初时“从龙入关”。雍正元年（1723），唐英被授予内务府员外郎一职。经雍正最为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推荐，雍正六年（1728）已47岁的唐英被雍正皇帝派往江西景德镇，奉命进驻景德镇御窑厂署为协理官，开始协助时任淮安板闸关督理监管景德镇御厂窑务的年希尧“佐理陶务”。唐英在景德镇的职责是为皇帝家族现场督办烧造所需要的陶瓷。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代这三位最有作为的皇帝对瓷器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在景德镇督陶让唐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刚到景德镇时，唐英对陶瓷生产一窍不通，对制瓷知识一无所知。用他自己的话说：“予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陶故细事，但为有生所未见，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汞同其功，兼之摩古酌今，侈弇崇庳之式，茫然不晓。”但他作为督陶官，没有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瞎指挥，而是拜窑工为师，虚心学习，甚至于与御窑厂的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此过了整整3年，经过刻苦学习、努力实践，探索陶瓷烧造规律，终于掌握了陶瓷生产多方面的知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变成烧瓷内行。他在《陶人心语》中回顾当初的历史：“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终于可以“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自指挥。”有了指挥权，他健全了御窑厂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后来，唐英不但继续亲自参加制陶实践，身体力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千年烧造技艺和窑工的丰富经验，从理论上进行科学总结，加以提高。督陶期间，唐英呕心沥血撰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窑器肆考》、《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大量有关陶瓷的理论著作和诗词作品，从一个一窍不通的外行变成了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研究的陶瓷行家里手。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其制作工艺和器物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古代瓷器到了唐窑，可以说是集过去所有陶瓷制作之大成。
对我们今天来说，不管是政府公务人员，还是企业管理人员，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在自己的岗位上要有所作为，努力变外行为内行，是十分必要的。唐英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既精心传承，又竭力创新
唐英督陶是在雍正六年至十三年、乾隆元年至二十年，是在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唐英在积累了丰富制瓷经验以后，有计划地着手仿制历代名瓷。雍正七年，唐英派吴尧圃到河南考察宋代钧窑的烧造技术，将失传三百多年的宋钧窑传承恢复，成功烧制出玫瑰紫、海棠红、月白等钧釉瓷，甚至能完全模仿宋钧窑特点，制作出釉面的棕眼和“蚯蚓走泥纹”。后来凡宋代定、钧、汝、官、龙泉、哥、湘湖等窑，及明朝永、宣、成、弘、正、嘉、万等官窑以及宜兴均陶，他都能凭借景德镇优质原料和优秀窑工进行仿造。以往名窑，无所不仿，亦无所不精。在《清史稿》、《唐英传》中的记述：“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钧窑、龙泉窑、宜兴窑、西洋、东洋诸器，皆有仿制。其釉色有：粉青、大绿、米色、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骡肝马肺、天兰、霁红、霁兰、鳝血黄、蛇皮绿、油绿、欧红、欧兰、月白、翡翠、乌金、紫金诸种。又有浇黄、浇紫、浇绿、填白、描金、青花、水墨、五彩、锥花、拱花、抹金、抹银诸名。”可以说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唐窑，集前人所有制瓷之大成，从而通过仿制全国各地著名窑口、历代著名器物佳作，发掘前代制瓷工艺并传承下去，不至于湮灭。就传承古代陶瓷文化来说，唐英功不可没。
当然，唐英督陶期间，也并非仅仅模仿前人。模仿是为了超越。所以他的创新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仿古创新，集中国古代色釉瓷器之大成，创造出数十种具有宫廷风格的颜色釉瓷器，它们纯正高雅，超凡脱俗，成为后人追寻的光辉典范和楷模。
雍正、乾隆皇帝艺术修养深厚，追求各色工艺品制作至善至美，御窑场严格按照造办处提供的样品配釉烧制，生产出一批批胎质细腻，釉色精美，体现雅、秀、精、巧，艺术性极高的瓷器。彩绘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水平卓越，各种象生瓷塑几可乱真。唐窑瓷器，代表了雍正、乾隆时期清代官窑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平。
既不辱使命，又体恤百姓
唐英28年督陶生涯，忠于皇室，兢兢业业，贯彻皇帝对景德镇御窑厂的各项旨意。他在《陶务叙略》中说：“英只承出都，于本年（雍正六年）十月间抵厂，一应工匠、商户造办，交易之事，靡不仰遵圣谕，惕厉战竞。凡出纳毫厘，器皿数目，俱系造册报销于内务府总管处，按月核算，迄今乙卯（雍正十三年），七载于滋矣。”他全身心地投入，竭力迎合雍正、乾隆的审美情趣，每年按时将烧制好的御用瓷器源源不绝运往京城。唐英在雍正时督陶八年，“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帑金数万辆，制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唐英《瓷务事宜示谕稿》）；乾隆朝督陶20年，据《陶成纪事》载：“厂器陶成每岁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桶。其中圆器一万六、七千件，琢器两千余件；还将选落次色圆器六、七万件，琢器二三千件，一并装桶解京，以备皇上赏用。”如此算来，仅为乾隆皇帝烧造的瓷器就多达50万件。唐英按照内务府专门设计的图样，为皇帝特殊烧造的瓷器，更是花样百出，巧夺天工。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被称为“瓷母”的大瓶，集各种色釉、彩绘于一身，就是唐英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风雅”而特意烧造的。官、哥、汝、钧，集各色不同釉料；釉上彩、釉下彩，窑内温度不同、烧成气氛差异，要求之高，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为此唐英组织制工匠们进行科研，反复试烧，不知经历多少次失败，花费了多少心血和劳动，才烧出这样一件完美无缺的作品来。
唐英督陶，成就巨大。然而巨大成就的取得，与景德镇广大能工巧匠的艺术性劳作分不开。师傅们之所以能密切配合唐英烧造出质量精、数量大的御用瓷，又与唐英尊重窑工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疾苦分不开。唐英督陶与以往的一些督陶官不同，不是当官做老爷，居高临下，只知发号施令，甚至残酷欺压这些百姓，以至于窑工抗争，引发民变。而是经常与制瓷工匠切磋技艺，朝夕相处，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这在他的一些诗词著作中也反映出来了。比如唐英于乾隆元年奉命榷淮，乾隆四年重返江西，他写了一首诗《重莅厂署有感》：“十年宦隐昌南真，三载重来眼一新。疑信道旁混不识，去时不是白头人。”没有想到过去的老熟人几年没见头发都变白了，以至于不敢相认。为烧制官窑器，淮安关及后来的九江关每年给御窑厂的费用是八千两银子。唐英一直坚持“工价、饭食、泥土、釉料，俱照民间实价，公平采买，毫无当官科派之累。再，众工之婚丧、劝赏、以及医药、置产之用，并在于内。”从不克扣窑工钱粮或私自移作他用。他在《陶人心语》中说“至于赏勤、儆怠、矜老、恤孤，与夫医药、棺懳，拯灾济患之事，则又仰体皇仁寓赈贷于造作中之至意。”既为窑工百姓做了好事实事，又宣传了皇上的恩德。因此窑工们才能密切配合，尽心竭力。
乾隆二十一年，唐英75岁告老病退，不久病逝。可以说为皇家陶瓷事业，也是为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景德镇是幸运的，皇帝派来了唐英这样一个尽心尽职的督陶官，助使景德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瓷都； 唐英是幸运的，在景德镇为他搭建的优越的平台上，成就了一代陶瓷艺术家。
既虚心求教，又善于总结
唐英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最著名的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字隽公，又作俊公、叔子，晚年号蜗居老人、蜗寄居士。唐英先祖本是辽东汉人，在清初时“从龙入关”。雍正元年（1723），唐英被授予内务府员外郎一职。经雍正最为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推荐，雍正六年（1728）已47岁的唐英被雍正皇帝派往江西景德镇，奉命进驻景德镇御窑厂署为协理官，开始协助时任淮安板闸关督理监管景德镇御厂窑务的年希尧“佐理陶务”。唐英在景德镇的职责是为皇帝家族现场督办烧造所需要的陶瓷。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代这三位最有作为的皇帝对瓷器的要求之高，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在景德镇督陶让唐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刚到景德镇时，唐英对陶瓷生产一窍不通，对制瓷知识一无所知。用他自己的话说：“予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陶故细事，但为有生所未见，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汞同其功，兼之摩古酌今，侈弇崇庳之式，茫然不晓。”但他作为督陶官，没有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瞎指挥，而是拜窑工为师，虚心学习，甚至于与御窑厂的窑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此过了整整3年，经过刻苦学习、努力实践，探索陶瓷烧造规律，终于掌握了陶瓷生产多方面的知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变成烧瓷内行。他在《陶人心语》中回顾当初的历史：“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终于可以“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具有心得，躬自指挥。”有了指挥权，他健全了御窑厂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后来，唐英不但继续亲自参加制陶实践，身体力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千年烧造技艺和窑工的丰富经验，从理论上进行科学总结，加以提高。督陶期间，唐英呕心沥血撰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窑器肆考》、《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大量有关陶瓷的理论著作和诗词作品，从一个一窍不通的外行变成了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研究的陶瓷行家里手。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其制作工艺和器物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古代瓷器到了唐窑，可以说是集过去所有陶瓷制作之大成。
对我们今天来说，不管是政府公务人员，还是企业管理人员，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在自己的岗位上要有所作为，努力变外行为内行，是十分必要的。唐英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既精心传承，又竭力创新
唐英督陶是在雍正六年至十三年、乾隆元年至二十年，是在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唐英在积累了丰富制瓷经验以后，有计划地着手仿制历代名瓷。雍正七年，唐英派吴尧圃到河南考察宋代钧窑的烧造技术，将失传三百多年的宋钧窑传承恢复，成功烧制出玫瑰紫、海棠红、月白等钧釉瓷，甚至能完全模仿宋钧窑特点，制作出釉面的棕眼和“蚯蚓走泥纹”。后来凡宋代定、钧、汝、官、龙泉、哥、湘湖等窑，及明朝永、宣、成、弘、正、嘉、万等官窑以及宜兴均陶，他都能凭借景德镇优质原料和优秀窑工进行仿造。以往名窑，无所不仿，亦无所不精。在《清史稿》、《唐英传》中的记述：“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钧窑、龙泉窑、宜兴窑、西洋、东洋诸器，皆有仿制。其釉色有：粉青、大绿、米色、玫瑰紫、海棠红、茄花紫、梅子青、骡肝马肺、天兰、霁红、霁兰、鳝血黄、蛇皮绿、油绿、欧红、欧兰、月白、翡翠、乌金、紫金诸种。又有浇黄、浇紫、浇绿、填白、描金、青花、水墨、五彩、锥花、拱花、抹金、抹银诸名。”可以说在瓷器装饰方法、造型设计、工艺技术等方面唐窑，集前人所有制瓷之大成，从而通过仿制全国各地著名窑口、历代著名器物佳作，发掘前代制瓷工艺并传承下去，不至于湮灭。就传承古代陶瓷文化来说，唐英功不可没。
当然，唐英督陶期间，也并非仅仅模仿前人。模仿是为了超越。所以他的创新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仿古创新，集中国古代色釉瓷器之大成，创造出数十种具有宫廷风格的颜色釉瓷器，它们纯正高雅，超凡脱俗，成为后人追寻的光辉典范和楷模。
雍正、乾隆皇帝艺术修养深厚，追求各色工艺品制作至善至美，御窑场严格按照造办处提供的样品配釉烧制，生产出一批批胎质细腻，釉色精美，体现雅、秀、精、巧，艺术性极高的瓷器。彩绘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水平卓越，各种象生瓷塑几可乱真。唐窑瓷器，代表了雍正、乾隆时期清代官窑瓷器烧造的最高水平。
既不辱使命，又体恤百姓
唐英28年督陶生涯，忠于皇室，兢兢业业，贯彻皇帝对景德镇御窑厂的各项旨意。他在《陶务叙略》中说：“英只承出都，于本年（雍正六年）十月间抵厂，一应工匠、商户造办，交易之事，靡不仰遵圣谕，惕厉战竞。凡出纳毫厘，器皿数目，俱系造册报销于内务府总管处，按月核算，迄今乙卯（雍正十三年），七载于滋矣。”他全身心地投入，竭力迎合雍正、乾隆的审美情趣，每年按时将烧制好的御用瓷器源源不绝运往京城。唐英在雍正时督陶八年，“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帑金数万辆，制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唐英《瓷务事宜示谕稿》）；乾隆朝督陶20年，据《陶成纪事》载：“厂器陶成每岁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桶。其中圆器一万六、七千件，琢器两千余件；还将选落次色圆器六、七万件，琢器二三千件，一并装桶解京，以备皇上赏用。”如此算来，仅为乾隆皇帝烧造的瓷器就多达50万件。唐英按照内务府专门设计的图样，为皇帝特殊烧造的瓷器，更是花样百出，巧夺天工。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被称为“瓷母”的大瓶，集各种色釉、彩绘于一身，就是唐英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风雅”而特意烧造的。官、哥、汝、钧，集各色不同釉料；釉上彩、釉下彩，窑内温度不同、烧成气氛差异，要求之高，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为此唐英组织制工匠们进行科研，反复试烧，不知经历多少次失败，花费了多少心血和劳动，才烧出这样一件完美无缺的作品来。
唐英督陶，成就巨大。然而巨大成就的取得，与景德镇广大能工巧匠的艺术性劳作分不开。师傅们之所以能密切配合唐英烧造出质量精、数量大的御用瓷，又与唐英尊重窑工的劳动，关心他们的疾苦分不开。唐英督陶与以往的一些督陶官不同，不是当官做老爷，居高临下，只知发号施令，甚至残酷欺压这些百姓，以至于窑工抗争，引发民变。而是经常与制瓷工匠切磋技艺，朝夕相处，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这在他的一些诗词著作中也反映出来了。比如唐英于乾隆元年奉命榷淮，乾隆四年重返江西，他写了一首诗《重莅厂署有感》：“十年宦隐昌南真，三载重来眼一新。疑信道旁混不识，去时不是白头人。”没有想到过去的老熟人几年没见头发都变白了，以至于不敢相认。为烧制官窑器，淮安关及后来的九江关每年给御窑厂的费用是八千两银子。唐英一直坚持“工价、饭食、泥土、釉料，俱照民间实价，公平采买，毫无当官科派之累。再，众工之婚丧、劝赏、以及医药、置产之用，并在于内。”从不克扣窑工钱粮或私自移作他用。他在《陶人心语》中说“至于赏勤、儆怠、矜老、恤孤，与夫医药、棺懳，拯灾济患之事，则又仰体皇仁寓赈贷于造作中之至意。”既为窑工百姓做了好事实事，又宣传了皇上的恩德。因此窑工们才能密切配合，尽心竭力。
乾隆二十一年，唐英75岁告老病退，不久病逝。可以说为皇家陶瓷事业，也是为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景德镇是幸运的，皇帝派来了唐英这样一个尽心尽职的督陶官，助使景德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瓷都； 唐英是幸运的，在景德镇为他搭建的优越的平台上，成就了一代陶瓷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