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老师的作用是主要的，对他的处理肯定比较重。我们还是要努力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
　　2007年12月26日晚间，复旦大学首届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俞吾金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详解复旦公布三起学术剽窃事件的经过。
　　
　　公开是对举报者的反馈
　　
　　记者：你如何看待此次复旦“自揭家丑”？
　　俞吾金：在复旦校园网公布，是学术规范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意见，学校领导也支持。贴在校园网上，也是对举报者的一个反馈。有很多举报人在外面的网上举报，以前复旦处理完，有时把处理告示贴在校门口宣传栏里，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有人看到、有人看不到；在内部处理，外面都不知道，仍在批评复旦怎么还没行动。
　　还有，也对复旦的治学起警示作用。有的事情比较恶劣，让全体研究生和教师了解，以进一步端正我们的学风。如果光一个告示或院系内部处理，外面的人不能了解，好多人觉得这个事不了了之。
　　对犯错误的老师或学生，我们当然希望帮助他们，但首先他们要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也希望他们今后能改正，所以我们只是在复旦大学校园网上发布。我要强调，复旦大学校园网和外面的网有差别，这是我们学校内部事务，虽能和外部联网，但还是校园网形式。
　　记者：对这次被曝光的导师与学生，你们采取分别对待的处理，有人评价，对学生的处罚过重，而对教授的处罚过轻。
　　俞吾金：外面有这样的批评很自然，但他们可能对有些情况不够了解，我觉得不能抽象地谈论，而要根据每个个案分析。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老师的作用是主要的，对他的处理肯定比较重。我们还是要努力公正地处理这些问题。
　　比如，信息学院博士生叶某，他的英文论文先抄了三个美国人的，把英文翻成中文、改头换面后，又在中文刊物上发表一遍，大家都认为这个行为太恶劣了！就等于英文和中文两次剽窃。当时他的导师在没看论文的情况下就署名，我们研究下来，觉得（他的导师）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失职行为；另外，自己学生有这样的行为没发现，导师也参与其中，也要负责任，但在性质上与故意剽窃、伪造数据还有差别。实际上，我们对导师的处理建议是不轻的，他是副院长，而且他负责学院的学术工作，我们建议他辞掉自己的行政工作，是比较严格的处理方式了。
　　要区分是故意抄袭，还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卷入抄袭。但必须看到，（其中两起事件）导师不是故意剽窃，跟外文学院的（造假事件）不一样。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学生和老师应承担的责任处理，不能抽象地谈，希望新闻媒体理解我们。
　　
　　有一件就查一件
　　
　　记者：你认为，在校园网公开学术剽窃行为，有哪些好处？你们在调查中是否遇到一些困难？
　　俞吾金：因为可能有时牵涉到不同的人，（他们）共同做出一个东西后，究竟抄的部分是哪个人写的？要确定他抄的篇幅究竟有多少，有的在确定上有一定困难。比如，有人说，抄袭后已向国外刊物写信，也取得他们的谅解，那么，他要把当时写给编辑部的信及编辑部回信都交给我们。我们就是重事实、重证据、不轻信，要把一个事实搞清楚需要很长时间，也很辛苦。我们得出的结论经得起推敲。
　　记者：调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被举报人找你说情？
　　俞吾金：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没碰到这样的（说情），也没听到各位委员说起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的委员都是一批资深教授，比如，其中的王迅教授是（中科院）院士，他哥哥是北大王选教授。
　　每个委员调查这些事情都非常认真，大家主張要公正处理，我们都是集体讨论，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再起草有关处理建议的文本。我们这个组织本来就要维护学术公正，所以也没人找我们（说情）。
　　记者：近3年来，你们接到的举报多吗？查证属实的就这三例吗？
　　俞吾金：要看怎么理解多和少的概念，反正（我们）每年都会接到一些举报，包括匿名与实名（举报），有时一年下来一共约有三五起、五六起，数量不等，（我们）也没专门统计有多少，反正有举报就做（调查）。有的（举报）调查后可能不成立，有的可能是小事情变大了，有的举报不属于我们的处理范围，就转到其他部门去……各种现象都有。（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