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个田子坊，属于繁华地段的旧区。近来，关于田子坊旧区改造说法颇多。我认为，田子坊改造是成功的，不仅改变了我国城市旧区改造的传统模式，还对我国现阶段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其深远意义已远远跨越了经济领域，直至在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激起了涟漪。
　　“田子坊现象”是当下很有研究价值的旧区改造标本。它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在于让人们看到，城市社会利益分配模式从之前的行政垄断为主导，走向了市场竞争为主导。其实，转型经济时期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不仅庞大的国有资产面临重新分配，建国以来首次进入市场的土地资源产出的利益也正在进行重新分配。但是，由于其分配机制长期以来处于行政垄断的支配之下，其直接后果犹如我国行业垄断产生过“全社会福利损失”和“收入分配扭曲”的两大效应一样，它在庞大的利益集团控制下，正在促使社会总效益的减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向利益集团转移。城市旧区，尤其是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产生的效益是全方位的，除居住性和商业性地产效益之外，还应有文化产业效益、都市型产业效益及其他效益。但我国大多数开发商除青睐于居住性地产和商业性地产效益之外，绝少考量其他的综合性效益，从而导致社会总效益的减量。至于利益的分配比例，则完全由传统的改造模式所决定。由于政府财力之限，这种改造通常借助于开发商的力量去实施，其利益在开发商、政府和被改造街区居民之间实行按资分配，结果往往是开发商得大头，政府的非税收入是中头，居民一次性动迁补偿是小头。这种分配方式及其结果符合开发商的趋利动机，也符合了地方政府“现卖现收”的短期财政预算平衡目标，但于居民则丧失了一次“资产性收入”的机遇，而于全社会更是流失了一份“沉淀了的历史文化价值”。“田子坊现象”改变了这种模式，使旧区改造产生的利益局限于政府与居民之间进行分配，不仅其大头归居民，而且使利益的获取走向稳定性和长期化，即居民长期收租金，政府长期征税收，提高持续发展水平。从2007年4月底泰康路210弄和248弄居民出租69户起，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已迅速扩租到157户，面积高达5000平方米。入驻企业正在走向国际化，分别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构成了商旅文相融合、海内外共发展的创意经济，足见其生命力之盛。
　　其次，是“田子坊现象”的效应，促使公共资源的配置从少数人选择走向多数人选择。社会失去和谐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公共资源配置偏离了多数人选择的轨道，而堕入了少数人选择的模式。前年我曾在致函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时提出，政府政策的有效性评价应当符合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的原理，以求让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能享受政府政策的恩澤，即使不受惠的群体也不至于利益受损。据此对照，随着田子坊改造的深入，其社会矛盾渐趋减少的事实证明，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配置，“田子坊现象”符合公共选择的模式。这里有数据为证：在田子坊出租的住户居民中，有50％的房屋是整幢出租的，其中有一幢（110平方米）住户人口达7人。尤其是泰康路210弄出租户的分布面已波及75％的单元（门牌）。换言之，田子坊出租受益户数正在高于非出租户数，后者虽非受益户，但也非受损户，且随着业主数量的递增，承租面积必将进一步扩张。只要管理部门协调得力，借势加大整幢出租比例，则完全可以逐步消化非出租户数量。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可以是积极鼓励和扩大出租规模，以带动非出租户尽快进入租赁市场；而不宜采取消极的限制政策去为出租户设置人为障碍。
　　放宽田子坊“居改非”限制是推动田子坊模式走向完善之关键，它既符合当代发达国家推行“非登记式微型企业制度”的趋势，又能顺应城市就业机会多元化的客观需要。对此，政府应当加以前瞻性的支持。
　　 三是“田子坊现象”推动城市旧区改造的实施系统从政府为主体走向以非政府为主体。我国两大根本转变的前提是两大地位的变迁：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取决于政府地位从领导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主导要素从有形要素转向无形要素。当前，我国两大转变之所以往往转而不变，其源盖出于两大地位转变滞后。政府作为城市旧区改造实施系统中的角色，其主要任务在于规划、协调和服务（包括法律服务）。但由于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驱使，在财权与事权有失对称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被迫过度地介入了房地产开发，其后果必然导致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地租失去了经济调节作用，城市景观生态严重失衡，历史文化底蕴淡化。“田子坊现象”的实质是将旧区改造的实施系统逐步从政府作为主体转向以非政府作为主体，其结果有三：一是改变效益特性。旧区改造产生效益的特性将从短期走向长远，从单一走向综合，从外流走向内聚；二是改变投入特性。旧区改造投入的特性将从低效走向高效，从财政走向自筹，从业主出资走向客户带资；三是行为评价不一。对其行为模式的评价，很可能会形成社会支持、一些部门非议的反差局面，原因是出于观察事物的角度和理解行为立场的差异。（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