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樵（1894-1939年），名光荫，号右军之裔、雪山樵夫、寒鸦等，陕西神木县人。1914年就读于北京政法大学，1915年经李根源、裴宜丞推荐，在北京政法大学任职。还曾任陕西省省长李根源秘书、北洋政府农商部主事，因与当局政见不合，1923年归隐神木。曾任府谷麻地沟县丞、高志清新编八十六师驻南京国防部代表、扎萨克抗日政府秘书科长。著有《王雪樵墨迹选》于世。
　　王雪樵天资聪颖，幼而好学，少有书名，12岁为神木凯歌楼以榜书题匾，被誉为“神童”。1913年王雪樵入北京政法大学攻读法律，期间临池广涉汉魏六朝，搜求碑帖于书肆坊间，每得一册爱不释手，心悟手摹不曾间断。王雪樵在西安任职期间出入书肆碑林，收集历代书法拓本近千册，并广交同好，据传，其与于右任熟识即在此时。1922年，王雪樵又随李根源去北京任农商部主事，不久，王雪樵倦于官场的明争暗斗，萌生退意，遂于次年归隐神木。
　　1923年，29岁的王雪樵回到神木后出任神木大学堂堂长（小学校长），开设数学、史地、格致（自然）、体操等课程，进行新式教育。经过资产阶级法律教育、“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潮流洗礼的王雪樵，和旅外回乡学生史仙洲、张耀廷、郭莪村等人一起竭力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打倒孔家店”，不时有惊世骇俗之举。在教学中，王雪樵增设了写字课，传授书法知识和技能，组织书法活动。在王雪樵周围，出现了一批得益于王雪樵的同龄后辈，如学生李二黑、贾绍丞、武新斋、乔国干、陈焕章等，后来都具有相当的书法水平。
　　王雪樵于书法成痴，每日清晨起床，不事盥洗即立于案前，杜绝一切干扰，专心致志，临习数百字而后他事，数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其家人因长期磨墨而叫苦不迭，尔后他的学生、亲友为之濡砚亦无不嗟叹劳累。王雪樵常对弟子言：“天分聪明者，也需垛两三房纸练字。”王雪樵每确定一帖，必临习数月，心悟玄微，苦练不辍。有一次，王雪樵为山西忻县一富户写完寿幛谢绝润金，富户过意不去，用四头骡子驮纸八垛，专程由山西运至神木相赠，王雪樵全部用来临帖练字，仅此一项书纸数万张。以笔为犁如牛之耕田，书法之于王雪樵，这种在功利之外的躬身力行，不但是为了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安妥，而且更是为了“生命的自足存在”。
　　1925年，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过寿，派一副官携重金到神木请王雪樵写寿幛，其时王雪樵正在关帝庙避暑乘凉，来人手端银元依势作大，雪樵断然回绝：“字不卖钱，恕不从命。请复命井大人，是手为父母所生，先师所工，非井镇守使然，送客！”来人倨官傲慢，竟出胁迫之语，王雪樵猛地一巴掌扇过去，二百块银元在山坡上乱滚。隔数日，驻神木八十六师副师长高志清准备送井岳秀寿幛，托人传信请王雪樵书写，王雪樵闻信，大清早跑到族兄王应中家说：“老兄，我这几天要躲鬼，在你家住一段，我有上好纸墨，正好给你写几条。”王雪樵禀性孤峻，不以笔墨侍奉权贵，如诗曰：“不如高卧且加餐。”但乡亲父老有所求，却无不应允，甚或倒贴纸墨，且数量巨大，其诗曰：“暂借老妪复瓦盆。”正因为如此，王雪樵的书作虽历经战乱、文革毁弃，至今仍有数百幅在榆林民间流传。
　　1926年春，刘振华在吴佩孚、张作霖的支持下，纠集十万人进攻西安、围城八个月之久，国民军将领杨虎城、李虎臣率全城军民坚守，时称“二虎守长安”，后冯玉祥将军率军入陕，西安之围被解。为庆祝西安解围，陕西各界举行游艺大会。应于右任之邀，王雪樵受命为大会书写榜书大字“游艺大会”为会额，受到了冯玉祥、于右任及二百同道名流的赞誉，一时书名大振。此次西安之行，让王雪樵终生引以为豪。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王雪樵曾任神木看守所所长。他嫉恶如仇，常为弱者抱打不平，但这一行为深为权贵势力所不容，一怒之下，王雪樵辞去所长之职，受八十六师副师长高志清之聘，任驻国防部代表居南京三年。后因其母去世，于1930年再次回到神木，又因患病，隐居古佛洞、关帝庙等处，静心专研诗文书法。1932年，古佛洞庙修竣，应高志清之请，王雪樵作《重修古佛洞碑记》，并为此碑篆额、书丹，记乃骈散结合，错落有致，文采斐然，书为隶体，浑厚劲健，深得汉人神髓。此一时期，王雪樵留下了大量的书作、手稿。
　　王雪樵遍游北京、太原、南京、西安、杭州、五台等名城古刹，搜奇仿古，抚碑读帖，眼界开阔，国学底蕴丰厚，诗文俱佳，又精研书之五体，锲而不舍，大起大落的经历、深厚的学养、再加上扎实的功力，为王雪樵的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量的艺术实践，使王雪樵的书法产生了质的飞跃，臻至“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之境。其于篆由汉到秦再到先秦石鼓文，力追前贤。于隶遍临汉碑，若《史晨碑》《乙瑛碑》《曹全碑》《礼器碑》《衡方碑》《张迁碑》《华山碑》《石门颂》等，尤用力于《礼器碑》《乙瑛碑》《石门颂》，深得汉隶笔势气韵，作品古朴厚重、笔致苍劲、风骨宛然。《陕西省志·名人小辞典》中称其：“近代书法家，其作隶书松姿柏态，遒劲古苍。”钟明善评王雪樵隶书曰：“特别是《重修古佛洞碑记》，诉诸金石之后，倘置之《华山》《史晨》之间亦毫无逊色。”王雪樵浸淫六朝，遍临北碑，于《张猛龙》《张黑女》《石门铭》《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用功尤勤，其正书点画方峻、骨力洞达，奇正相生、浑厚雄强。五体之中，王雪樵以行书为最。其行楷用笔以方为主，铺毫而行，沉着稳健，点画刚柔相济，笔力遒劲振迅，凝练厚实，结体宽绰，抑左扬右，稳中见险，墨足力饱，气势开张，形成了雄强粗犷、朴拙浑厚的风貌。尤其大字五言联，其大、拙、重，犹如黄塬山峁般质朴浑实，又如塞上砍头柳般古拙丰茂，意境更显生犷苍茫。行草以“二王”为根基，参以魏碑，笔力矫健奇崛，刚中有柔，结体或方或圆，收放自如，用笔轻重交替，节奏铿锵，气脉贯通，有至性至情之鼓荡，律动的点线充满激情、冲动不息，书卷气外溢。王雪樵入古不泥古，以自己性情出之，书风个性鲜明，不同于古贤亦迥异于时流，卓然自成一家。
　　1936年秋，王雪樵赴北平参加“北平笔会”，经轮番竞选，反复鉴评，其书法作品被评为北方第六，书名于塞北竞相传颂。王雪樵北平归来，途经包头，在包头的青冢河畔，王雪樵留下了不少墨迹。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春王雪樵应内蒙扎萨克旗沙王和其子鄂贝子之邀赴内蒙，行前，应侄子王既佑之索，赋七绝两首：
　　夜雨泠泠书画连，王朗泼墨便天然。
　　从今留幅鹅经卷，竟作吾家故事传。
　　
　　不妨衣食老风尘，诗酒清寒骨肉真。
　　留得千年遗像在，儿孙须仿画中人。
　　此时的王雪樵因为地方除恶送一劣绅进入监，却遭受地方恶势力迫害，故诗意凄清似有诀绝之意，亦可见他对自己书作及处世作为于内心之自信。
　　至内蒙，王雪樵任扎萨克政府秘书科长兼警备司令鄂贝王子的参谋，成为扎萨克政府的智囊人物。扎萨克政府在百灵庙战役后，协助傅作义、何柱国保护成吉思汗灵柩迁往西北，日本欲将蒙汉分而治之的阴谋遂告破产。1939年，壮志未酬的王雪樵逝于扎萨克旗（现伊旗新街镇），年仅46岁。
　　王雪樵穷困一生，死时仅一袭破皮袍裹身，然而却为后世留下近万件书作、十万余页手稿。1938年，王雪樵书屋遭日机炸毁，部分墨迹焚毁、失散，其家迁往神木城郊贺家坡。1942年，神木县长侯石年偕教育科长杨和春、民政科长张伯英两次前往贺家坡观赏王雪樵遗墨，用四亩半水地置换，在王雪樵遗作中拣去精品两箱及精拓碑帖数十册，日后又被亲朋顺手牵羊许多，散失竟尽。“文化大革命”中，王雪樵的家族、亲友及存有王雪樵墨迹者，纷纷“自我革命”，付之一炬。尽管如此，由于王雪樵喜交下层群众，馈赠频繁，书写量巨大，近年武绍文已觅集其父墨迹百余件，但民间散存仍然为数不少。
　　王雪樵在书法初步形成个人风格之时，因患伤寒被误诊，撒手人寰。天生斯人未尽才，能不叹乎？王雪樵的一生犹如彗星划过夜空，虽然短暂，却耀眼夺目。赵熊云：“民国时期，陕西的书画艺术活动是陕西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块亮色。当诸多书画大家依托西京金石书画学会，活跃于西安及关中地区时，王雪樵先生独秀于陕北及塞上，其书法风格与关中一脉相承，俱呈宽博敦厚的北派韵致。”艺术的力量，说到底就是人的力量。在土窑破屋中，王雪樵以心血为汁液调合汉魏于鼎鼐，融汇碑帖于一炉，胸中道义、腹内诗书化作笔底波澜，呈现出一种恢宏壮美的生命境界。他为世人留下的墨迹，无疑是书法艺术之库的瑰宝。（责编：李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