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10月7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9起特大事故的初步调查结果，孙春龙及其搭档王晓受邀参加。安监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公开对两人表示感谢，还提出要给予物质奖励。由此，孙春龙成为新闻行业内标杆，并获中央电视台2008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提名。
在此之前，孙春龙，这个32岁，微胖身材、方正脸、短发平头有棱有角、看起来“像矿工也像装修工就是不像记者”的人，已经在《瞭望东方周刊》做了四年记者。期间，他做过多篇关于假记者、山西官煤勾结、陕北知青、金三角毒枭、中国远征军等题材的报道。这次，他的一篇报道《娄烦：被拖延真相》和一篇博客《给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公开信》，将山西省娄烦县一起“有11人被埋”的“山体滑坡所致的自然灾害”复归其本质——至少有41人死亡的特大责任事故。
这件事给孙春龙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他的博客更热闹了，每天都有许多人在那里留下自己身边的不平事，希望孙春龙能给他们一个说法；他的手机也更繁忙了，除了他习以为常的爆料电话，还多了一些久不联系的朋友，想请他帮忙挂个专家号，因为听说孙春龙已经是名人了，“应该有点门路”；还有人则重点关注传说中的“物质奖励”给了没有。
更显著的变化来自孙春龙本人：这个总是一身朴素甚至看起来有点土的男人，现在也穿上了洁白的衬衫，工工整整地坐着等摄影师拍照——他已经被某杂志评为“时尚先生”了。
但待他说起话来，那些言语仍然保留着最初的质朴与本真。他坚持为人的操守：正义与良知；作为一个记者，他的这份操守使他对谎言充满警惕，对蒙蔽充满反抗，对善良充满感激；他历经磨难，斗智斗勇，只是为了“发出声音”，为那些不能说话、只能带着怀疑又无奈的眼神保持沉默的人。
让我们细数从头。
调查娄烦事故
采访还是以娄烦事件报道过程开始。注意到娄烦，是因为2008年8月1日一篇关于娄烦山体滑坡的报道出现，称遇难9人。有过多次矿业事故采访经验的孙春龙心下疑惑：9，离10人这个重大事故界定的坎儿太近了。第二天，他在百度娄烦吧看到有人发帖，称遇难人数远比9人要多。
孙春龙决定到娄烦去。山西矿主打死记者的事早有耳闻，对这种形势孙春龙却没有太多顾虑：“去调查的时候没什么别的顾虑，就是山西发生矿难事故比较多，当地政府对记者防范得比较严。所以，我在采访的前期先在太原呆了两天，见了一些遇难者家属，也通过前方的朋友了解娄烦是怎样阻挠记者的，了解情况之后做了不少准备和防范工作。”
他装成装修工人，不带行李，拎着一个塑料袋到了娄烦县城。因为知道住宾馆会被查，孙春龙到建筑工地上和一个真正的装修工人住了两天。至今他还记得那位装修工人给他做的刀削面和西红柿炒鸡蛋。
在这种身份的掩护下，孙春龙开始和遇难者家属接触。他曾经以为那些家破人亡的人见了记者会大哭，但迎接他的，是一张张不信任的、沉默的脸。
“当时采访吴三魁，他两个儿子和老婆都埋在下面，但是他不说。我后来问他，他说你们来了那么多记者，采访了那么多，最后也没见报道出来。”
面对家属们的失望，孙春龙费尽口舌做工作：“我把名片给他，跟他说，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看我之前写过什么样的报道，你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我们是新华社的媒体，我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如果你再不相信我们，可能就再没有谁能把这件事报道出来。”
这样说了一晚上，第二天，对方终于同意接受采访，但仍然保持着顾虑和不信任。“后来我临走、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孙记者，这个事情我求求你，一定要帮我们。你报道出来我一定去北京感谢你，你只要不接受 ‘他们’的贿赂，我们也感谢你。后来我说，我不需要感谢，我一定会给你报道出来，报道出来你只要记得孙春龙是个好记者就行了，不要再对记者猜来猜去。”
孙春龙的声音里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痛心：“他不相信记者，我觉得这是记者这个职业的耻辱，因为在这个行业发生了很多很让人失望的事情。”
经过为期三天的暗访，孙春龙整理出一份有41个人的名单。有的遇难者家庭早在8月4日就已经和当地政府签了赔偿协议，为了核实没有协议的名单，孙春龙的同事王晓通过114查询到遇难者所在的各个村支书的电话，为了防止对方生疑，王晓用了一个“极不光彩的理由”，即冒充北京的一个慈善组织，听说当地发生了矿难，想给遇难者家属提供帮助。用这种方法，孙春龙和王晓最终确认了这份名单准确无误。
至此，遇难者一方的资料已经搜寻完毕，为了求取新闻的平衡，孙春龙让王晓在北京以举报者的身份打电话给各级安监局，表示发现娄烦死了不止11个人。国家安监总局称接到的举报只是11人，30人以上才会派人去查；山西省安监局则称这只是传言；娄烦县仍坚称事故造成11人死亡。根据这些信息，孙春龙和王晓完成娄烦事件的初稿，经过多次核实细节和删改，《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最终成稿，明确指出娄烦矿难事故存在着瞒报行为，死亡人数远非11个；并指出，这不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报道在《瞭望东方周刊》登出，也发布到网上。与孙春龙、王晓最开始的预计不同，报道并未引起很大反响，因为稿子甫一上网就被删除，事发地娄烦也并未出现任何反馈。
坚持理想为何如此艰难？
事情很明显，有人要隐瞒。孙春龙急了。“因为稿子删掉之后没有一点影响。之前我跟那些家属承诺过，一定要报道出来，可后来家属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怎么还没有报道啊？虽然事实上我已经报道了，但他们没有看到，事情也没有任何改变。当时我心理觉得很内疚，虽然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看，报道出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但就这个事情来讲，那些努力都等于零，只是发了个稿子挣了点稿费而已。”
他一直寻思该用什么办法把真相真正披露出来。半个月后，孙春龙去了山西襄汾“9·8”溃坝事故现场。“站在被泥浆夷为平地的村庄前，我突然有一种负罪感。因为这个事故的发生，和我半个月前采访的娄烦县的事故竟然如此的相似。同样是和铁矿有关，同样是和私挖滥采有关，同样是一个村庄的灭顶之灾，也同样是和‘暴雨’有关。面对一个又一个从我面前抬走的遗体，我在想，如果自己的那篇稿子当时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如果有关部门在娄烦事故后会亡羊补牢，那么，这起事故是否可以幸免，这254个生灵，是否依然灿烂地活着。”
9月14日，亦是中秋。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其言辞尖锐，其心情沉痛，在信尾，孙春龙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此后，这封信被网友疯狂转载，虽然许多帖子在很短时间内被删除，但网友的热情与愤怒使之传播的速度远高于删除的速度。娄烦事件，一时热议于网络。
9月17日，孙春龙接到安监总局的电话，邀请他去娄烦调查这次事故。次日，孙春龙得知这封信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批示。两天后，娄烦事故调查指导组在当地成立，孙春龙“当时感觉这个事情总理已经批了，离真相大白可能不远了”。但去了以后发现，事情远远不是这样，更大的阻力还在后面。
“有些人肯定希望把这件事继续隐瞒下去，或者说成自然灾害，或者说是没有瞒报，这种力量非常强大。”那几天，孙春龙察觉自己已经被监视，当地线人发短信告诉他要注意，各方传来消息也说他很可能要被抓进去。“我也很紧张，当时这事情还没有眉目，要是我再去牺牲，我觉得不值得，死不瞑目。”孙春龙说。
国务院事故调查指导组经过一个星期的挖掘，找到了41具尸体。之前一直声称“无须担心人身安全”的国务院事故调查指导组人员突然改口，让孙春龙赶紧离开娄烦。此时，回到太原、住在高层酒店的孙春龙感受到了置身此事以来最大的压力。“当时这方面的舆论已经比较强势，说这是自然灾害，也没有瞒报，这个说法如果得到认可，我肯定面临指责，要受到处罚。”
“当时我躺在酒店的沙发上，眼泪就出来了。我就想：一个人坚持理想为什么这么难，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做这些是我的工作职责，也是为了普通的老百姓，也符合党和国家利益，为什么会这样？”
但幸好，还有支撑他走下去的力量。“那时各地的读者发给我的短信总共有635条，我一条都没舍得删。有两条最有意思，一条说‘我非常敬佩你’，署名是‘山西一名假记者’；另一条是‘山西一名基层安监人员’，说‘以后要为生命负责，认真积极地工作’。”
国庆节，孙春龙带着老婆孩子去了云南，“像避难一样”，并且抱着某种决心：将银行卡号密码都告诉老婆，对朋友说以后帮忙照顾他的家人，这在之前是从没有过的事情。直到10月4号，他收到安监总局的短信，感谢其对娄烦事件的举报，并透露就此事国务院要成立调查组。孙春龙看着短信，开心极了，他知道：转折点来了。
而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我绝对是个守法公民
孙春龙的个人新闻史，发轫于小学时期。那时，由于父亲是乡村老师，他得到提前入学的待遇，一直是班里最小的，受到过不少欺负。那个曾经弱势的他，在心底充满了对“强势”的渴望。
中学时期，他开始有新闻理想，因为觉得新闻是个“强势”的职业。大学期间他发表文章，到报社实习，一心想进媒体，毕业却到了西安印钞厂，企业效益非常好，厂长曾发下豪言：什么厂子倒了，印钞厂也倒不了！但两年之后，出于心中一直没有泯灭的新闻理想，孙春龙提出辞职。这在在厂里引起极大轰动，因为此前从未有人主动离开。
“最初在《西安晚报》实习，很难，很多人就劝我说，你赶紧跟领导说说好话，再回去吧！我觉得我是很笨的一个人，但一直很勤奋，很执着，这样坚持下来。”孙春龙说。
在《西安晚报》干了五年，2005年初，孙春龙加入《瞭望东方周刊》。
谈到近10年的新闻从业经历，孙春龙如此述说自己的变化：“刚开始我喜欢打抱不平，发现某个贪官就要去揭露，但后来发现事实不仅如此，做新闻报道必须有建设性、反思性的东西。”
他讲到这样一件事：“有个乡长收农业税，一斤苹果卖6毛钱，但每斤苹果要交4毛多的税，非常离谱。当时我去乡里采访，乡长非要请我吃饭，我坚决不吃，他马上就哭出来。他说：孙记者，我们发不出老师的工资，你们报道；现在我们收税给老师发工资，你们也要报道，你说怎么办？”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有点理解他们了。以前，我更多地站在弱者立场看问题，但现在，我觉得，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有深层次的原因，不是因为哪个人有多坏，而可能是体制造成的。给记者讲课的时候，我也说，采访贪官，不要先入为主地觉得这个人多坏，要更多地从体制上考虑，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能不能比他贪得少？记者要能从一个更客观更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样写出的稿子才更有建设性。”
他的新闻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记者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职业，后来觉得记者其实很弱势。记者的强势是建立出卖良知、出卖公权力的基础上的，一个真正的记者则会面对被报道方的各种打击。”
2008年，进京抓记者和封口费事件一度被热炒，记者这一行业强势与弱势的分岔，似乎特别明显，孙春龙对此“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有时候我们记者很不争气，发生这样的事情，想去声援他都不敢，因为怕查出来他之前做过很多坏事。娄烦这件事，我为什么没有被抓，是因为我除了闯过红灯之外没违过法。我绝对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对以后的职业生涯，孙春龙的想法仍然是做报道，但是会有一些选择。“我的选择，从大的范围来讲就是致力于这个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公平公正就是和谐，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我所关注的群体也依然是弱势群体，他们被这个社会剥夺得更多，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对我来说，从事这个行业之初就不是看钱，也不是看权和地位，否则我不会离开印钞厂。现在我所得到的，不是钱也不是权，而是心理上的安慰和成就感、满足感，这样很充实。我做这些事情也不是不图回报的，我图的回报是公众对我的认可。”
对他数次冒险接近事实、还原真相的经历，他最感歉然的是家人对他的担心。但“一想到我的努力让很多人受惠，付出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了。”孙春龙如是说。
其实2008年，他印象最深的事不是娄烦，而在四川。“在地震灾区，我对生命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人的生命这么脆弱，一刹那也许就不在了——所以在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还好，我还做了一些事情。”
讲到这里，他长呼一口气，笑了。
在此之前，孙春龙，这个32岁，微胖身材、方正脸、短发平头有棱有角、看起来“像矿工也像装修工就是不像记者”的人，已经在《瞭望东方周刊》做了四年记者。期间，他做过多篇关于假记者、山西官煤勾结、陕北知青、金三角毒枭、中国远征军等题材的报道。这次，他的一篇报道《娄烦：被拖延真相》和一篇博客《给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公开信》，将山西省娄烦县一起“有11人被埋”的“山体滑坡所致的自然灾害”复归其本质——至少有41人死亡的特大责任事故。
这件事给孙春龙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他的博客更热闹了，每天都有许多人在那里留下自己身边的不平事，希望孙春龙能给他们一个说法；他的手机也更繁忙了，除了他习以为常的爆料电话，还多了一些久不联系的朋友，想请他帮忙挂个专家号，因为听说孙春龙已经是名人了，“应该有点门路”；还有人则重点关注传说中的“物质奖励”给了没有。
更显著的变化来自孙春龙本人：这个总是一身朴素甚至看起来有点土的男人，现在也穿上了洁白的衬衫，工工整整地坐着等摄影师拍照——他已经被某杂志评为“时尚先生”了。
但待他说起话来，那些言语仍然保留着最初的质朴与本真。他坚持为人的操守：正义与良知；作为一个记者，他的这份操守使他对谎言充满警惕，对蒙蔽充满反抗，对善良充满感激；他历经磨难，斗智斗勇，只是为了“发出声音”，为那些不能说话、只能带着怀疑又无奈的眼神保持沉默的人。
让我们细数从头。
调查娄烦事故
采访还是以娄烦事件报道过程开始。注意到娄烦，是因为2008年8月1日一篇关于娄烦山体滑坡的报道出现，称遇难9人。有过多次矿业事故采访经验的孙春龙心下疑惑：9，离10人这个重大事故界定的坎儿太近了。第二天，他在百度娄烦吧看到有人发帖，称遇难人数远比9人要多。
孙春龙决定到娄烦去。山西矿主打死记者的事早有耳闻，对这种形势孙春龙却没有太多顾虑：“去调查的时候没什么别的顾虑，就是山西发生矿难事故比较多，当地政府对记者防范得比较严。所以，我在采访的前期先在太原呆了两天，见了一些遇难者家属，也通过前方的朋友了解娄烦是怎样阻挠记者的，了解情况之后做了不少准备和防范工作。”
他装成装修工人，不带行李，拎着一个塑料袋到了娄烦县城。因为知道住宾馆会被查，孙春龙到建筑工地上和一个真正的装修工人住了两天。至今他还记得那位装修工人给他做的刀削面和西红柿炒鸡蛋。
在这种身份的掩护下，孙春龙开始和遇难者家属接触。他曾经以为那些家破人亡的人见了记者会大哭，但迎接他的，是一张张不信任的、沉默的脸。
“当时采访吴三魁，他两个儿子和老婆都埋在下面，但是他不说。我后来问他，他说你们来了那么多记者，采访了那么多，最后也没见报道出来。”
面对家属们的失望，孙春龙费尽口舌做工作：“我把名片给他，跟他说，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看我之前写过什么样的报道，你就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记者；我们是新华社的媒体，我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如果你再不相信我们，可能就再没有谁能把这件事报道出来。”
这样说了一晚上，第二天，对方终于同意接受采访，但仍然保持着顾虑和不信任。“后来我临走、吃饭的时候，他对我说，孙记者，这个事情我求求你，一定要帮我们。你报道出来我一定去北京感谢你，你只要不接受 ‘他们’的贿赂，我们也感谢你。后来我说，我不需要感谢，我一定会给你报道出来，报道出来你只要记得孙春龙是个好记者就行了，不要再对记者猜来猜去。”
孙春龙的声音里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痛心：“他不相信记者，我觉得这是记者这个职业的耻辱，因为在这个行业发生了很多很让人失望的事情。”
经过为期三天的暗访，孙春龙整理出一份有41个人的名单。有的遇难者家庭早在8月4日就已经和当地政府签了赔偿协议，为了核实没有协议的名单，孙春龙的同事王晓通过114查询到遇难者所在的各个村支书的电话，为了防止对方生疑，王晓用了一个“极不光彩的理由”，即冒充北京的一个慈善组织，听说当地发生了矿难，想给遇难者家属提供帮助。用这种方法，孙春龙和王晓最终确认了这份名单准确无误。
至此，遇难者一方的资料已经搜寻完毕，为了求取新闻的平衡，孙春龙让王晓在北京以举报者的身份打电话给各级安监局，表示发现娄烦死了不止11个人。国家安监总局称接到的举报只是11人，30人以上才会派人去查；山西省安监局则称这只是传言；娄烦县仍坚称事故造成11人死亡。根据这些信息，孙春龙和王晓完成娄烦事件的初稿，经过多次核实细节和删改，《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最终成稿，明确指出娄烦矿难事故存在着瞒报行为，死亡人数远非11个；并指出，这不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报道在《瞭望东方周刊》登出，也发布到网上。与孙春龙、王晓最开始的预计不同，报道并未引起很大反响，因为稿子甫一上网就被删除，事发地娄烦也并未出现任何反馈。
坚持理想为何如此艰难？
事情很明显，有人要隐瞒。孙春龙急了。“因为稿子删掉之后没有一点影响。之前我跟那些家属承诺过，一定要报道出来，可后来家属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怎么还没有报道啊？虽然事实上我已经报道了，但他们没有看到，事情也没有任何改变。当时我心理觉得很内疚，虽然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来看，报道出来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但就这个事情来讲，那些努力都等于零，只是发了个稿子挣了点稿费而已。”
他一直寻思该用什么办法把真相真正披露出来。半个月后，孙春龙去了山西襄汾“9·8”溃坝事故现场。“站在被泥浆夷为平地的村庄前，我突然有一种负罪感。因为这个事故的发生，和我半个月前采访的娄烦县的事故竟然如此的相似。同样是和铁矿有关，同样是和私挖滥采有关，同样是一个村庄的灭顶之灾，也同样是和‘暴雨’有关。面对一个又一个从我面前抬走的遗体，我在想，如果自己的那篇稿子当时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如果有关部门在娄烦事故后会亡羊补牢，那么，这起事故是否可以幸免，这254个生灵，是否依然灿烂地活着。”
9月14日，亦是中秋。孙春龙在其博客上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其言辞尖锐，其心情沉痛，在信尾，孙春龙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此后，这封信被网友疯狂转载，虽然许多帖子在很短时间内被删除，但网友的热情与愤怒使之传播的速度远高于删除的速度。娄烦事件，一时热议于网络。
9月17日，孙春龙接到安监总局的电话，邀请他去娄烦调查这次事故。次日，孙春龙得知这封信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批示。两天后，娄烦事故调查指导组在当地成立，孙春龙“当时感觉这个事情总理已经批了，离真相大白可能不远了”。但去了以后发现，事情远远不是这样，更大的阻力还在后面。
“有些人肯定希望把这件事继续隐瞒下去，或者说成自然灾害，或者说是没有瞒报，这种力量非常强大。”那几天，孙春龙察觉自己已经被监视，当地线人发短信告诉他要注意，各方传来消息也说他很可能要被抓进去。“我也很紧张，当时这事情还没有眉目，要是我再去牺牲，我觉得不值得，死不瞑目。”孙春龙说。
国务院事故调查指导组经过一个星期的挖掘，找到了41具尸体。之前一直声称“无须担心人身安全”的国务院事故调查指导组人员突然改口，让孙春龙赶紧离开娄烦。此时，回到太原、住在高层酒店的孙春龙感受到了置身此事以来最大的压力。“当时这方面的舆论已经比较强势，说这是自然灾害，也没有瞒报，这个说法如果得到认可，我肯定面临指责，要受到处罚。”
“当时我躺在酒店的沙发上，眼泪就出来了。我就想：一个人坚持理想为什么这么难，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做这些是我的工作职责，也是为了普通的老百姓，也符合党和国家利益，为什么会这样？”
但幸好，还有支撑他走下去的力量。“那时各地的读者发给我的短信总共有635条，我一条都没舍得删。有两条最有意思，一条说‘我非常敬佩你’，署名是‘山西一名假记者’；另一条是‘山西一名基层安监人员’，说‘以后要为生命负责，认真积极地工作’。”
国庆节，孙春龙带着老婆孩子去了云南，“像避难一样”，并且抱着某种决心：将银行卡号密码都告诉老婆，对朋友说以后帮忙照顾他的家人，这在之前是从没有过的事情。直到10月4号，他收到安监总局的短信，感谢其对娄烦事件的举报，并透露就此事国务院要成立调查组。孙春龙看着短信，开心极了，他知道：转折点来了。
而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我绝对是个守法公民
孙春龙的个人新闻史，发轫于小学时期。那时，由于父亲是乡村老师，他得到提前入学的待遇，一直是班里最小的，受到过不少欺负。那个曾经弱势的他，在心底充满了对“强势”的渴望。
中学时期，他开始有新闻理想，因为觉得新闻是个“强势”的职业。大学期间他发表文章，到报社实习，一心想进媒体，毕业却到了西安印钞厂，企业效益非常好，厂长曾发下豪言：什么厂子倒了，印钞厂也倒不了！但两年之后，出于心中一直没有泯灭的新闻理想，孙春龙提出辞职。这在在厂里引起极大轰动，因为此前从未有人主动离开。
“最初在《西安晚报》实习，很难，很多人就劝我说，你赶紧跟领导说说好话，再回去吧！我觉得我是很笨的一个人，但一直很勤奋，很执着，这样坚持下来。”孙春龙说。
在《西安晚报》干了五年，2005年初，孙春龙加入《瞭望东方周刊》。
谈到近10年的新闻从业经历，孙春龙如此述说自己的变化：“刚开始我喜欢打抱不平，发现某个贪官就要去揭露，但后来发现事实不仅如此，做新闻报道必须有建设性、反思性的东西。”
他讲到这样一件事：“有个乡长收农业税，一斤苹果卖6毛钱，但每斤苹果要交4毛多的税，非常离谱。当时我去乡里采访，乡长非要请我吃饭，我坚决不吃，他马上就哭出来。他说：孙记者，我们发不出老师的工资，你们报道；现在我们收税给老师发工资，你们也要报道，你说怎么办？”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有点理解他们了。以前，我更多地站在弱者立场看问题，但现在，我觉得，每个事件的发生都有深层次的原因，不是因为哪个人有多坏，而可能是体制造成的。给记者讲课的时候，我也说，采访贪官，不要先入为主地觉得这个人多坏，要更多地从体制上考虑，设身处地地想想，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能不能比他贪得少？记者要能从一个更客观更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这样写出的稿子才更有建设性。”
他的新闻理念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记者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职业，后来觉得记者其实很弱势。记者的强势是建立出卖良知、出卖公权力的基础上的，一个真正的记者则会面对被报道方的各种打击。”
2008年，进京抓记者和封口费事件一度被热炒，记者这一行业强势与弱势的分岔，似乎特别明显，孙春龙对此“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有时候我们记者很不争气，发生这样的事情，想去声援他都不敢，因为怕查出来他之前做过很多坏事。娄烦这件事，我为什么没有被抓，是因为我除了闯过红灯之外没违过法。我绝对是一个守法的公民。”
对以后的职业生涯，孙春龙的想法仍然是做报道，但是会有一些选择。“我的选择，从大的范围来讲就是致力于这个社会的公正和公平。公平公正就是和谐，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我所关注的群体也依然是弱势群体，他们被这个社会剥夺得更多，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对我来说，从事这个行业之初就不是看钱，也不是看权和地位，否则我不会离开印钞厂。现在我所得到的，不是钱也不是权，而是心理上的安慰和成就感、满足感，这样很充实。我做这些事情也不是不图回报的，我图的回报是公众对我的认可。”
对他数次冒险接近事实、还原真相的经历，他最感歉然的是家人对他的担心。但“一想到我的努力让很多人受惠，付出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了。”孙春龙如是说。
其实2008年，他印象最深的事不是娄烦，而在四川。“在地震灾区，我对生命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人的生命这么脆弱，一刹那也许就不在了——所以在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还好，我还做了一些事情。”
讲到这里，他长呼一口气，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