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几十年的石油生涯，许许多多往事早已淡漠，唯独在盆地勘探初期度过的那些岁月，难以忘怀，如今思想起来，就像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
　　夜迷大乌斯
　　1954年8月，当时我是地质大队工会主席。大队党总支让我带上吴斌，医生阎白辉和周唐谋等四人去野外慰问。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任务，都感到责任重大。
　　离开油砂山大队部，我们先后到茫崖工作的101队、301队、401队，共进行了7天的慰问活动。我们所带的慰问用品，仅有一些糖果和极少的蔬菜，还带去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慰问信。我们走到那里，那里霎时就会沸腾起来，似乎这里从来不曾有过艰苦，不曾有过疲劳。
　　结束了茫崖的慰问活动之后，便朝住在大乌斯一带的105队去慰问。到了大乌斯便去105地质队设立的住宿供应站寄存了行李，吃了点干馍，喝饱了一肚子水（这是野外工作出门必做的事情），便放步东行。此时，正是午后2点，山沟里天气闷热，满头的汗珠如雨淋一般，加上是沙窝路，大家都有些倦意。为了鼓动鼓动大伙情绪，我把裸露在衣襟外边的肚皮敲得“嘭嘭”作响，像唱莲花落一样，“我有储水池，汗水流不尽，炎热我不怕，饥渴算个啥。”顿时，惹得大伙哈哈大笑，驱走了疲劳。按说，食宿站距105队队部只有16到17公里，可是，我们却走了2个来钟头的时间还见不到帐篷。我们又走出了一条长沟后，105队的队部才出现在我们面前，十几个队员迅速地向我们迎了上来，我们被围住了。大概是为了减轻我们负担的缘故吧，我们身上所背的小饭包也被他们争着背跑了。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之后，随着就展开了慰问活动，检查汇报工作，歌唱，座谈。小队同志们给我们讲述他们的战斗生活：怎样当“团长”，怎样过夜，怎样忍受饥渴。勘探队的战斗生活，至今还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黄昏时分，我们离开了小队，行程约半里，黑夜就降临了，我们4个只得挽手而行。大约走了近二分之一的路程时，没料到路找不见了。这条小路原本只踩了几个人的脚印，再加上风沙覆盖，连一点痕迹都不能找到，夜黑得骇人，前去不得，后去不得，脑子也转了向，变的糊涂了，分不清东西南北。蹲下来研究研究方向，4个人8只眼睛搜遍了天空，可是连北斗七星的影子都没有找见，因为星星被乌云给遮住了。人到事中“迷”，我们4个人带有两个指南针，但由于精神紧张，也忘记了使用，当用手表上的夜光针来分辨方向时才记起了指南针。很不凑巧，指南针也出了毛病，一个指东一个指南北，显示不一致，结果连那一个也不敢相信，这时我们更加转向了。我们4个人好在各自拿有一把手电筒，分头四下去找路，结果仍然是乱转一阵，电池的光也越来越暗，直到最后都不发光了。当时虽是8月的天气，但黑夜的寒冷直冻得我们打冷战，而且还渴得要命。此时，周唐谋同志提议，“我们干脆蹲在这里等天明再走。”当时都不同意这个意见。于是我说：“等天明还有6个小时，蹲在这里也是活受罪，我们应该向地质队员学习，积极想办法摸出一条路。”大家赞成我的意见，决心继续找路，黑夜行路，低一脚，高一脚，举步维艰，但有地质队员做榜样，我们终于在跌跌爬爬中找到了那条沟。大家高兴地又唱又笑走出了沟口。但是，两条岔路又迷惑了我们，看不见帐篷，老在那一块地方转圈圈，跑了一夜冤枉路，还是找不到帐篷的影子。最后直到东方发亮了，我们才发现帐篷就在我们跟前不远。跑了一夜，原想到了帐篷美美睡上一觉，谁知事不凑巧，帐篷里早已睡满了人，我们只好解开行李，露天而卧了。
　　大雪封山
　　1954年的冬季，柴达木盆地连续下了几场大雪，四面八方全是一片白雪皑皑，银装素裹，久旱不雨的戈壁沙漠，真是难得的喜讯。然而，通往敦煌的阿尔金山，路面全是数尺厚的积雪，承运盆地生活物资的车辆统统被堵截在山前山后，过不来也回不去，盆地上千人吃、烧、用都成了问题，眼看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这危机当头，我们一面赶快用电台向敦煌供应站和西安地质局告急，一面组织人力清除路面积雪。西安地质局接到我们的告急电后，及时报告了党中央，并电告我们用篝火和红旗作为联络信號，党中央将用飞机为我们投送食品。正在北京开会的原青海省委书记高峰同志，听到大雪封山、野外小队受困的消息后，立即电告海西州自治区，要求他们务必设法营救盆地的地质勘探人员。海西州委当即派出了一个由蒙古族老族长带队的由30峰骆驼组成的驮运队，带上煤油炉子和饼干、药品等物资进入雪域，他们先后往返两次才在阿拉尔找到了我们的住处。在金鸿山口清除淤雪，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关怀鼓舞下，日夜刨冰铲雪，未等中央飞机空投，他们已经排除了路障，通往敦煌的道路已经疏通，盆地解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