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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质的“当代”
文学经典在当代的传播，始终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但是这里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学学科建制意义上的“当代”，越来越成为一个涵盖着不同阶段和不同意义的文学史时间概念，无论是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文革十年，还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80年代，以及新世纪，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形态，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文学经典的传播和接受也势必有着本质的差别。
而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亦真正物理时间意义上的“当代”）而言，我们选择一个怎样的出发点，来反观文学经典？实际上，任何人都已不能忽略从21世纪初开始向千家万户普及以来，作为新兴媒介的互联网，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于文学经典的认知和接受方式的重新作用。相比于各类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情境的“当代”时期，我们身处的一个更具共性的“当代”，是互联网时代。
早在上世纪电子媒介开始冲击传统纸质印刷媒介的地位之时，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就曾提出过“媒介即信息”的论断，不再将媒介作为静态的、被动的工具和人对立起来，指出媒介实质是人的一种延伸，电子时代的人从某种层度上更可以看作是“信息采集人”。此后尼尔·波兹曼在其著名的《娱乐至死》一书当中更进一步，提出了电子媒介不仅仅和文字一样可以作为信息，为思想表达和情感抒发提供全新定位，同时更是一种“隐喻”，透过一种强大的暗示力量，开始颠覆文字、书写为代表的严肃理性传播方式，形成一种新的强大的认识论，并反过来主宰人们的公共话语和文化精神。他指出原本在18、19世纪，印刷术所赋予人们的是启蒙时代一种客观、理性的精神和思维，因为：
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和归属感。所以阅读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1}
尼尔·波兹曼有意描绘出新兴媒介和传统纸质印刷在影响人类阅读、思维方式的巨大区别，尽管他未有意识地将18、19世纪的文字印刷和阅读指向经典意义上的文学，但西方各民族文学中具有伟大传统的各类“文学经典”，显然有别于止于虚构、娱乐的文字游戏，而更多与社会意识形态、与“某些人在特定境况中依据特殊标准和按照给定目的而赋予价值”{2}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学无疑同样是严肃且理性的。而在印刷行业开始式微，电视媒介蒸蒸日上的当时，尼尔·波兹曼做出了“娱乐至死”的预言：人们会像赫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担心的那样，在充满感官刺激的庸俗文化中，丧失思考和批判能力，变得自私且被动——人因为享乐而失去自由。
如果说上述两位传播学学者的观点，还只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正在西方兴起的电视传媒时代，并指向较为宽泛的人的文化精神和生活的话，那么2001年，正值互联网开始全面进入中国，《文学评论》上刊载了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则将议题的中心直接指向了连接着因特网的电脑，和这种新兴媒介浪潮所带来的对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巨大冲击。文中提出了疑问和忧虑：随着电信技术王国的壮大和发展，基于印刷技术发达而产生的西方18、19世纪意义上的“文学”，是否会因为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而走向终结，让位于新兴媒介当中的影视节目、数码文化产品？在这之后的十几年中，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普通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以及手机逐渐成为继电脑、电视之后又一重要信息发送和接受终端，类似于J·希利斯米勒所提出的这种忧虑，包括关于电子阅读、娱乐影视等大众传媒文化对于传统纸质文学经典阅读的冲击、以及对经典本身负载的人文精神的消解，类似的批评和担忧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更是从来就没有停歇过。
但是，在大量沿用西方学者有关于大众文化和媒介批评理论，描述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化的“当代”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电子信息媒介，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形式的发展衍变，同样也构成了更多不同质的“当代”时期。并且这些技术形式的发展也在持续改变着媒介本身的信息含量和隐喻内容，这其中就包括：电视媒介在短期红火之后，迅速被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接过主流信息传播的大旗，文字作品本身又借此得以还魂，以新的方式重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文学经典不仅是以电影、电视剧、网络视频的方式出现，其文学本体内容也在各类网站、文学论坛、网上社区被更为广泛传播；知识精英、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在新的网络媒介世界，亦不再严守学院派的界限划分，纷纷走向公共空间，与普通民众一道参与文学议题的讨论；学术研究当中象牙塔和普通民众曾经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新媒介的出现和大众的参与，开始出现平复的可能。
因而，随着这种互联网自身的不断嬗变，尼尔·波兹曼所描绘的甘于成为娱乐附庸、丧失批判能力的社会，以及类似马尔库塞所担心的被大众传播媒介宣传的“虚假的需要”所奴役的“单向度的人”{3}，并未完全出现，一些固有的关系和严肃的权威虽然被打破，但是商业资本和大众文化也未形成单一绝对、整体性的逻辑霸权。尼尔·波兹曼笔下那台似乎可以取代传统社会卡里斯马症候、充当新的神圣权威，并在一个娱乐时代造就新的顺从和文化极权的电视机，让位给了更符合西方学者有关“现代性”描述的互联网媒介，在更加流动、多元、包容甚至还在不断自我更新的互联网面前，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相比较而言，在当代中国特定的启蒙语境当中，特别是因为长期的信息、纸质书籍传播的匮乏和接受不平等，所造成的古典时期的文字崇拜和近现代以来不同形态的知识拜物教，正因为网络信息传播的多元、迅捷和平等，开始被逐步祛魅。这种可以谨慎乐观的趋向，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互联网作为媒介，所带来的文学世界的迁徙和对于经典的重新定义。
二、文学的迁徙
2014年夏天，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应该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人对作为新兴媒介的互联网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思考。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较于之前大量停留在纸质媒介和学术刊物上的讨论，这样的一次思考本身亦是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借助国家电视台和网络媒介进行传播的。虽未专门谈及文学，但是这部纪录片给出了关于互联网时代多个不同的思考面向，亦都可是我们进入当下文学生产和传播、接受场域的全新视角。其中，片中最不可忽视的一个话题，便是由互联网时代所开启的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迁徙”，是指大航海时代由哥伦布为代表的航海家们，所引领的著名的远航、人口迁徙以及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化浪潮；第二次“迁徙”，则是指随着网络世界这一块“新大陆”的发明和发现，人类社会开始的由传统社会向这个虚拟世界的全方位迁徙。 实质上，上述的两次迁徙，以及迁徙背后所引领的时代浪潮，都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就与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其中更不可忽视的便是在这一历史节点，随着中国近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资本印刷行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学文本的普及、文学准入标准的降低，开始打破以往少数士大夫精英阶层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话语的垄断，文学活动的中心，从科举制度之下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式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商业报刊孕育的职业作家和普通读者转移。无论是胡适“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白话文学观念提倡，还是陈独秀推倒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的文学革命主张，其发生背后的逻辑支持，恰恰都在于纸质报纸、期刊在近代中国的普及。根据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当中的统计，从民国成立的1912年到1921年短短十年间，全国邮递报纸及印刷品的数量，就由三千七百多万份，骤增至九千一百余万份{4}，这其中就包括大量诸如《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这样致力于宣传启蒙观念、发表新文学作品的刊物，这些刊物在推广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革新实验中，造就了一大批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品。可以说，现代文学经典，同时也是资本印刷时代的文学经典。
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一再强调宽泛层面的平民和大众，“五四”时期以报刊杂志等纸质印刷品作为传播媒介的启蒙观念和文学作品，其传播范围和影响效力依然受到很大局限，众声喧哗的效果亦更多存在于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的讨论，类似《新青年》杂志上“读者论坛”栏目，甚至存在钱玄同、刘半农演“双簧戏”、陈独秀刻意营造众声喧哗局面这样精英知识分子内部“自说自话”的情形。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里面，曾描述晚清时期梁启超和《新民丛报》为代表的报章文学，如何影响中国内陆地区士绅阶层，亦颇具代表性：
我们家乡去杭州四百里，邮递经月才到，先父的思想文笔，也曾受梁氏的影响；远至重庆、成都，也让《新民丛报》飞越三峡而入，改变了士大夫的视听。{5}
除了梁氏文体和《新民丛报》的巨大影响力之外，本段话还应注意另外两个信息，便是在印刷资本行业刚刚起步的时期，信息资源和文学作品获取的不易，以及接受群体本身的局限，只能局限于少数士大夫阶层。这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尽管是传播新式的启蒙观念，但信息的稀缺和接受群体的局限，也极易带来另一种思想和文学的宰制和垄断，形成对于新的知识谱系和文学权力的顺从甚至盲从。以曹聚仁此处提到的梁启超的报章文学为例，梁氏文章的弊病在重气势压人而轻理性分析，其内容他本人也承认多“趋时求新”的舶来之物，但即便如此，除了少数卫道士式的极端反对者，作为晚清时期报业翘楚的梁氏，其文章在当时依然风靡知识阶层，直到五四时期新的思想浪潮起来，新一批知识分子才开始对于梁氏文章的反思甚至批判。这种因为文字思想和传播媒介稀缺所形成话语权的垄断，在当时五四时期激进的科学主义、反传统思想，以及之后迅速兴起的左翼文学浪潮当中，也有诸多体现。
这样的一种文字发布者的话语垄断和读者单向度的被动接受局面，无论是纸在印刷出版业发展成熟以后、电视媒介兴起之时，还是在互联网时代初期（亦称web1.0时代，主要依靠门户网站，提供信息文字的依然是少部分群体），都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变。媒介无论是作为“信息”还是“隐喻”，作者的权威，或者说能够占有这些媒介资源的作者群体，其意志和权威很少能受到来自外部的平等对话和挑战。因此，无论是印刷时代的文学经典，还是电子媒介初期的文化经典产品，在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同时，媒介自身的隐喻和暗示作用都是趋同的。
但是在互联网2.0时代（亦称web2.0时代），当博客、微博等社交网络开始打破传统媒介和平台对于信息发布、评价的垄断，每一个个体在媒介中的地位被空前凸显出来。尤其近几年个人手机作为信息接受和发送终端的功能被空前放大，带来的变化不再仅仅止于以往媒介革命都曾带来的信息传播的迅速、便捷化，更重要的深层变革还在于：无论是信息还是文学、文化，其传播和创作主体在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化和平民化，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更宽泛的群体、更多个人能够跨越地域、职业、单位部门的界限，成为文学的读者，成为文学的创作者，甚至是文学作品价值的研究者和评判者。
这种深层变革首先的影响，就在于媒介垄断者权威的打破，文学作品不再是像印刷时期、或电子媒介初期那样只能借助具体的单位、部门、运营商进行单向度的传播，传统的出版商，或者学术机构对于文字发布的垄断地位，在崛起的由每一个个体读者构成的网络创作主体面前被逐渐削弱。文学准入标准的降低，给更多矢志于文学理想的创作者们提供了机会，自媒体兴盛的互联网2.0时代，直接绕过投稿、编辑、商业运作，在网络平台和文学社区上进行文学写作而获得认可和成功的作家，甚至非职业的写手，已经不乏其人。在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名为“迁徙”的第六集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对于互联网对于全球化经济变革作用的描述：
那些出行者可能不再需要出行了，他完全可以说着自己的乡音，守着自己的亲人，享受与他的能力相应的世界性分配。那些昔日渺小的个人，今天可以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和全世界的人实现着协力和合力，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和竞争。智慧稀缺地带的智慧将不再飘散，财富稀薄地带的财富将减少流失。{6}
可以回想一下在民国时期中国文坛，汇集在大城市所形成的几个重要文学流派，诸如京派、海派，其中京派便是主要由聚集在北京的外乡作家组成，尽管他们笔下有最好的关于自己故乡田园牧歌的书写，甚至不惮于表达自己对于大都会的厌恶，但是他们毕竟是幸运的，可以借助北京的文化资源和媒介优势，达成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出版诉求。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当时来自湖南边城的青年沈从文，如果不是忍受饥寒，前往北京闯荡；如果不是那次写信求助郁达夫，并有郁达夫那次著名的雪夜来访；文学青年沈从文的运命如何，能否孕育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都殊未可知。沈从文是幸运的，但那些无力远行，或者无贵人相助的文学青年，其理想和文字是否就因而飘散在空间的洼地和时间的黑洞里，不得而知。而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文学创作个体，无论是地处偏远，还是职业身份悬殊，通过互联网媒介，其文字都获得了一种跨过地域、职业、身份甚至时间的壁垒，赢得他人的阅读及认可的可能。 这便带来了在互联网环境下，对于印刷文学经典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在传统的学院体系之外，读者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影响方面的无限放大，使得大众读者开始构成了另外一种对于文学经典评价和研究的力量。当文学经典阅读和阐释的空间，从传统的学术刊物迁徙到开放的互联网上，研究评价文字的作者，由专业的学者身份转变成每一个普通个人，这些网络读者的喜好和评判，在一定程度上与学院派、文学史上的评判标准，就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反差，首先最直观地体现在网络社区的接受层面，读者会用他们的鼠标投票，并用键盘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意见，那些只是具有学界公认的“文学史意义”、或者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占有权威地位的文学经典作品，往往会被冷落。与此同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各类成熟的网络社区，网络读者会把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包括新媒介形式的文学创作例如电影、电视剧甚至是网络文学，置于同一层面进行对比和参照，在这种愈趋多元、开放的对比和选择过程中，印刷时代生产的各类文学经典，所遭受的冲击更为巨大。
三、经典的重塑
对于互联网作为大众媒介的文学、文化生产与传播，有一个颇具共识性的命名和定位——大众文化，或者亦被称作社会亚文化与亚文学，并且对照于传统纸质印刷时期的文化、文学经典，形成了诸如精英/大众、主流/非主流、严肃/娱乐的二元判断。这中间有来自于有尼尔·波兹曼等传播学学者，对于快节奏的图像阅读时代，所带来的超意识形态、一切内容娱乐化的担忧；也有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大众媒介作为资本、国家力量的话筒，所形成的对于人的控制和社会批判意识丧失的危机；而在借用西方理论的同时，中国当代关于互联网文化、文学的批评，也来自于互联网自身文化生态的近距离感知，包括对于这种生态之下的类似恶搞、戏说、奇幻玄幻等文学形式，以及其背后隐含着的娱乐至死、虚无主义、犬儒精神的批判。即使在被认为是最为多元开放、能打破权威、让更多普通人参与进来创作、讨论和思考的web2.0时代，似乎也走向了狂热而非理性的互联网粉丝文化的极端——经典正在被他们重新划分和定义。
这种网络媒介中的大众文化心理，显现出对于过去印刷时期官方、精英所塑造的主流文化、经典文学的拒斥。可以看到一些网络文学、娱乐影视在互联网上动辄点击、转发上百万的传播效力，以及网络空间当中对于经典文学作品、作家阅读讨论的相对边缘化和冷清，而当面对来自外部的批评和质疑时，狂热的粉丝群体甚至会被引起激烈的反弹，进而对经典和权威抱有微词、出言不逊。这样的一种接受和反应状况并不能完全代表不同个体的阅读水平和文化素养，他们之间的禀赋、学历、职业可以是参差不齐的，但互联网作为媒介恰恰可以抹平这些差异，将大众联系在一起。此种联系往往会形成古斯塔夫·勒庞所描述的大众文化心理当中的传染现象，个体在虚幻的集体中，表现出与自我利益、天性对立的倾向，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文化心理研究》中这样论述：
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7}
但应指出的是，尽管因为准入门槛的降低，网络媒介中充满着浮泛的大众娱乐气息和集体无意识的喧嚣，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现象，那便是针锋相对的那些批判理论和并不同质的声音，也是在通过互联网发表或者传播，只是当精英和经典进入网络的时候，其原先在印刷行业内部获得的身份和地位会被最大程度的弱化，可他们本身的思想和文本内容，却能构成新媒介时空里很难被削弱的才智个体。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传统学院派的学者和过去纸质传媒时期的经典作家，开始走向社交网络进行发声，参与甚至引领网上公共话题和文学问题的讨论，进而也在获取一大批粉丝的追捧的时候，他们在所谓“大众媒介”中的地位和作用该如何定义？互联网作为开放的媒介，是否就只能是被简单等同于大众文化或亚文化的一种隐喻力量？
在我们在谈论印刷文学经典与互联网时代的时候，不仅仅只有经典作品本身值得我们参照，透过纸质印刷媒介所处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以及在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中的具体作用，是否也可以史为鉴？当纸质印刷的报刊杂志，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在晚清民初兴起之时，一度也充斥着大量黑幕小说、狭邪小说类型的通俗文学，文学被一批科举道路失意的文人看作是人生的游戏，例如李伯元等小说家创办的文学刊物便纷纷取名《游戏报》《游戏世界》。当时面对新兴的印刷媒介，一方面是普通市民大众的欢迎与追捧，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官方和精英士大夫阶层的怀疑和批评。而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也曾在当时顺应潮流，计划创办文学杂志，并出版《译外小说集》，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但是其效果却颇为惨淡。预计的文学杂志《新生》未能印刷，《译外小说集》虽然印行，且选入契科夫、显克微支等西方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但得到回应寥寥，普通大众自然更热爱且沉醉于通俗文学游戏的笔墨里。按照鲁迅的回忆，当时销售的状况是第一册卖出二十一本，第二册卖出二十本，之后便再无人买，只好停版，其情形较之当前网络空间里印刷文学经典的境遇，实在是有过之无不及。对此，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里的话颇具启发意义：
但是这劳力也并不是完全消灭，因为在“五四”以后发生新文学运动，这也可以看作《新生》运动的继续。{8}
在反复讨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同时，是否也应考虑到精英知识分子和严肃作家，进入当时作为新兴大众媒介的印刷报刊的艰难。周氏兄弟的情境，亦容易使人联想到互联网媒介方兴未艾的当下，不少网民在阅读纸质书籍和浏览文学网站中，对于文学经典的阅读和译介活动。当然，相对于娱乐化的大众和集体无意识的狂欢，这一群体只是一小部分同人自发的行为，而且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多元共生的文化环境，以往产生经典所必备的话语权力垄断，将难以获得从前一样的权威。经典的定义和定位的确处于一个被重估的节点，但这并不等于互联网媒介下的文学评判价值和标准就此走向虚无，而是将在更加平等和均势的对话中被再造和重塑。
不仅仅是晚清的中国知识阶层在面对新兴的印刷媒介时，有着犹疑和挫折，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20世纪初期所作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书中，也曾经担忧机器复制时代，会造成的人类社会之前所产生的艺术品权威和光韵的消逝，以及文艺大众运动的展开所带来传统艺术和价值的大动荡。但事实却是前机器复制时代的石刻、绘画艺术，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生命力，其经典甚至借助复制和印刷被广泛传播与接受，而被本雅明看作是替代者的照相、电影，尽管从一诞生开始便与商品经济、工业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逐步发展成熟之后也产生出大量自身艺术形式上的经典。这些作品互为经典，正如你很难比较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作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鲁勃廖夫圣像绘画在折射俄罗斯宗教精神和民族灵魂的经典程度一样。事实上，媒介的每一次更新都会带来人的表达和审美形态的改变，并会塑造出新的经典作品和范式，但和古老的石刻、绘画艺术一样，文字语言作为人本身最基本的延展和人类文明谱系的基因分子，那些普世情感和永恒追求都将依随最朴素的感知和表达，印刷时代如此，互联网时代亦然。
注释：
①[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吴燕莛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② [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③[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页。
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93页。
⑤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1页。
⑥本段引文系纪录片《互联网时代》第六集解说词。
⑦[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文化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⑧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
文学经典在当代的传播，始终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话题。但是这里同时也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文学学科建制意义上的“当代”，越来越成为一个涵盖着不同阶段和不同意义的文学史时间概念，无论是建国后的“十七年”时期，文革十年，还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80年代，以及新世纪，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形态，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时代特征，文学经典的传播和接受也势必有着本质的差别。
而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亦真正物理时间意义上的“当代”）而言，我们选择一个怎样的出发点，来反观文学经典？实际上，任何人都已不能忽略从21世纪初开始向千家万户普及以来，作为新兴媒介的互联网，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于文学经典的认知和接受方式的重新作用。相比于各类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情境的“当代”时期，我们身处的一个更具共性的“当代”，是互联网时代。
早在上世纪电子媒介开始冲击传统纸质印刷媒介的地位之时，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就曾提出过“媒介即信息”的论断，不再将媒介作为静态的、被动的工具和人对立起来，指出媒介实质是人的一种延伸，电子时代的人从某种层度上更可以看作是“信息采集人”。此后尼尔·波兹曼在其著名的《娱乐至死》一书当中更进一步，提出了电子媒介不仅仅和文字一样可以作为信息，为思想表达和情感抒发提供全新定位，同时更是一种“隐喻”，透过一种强大的暗示力量，开始颠覆文字、书写为代表的严肃理性传播方式，形成一种新的强大的认识论，并反过来主宰人们的公共话语和文化精神。他指出原本在18、19世纪，印刷术所赋予人们的是启蒙时代一种客观、理性的精神和思维，因为：
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和归属感。所以阅读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1}
尼尔·波兹曼有意描绘出新兴媒介和传统纸质印刷在影响人类阅读、思维方式的巨大区别，尽管他未有意识地将18、19世纪的文字印刷和阅读指向经典意义上的文学，但西方各民族文学中具有伟大传统的各类“文学经典”，显然有别于止于虚构、娱乐的文字游戏，而更多与社会意识形态、与“某些人在特定境况中依据特殊标准和按照给定目的而赋予价值”{2}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学无疑同样是严肃且理性的。而在印刷行业开始式微，电视媒介蒸蒸日上的当时，尼尔·波兹曼做出了“娱乐至死”的预言：人们会像赫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担心的那样，在充满感官刺激的庸俗文化中，丧失思考和批判能力，变得自私且被动——人因为享乐而失去自由。
如果说上述两位传播学学者的观点，还只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正在西方兴起的电视传媒时代，并指向较为宽泛的人的文化精神和生活的话，那么2001年，正值互联网开始全面进入中国，《文学评论》上刊载了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则将议题的中心直接指向了连接着因特网的电脑，和这种新兴媒介浪潮所带来的对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巨大冲击。文中提出了疑问和忧虑：随着电信技术王国的壮大和发展，基于印刷技术发达而产生的西方18、19世纪意义上的“文学”，是否会因为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而走向终结，让位于新兴媒介当中的影视节目、数码文化产品？在这之后的十几年中，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普通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以及手机逐渐成为继电脑、电视之后又一重要信息发送和接受终端，类似于J·希利斯米勒所提出的这种忧虑，包括关于电子阅读、娱乐影视等大众传媒文化对于传统纸质文学经典阅读的冲击、以及对经典本身负载的人文精神的消解，类似的批评和担忧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更是从来就没有停歇过。
但是，在大量沿用西方学者有关于大众文化和媒介批评理论，描述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化的“当代”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到电子信息媒介，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形式的发展衍变，同样也构成了更多不同质的“当代”时期。并且这些技术形式的发展也在持续改变着媒介本身的信息含量和隐喻内容，这其中就包括：电视媒介在短期红火之后，迅速被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接过主流信息传播的大旗，文字作品本身又借此得以还魂，以新的方式重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文学经典不仅是以电影、电视剧、网络视频的方式出现，其文学本体内容也在各类网站、文学论坛、网上社区被更为广泛传播；知识精英、高等院校的研究者，在新的网络媒介世界，亦不再严守学院派的界限划分，纷纷走向公共空间，与普通民众一道参与文学议题的讨论；学术研究当中象牙塔和普通民众曾经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新媒介的出现和大众的参与，开始出现平复的可能。
因而，随着这种互联网自身的不断嬗变，尼尔·波兹曼所描绘的甘于成为娱乐附庸、丧失批判能力的社会，以及类似马尔库塞所担心的被大众传播媒介宣传的“虚假的需要”所奴役的“单向度的人”{3}，并未完全出现，一些固有的关系和严肃的权威虽然被打破，但是商业资本和大众文化也未形成单一绝对、整体性的逻辑霸权。尼尔·波兹曼笔下那台似乎可以取代传统社会卡里斯马症候、充当新的神圣权威，并在一个娱乐时代造就新的顺从和文化极权的电视机，让位给了更符合西方学者有关“现代性”描述的互联网媒介，在更加流动、多元、包容甚至还在不断自我更新的互联网面前，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相比较而言，在当代中国特定的启蒙语境当中，特别是因为长期的信息、纸质书籍传播的匮乏和接受不平等，所造成的古典时期的文字崇拜和近现代以来不同形态的知识拜物教，正因为网络信息传播的多元、迅捷和平等，开始被逐步祛魅。这种可以谨慎乐观的趋向，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互联网作为媒介，所带来的文学世界的迁徙和对于经典的重新定义。
二、文学的迁徙
2014年夏天，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应该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人对作为新兴媒介的互联网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思考。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较于之前大量停留在纸质媒介和学术刊物上的讨论，这样的一次思考本身亦是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借助国家电视台和网络媒介进行传播的。虽未专门谈及文学，但是这部纪录片给出了关于互联网时代多个不同的思考面向，亦都可是我们进入当下文学生产和传播、接受场域的全新视角。其中，片中最不可忽视的一个话题，便是由互联网时代所开启的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迁徙”，是指大航海时代由哥伦布为代表的航海家们，所引领的著名的远航、人口迁徙以及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化浪潮；第二次“迁徙”，则是指随着网络世界这一块“新大陆”的发明和发现，人类社会开始的由传统社会向这个虚拟世界的全方位迁徙。 实质上，上述的两次迁徙，以及迁徙背后所引领的时代浪潮，都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就与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其中更不可忽视的便是在这一历史节点，随着中国近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和资本印刷行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学文本的普及、文学准入标准的降低，开始打破以往少数士大夫精英阶层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话语的垄断，文学活动的中心，从科举制度之下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式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商业报刊孕育的职业作家和普通读者转移。无论是胡适“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白话文学观念提倡，还是陈独秀推倒贵族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社会文学的文学革命主张，其发生背后的逻辑支持，恰恰都在于纸质报纸、期刊在近代中国的普及。根据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当中的统计，从民国成立的1912年到1921年短短十年间，全国邮递报纸及印刷品的数量，就由三千七百多万份，骤增至九千一百余万份{4}，这其中就包括大量诸如《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这样致力于宣传启蒙观念、发表新文学作品的刊物，这些刊物在推广白话文学、平民文学的革新实验中，造就了一大批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品。可以说，现代文学经典，同时也是资本印刷时代的文学经典。
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一再强调宽泛层面的平民和大众，“五四”时期以报刊杂志等纸质印刷品作为传播媒介的启蒙观念和文学作品，其传播范围和影响效力依然受到很大局限，众声喧哗的效果亦更多存在于精英知识分子内部的讨论，类似《新青年》杂志上“读者论坛”栏目，甚至存在钱玄同、刘半农演“双簧戏”、陈独秀刻意营造众声喧哗局面这样精英知识分子内部“自说自话”的情形。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里面，曾描述晚清时期梁启超和《新民丛报》为代表的报章文学，如何影响中国内陆地区士绅阶层，亦颇具代表性：
我们家乡去杭州四百里，邮递经月才到，先父的思想文笔，也曾受梁氏的影响；远至重庆、成都，也让《新民丛报》飞越三峡而入，改变了士大夫的视听。{5}
除了梁氏文体和《新民丛报》的巨大影响力之外，本段话还应注意另外两个信息，便是在印刷资本行业刚刚起步的时期，信息资源和文学作品获取的不易，以及接受群体本身的局限，只能局限于少数士大夫阶层。这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尽管是传播新式的启蒙观念，但信息的稀缺和接受群体的局限，也极易带来另一种思想和文学的宰制和垄断，形成对于新的知识谱系和文学权力的顺从甚至盲从。以曹聚仁此处提到的梁启超的报章文学为例，梁氏文章的弊病在重气势压人而轻理性分析，其内容他本人也承认多“趋时求新”的舶来之物，但即便如此，除了少数卫道士式的极端反对者，作为晚清时期报业翘楚的梁氏，其文章在当时依然风靡知识阶层，直到五四时期新的思想浪潮起来，新一批知识分子才开始对于梁氏文章的反思甚至批判。这种因为文字思想和传播媒介稀缺所形成话语权的垄断，在当时五四时期激进的科学主义、反传统思想，以及之后迅速兴起的左翼文学浪潮当中，也有诸多体现。
这样的一种文字发布者的话语垄断和读者单向度的被动接受局面，无论是纸在印刷出版业发展成熟以后、电视媒介兴起之时，还是在互联网时代初期（亦称web1.0时代，主要依靠门户网站，提供信息文字的依然是少部分群体），都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变。媒介无论是作为“信息”还是“隐喻”，作者的权威，或者说能够占有这些媒介资源的作者群体，其意志和权威很少能受到来自外部的平等对话和挑战。因此，无论是印刷时代的文学经典，还是电子媒介初期的文化经典产品，在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同时，媒介自身的隐喻和暗示作用都是趋同的。
但是在互联网2.0时代（亦称web2.0时代），当博客、微博等社交网络开始打破传统媒介和平台对于信息发布、评价的垄断，每一个个体在媒介中的地位被空前凸显出来。尤其近几年个人手机作为信息接受和发送终端的功能被空前放大，带来的变化不再仅仅止于以往媒介革命都曾带来的信息传播的迅速、便捷化，更重要的深层变革还在于：无论是信息还是文学、文化，其传播和创作主体在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化和平民化，在网络的虚拟社会中，更宽泛的群体、更多个人能够跨越地域、职业、单位部门的界限，成为文学的读者，成为文学的创作者，甚至是文学作品价值的研究者和评判者。
这种深层变革首先的影响，就在于媒介垄断者权威的打破，文学作品不再是像印刷时期、或电子媒介初期那样只能借助具体的单位、部门、运营商进行单向度的传播，传统的出版商，或者学术机构对于文字发布的垄断地位，在崛起的由每一个个体读者构成的网络创作主体面前被逐渐削弱。文学准入标准的降低，给更多矢志于文学理想的创作者们提供了机会，自媒体兴盛的互联网2.0时代，直接绕过投稿、编辑、商业运作，在网络平台和文学社区上进行文学写作而获得认可和成功的作家，甚至非职业的写手，已经不乏其人。在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名为“迁徙”的第六集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对于互联网对于全球化经济变革作用的描述：
那些出行者可能不再需要出行了，他完全可以说着自己的乡音，守着自己的亲人，享受与他的能力相应的世界性分配。那些昔日渺小的个人，今天可以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和全世界的人实现着协力和合力，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和竞争。智慧稀缺地带的智慧将不再飘散，财富稀薄地带的财富将减少流失。{6}
可以回想一下在民国时期中国文坛，汇集在大城市所形成的几个重要文学流派，诸如京派、海派，其中京派便是主要由聚集在北京的外乡作家组成，尽管他们笔下有最好的关于自己故乡田园牧歌的书写，甚至不惮于表达自己对于大都会的厌恶，但是他们毕竟是幸运的，可以借助北京的文化资源和媒介优势，达成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出版诉求。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当属当时来自湖南边城的青年沈从文，如果不是忍受饥寒，前往北京闯荡；如果不是那次写信求助郁达夫，并有郁达夫那次著名的雪夜来访；文学青年沈从文的运命如何，能否孕育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都殊未可知。沈从文是幸运的，但那些无力远行，或者无贵人相助的文学青年，其理想和文字是否就因而飘散在空间的洼地和时间的黑洞里，不得而知。而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文学创作个体，无论是地处偏远，还是职业身份悬殊，通过互联网媒介，其文字都获得了一种跨过地域、职业、身份甚至时间的壁垒，赢得他人的阅读及认可的可能。 这便带来了在互联网环境下，对于印刷文学经典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在传统的学院体系之外，读者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影响方面的无限放大，使得大众读者开始构成了另外一种对于文学经典评价和研究的力量。当文学经典阅读和阐释的空间，从传统的学术刊物迁徙到开放的互联网上，研究评价文字的作者，由专业的学者身份转变成每一个普通个人，这些网络读者的喜好和评判，在一定程度上与学院派、文学史上的评判标准，就形成了巨大反差。这种反差，首先最直观地体现在网络社区的接受层面，读者会用他们的鼠标投票，并用键盘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意见，那些只是具有学界公认的“文学史意义”、或者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占有权威地位的文学经典作品，往往会被冷落。与此同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各类成熟的网络社区，网络读者会把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包括新媒介形式的文学创作例如电影、电视剧甚至是网络文学，置于同一层面进行对比和参照，在这种愈趋多元、开放的对比和选择过程中，印刷时代生产的各类文学经典，所遭受的冲击更为巨大。
三、经典的重塑
对于互联网作为大众媒介的文学、文化生产与传播，有一个颇具共识性的命名和定位——大众文化，或者亦被称作社会亚文化与亚文学，并且对照于传统纸质印刷时期的文化、文学经典，形成了诸如精英/大众、主流/非主流、严肃/娱乐的二元判断。这中间有来自于有尼尔·波兹曼等传播学学者，对于快节奏的图像阅读时代，所带来的超意识形态、一切内容娱乐化的担忧；也有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大众媒介作为资本、国家力量的话筒，所形成的对于人的控制和社会批判意识丧失的危机；而在借用西方理论的同时，中国当代关于互联网文化、文学的批评，也来自于互联网自身文化生态的近距离感知，包括对于这种生态之下的类似恶搞、戏说、奇幻玄幻等文学形式，以及其背后隐含着的娱乐至死、虚无主义、犬儒精神的批判。即使在被认为是最为多元开放、能打破权威、让更多普通人参与进来创作、讨论和思考的web2.0时代，似乎也走向了狂热而非理性的互联网粉丝文化的极端——经典正在被他们重新划分和定义。
这种网络媒介中的大众文化心理，显现出对于过去印刷时期官方、精英所塑造的主流文化、经典文学的拒斥。可以看到一些网络文学、娱乐影视在互联网上动辄点击、转发上百万的传播效力，以及网络空间当中对于经典文学作品、作家阅读讨论的相对边缘化和冷清，而当面对来自外部的批评和质疑时，狂热的粉丝群体甚至会被引起激烈的反弹，进而对经典和权威抱有微词、出言不逊。这样的一种接受和反应状况并不能完全代表不同个体的阅读水平和文化素养，他们之间的禀赋、学历、职业可以是参差不齐的，但互联网作为媒介恰恰可以抹平这些差异，将大众联系在一起。此种联系往往会形成古斯塔夫·勒庞所描述的大众文化心理当中的传染现象，个体在虚幻的集体中，表现出与自我利益、天性对立的倾向，勒庞在他的《乌合之众：大众文化心理研究》中这样论述：
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7}
但应指出的是，尽管因为准入门槛的降低，网络媒介中充满着浮泛的大众娱乐气息和集体无意识的喧嚣，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现象，那便是针锋相对的那些批判理论和并不同质的声音，也是在通过互联网发表或者传播，只是当精英和经典进入网络的时候，其原先在印刷行业内部获得的身份和地位会被最大程度的弱化，可他们本身的思想和文本内容，却能构成新媒介时空里很难被削弱的才智个体。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传统学院派的学者和过去纸质传媒时期的经典作家，开始走向社交网络进行发声，参与甚至引领网上公共话题和文学问题的讨论，进而也在获取一大批粉丝的追捧的时候，他们在所谓“大众媒介”中的地位和作用该如何定义？互联网作为开放的媒介，是否就只能是被简单等同于大众文化或亚文化的一种隐喻力量？
在我们在谈论印刷文学经典与互联网时代的时候，不仅仅只有经典作品本身值得我们参照，透过纸质印刷媒介所处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以及在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中的具体作用，是否也可以史为鉴？当纸质印刷的报刊杂志，作为一种全新的传播媒介在晚清民初兴起之时，一度也充斥着大量黑幕小说、狭邪小说类型的通俗文学，文学被一批科举道路失意的文人看作是人生的游戏，例如李伯元等小说家创办的文学刊物便纷纷取名《游戏报》《游戏世界》。当时面对新兴的印刷媒介，一方面是普通市民大众的欢迎与追捧，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官方和精英士大夫阶层的怀疑和批评。而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也曾在当时顺应潮流，计划创办文学杂志，并出版《译外小说集》，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但是其效果却颇为惨淡。预计的文学杂志《新生》未能印刷，《译外小说集》虽然印行，且选入契科夫、显克微支等西方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但得到回应寥寥，普通大众自然更热爱且沉醉于通俗文学游戏的笔墨里。按照鲁迅的回忆，当时销售的状况是第一册卖出二十一本，第二册卖出二十本，之后便再无人买，只好停版，其情形较之当前网络空间里印刷文学经典的境遇，实在是有过之无不及。对此，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里的话颇具启发意义：
但是这劳力也并不是完全消灭，因为在“五四”以后发生新文学运动，这也可以看作《新生》运动的继续。{8}
在反复讨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同时，是否也应考虑到精英知识分子和严肃作家，进入当时作为新兴大众媒介的印刷报刊的艰难。周氏兄弟的情境，亦容易使人联想到互联网媒介方兴未艾的当下，不少网民在阅读纸质书籍和浏览文学网站中，对于文学经典的阅读和译介活动。当然，相对于娱乐化的大众和集体无意识的狂欢，这一群体只是一小部分同人自发的行为，而且面对互联网时代的多元共生的文化环境，以往产生经典所必备的话语权力垄断，将难以获得从前一样的权威。经典的定义和定位的确处于一个被重估的节点，但这并不等于互联网媒介下的文学评判价值和标准就此走向虚无，而是将在更加平等和均势的对话中被再造和重塑。
不仅仅是晚清的中国知识阶层在面对新兴的印刷媒介时，有着犹疑和挫折，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20世纪初期所作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一书中，也曾经担忧机器复制时代，会造成的人类社会之前所产生的艺术品权威和光韵的消逝，以及文艺大众运动的展开所带来传统艺术和价值的大动荡。但事实却是前机器复制时代的石刻、绘画艺术，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生命力，其经典甚至借助复制和印刷被广泛传播与接受，而被本雅明看作是替代者的照相、电影，尽管从一诞生开始便与商品经济、工业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逐步发展成熟之后也产生出大量自身艺术形式上的经典。这些作品互为经典，正如你很难比较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作品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鲁勃廖夫圣像绘画在折射俄罗斯宗教精神和民族灵魂的经典程度一样。事实上，媒介的每一次更新都会带来人的表达和审美形态的改变，并会塑造出新的经典作品和范式，但和古老的石刻、绘画艺术一样，文字语言作为人本身最基本的延展和人类文明谱系的基因分子，那些普世情感和永恒追求都将依随最朴素的感知和表达，印刷时代如此，互联网时代亦然。
注释：
①[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吴燕莛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② [英]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③[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页。
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93页。
⑤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1页。
⑥本段引文系纪录片《互联网时代》第六集解说词。
⑦[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文化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⑧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