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座神奇的小城。
　　那里宫女如花，常能看见神仙飞来飞去;那里平均每日手撕鬼子上千万，产生的世界富豪身家数十亿;那里偶尔产生灵光乍现的精品，但也制造出大量泡沫般虚无的垃圾。
　　那个地方叫做横店——全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一座影视基地。那里不仅有明星来来往往，同时还常年驻扎着大量面目模糊的“路人甲”，他们隐匿在浮花浪蕊背面，为这座建立在虚幻之上的小城，贡献着自己蝼蚁般卑微的力量。
　　香港导演尔冬升的新片《我是路人甲》，就是关于横店这座海市蜃楼与“路人甲”们扎扎实实的血肉青春。

幻城横店

　　“故事要从2012年8月29日，我去横店找徐克的那天说起。”
　　尔冬升在微博上用戏仿《百年孤独》的语气调侃起自己拍摄这部电影的起源。但事实上，与徐克的那次会面并不是他与横店的第一次正面接触。
　　还要向前追溯十年，那时，尔冬升因为正在筹拍的电影《新宿事件》而飞到横店找成龙。十年前的横店远没有形成现今这般气候，但也是颇具规模。
　　“那里勾起了我对于过去一些不好的回忆。”尔冬升这样形容初见横店的感受。
　　夏天，很热。成龙在拍戏，尔冬升在旁边看着。接近40度的高温，演员们戴着厚厚的头套，穿着古装大侠的服装，吊着威亚在空中飞来飞去。这样的场景让尔冬升回想起自己当初在邵氏当武侠小生的经历。
　　1975年，刚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的尔冬升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到邵氏电影公司当演员，演了一系列根据古龙小说改编的古装电影。电影中的尔冬升很漂亮，是剑眉星目的美少年，但旧式武侠片的拍摄技巧与叙事模式让当时那个穿着喇叭裤、听摇滚乐的潮流年轻人无法忍受，他觉得一切都是荒谬又无趣，而那些乱七八糟打打杀杀的武侠电影，更让他萌生出“一想到要戴头套演大侠，我就想吐。”“如果将来我有钱，真想全部买回来一把火烧掉”的想法。
　　在横店，结束拍片的成龙开车带尔冬升去看横店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一座仿真的秦王宫，许多大而无当又虚假的摆设，让尔冬升感觉更为糟糕，巴不得早点离开。
　　时隔7年，尔冬升再次来到横店，这次他是为与徐克商量重拍电影《三少爷的剑》。
　　还是夏天，横店依旧热浪滚滚。但这一次，除了沉浮在烈日中的灰尘与汗水，尔冬升还依稀感受到了空气中满满浮动的青春荷尔蒙气息。
　　正值黄昏，站在横店的山上向下望去，昏暗调子里的古代楼阁显得迷人，不远处，新建高楼的工地上机器正在轰鸣，塔吊在飞檐斗拱的中式建筑前来回摇摆。眼前的一切都让尔冬升觉得迷幻而有趣，他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与上次的记忆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想立刻把这变化衍生为电影故事。故事的主角不应该是来去匆匆的大明星，而是春运般从各地迁徙到这里的年轻人。
　　其实，关于群众演员的话题并不算新鲜，在广东话中，还有一个专门形容他们的词汇：咖喱啡。同为香港电影导演的严浩就曾经拍摄过一部以“咖喱啡”为名，讲述小人物自强不息故事的电影;而关锦鹏导演那部著名的《胭脂扣》中，梅艳芳饰演的痴心女鬼如花，就是最终寻觅到老旧的邵氏片场，找到了在这里充当咖喱啡糊口，已经垂垂老矣、几乎和泥土混为同样颜色的十二少。
　　“我认为‘咖喱啡’与‘路人甲’最大的区别在于，路人甲有梦想，而咖喱啡没有。”尔冬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为拍摄这个题材，一向善于做资料收集工作的尔冬升在两位朋友的协助下，不到4个月，一共搜集了200多个“横漂”的故事，并根据相关视频资料，又整理出了100万字的文字内容。
　　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当中，尔冬升又提炼出一些相对具有冲击力与戏剧性的人和事，并且决定，这部电影的所有主演都将由生活中真正的“横漂”担任，换句话说，他们将在银幕上，“演”他们自己。但此时愈加深入横店生活的尔冬升也发现，这些“路人甲”们千里迢迢来到此地的目的，远不是“追逐梦想”那么简单，甚至，他们中多数人的所谓“梦想”，覆盖着一层更像是“虚荣”或者“逃避”的暧昧色调。
　　“这些年轻人大多接受教育的水平很差，他们中有很多人甚至连小学都没读完。”尔冬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与尔冬升的最初印象有所偏离，但他还是坚持着走进他们的故事——不是王宝强式的励志传奇，也不是逃学发明星愿的白日梦，更不是关于一个或者若干纯洁青年被复杂社会洗脑的普法教育节目，而是一群已经习惯将自己放置在尘埃中的卑微者，在面对隔着一层厚厚透明玻璃的繁华所在时，所能表现出的一切啼笑、酸辛、感伤与嘲讽。
　　在《我是路人甲》提前举办的媒体分享会上，一块巨大的海报背景板被放置在显眼位置。海报照片上，尔冬升导演戴着墨镜，夹杂在一群群众演员当中，他们衣着或古装或时尚，并且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个具备强烈指代特征的笑容。
　　尔冬升拿着激光笔，指着人物对号入座，用平淡却谙熟的语气细诉着他们的故事。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分不清生活与做戏的区别，当尔冬升在排演一场争执情节的戏时，表演者们演着演着就成真了，甚至最后真的动手打了起来。
　　但随着对于“路人甲”生活的深度介入，尔冬升逐渐开始担忧起一个问题。
　　“我很怕拍完这个戏，令人凭空生出一些梦想和期待，我更怕有些人将来会说，‘我就是被尔冬升害了’。”尔冬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承认，在电影拍摄结束后只会和“极个别”群演保持朋友式的联系，他甚至还拒绝剧中一个男孩子参加电影的相关宣传活动，因为“我觉得他已经过于依赖我了”。 　　很多年前，当他孑然一身走出邵氏片场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很奇怪是不是？我演了那么男主角，却要倒赔给公司钱，因为他们要收培训费。”尔冬升念叨。
　　也许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已经清醒而残酷地认清了现实，除了自己，没有人会改变你的命运，很多年前的邵氏如此，今天的横店也是如此。

老香港的招魂者

　　在电影圈，尔冬升算是世家子弟。
　　他的妈妈是演员，艺名叫做红薇，北京出生，上海出道，最终落户香江;爸爸尔光是电影制作人，而红薇在嫁给尔光之前还有过一次婚姻，所以尔冬升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分别叫做秦沛与姜大卫。
　　在很多人印象中，尔冬升就是那种在不知道生活是何物之前，就已经了解了电影是什么的孩子。
　　他的父母交游广阔，有那种老派人的长袖善舞与斯文礼貌。父亲尔光很会烧菜，经常在家里宴请宾客，来来往往的都是银幕上常见的大明星。
　　但事实上，那段别人以为乐天潇洒又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在成年的尔冬升看来，却蛮不是滋味。他确是在片场长大，很多时候却是因为父母忙于工作，只能将孩子放养在工作场所，而自一个孩子的眼光望上去，混乱又嘈杂的电影片场，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充满了浮华的金粉世界。
　　“我爸爸当时的工作，有点像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制片主任，负责选角，还有其他琐碎的杂事。”“我妈妈也不是大明星，她从来没当过女主角，甚至从二十多岁起，就已经开始演老旦了。”所以后来会有人调侃，从来没当过女主角的红薇，却给香港影坛贡献了三个最佳男主角。
　　在上世纪六七时年代，有段时间，家里常常会挤满了从内地偷渡而来的亲戚和朋友，妈妈需要拼命工作，才能让家庭勉强正常运转。那时候，这个并不富裕的家更像是一座风雨飘摇的简陋避风港，不仅庇护着他与两个哥哥，还有许多渡海而来，满身还残留着风暴气息的人们。
　　但这样的家庭背景赋予了他开阔的眼界和丰富的谈资。在别人津津有味地追忆起过去的流金岁月时，只有尔冬升才有资格闲闲地接上一句：“哦，林黛和乐蒂，我小时候还叫过她们妈咪。”“江青？我妈妈认识两个江青，当然，是和后来去台湾的那个比较熟。”
　　也许就是因为过早接触了水银灯下的生活，所以尔冬升才会反其道而行之，特别喜欢着眼于凡俗人间。他仿佛早已练就一种能够自然而精准地屏蔽掉风花雪月和无病呻吟的本领。比如他评价自己是否喜欢某个地方的标准是“是否适合生活”，而北京，就不那么符合他的口味。
　　他当过演员、编剧、导演和监制，其中最讨厌的职业是演员，最大的原因是“演员不接地气儿”：“我当演员的时候，不知道泡面和可乐多少钱;我估计现在去问刘德华，他肯定也不会知道白菜和萝卜的价格。”
　　如今打开尔冬升的微博页面，关于博主所在地一栏，尔冬升填写的是：香港九龙。
　　那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不中不西、鱼龙混杂，但却充满了执拗又旺盛的人间烟火。“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往前看，是九龙塘富人区的豪宅与花园洋房，往后看，是藏污纳垢、隐藏着毒品与犯罪的九龙城寨，而我家，恰好就在它们中间。”
　　1993年，九龙城寨被香港政府彻底拆除，从此，这座生猛又常年不见天日的“城中之城”成为了民俗文化遗产公园，孤零零地被矗立在原址，而原来那片在老香港记忆中泛黄的末世风景，就此云散烟消。
　　就在同一年，尔冬升拍摄出了一部日后叫好又叫座的影片《新不了情》。庙街，旧戏院，唱古老调的活泼少女袁咏仪与落魄音乐人刘青云的爱情故事，至今仍让很多港片热衷者恋恋难忘。
　　事实上，在尔冬升的大部分电影里，永远有一个或温情或阴暗的隐秘角落，是永远留给他记忆中的九龙的，《新不了情》中的红豆砵仔糕、《忘不了》中的小巴车、《旺角黑夜》中的黑帮火拼、《门徒》中的毒品交易……在它们的背后，都有一束尔冬升透过取景框，复杂又悲悯的目光投射。
　　初来内地拍片，尔冬升甚至很惊讶，“电影导演在这里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地位？”在他作为一个典型港人的印象中，电影不过是一份可以“搵食”并且满足兴趣的工作。
　　今天的尔冬升，在不用工作的日子里，依旧喜欢开着他那辆白色的奥迪在九龙老城区中穿梭，熟门熟路地知道哪一家餐厅会允许吸烟，哪一家老式点心店的叉烧包和菠萝油最入味。
　　香港作家亦舒曾写过一本以九龙城寨变迁为背景的小说《我们不是天使》，讲述一个从小在城寨长大的舞女私生女挣扎着长大的炎凉故事，聪明并且熟谙丛林社会法则的女孩长大后自然离开了城寨，但却认为自己永远属于它。从这个角度说，尔冬升其实也从未离开过他的九龙城。

叫小宝的社会问题观察家

　　尔冬升有一个著名的昵称：小宝。
　　这位即将入行40年，早已经过了天命之年的导演，如今依然不得不头顶“小宝”的绰号——这个当年由姥姥起的寄托长辈宠爱的小名，怕是走到80岁都得跟着他了。
　　曾有某位畅销书女作家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形容，“叫小宝的男人，晚熟、任性，意气用事，懒与人言。他没有坏心眼但不会太在意旁人的感受，他超爱自由又超自我，他浑身散发着懒洋洋的不甚在意的气质……”甚至，这类男人中，“前有韦小宝，后有尔小宝。”
　　按照女作家和大众理解的思路，在叫小宝的男人身体里，应该永远住着一个男孩儿。
　　早在1980年代，还在电影中演侠客的大男孩小宝就借助银幕，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精神的恶搞。他署名尔小宝，编了一个叫做《猫头鹰》的剧本，在剧中将我们印象中古龙武侠剧的经典人物和桥段都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无厘头式恶搞，并且他的哥哥秦沛和姜大卫也助阵上场，不仅亲自主演，还分别担任了导演和制片。
　　在那部电影中，古龙大侠全部齐齐被黑中枪：陆小凤自恋又矫情，小鱼儿又肥又老，还有一个儿子名唤大白鲨，由曾志伟饰演。最惨的是小李飞刀李寻欢，得了肺痨病入膏肓，还得边咳嗽边替幕后的尔小宝抱怨古龙和楚原：“把我搞得又吃毒药，又吃解药，又中毒，又解毒，你以为我是铁打的呀？还给我安排连场决斗，如果我打得不好，又怕观众嘘，那怎能不受伤啊！” 　　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这部堪称“无厘头鼻祖”的叛逆电影票房扑街，虽然有点可惜，但大男孩小宝玩得尽兴又开心。
　　年轻时候的小宝确实喜欢玩，还都玩得出名堂。他玩赛车，得过好几次世界级竞赛的奖杯，还专门给电视台当过F1赛车解说员;后来年纪大了转向潜水，经常静静地在水下看小丑鱼尼莫“浪把它打回原地，它就又甩着小小的鳍，接着游回去，一次又一次”。
　　后来他知道葛优从来不搭乘飞机，还专门去建议葛优，“危险都是潜在的，当你落地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之前假想出的危险其实什么也不算。”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孩子气的解释。
　　放弃演员工作后，小宝式的好奇心越发凶猛，如果说他的第一部编剧作品《猫头鹰》是在释放叛逆少年郁结于胸的一口恶气，那么尔冬升初执导筒的作品《癫佬正传》则要严肃正经得多。
　　1986年，已经彻底决定放弃演员职业的尔冬升选择了“救助精神病患者社工”作为关注对象。其实对于电影行业本身，尔冬升的观念一直简单又直接：“我觉得拍电影就是把一群心理有问题的人聚合在一起。”那么正好，《癫佬正传》正是“一群心理有问题的人”去试图展现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那部电影的主演不仅有老牌明星冯淬帆、叶德娴、秦沛，尔冬升的好朋友周润发和梁朝伟也友情出演，客串了两个流落街头、又脏又丑的“武疯子”。
　　《癫佬正传》之后，尔冬升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拍摄一部反映某种社会现实问题的片子：关注三级片从业者的《色情男女》、关注黑白两道交锋的《旺角黑夜》、关注未成年人未婚生育的《早熟》、关注毒品交易的《门徒》……而在尔冬升的很多电影里，许多社会上确实存在、但却不能时时见光的行业规则也被他刻画得颇为细致精准。
　　除了电影圈之外，尔冬升也有着大量三教九流的朋友，他们中有警察、法官，也有线人和商贩。他的电影《门徒》上映之后，不仅被香港警署扫毒科用做专业教材，甚至还引得几位警察朋友同时嘀咕：究竟是哪位给他透露了这么多细节？
　　从玩玩闹闹的男孩小宝到电影圈公认的“社会问题观察家”，“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因为好奇。”尔冬升这么评价自己。
　　他喜欢阅读阎连科和余华的书，看《星际穿越》式的电影，在微博里关注诸如虐待宰杀动物等问题远远多于关注自己的电影。很多年前，他被如今自己口中称为“某著名女演员”的前女友张曼玉评价为“大男子主义”，再被问起，他会淡淡地说，“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我早忘记了，如果过去的事还记得那么清楚，那就是得了老年痴呆。”
　　但是，也不会所有旧事他都选择忘记。
　　还记得那部《猫头鹰》吗？因为“路人甲”的话题，许多人联想到了《猫头鹰》的结尾，当众人终于将恶人陆大凤（对，就是陆小凤的哥哥）打倒在地，但是又害怕这个陆大凤是另有他人戴着人皮面具装扮的，于是就在躺在地上的死鬼脸上扯了扯，没想到果真扯下一张面皮来，众人大惊，忙问道：你是谁！结果躺在地上的人很委屈地说：我就是一个临时演员啊！”
　　这个梗，在兜兜转转的三十年后，依然能让尔冬升觉得十足趣味。
　　有一次，尔冬升在香港和施南生、岑建勋一起喝酒，大家谈起从前事，很是感慨。尔冬升突然发问：我们拍了一辈子电影，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尾？是像《侏罗纪公园》那种，在轰轰烈烈之后归于平静吗？
　　尔冬升问完后大家就陷入了沉默，然后突然对视一笑：自然要一直轰轰烈烈才好。
　　原来小宝依然是小宝。